✍编者按
今天的文艺青年人可能对汪国真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在三十年前，这个饱受争议的诗人受到的热烈追捧，是今天的“流量明星”们都不敢想象的——从中国有新诗以来，没有哪一个人诗人的个人诗集发行量超过汪国真。
据说，三四十年前，文艺青年们有三大时髦：读汪国真的诗，练庞中华的字，读许国璋的英语。他们各自的风靡一时，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路径与特征，今天依然启人深思。
在你的“当年”，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文化时尚”？欢迎文末写留言与我们分享。
▍诗人汪国真（1956-2015）
三十年前的文化时尚
文 | 群学君
01汪国真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巨大的异数，一方面，在九十年代初，他是真正堪称“现象级”的写作者，他的诗歌生命只有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却创下了中国有新诗以来个人诗集的发行量记录，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记录恐怕也不会被打破；另一方面，他却始终不曾被主流文学界，特别是诗歌界认可，在他们眼里，汪国真的写作不是“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是不是诗”的问题。
汪国真写诗始于他在暨南大学求学期间，在此之前，从15岁初中毕业开始，他在北京一家工厂当了七年的铣工。汪国真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是1979年《中国青年报》从暨南大学的学生文学刊物上摘选的一组诗，题为《校园的一天》。
晨练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
早读 东方白结伴读书来书声琅琅传天外壮志在胸怀
听课
讲坛上人人凝神望园丁辛勤育栋梁新苗看茁壮
赛球
篮球场气氛真紧张龙腾虎跃传球忙个个身手强
灯下
星光间同学坐桌前今天灯下细描绘明朝画一卷
今天看起来，这实在称不上“好诗”，而是更近似于后来人们调侃的所谓“老干部体”——“老干部体”的意思就是，这些文字只是在形式上排列得像一首诗，也符合一些诗歌基本形式要求（比如押韵），除此以外就跟诗歌没什么关系了。在《中国青年报》刊发，意味着这样的文字更像是一种“青春口号”，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诗歌”。
在那以后，汪国真蹉跎了好几年，直到一首《热爱生命》一夜爆红，彻底改变人生轨迹：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几年，手抄汪国真的诗，成了当时大中学校园里最让人激动的事。无数的学生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将他的诗篇反复抄录誊写，甚至自己配乐朗诵录进磁带里。
到了1990年春天，学苑出版社编辑孟光，因为偶然的原因接触到汪国真的作品，从街谈巷议中敏锐触碰到潜在的巨大市场后，孟光仅仅用了23天，就为汪国真印出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在接下来的一年内，这股“年轻的潮”在出版界掀起惊涛巨浪：首印15万册，两周之内被抢购一空，当年五次加印，总销售量超过60万册。甚至有人说，1990年是中国诗歌的“汪国真年”。在此后短短五六年里，汪国真的各种诗集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中国有新诗以来，从没有一个诗人能够令读者如此疯狂！
与盛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文学界却从来没有拿正眼瞧过汪国真，在评论家和诗人们眼中，汪国真的作品，只能算是“格言警句的分行”，“把诗的矿石附上说明书”，是“思想的快餐”，“哲理的炒卖”。抨击最厉害的，是作家侯虹斌，她说：
汪国真是在诗歌与文学的真空期内，用诗歌真诚地向时代撒娇、向社会献媚；那种诚恳，因为智力和技巧的不足，令人无法直视。他的诗歌是空降到那个时代的一头怪兽，与背景不搭，也没有更深瓜葛。那汪国真真的在中国诗坛中没有价值么？并非如此。汪国真曾经以一人之力，大大地拉低了诗歌的门槛，令诗歌以一种庸俗、油滑的姿态被铭刻下来，它们令人们对文字不再敬畏，令诗歌这个行当蒙羞。
平心而论，这种以“后见之明”厚诬前人的文字，多少显得有点立场先行，在汪国真的时代，无论他的写作旨趣和他的读者审美，都不是一句“庸俗、油滑”可以盖棺定论的，我们毋宁相信，汪国真的内心和文字是真诚的，这也是他能够打动读者的主要原因——没有一种庸俗或者油滑，可以真正引起一代年轻人的热爱。
