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篇好文，读一本好书，仿佛进行一场远行。
《打猎》《时光之光》《我的西沙窝》就是这样，带着读者重回那岁那月、感受那乡那土、重温那人那事。
——编者
“开启人目”的形象塑造
——品读梁衡散文《打猎》
□张志国（临河）
一
一口气读完梁衡先生的散文《打猎》，文章中的几个人物便在脑中形成深刻的烙印。包音乌力吉的热情体贴与持重老练，牧人巴特尔的行动果决与英武强悍，以及“我”的不谙世事与拘谨，无一不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常常是真人？不，从来不曾有的。只有显著的特点，只有显著的语句，只有在平常现象上起了显著的反应的时候，那时由这特点与显著开始虚构我的作品中的人物。”这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完全刻板地描画出原样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生活中的真人，经过作者走笔行文再现为形象，是经过一番取舍，即抓住和选择其最“显著的特点”加以表现，使其具有“开启人目”的作用和力量，才是文学创作的主旨。
《打猎》一文着力表现的人物之一是记者站站长“老包”，一位蒙古族长者。作者与老包同在一个记者站工作，朝夕相处，对于其人的了解无疑是多方面的，心中自有很丰富的素材，但作者只从一件具体事件入手，“老包看见我窘迫的样子”，就主动提议“去打一只黄羊，好给你媳妇下奶”。这既是作为单位负责人对属下的关怀，又是一位长者对朋友小弟的疼爱。诚如作者所言，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特殊时期”“最低生活状态都很难维持”，何况对于一个成家不久的外地来的青年而言，所遇困难仅靠一己之力完全无法克服。唯其如此，才越发显出“老包”力行善举的意义。文章由此展开对主题的揭示，是巴彦淖尔的物产和人民养育了自己，这种由衷的感恩之情贯穿文章始终。
去打一只黄羊，老包话说得轻松，但实际去做却并不容易。需置身如同“深渊”“黑洞”的茫茫草原，又遇大雪封山行车艰难，加以野羊出没无常，行踪难觅。但老包全然不顾这些，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后半夜出猎，不辞辛苦，“在黑暗中飞奔”。当一只黄羊“逐渐接近，直到只剩下几十米时，坐在第一排的老包从卸掉帆布风挡的右车窗伸出枪去，‘叭、叭’两声，那只黄羊应声扑地”。纵览《打猎》全文，这是最为精彩的一笔，是作者为突显人物形象而推出的一个特写镜头。
二
托尔斯泰在同一篇文论中提到，对于虚构这两个字不该像对什么不庄重的东西一样，比方：这是照生活写下来的，就是真实，而那是虚构，就是文学……固然，有些虚构只有作者自己能理解，可是有些对于生活的典型的现象能开启人目的虚构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在整个打猎行动的过程中，老包作为行动的主导者，要说许多相关的话，要做许多相关的动作，但作者向我们呈现的，却只有这样由一连串的细节构成的镜头——“卸掉帆布风挡”，“伸”出枪去，“叭叭”枪响，黄羊应声“扑”地。之后是“在车灯的光线里，隔着雪花，一个漂亮的动作把枪扔向我”。他话语极简，只一句“试试你的运气”。所有这些，都生动表现了一位老猎手的风采，也正是以“典型的现象”表现人物性格的高妙手法。这正如茅盾先生所言，“善于描写典型的伟大作家不但用大事件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
作品的神来之笔还表现在对巴特尔的描写上。当“我”击中一只黄羊，对着受伤的羊一时手足无措，正在“自责”和犹豫之时，“坐在车后排的巴特尔走了下来……两步抢到黄羊的正面，用一招类似我们在电影节目动物世界里常看到的狮虎捕鹿羊时的锁喉功，快速解决了它”。这同样只是用一个特写镜头，选择“典型的现象”，表现了巴特尔的英雄气概。要知道，这位巴特尔仅仅是“一个当地的蒙古族小伙子”，随机带着一起去行猎的。可见这位普通小伙子就是普通牧民群体的代表，透过他的表现，我们看到蒙古族群众的英雄豪气。
三
茅盾在《关于艺术的技巧》中又说“: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环境中活动，因此，作品中就必须写到环境。作品中的环境描写，不论是社会环境或自然环境，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密切地联系着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打猎》一文，围绕人物形象的刻画，用了较多笔墨描写事件发生发展的环境。比如文章开头就交待事件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七十年代，野生动物保护尚未列入议事日程，打猎只是出于“去找一口能填肚子的东西”。孩子降生，缺乏起码的营养保障，供销食品中尚无“奶粉”之说。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打猎补助母乳营养，一切顺理成章。
