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赉诺尔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成长的摇篮，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存，历史文化传承从未间断。汉代，起源于大兴安岭的拓跋鲜卑走出森林，来到呼伦湖畔，在此生活了200余年，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内蒙古博物院“融铸北疆”二号展厅展柜里，便有一枚出自东汉时期鲜卑人之手的翼马纹鎏金铜饰牌，吸引着无数游客。
饰牌长9厘米，宽5.5厘米，铸造成型，正面铸刻昂首扬尾、肋生双翼、四蹄腾空的飞马，马双目朝天，鼻子上的角向后弯曲，尽显灵动。
博物院典藏部工作人员马颖介绍：“这件铜饰牌出土于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达兰鄂罗木河（又称圈河）东岸的坡地上，属于东汉时期鲜卑人的墓地。饰牌上的马纹平面浮雕，轮廓清楚，与东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近似，很明显是受到了东汉文化的影响。”
扎赉诺尔古墓群发现于1959年，从1960年至今，已发现800余座墓葬，累计清理发掘56座，出土文物有金器、陶器、铜器、骨角器、木器、玉器珠饰、漆器等450余件，其中中原文化器物有规矩铜镜、如意纹织锦、漆器、五铢钱等，代表性精品有翼马纹鎏金铜饰牌、三鹿纹金饰牌、骆驼纹金饰牌等，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鲜卑人古墓群之一。
马颖说：“扎赉诺尔墓群的发现为研究东汉时期鲜卑族的历史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资料，从中可反映出鲜卑人在其首领推寅的带领下南迁大泽后，至诘汾再次率部南迁这一百多年中，社会、经济、民俗、文化的面貌，是拓跋鲜卑考古学上的一个标尺。2006年，国务院公布扎赉诺尔墓群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翼马是翼兽之一，翼兽是指原本没有翅膀的动物被加上了翅膀，例如翼虎、翼狮、翼牛、翼马、翼鹿等形象,这种造型是中国古代器物中使用范围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
鲜卑人留下了许多以马为原型的遗物，这与他们特有的迁徙历程、经济类型、社会背景分不开。传说鲜卑人在南迁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对未来充满未知与茫然时，天降神马，带领他们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出口。
《魏书·序纪》载：“古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因此，马被鲜卑人奉若神明、敬奉膜拜，马是他们心中祥瑞灵兽的代表、图腾的象征。
鲜卑人在大兴安岭生活的这一阶段，考古遗存中没有与马相关的遗物、遗迹。到了“大泽”时期，无论是扎赉诺尔墓群，还是拉布大林墓群，墓葬中大都存在牛、马、羊骨，并伴随着与马相关的遗物，翼马纹鎏金铜饰牌便是其中之一。这是由于鲜卑人迁徙至呼伦湖附近后，随着自然环境的优化，经济由游猎经济过渡向畜牧经济，畜马之风也随之日盛。《后汉书》在《鲜卑传》里记载“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三国志》《魏书·田豫传》有“乃共要，皆不得以马与中国市（中原政权）”的表述，这些都表明马在鲜卑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马匹的数量也是衡量他们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关键。
史料记载：“圣武帝（诘汾）尝率数万骑于山泽”，力微“控弦上马二十余万”，禄官“控弦骑士四十余万”，郁律“控弦上马将有百万”，“控弦上马”数字的攀升，一方面说明鲜卑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马匹数量。由此可见，鲜卑人已把马匹数量作为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准。
据说鲜卑族慕容部落的吐谷浑移牧青海后，在吸收辽东和甘肃河西地区养马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羌人的驯养技艺，以波斯草马为父本，当地土马为母本，进行品种改良，培育出了青海骢（cōng），即毛色青白相间的马。这种马体质结实，步伐灵活敏捷，善走对侧步，是优良的乘用战马，能日行千里，被称为“龙驹”，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
鲜卑人敬马、爱马，马是他们生产生活、军事战术的核心工具，留下了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刻的翼马纹鎏金铜饰牌遗物，成为内蒙古博物院国宝级文物，为我们研究东汉时期鲜卑族经济、文化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草原云·正北方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马颖）
【自白】
千载风霜容未改
大家好，我是一枚铜饰牌，诞生于东汉时期鲜卑工匠之手。我的整体造型像马蹄，长9厘米，宽5.5厘米，身体上浮雕着一匹昂首奔腾的翼马，这是拓跋鲜卑的图腾。我伴随主人在草原上驰骋，见证了部落的迁徙与征战。
今天的我，虽然跨越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却依旧轮廓清晰、纹饰生动，是古代金属铸造与鎏金工艺结合的妙绝之笔。
我的主要材质是铜，整体采用范铸工艺一体成型，这是当时北方草原最成熟的金属铸造技法。工匠先依照设计塑造出完整的模具，将熔化的铜液缓缓注入范腔，冷却脱模后，便形成了我的本体，他又将我的边角打磨圆润。
最见巧思的是我身体上的翼马纹样，这可不是后期雕琢，而是在制范时便精准刻画出来，将天马的矫健姿态一次性铸出，由此可见，制作我的工匠有多么高超的塑形功底。
