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人家》是一部时间、空间跨度都比较大的小说，从时间上看，起笔于解放战争初期，结尾已至21世纪，作者在这条长约七十年的时间轴上，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心路历程与命运起伏，这其间经历了战争的动荡、民族的交融、社会的转型等大环境的洗礼，以及物欲的扩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人性情感的考验等等，不仅记录了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更凸显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其中，文中有两次比较重要的迁移，一次是战争时期的举家逃难，另一次是土地沙化导致的全村搬迁，在我看来，这很容易被忽略的不同背景下的两次迁移才是该小说最具深意之处，它是主人公一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拐点，更是形成他们精神脉络的重要支点，它也并不仅仅只是故土的流离与亲人的失散，更寓意着一代代人精神上的创伤、修复，与坚守。
尽管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树挪死，人挪活”，但在老百姓根深蒂固的思想里永远都是故土难离。《大河人家》一文涉及的元素众多，但核心始终围绕家园而展开，这种家园意识既包含“物质家园”，即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还包含了精神家园。主人公一家从“柳家湾”到“井子湾”再到“黄羊湾”，无一例外都是家园被毁所导致的被动的转移，而经历了逃离、创建、毁坏与修复等一系列过程之后，三个家园又分别有着不同的寓意，文中彼此有着亲戚关系的柳家、黄家、白家四代人之间，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境遇也因此各有异同。
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柳家湾是主人公柳保华的故乡，8岁时，父亲柳如海独自离家不知所踪，不久之后,由于战争家园被毁，从被敌军轰炸后的房子废墟中扒出父亲遗留下的几件乐器之后，他便和母亲跟随姑姑一家踏上了逃亡之路。也就是自这时候起，柳如海便像个谜一般只在别人口中出现过——“有人说，柳如海有几个朋友是从延安过来的，他可能投奔了解放军。有人说，听说柳如海在宝日陶亥地区和一些蒙古族人闹革命。有人说，柳如海在1948年夏天回过一趟柳家湾，四处打听家人的下落，后来垂头丧气地走了，以后就没再见过他的影子。”
关于柳如海的失踪、出现，以及他的各种事迹，不断有人提及，似乎有迹可循，却又无从处可找。这个人物就像记忆中的故乡“柳家湾”一样，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烙印，成为了一个永远找不回却也永远忘不掉的符号。然而，尽管作为第一代“大河人家”的柳如海一辈承担着离乡者的角色，但他们和故乡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与一般的思乡小说不同，《大河人家》中作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对故乡的人文、环境，及风貌进行过多地描述。从开篇背井离乡的逃难，到后来回乡找寻失散的亲人，故乡从没以正面的姿态出现，柳家湾仿佛只是作为一个记忆符号而存在，默默承载着告别、回望与找寻。
“柳保华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大，想起窑洞前的那颗老柳树。上次他回老家寻找柳如海，从老柳树上砍下几根不粗不细的枝，带回井子湾就插在了茅屋的东南角——现在新房的院子里，没想到还真成活了。”在第二次搬家的时候，柳保华再一次砍下几根柳树枝带到了新的家园“只有看到院子里那几棵长出新叶的柳树，他才觉得自己还存活在世界上，心里还记着柳家湾。”作者仅以几根“柳枝”便寄托了人物对家乡、对故园的所有情感和依恋，全文没有刻意说乡愁，但故乡却又早已渗透进一辈辈离乡人的血液当中，比如陕北特有的方言、称呼、习惯，以及不时穿插的信天游。
离开故乡的时候，第二代人柳保华、黄兴旺、白鸡换尚未成年，故乡对他们的来说只有儿时模糊的回忆，回乡寻父，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寻根情结。第三代人当中，只有白子明因逃避现实，回乡做过短暂的停留。而到了第四代，就已经没有人再回柳家湾了，而是选择离家乡越来越远，比如黄富国的儿子到了北京，柳建国的儿子则被送去了美国。故乡对于后辈似乎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名词。
离开故乡柳家湾是源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逃难。以孤儿寡母为主力的一行七人走了大半个月，一路上经历了土匪、风沙、离散和伤亡，九死一生，终于在内蒙古草原与沙漠边界处的一片“三不管地带”落脚。当时，除黄天祥外其余都是妇孺，柳保华、黄兴旺、白鸡换表兄弟三人均未成年。而黄天祥选中在此地定居，也正是看中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自然资源——“这里可是宝地呀，沙柳林、柠条林里能藏身，竹汲滩能开垦种庄稼……黄河离这里最近处有四五十里……将来安定下来还可以外出做生意。”于是，他们砍树搭房、烧草开荒、挥锹挖井……用了几年的时间将荒无人烟的沙柳林打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园。同时，随着解放和土改，附近居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从而形成了村落。
柳、黄、白三家七口人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甚至“井子湾”的名称都还是得名于柳保华兄弟三人挖的那第一口井，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三人也一直担任着井子湾的主要职务。可以说，井子湾是由他们亲手开拓、创建起来，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井子湾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盛到衰。与上一辈人不同的是，他们将对故乡的情感充分移植了到这片新的土地上，他们在这里成长、奋斗、恋爱结婚，落地生根、代代绵延。井子湾同样也见证了他们半生的悲欢与命运的起伏。因此，在柳保华这一代人的心中，井子湾实际承载了更多的情感与寄托。
