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期青玉蝙蝠（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新石器时代彩陶万字纹双耳豆 （古陶文明博物馆藏）
北宋 白釉珍珠地“福德”瓷枕 （河南博物院藏）
春节期间，“福”成为挂在人们嘴边最常见的字眼，表达了人们对新年的祝福和期待。
吉祥字眼是传统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里面有很多宫殿直接以“福”“寿”“禧”“安”“宁”等吉祥字眼来命名。比如建福宫、咸福宫、景福宫、宁寿宫、寿安宫、寿康宫、永寿宫等。清末，由于慈禧太后统治后期对“长寿”的渴求，她在颐和园内居住、活动的主要场所几乎全都以“寿”字命名——仁寿殿、益寿堂、永寿斋、介寿堂、乐寿堂等。据统计，颐和园包括殿宇名称、匾额、对联、题字等在内，共计有200多个“寿”字。
除了直接使用“福”“寿”等汉字以外，古人还创造性地运用符号、动植物形象、器物谐音以及神话故事，来表达对“福”的美好愿望，由此形成了绵延不绝的“福文化”。
“万字纹”绵延四千余年
“卍”（wàn）字是中国福寿文化里最常见的符号之一。前段时间，在北京颐和园博物馆举办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上展出了两件带“卍”字纹（俗称“万字纹”）的古陶器，其一是新石器时代彩陶文物——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万字纹双耳瓮。这件文物出土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附近，距今已有约4000年历史。其二是火烧沟文化彩陶万字纹双耳豆，距今约3700年。
据专家介绍，在新石器时代，万字纹主要是经由“蛙纹”演变而来的。蛙类繁殖能力强，所以这种纹饰的产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子孙繁盛和生命长久延续的追求。
自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万字纹吸收了佛教相关内容，但其福寿文化符号的本质没有改变，而且作为一种表示吉祥寓意的纹饰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位于圆明园中心景区后湖西北侧的“万方安和”建筑群（现仅存基址），约建成于雍正五年（1727年），俗称万字房。此建筑群位于湖中，四面临水，仅设小桥与岸相通。俯视建筑群，呈“卍”字形，共有33间房屋。
雍正皇帝当年对万字房青睐有加。据故宫出版社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记载，仅雍正五年，雍正皇帝亲自下旨，令造办处技艺精湛的匠人为万字房制作各种器物，就达30多次。
乾隆皇帝即位后，又于乾隆二十九年（1765年）专为“万方安和”题写了九组御制诗。可见这个建筑群在两位皇帝心目中非同小可。
“蝙蝠”寓意“遍福”广受青睐
在传统福文化里，一些动植物因其名称与吉祥语谐音而成为普遍受欢迎的形象。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蝙蝠，其秘密在于“蝠”与“福”谐音，“蝙蝠”与“遍福”谐音。
早在大约3500年前，蝙蝠就受到了国人的青睐。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玉器藏品中有一件商代早期青玉蝙蝠饰件，全器抓取蝙蝠展翅时的动作加以夸张，又以兽面来神化动物原有的面部特征。这说明蝙蝠在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两代，蝙蝠作为熟知的福文化符号，大量涌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目前出土和传世的明清皇帝龙袍上均能找到蝙蝠的身影。龙袍上的蝙蝠纹，通常都被织绣成红色，取其谐音“洪福”，再加以祥云衬托，寓意“洪福齐天”。
恭王府素有“万福之地”的雅号，据说这是因为恭王府内的蝙蝠图案，以及蝙蝠造型的水池、假山、建筑物等，合在一起共有9999个，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的大“福”字碑，正好万“福”。
因为谐音而成为福文化符号的除了蝙蝠，还有葫芦（谐音“福禄”），蝴蝶（谐音“福”、“耋”），鹿（谐音“禄”），戟、磬、鱼（谐音“吉庆有余”），佛手（谐音“福寿”）等。以事物自身特点而入选福文化符号的则有龟、鹤（两者都寓意“长寿”），竹子（寓意“节节高升”）等。还有八仙过海、麻姑献寿、东方朔偷桃等，由于相关故事内容的喜庆色彩，也成为福文化的常用题材。
德者福之基 福者德之致
古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福文化符号来祈求福寿，在一些重要的时间点上更是郑重其事地举行祈福活动，向神灵、祖先寻求庇佑。最早记载祈福活动的史籍当推《左传》，该书“庄公十年”条目下记载有“小信未孚，神弗福也”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心不够虔诚，就难以取得神的充分信任，也就不会获得神的赐福。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尤其贵族阶层）向神祈求保佑、希冀赐福的活动已十分普及。司马迁的《史记》较《左传》晚，也记载了更早以前的祈福活动。该书卷一《五帝本纪》载，黄帝统治时期，常举办祈福祭祀活动，“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
商周以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祈福祭祀活动逐渐完善并日趋规范化。在官方与民间，祈福活动从年头安排到了年尾。宋人吴自牧《梦粱录》中写道，每年正月初一，皇帝“精虔炷天香，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正月十五日元夕节，是“上元天官赐福之辰”，皇帝登宣德楼观灯；二月祭文宣王（孔子），祭社稷……十二月二十五日，“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除夕夜，祭祀祖宗。
除了福文化和祈福活动，自古以来，古人还从科学养生以及哲学认知的层面，不断拓展福文化的深度。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仁者寿”的观点，又在《中庸》中提出“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是将福寿文化提升到道德哲学层面。
宋代大思想家张载在《张子正蒙》中提出，“至当之谓德，百顺之谓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在“德”与“福”之间建立起逻辑对应关系，也是对孔子“福”与“德”观点的进一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