又如对“穹庐”的描写，细致刻画了草原牧民的生活图景，又写出“我”置身其间的新奇感受，同时也抒发了出行打猎“晚来天欲雪，红泥小火炉”的诗情画意。对于行猎中风雪与暗夜以及车灯的描写，也往往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此这般的环境描写，都为人物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也对人物性格作了有效的衬托，环境是典型化的环境，其环境中的人物性格才成为典型人物性格。这正如茅盾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在正面描写白杨树之前，铺开抒写了“坦荡如砥”的黄土高原、绿波翻滚的原上“麦田”以及脚底下“远山的连峰”。而这些正是白杨树生长的特殊地理“环境”，对突显白杨树伟岸正直质朴的形象起到铺垫烘托作用。《打猎》所进行的环境描写与《白杨礼赞》异曲同工。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恰恰是文学创作的独好风景。也只有仰仗这样的“虚构”之笔，才能达到“本我”与“超我”的交相辉映、水乳交融，进而取得“开启人目”、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四
《打猎》一文对于“我”的刻画，也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作者叙写自己“在内蒙古日报驻巴彦淖尔盟记者站”的一段经历，这是实有其事，无疑是生活的真实。但作为文学创作，作者显然不以实事实写为出发点与落脚点，而是突破就事叙事的窠臼，通过典型化的构思，使写作进入以事抒怀、寓理于事的意境之中。
高尔基论人物描写时说：“把自己置于事变的见证人的地位，不是把自己当作行动的力量，这是为着不妨碍自己——故事的陈述者来讲人生的缘故。”梁衡先生作为事件的“见证人”，就叙事主体而言，他是“陈述者”即本文前文所称之“作者”，但作为文章“虚构”人物的个体之一，又是一位“典型形象”的承担者，是有别于“作者”的“我”。
“我”在三人记者站中年龄最小，汉族，又是“从城里来的外地人”。与包音乌力吉、恩和两位“四十多岁”的同事比较，“干什么都一副怯生生的拘谨之态”。这正是老包对“我”抱以同情、给予同志加兄长式关怀的客观情形。“我”初次参加打猎，住在毡包，“想赶快出猎”，遭到婉拒。行猎中感觉“像掉进一个黑洞”，又担心“跑出国境线”，都显示出稚嫩、不成熟。而“我”的不成熟恰恰起到反衬他人——“草原的主人”的作用。
起初，“我”作为猎羊的观阵者，对黄羊出现在视野内的傻劲儿，对司机的猛踩油门的追赶，对于车子的颠簸与道路的坑洼不平，黄羊的穿射如箭与致命弱点，以及老包的动作稳健与枪法娴熟等，都作了细致观察和描写，既是对“我”经受实践锻炼快速成长的记录，也是对“我”接受洗礼身体力行融入当地人民生活的过程再现。而当“我”接过猎枪亲自击中一只野羊的那一刻，自信与喜悦油然而生。
鲁迅说，“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作者正是将亲历之事记于笔下，才能这样将两个身份，即“作者”和“我”无缝对接，在行文中自然流转，做到游刃有余。
文章的主题显然是写感恩的。小而言之，写站长包音乌力吉的关心爱护；大而言之，是抒写巴彦淖尔大地与人民对“我”的养育。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怀，作者才深愧于自身的“窘迫”“拘谨”，而仰慕老包、巴特尔、司机的“豪情”。作者在文章中写道，“这只黄羊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几个月。”“其实，黄羊之功何止这些。1960年全民饥饿的困难时期，内蒙古草原上的黄羊动辄数百上千头一群，在天边游荡，成了当地甚至北京的‘救命粮’。”“黄羊功大，大可救民渡荒，小可救小儿无奶之急，真天之尤物也。”直抒胸臆，在塑造人物“开启人目”的同时，也突显文章主题，给人以上进的力量。
时光的磨针
□漠耕（前旗）
读郝云艳的《时光之光》散文集，有鲜活的灵感自思想深处涌出。