铜胎体成型后，便是我身体上最亮眼的工序——鎏金，这也是我历经千年仍有金属光泽的核心技艺。古代鎏金又称火镀金，工序繁复，对工匠技艺要求极高。工匠先把黄金与水银按比例融合，制成银白色的金汞合金，也就是金泥，再把金泥均匀涂抹在我的铜质表面，反复擦拭，让金泥紧密附着在每一处纹路、凹陷与平面之上，连翼马羽翼的细小花纹都不曾遗漏。
涂抹完成后，便进入关键的烘烤环节。工匠以炭火低温炙烤器身，随着温度升高，汞受热慢慢蒸发褪去，纯金便牢牢固结在铜胎表面。这一步考验的是对火候的把控，温度过低，水银无法散尽，鎏金层容易脱落；温度过高，铜胎体就会变形，翼马纹饰画得再精致也会受损。水银挥发后，表层金膜略显粗糙，工匠再用玛瑙、兽骨等硬物反复压磨抛光，让金层变得平整光亮，色泽温润醇厚。
大家细看我的表面，鎏金层厚薄适中、附着力极强，凸起的马身、羽翼轮廓鎏金饱满鲜亮，纹饰凹陷处金层稍薄，自然形成明暗层次，让翼马纹样显得立体而生动，视觉效果浑然天成。不同于简单贴金，古法鎏金让金与铜融为一体，所以即便深埋地下千年，历经水土侵蚀，我的鎏金纹饰依旧没有大面积剥落，依旧泛着当年的华光。
我作为一枚小小的饰牌，浓缩了范铸、鎏金、打磨等多项古代技艺。如今我静静陈列在展柜中，不仅是鲜卑文化的图腾符号，更是古代工匠智慧的实物见证。千年光阴流转，纹饰未改，金辉犹存，古老的技艺也借着我的模样，被后人铭记、传承。（草原云·正北方网记者 高莉）
【观点】
合而不同显风华
□马颖
鲜卑是中国古代东胡系统的北方游牧族群之一，没有文字，刻木为信，邑落传行，入主中原后逐渐汉化，用汉字、说汉语。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族离散，一支逃往乌桓山（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称乌桓族；一支逃往鲜卑山，称鲜卑族。
鲜卑人大规模的迁徙产生了极其深远而巨大的社会影响，部族自身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地域环境的变化，鲜卑人的生产方式由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的原始部落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入主中原后，生产方式又转变为农牧并举，手工业从无到有，甚至达到了一定的高水准，他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原及周边部族的经济发展、政治格局、民族关系等。
政治上，鲜卑与中原虽有争战，但更多是友好往来，他们与朝廷和亲，建立与曹魏的友好关系，接受册封，如拓跋猗 、拓跋猗卢曾受封大单于、代王等称号。
经济上，鲜卑与中原朝廷开通互市，《后汉书》载：“永初元年，鲜卑大人燕荔阳，以阙朝贺，赐王印绶、居宁城、通胡市”。
文化上，鲜卑人接受儒家思想，在迁徙过程中与匈奴、丁零、柔然、乌桓等部族通婚，如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鲜卑与敕勒融合的乞伏鲜卑、鲜卑父胡母的拓跋氏等，同时也将匈奴、高车、柔然等纳入拓跋鲜卑“十姓”中。
纵观鲜卑人跨越地域与族群的迁徙，不仅是自身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抉择，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书，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程中重要的一环。鲜卑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融入中原，同时带来了游牧部族的勇武精神、畜牧技术、音乐歌舞与民俗风情，让多元文化在碰撞中共生，在交融中升华，大力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骏影寻踪溯纹源
翼马即生着双翼的神骏，自秦汉时期的草原铜饰牌上扬蹄而起，穿过魏晋南北朝的烽烟、隋唐繁华的丝路，化作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文化符号。
先秦时期，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便开始崇拜马，随着草原商路的往来，西亚两河流域的有翼神兽文化逐渐东传，与游牧部落崇拜的马相遇，催生出带翼神骏的形象。
东汉末年，拓跋鲜卑让翼马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南迁途中，山高谷深、历经九难八阻，最危难时得到神骏的指引，才走出绝境。《魏书·序纪》中记载的引路神骏“形似马、声如牛”便是翼马纹的原型，从此，翼马成为鲜卑人的保护神，被铸进铜饰牌、刻在马具上。
翼马纹随着拓跋鲜卑的迁徙，迎来了第一次文化交融的浪潮。鲜卑人在中原建立北魏政权，翼马纹与汉文化碰撞，成为“天马”，象征祥瑞与力量。
随着北魏与西域的往来，中亚、波斯的艺术元素又为翼马纹注入了新的活力，原本粗犷的浮雕线条融入了西域艺术的细腻纹饰，羽翼的刻画从简单的线条变得有了层次感，展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时至隋唐，繁华的丝绸之路让翼马纹迎来了发展的鼎盛阶段。此时的翼马纹不再局限于游牧部落的铜饰牌，还出现在织锦、壁画、金银器等多种载体上，成为丝路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纹样。李白在《天马歌》中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唐代翼马——“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此时的翼马纹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缩影。
宋元之后，翼马纹逐渐融入了更广阔的文化语境，成为中华文明中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在辽金时期北方草原的器物上，翼马纹依然延续着游牧部族的粗犷风格，而在中原地区，则更多以“天马”的形象出现在瓷器、绘画中，象征着对远方的向往与对祥瑞的祈愿。
历经千年的演变，翼马纹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它的羽翼上承载着草原的风、丝路的沙、中原的光，见证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发展历程。（高莉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