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总结挖掘“秘密通道保六大”“东北抗联铸丰碑”等红色精神，以及“无悔停伐筑绿障”“守望千里固边疆”“十万官兵垦粮仓”“国门通衢连欧亚”等时代佳话，不断汇聚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回望百年征程，从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上地下交通员舍生忘死、穿越国境线守护革命火种，护送百余位中共六大代表安全往返莫斯科，为中国革命在危急关头找准前进方向筑牢隐秘生命线；到东北抗联将士挺进林海雪原，在绝境里浴血奋战，用热血铸起不朽的民族丰碑，红色基因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北疆大地的根脉之中。
今起，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推出“以文凝心铸魂聚力”系列版面，回望历史，传承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让先辈的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征程，激励全市各族儿女“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呼伦贝尔，打造产业兴旺、城乡协调、动能充沛的活力呼伦贝尔，打造民族团结、边疆安宁、生活美好的幸福呼伦贝尔”，续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佳话。
戎马戍边 保家卫国
唐朝实行“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政策，在呼伦贝尔地区设置室韦都督府，管理当地各族民众，巩固边防。从此，呼伦贝尔地区成为国家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呼伦贝尔农垦陶海农牧场驻地西侧，田野之间静卧着一座仍保留完整方形轮廓的夯土古城，这便是辽代为屯兵控守而修筑的浩特陶海古城。据《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陈巴尔虎旗卷》记载，该城周长约2000米，城垣之上均匀布设38座马面、4座角楼，与城外环绕的护城河共同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城中心矗立的方形台基，学界普遍认定为当年的衙署建筑基址，它也是目前呼伦贝尔境内已知规模最大的辽代边防城址。考古工作者在此采集的残砖、陶片等遗存，可与《辽史》记载相互印证，对应史籍中“移东南六百里建城居之”的史实。这座遗址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成为辽王朝经略、管控北方草原的重要实物见证。
额尔古纳河南岸金界壕陈巴尔虎旗段总长22.5公里。历经八百余年风蚀剥蚀，墙体主体已渐成缓丘状，但在无人机航拍视角下，马面、边堡依次排布，如同镌刻在草原上的大地脉络，序列清晰可辨。金界壕俗称“金长城”，始筑于12世纪初，全线墙壕遗存总长度超5000公里，是金代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也是我国古代由北方游牧政权主持修筑的大型边墙体系。
城与壕，是冷兵器时代两类典型戍边设施：城池用于屯驻兵力、控扼交通要点；界壕边墙重在划定疆界、迟滞敌骑机动。呼伦贝尔留存的这两类遗存表明，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各民族政权，都曾在这里持续开展经营边防；戍守，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共同参与、交融推进的历史进程。
元朝建立行省制度后，1288年原本由诸王世袭管辖的封地，被逐步纳入中央直属的行省体系。在这套治理框架里，除军事驻防体系外，驿传制度是维系边疆运转的另一关键。元朝的“站赤”网络如同细密的脉络，把散落在草原深处的军事据点逐一串联，搭建起覆盖广袤地域的政令传递通道，也打通了军需物资跨区域转运的稳定线路。这套“驻军布防+驿传贯通”的治理模式，为清朝在呼伦贝尔构建系统化的卡伦、驿站网络，埋下了制度传承的伏笔，也成为中原王朝对呼伦贝尔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历史铺垫。
明朝在斡难河流域设立斡难河卫，管理当地各族民众，同时巩固边防。
1732年，清朝从布特哈（大致对应今扎兰屯市、阿荣旗一带）调拨索伦（鄂温克）、打虎儿（达斡尔）、巴尔虎、鄂伦春官兵3000名，编入八旗，移驻呼伦贝尔；选定“海兰儿”之地筑城，定名呼伦贝尔城，呼伦贝尔八旗由此设立。清朝设5名副总管分辖各部，另派朝廷大员一员为统领；同年，自喇嘛泰河口至齐齐哈尔沿线，设置卡伦（满语，意为哨所）10处。同期迁来的275户巴尔虎蒙古官兵及眷属，驻牧于今陈巴尔虎旗境内，这一支较早迁来的群体，后世称作“陈巴尔虎”。“呼伦贝尔八旗”最鲜明的特征是兵民一体：游牧驻牧之地，即是戍防守御之区。陈巴尔虎博物馆收藏有一副清代银马嚼子，由布特哈戍边牧民家族代代相传，是三百年来“牧马戍边”生动的实物物证。
呼伦贝尔城历史旧照
清朝在额尔古纳河南岸边境一线设置12处卡伦，承担国界巡防警戒，同时履行稽查越界、管理游牧、查验商贸、征收关税等多重职能。坐落于陈巴尔虎旗西北的额尔得尼托罗辉卡伦、孟克锡里卡伦，每卡额定驻兵30名，众多卡伦连缀，形成绵延数百里的边境防御链条。卡伦并非孤立哨所，它与驿站、营汛、旗署彼此衔接联动，搭建起信息传递、兵力调度的网络。这种“点—线—面”的布局方式，是清朝期间呼伦贝尔边防治理的核心架构，也成为后世边境管理体系重要的历史雏形。