不过，汪国真被迅速热捧，又被迅速抛弃，也是不争的事实。据说，1993年的一次讲座中，一位大学生给汪国真递来这样的纸条：“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从1990年一夜成名，到1994年基本离开大众视野，汪国真被世人遗忘，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问题不是出在汪国真身上，而是我们的时代变迁太快。今天看来，汪国真的出现，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能崭露头角，靠的是80年代末“大众文学”与“纯文学”开始分道扬镳的风口。 实际上，文学史上大部分时候，通俗文学（或者说文学的“小传统”）和纯文学（文学的“大传统”）是泾渭分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们，“鲁郭茅巴老曹”之类，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固然早已声名显赫，但是在更广大的市民阶层中，他们的影响力和传播度是远远不如“鸳蝴派”的，鲁迅的母亲就从来不看自己儿子的文字，对她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张恨水。在1949年之后，这两种传统在外力的作用下形成某种程度的合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迅速腾飞，文化的市场需求开始细分，真正符合普通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化产品，开始了井喷式的增长——一个社会最大多数群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永远是通俗易懂的、不费脑子的，让人愉快的（哪怕是“傻乐”）——所有这些，是汪国真能够脱颖而出的深厚土壤。 然而，成也萧何败萧何，汪国真受益于90年代大众文化需求的强烈释放，这也注定了他的“短命”，因为市场一旦放开，会有更多、更新颖、更“有意思”，也更成熟的大众文化产品喷涌而出，读者抛弃汪国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1994年，电视剧《我爱我家》热播，其中有一集讲保姆小张谈恋爱，身为机关干部的男主人贾志国说：“还不是那本《汪国真抒情诗选》给闹的！”——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同样是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室内肥皂剧也已经把汪国真视为调侃的对象了。
02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样制造了一种“文化现象”的，还有一位庞中华。 庞中华比汪国真大十几岁，小时候的梦想却也是当一名诗人，却阴差阳错进了工科大学念地质，他跟汪国真一样，也是念大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习作，但是却立刻受到来自老师和家人两方面的阻力——老师的理由是，工科生写诗，属于不务正业；家人则担心，写诗容易招来无妄之灾。 毕业后，成了翻山越岭的地质队员，庞中华却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文艺青年之梦，即便在崇山峻岭中扎营，他也有三样东西不离身：钢笔、笔记本（常常是自制的）、手风琴——所以很多年以后，庞中华是把音乐旋律和节奏渗入到硬笔书法教学中去的，也算是古今一人。
在深山里呆了十五年后，庞中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书稿《谈谈学写钢笔字》，梦想着出版，但被现实无情地嘲讽了一把：“出版社给我一堆退稿信。一个地质队员，谈什么写钢笔字啊？”1980年，在学者文怀沙的帮助下，庞中华的终于得以出版，整个八十年代，这本书发行超过1000万册，是那十年间印数最多的图书。而庞中华所有作品的总印数，据估计超过1.3亿册。在整个八十年代，庞中华是中国硬笔书法界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
跟汪国真一样，庞中华受到质疑也不少，普遍认为他的字结构严谨有余而灵动不足，工整有余而变化不足，更重要的是庞中华有先天不足：他的字属于自学成才，早年的苦练都是在勘测工作之余完成，收条件限制，他只能练硬笔而无法从毛笔中汲取养分……
就书法艺术本身而言，这样的批评当然中肯，但庞中华的时代意义，显然是远远超出书法本身的，而这种意义要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才能清晰观照： 其一，庞中华的爆红，体现国人人文修养的历史欠账在改革开放后的“报复性补课”。中国自古崇文重教，能不能写一笔好字是一个人身份、形象很重要的标志。进入20世纪，虽然软笔被硬笔取代，但这种价值观还在——六十年代有段相声，说中山装上衣衣兜里别的钢笔越多，表示越有文化：别一支钢笔是中学生，别两支是大学生，别三只是大学教授，别四只就是修钢笔的了。这当然是笑话，但是表达的意思很明显。会写字是文化人的标志。可惜进入疯狂年代，国家板荡，文化之劫，百倍秦火，更谈不上有多少年轻人能好好练一笔字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意识到，把中国字写好，不仅是中国人基本的人文素养，甚至写字本身也可以名利双收，成为通向成功的桥梁——庞中华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成就庞中华的，可以说是特殊历史境遇下的特殊机缘，今天看来，实在无法复制。