“铁杵磨针”的故事，尽人皆晓。李白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善于启发的老婆婆。我觉得我也是幸运的，遇到艳子这样一位文笔斐然的益友。艳子，朴实大方的气质，阳光灿烂的笑容，和乐圆融的风度，舒朗喜悦的亲和力，如一道鲜润的阳光或是一把鲜香的野花，让接触到她的人，瞬间便觉得特别舒适和松弛。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内心隐秘的精微，只有通过自己不断挖掘、采集和塑造，通过情感和思想的喂养，通过时间和经历的打磨，在某个瞬间或者某段岁月中，才有可能因顿悟而被自己发现，并与另外的一个自己相遇而成长。艳子认准了这个求索的方向，发育着自己心灵的纯净沃土和诗意天地。在《时光之光》一百多篇短文里，艳子把自己嵌入进去，在自己生命旅程里追索、追忆，于文字中再现心灵的触动和锐见，在篇章间遇见风物的美景和情怀。写景抒情，斐然有得；叙事议论，卓然有益。她赞美时光，珍惜时光的可贵和美好，用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时光多辽阔》之一、之二两篇散文。这两篇散文近乎诗歌，意境优美纯情，近乎哲理的表述让人耳目一新，如诗如歌的句子扣人心扉，启人心智：“心有多辽阔，时光就有多辽阔。”“行走在光阴里，不约花开，但闻花香。”“爱上一座城，爱上一处景，就像爱上一个人，总是念念不忘。”……就此作者稍嫌不够，又补了一篇《独享时光》。这篇诗意浓浓的散文饱含着作者的心灵感悟和真知灼见。“无论咫尺还是天涯，都是另一种内心的独白，追逐着风景，于自然天地间寻找另一个自己，与自己相遇，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成长、警醒、彻悟。”类似这样闪耀着哲思的警句，文章当中随处可得，信手拈来。
《时光之光》分为三辑，一百一十五篇，共十万字，围绕亲情、友情和山光水色、生活琐事展开。每一篇都闪耀着作者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思考。作者力求从平凡的小事中抽象出大美的人生境界，提炼出生命的本原光斑。作者崇尚自然，醉心寻找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围绕河套地域文化和山水奇景，作者敏感而又深情地描述着河套的壮美和文化的神奇。在她笔下，有乌拉特后旗的草原风光和山川景致，有乌拉山大桦背的雄伟壮美，有黄河滩的苍茫粗犷，有城市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衍生的各种细腻的美。作者以女性的心思和观察力，捕捉着生活的微妙变化，感受着大自然发出的召唤，诠释着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烟火》是一则只有一百五十五字的短文，文字简练到纯白无瑕。“……时光辽阔，心灵飞扬，羽化成烟火吧。即使那么一缕，也足以让内心感到惊喜……淬炼过的时光，精致起来，抬首低眉间总有一股清泉，流淌着烟火般灿烂的波澜……”如此简练而又抒情的文字，深邃而又浅近的表达，真不多见。散文讲究“返璞归真”，讲究“言近旨远”，讲究“留白成意”，艳子好像深谙此道，文字间总是惜墨如金，跳荡奔腾，不肯停留某一处叙述完整、表达完满。她总是一意飞出，只有寥寥数语，便抛开此思绪，跳荡到别处，形成海浪一般潮汐涌荡的画面感。她不在乎行文的上下衔接与粘连、文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她只在乎自己的心是不是活跃地游荡，是不是随心所欲地飞翔。她握紧了温婉的笔，像一只快乐的百灵鸟，在丛林间跳来跳去，随意歌唱。她心中只有时光的生命、时光的故事和时光的磨针，越在其中徜徉，她越觉得时光的可贵。
《时光之光》虽然文字略有粗糙随意，但包含了一颗年轻骀荡的心的希冀和磨练。这颗心，时时守望着故乡的物事和人寰，扣紧了河套大地的脉搏跳动，将自己的生活感悟与四季变换揉融到一体，成为自己生命里独特的影像和沉甸甸的记忆，丰沛着心灵的收获，开掘着生命的辽阔。把自己的时光与故乡河套的时光随手对接起来，成为河套文化的诗意解说和生动写照。艳子不仅仅写自己的情感，也在写时光里的河套，生命里的故园。这样的散文，让人百读不厌，无法释卷。回眸一顾，让我们不禁也沉入了自己的往日尘烟，品味自己的流年岁月了。这部散文集带给我如此沉醉的思索，让我久久不能自拔。
人性温度的诗意呈现
——刘利元散文风格略论
□刘智敏（广东江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乡”，在散文集《我的西沙窝》中，作者刘利元用独特的笔触对故乡西沙窝以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进行了充满张力的叙述和呈现，从而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西沙窝”世界，完成了作者对故乡的精神回望和心灵对接。