1743年，清朝将呼伦贝尔统领改为副都统衔总管；1880年，再升呼伦贝尔总管为呼伦贝尔副都统；1908年，清朝批准裁撤呼伦贝尔副都统，改设呼伦兵备道，道署仍驻呼伦贝尔城。两百余年间，呼伦贝尔城始终是这一区域军政中枢。海拉尔区复原重建的呼伦贝尔古城占地约10万平方米，2008年竣工，城内复建北城门、八大商号、副都统衙门等建筑，部分还原清朝城邑风貌。
红色印记 丰碑永铸
1901年，中东铁路西部线在此设立车站；因其是由俄国进入中国东北（时称“满洲”）的首站，俄语“满洲里亚”音译为汉语，即“满洲里”。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1907年满洲里正式开埠通商，一座草原边城由此成为欧亚大陆桥上重要的口岸节点。
铁路重塑了边疆戍守的形态：防线不再局限于草原上的卡伦哨所，延伸至车站、桥梁、隧道与界标；需要守护的，也不只是游牧边界，还有国际交通干线与口岸通道。滨洲铁路穿越大兴安岭隧道接入呼伦贝尔，这条通道此后长期是各方争夺的战略要道。
建党初期，为打通与共产国际、苏联之间的联络通道，中国共产党依托中东铁路，开辟起自满洲里通往苏联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整条线路先后设有5处交通站点，其中密山1处、哈尔滨1处、满洲里3处。这条“红色之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早期领导人走过，维经斯基、马林、越飞、李德等共产国际代表走过。穿越白色恐怖，冒着生命危险，地下交通员想尽一切办法秘密护送革命同志出入国境，传递信件、情报和资金。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前夕，满洲里地下交通员分批护送71位代表成功出境，踏上赴会征程，又在会议结束后，协助56位代表安全入境回国。这条交通线前后运行18年，1937年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满洲里国门景区内的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址、中共六大展览馆，留存、记录着这段珍贵的革命历史。
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各交通站护送去苏联人员出境路线示意图
1926年，党组织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等站点陆续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其中战略位置关键的博克图机务段，成为东北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之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侵入东北大地，呼伦贝尔也陷入危亡之中。1932年9月27日，驻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伊列克得等地的东北军同时行动，占领各地车站，禁止列车通行，切断通往齐齐哈尔的电话线。10月1日，“东北民众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在海拉尔举行，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司令，谢珂任总参谋长，通电全国誓师抗日。史称“海满抗战”。此后，各族军民携手在铁路沿线、要塞周边与日寇展开殊死周旋，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不屈的防线。
1934年至1937年，日本关东军强征数万中国劳工，在海拉尔修筑要塞，构成由5个主阵地、10个辅助阵地组成的大型军事防御体系。其中北山阵地是指挥核心，也是国内同类遗址中地上地下工事最复杂、规模最大、设施最全、保存最完好的环形军事阵地。地下工事深17至21米，隧道网络全长5481米，错落分布着指挥部、兵舍、医院、弹药库、厨房、锅炉房等功能空间，可支撑长期作战。当年日本关东军第80混成旅团司令部便驻扎于此。工事竣工后，日军为严守机密，残忍屠戮大批劳工，遗骸埋于海拉尔河东岸的“万人坑”。这座工事，是侵华罪证，也是数万中国劳工的血泪史。
1939年5月至9月，在今新巴尔虎左旗诺门罕布日德及哈拉哈河两岸，日、伪满军队与苏、蒙军队爆发诺门罕战役，历时135天；双方先后投入兵力20余万人、火炮500余门、飞机900余架、坦克与装甲车上千辆，最终以日本关东军战败告终。1996年，诺门罕战役遗址列入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获评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
苏炳文所部官兵为阻止日本关东军沿铁路线深入呼伦贝尔腹地，用装满石块的车皮堵塞了大兴安岭隧洞
抗日战争胜利后，呼伦贝尔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解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46年起，党组织在这里逐步建立，此前被日军铁蹄践踏的城乡陆续恢复生机，被战争中断的商贸通道重新连通，把这片曾被战火灼烧的土地，逐步建设成安定稳固、民族团结的根据地，为后续内蒙古自治区的诞生和东北地区的全面解放，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千上万名复员军人、知识分子与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奔赴呼伦贝尔，投身大兴安岭生态开发、农垦产业拓荒、煤炭能源建设等重大事业，以振兴边疆、支援全国建设为共同目标，成为呼伦贝尔开发建设的核心生力军，也为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写下了民族团结进步最厚重的历史底色。（袁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