其二，庞中华的爆红，也和他能及时跟上“媒介革命”的步伐，充分利用电视这个八十年代最时髦的媒体大有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庞中华是中国第一代“直播带货”的“网红”（更准确的应该说是“电红”——电视机红人）。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电视逐渐在中国城市普通家庭普及开来，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媒介更新，也是庞中华事业生涯的转折点。1984年，庞中华应邀登上央视的讲坛，那个时候电视频道少的出奇，人们几乎一打开电视，就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地质工作服的中年人用一口四川普通话讲解硬笔书法。
再以后，庞中华的音乐才能和表演天赋在镜头前得到了充分释放，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中年人回味他边拉小提琴边教书法的情景，而通过互联网第一次见到这种“跨界奇观”的年轻人则笑称庞老师是“被书法耽误的音乐家”。说句实话，今天做直播带货的网红们，跟三十五年前的庞老师比，简直小巫见大巫了。
庞中华的走红，得益于电视机的兴起，而他的落寞，则来源于计算机和手机的兴起——日常生活的无纸化，使得写字不再是人们日常生活必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即便靠文字吃饭的人（作家、学者、教师之类），理论上离开纸笔也完全没有问题。 庞中华的潮起潮落，是时代变迁非常明显的表征。只是我们有点难过，如果我们的生活完全脱离了书写，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03跟庞中华、汪国真这样“草根逆袭”的文化名人不同的是，许国璋先生是系出名门的一代宗师。
许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在西南联大，他听罗常培先生讲语言学，听吴宓先生讲欧洲古典文献、听钱锺书先生讲文艺复兴，听燕卜荪（William Empson）先生讲英文散文，也听钱穆先生讲中国史，听金岳霖先生讲逻辑。许先生与他的同班同学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查良铮等人，成为20世纪中期中国英美文学最重要学者群体。 大学毕业以后，许先生负笈英伦，先后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深造，专攻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编写大学《英语》教材是许国璋回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60年代初期，外语教育改革提上日程，英语自然是重中之重，在当时没有教材、没有计划、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许国璋按照“既懂自己专门业务，又会使用外语处理自己业务”这一实用性需求，开始着手大学《英语》教材的编撰工作。
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许国璋先生主编的《英语》，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成熟的英语教材，从此风行数十年，不仅国内学英语者人手一册，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人员也视作必备教材。在整个20世纪，“许国璋英语”几乎是英语教学的代名词，从这套教材获益的中国人，数以百万计。七八十年代，自称许国璋学生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见过许国璋，但都是靠许国璋的教材自学的英语。
许国璋先生的英语教材，初版于1963年，到了八十年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受到欢迎，很重要的一点源自许先生对学英语的基本立场：第一，英语是工具，会用最重要；第二，要大力提倡自学英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如此迫切地渴望与西方世界接轨，对学英语的热情是如此高涨。许国璋的教材，从一开始就着眼于为这些人服务，它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它是一部专业英语教材，更重要的它是可供普通人自学的英语读本。在许国璋先生心目中，自学原则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如果你自己不学，没有人可以教你学，即使有人教你，能不能学成也靠自己。 某种程度上，这种务实的态度和自强的品格，正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动力。
1994年，79岁的许国璋去世；2015年，59岁的汪国真去世。如今，75岁的庞中华，尽管早已淡出大众的视野，却依然活力充沛，用各种方式呼应时代——据说，他也开通了抖音号，利用最新的媒介传播自己的书法理念。
潮起潮落，后浪前浪，任何闻人总有谢幕的一天，但是他们留在历史沙滩上的那些难以磨灭的印记，值得我们一次次关怀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