“故乡”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历来都是文人游子在作时间和空间的“人生漂移”时，用来满足自己心灵“归属需要”的自我投射，是漂泊他乡的游子无所皈依的灵魂栖居之所。因此，“故乡”在大多数文人的笔下，都被下意识地加以浪漫诗化，作者往往在浸透主体生命体验的情感化表达中完成对“故乡”的想象和重建。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故乡”这一题材的散文，无论在内容的选择还是在形式表达上，往往呈现为“唯美”的特质，以“美文”的形式来承载主体对“故乡”美好物事的情感记忆。
然而，《我的西沙窝》中的散文不是美文，这些散文一如文集中所描述的西北大地：苍劲、干脆、直接，一览无余而又内蕴丰富。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作者似乎总是在有意地控制和隐藏自己的情感，以一种准新闻式语体的叙述方式，冷静、客观地给我们描绘着“春天飞沙迷眼，夏天蚊虫叮咬，秋天日头暴晒，冬天寒风凛冽”的“西沙窝”的“那乡那土”，讲述着在“那岁那月”发生的“那人那事”，甚至连标题都是客观化表述——《大爹从西沙窝南面出来当了一辈子民办教师》《父亲当会计时，爷爷给他缝了两个兜子》《四爹在广播站工作，爷爷送来了稿纸》……
这是一个看来充满艰辛和劳作、毫无诗意的世界：“金黄的麦浪在我眼里没有半点诗意，留在脑海里的只有炎炎夏日挥汗如雨，操镰割麦的火烤和针扎记忆。”然而当作者把这个毫无诗意的世界客观、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却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这种震撼来自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所展示出来的生命的力量，那份源自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顽强、不屈、奋斗、挣扎、正直和善良。在“西沙窝”这个世界里，生活着儿子当上村会计时非要给他缝上两个兜，“一个兜子里装公家的钱，一个兜子里装自己的钱”的爷爷；生活着勤奋到了极点、节俭到了极点，却“往往忘记了贮藏的粮食埋在哪里”的二爷；生活着“腿脚不灵便，走路很慢”，却还照顾着8个在她家住宿上学的孩子的大姑；生活着姥姥、苦豆子、情痴康大、花痴杨老汉、树痴单眼鹰、沙痴三噘嘴等各色人物。毫无疑问，这些人是“沉默的大多数”，然而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用他们坚实的行动构筑起来人性的丰碑，回答了叙述者“为什么要来西沙窝”的追问；让这个风沙扑面、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呈现出生命的辉光，有了人性的温度。
作为一本以叙事为主的散文集，《我的西沙窝》塑造了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采取了一种“互文”式的方法——多篇文章互相补充、互相映衬的方式来对人物形象进行构建，比如在关于“爷爷”的描述中，我们只有在通读全集后才能更加完整地把握“爷爷”的形象特征；而关于“康大”这一形象的塑造，更是通过一个散文系列来对这一形象的性格和命运进行关照和审视。通过这种“互文”式的构建，既可以在单篇文字中集中展示人物的主要特征，让我们在文本接受中更好地把握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及其审美意义；同时在其他散文篇目的关联性阅读和接受中又进一步领略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进而更深刻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人物的生命蕴涵。散文集在讲述“父亲”的故事时，就通过“互文”式的相互补充和说明成功地将一个正直（《父亲当会计时，爷爷给他缝了两个兜子》）、勤劳坚韧（《父亲的杨树渠》）、对儿女柔情（《村里没有你的地》）的父亲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从整个文本来看，散文集反复出现“离开——回去”的叙述模式，从爷爷一辈自“民勤”逃离来到西沙窝而执念于“民勤”老家的人和事，到父亲一辈对西沙窝的坚守和支持后辈离开西沙窝的决绝，再到作者一辈对西沙窝的逃离和守望，也从整体上“互文”性地展现了“西沙窝”作为“故乡”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刘利元的《我的西沙窝》通过细节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家乡的风土人情、生活情境，让人感受到一种源自于生命的切身体验的真诚和感动，那是作者和“西沙窝”之间灵魂维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