百废待兴，经历了家园的被毁，被迫的逃离，作者专门设置了“井子湾”这样一个从无到有的新的家园，似乎有着更深的含义。
如果说故乡柳家湾象征的是生命之根，那么，井子湾则象征着生存之路与心灵之所。在作者的笔下，草原即意味着世外桃源，它美丽、富足，远离战争和伤害，充满着开放性与包容性，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好客，然而，就是这一片战争都不忍波及到的人间绿洲，短短几年之间却几乎毁在了人们日益膨胀的贪欲和对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当中。
“渐渐地，人们不再满足于只在冬季打碱。夏天，湖水中的碱不能凝结，着急发财的人们开始想办法，动用几十台大功率抽水机，把湖水抽到事先挖好的池子里，像晒盐一样晒碱……再后来，化工厂干脆直接把管道架进碱湖里，把碱水直接抽进熬碱的大铁锅里。”
贪得无厌的人们对于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乐此不疲，让原本就因过度开垦和砍伐而日益沙化的井子湾变得更加脆弱——“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井子湾已然失去了原有的绿色靓装，像一件饱经水洗日晒而褪了颜色的旧褂子，白刷刷地摇曳在漫天风沙之中。”人类开始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沙化导致水源消失，土地干旱，草原和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粮食减产，人和牲畜都即将面临着吃不上饭的危险，而资源的紧缺又必然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产生——“邻里之间经常因为草场、地界、牲畜、饮水等问题对吵对骂，甚至大打出手。原本夜不闭户的淳朴村庄，偷盗粮食、残害牲畜的案件也多了起来。”而对于柳保华来说，土地沙化对他们一家甚至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悲剧。“随着人口激增、土地退化，背负生存压力的人们开始争夺资源，扩张地盘，围绕草场、土地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柳保华的妻子格日乐就是在井子湾大队与邻村生产队的打草纠纷中意外身亡。
于是，在井子湾全面沙化之前，村庄实行集体搬迁。
面对再一次搬家，保华妈与第一次逃难时一样表现出了些许犹豫，她心里挂念的始终是她几十年未曾谋面的丈夫柳如海，担心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他。而反应最强烈的则是一家人都生活在井子湾、丈夫也葬在井子湾的柳如霞——“我不搬了，生是井子湾的人，死是井子湾的鬼，我死也不走，死也不走……谁逼我搬，我一头撞死在谁身上……”相比于对家园的依恋，保华妈和柳如霞的内心深怀着的更多是对亲人的牵挂，因为对于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她们来说，家人在哪儿家园便在哪儿，这是属于她们的精神信仰。所以和当年黄天祥劝说保华妈离开故乡一样，柳保华同样用了动之以情的理由才说服她们同意再一次搬离。
失去家园，第一次源于战争的破坏，第二次源于生态的被破坏，但二者实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源自于人类内心的贪婪，也都有着致命的破坏力。然而，多数人只看到战争的可怕，却轻视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对人类生存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大河人家》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但它的价值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揭示了这一点，它所奏响的也并非是一曲家园失守的悲壮挽歌，而是在一代代生命的延续中，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存意识和不断抗争、开拓、拼搏、进取的精神，更反映了时代变迁之下，人们对于自我身份和价值的不断重塑与认定，和对于家园、对于社会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我是一个老党员啦，当过大队长、支书，井子湾的毁掉，我是有责任的，硬生生把人进去瞭不见后脑勺的竹汲滩变成了明沙梁，大家造的孽有我一份，睡不安稳呀。”因此，尽管搬到了新的家园，远离了荒漠与风沙，但对于早已视之为故乡的井子湾，柳保华心中一直未能释怀“离开井子湾的这些年，保华始终梦想着能有一天用什么方法把沙魔给征服了，把蓝天绿地还给子孙，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乡愁是眷恋，是牵挂，更是责任。”柳保华把内心的希望寄托在了事业有成的儿子柳建国的身上，而生于大草原，长于井子湾，身上流淌着蒙古族血液的柳建国与父亲的想法不谋而合，达成共识之后，父子二人连同黄兴旺的小儿子黄富国一起，顶住了各种压力，投入到困难重重的治沙造林项目中。自此，祖孙三代人完成了一种对于家园的“逃离—创建—破坏—再次逃离—修复—重建”的过程。而三代人之间，又隐约存在着一种过渡的关系。柳如海一代虽然主动逃离故乡，但本质上仍旧与故乡融为一体，对于异乡(井子湾或其他)，只能算是一种客居的关系。到了柳保华一代，井子湾虽不是出生地，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娶了蒙古族的妻子，交了蒙古族的朋友，融入了大草原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到了第三代柳建国，身体里则完全流淌着蒙古族的血液，与此同时又是在汉民的家庭中成长起来，感情深厚。因此，由这样一家祖孙三代人完成对同一个家园的守护，既打破了传统的血脉相承的观念，又突破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将民族间的亲密与融合用如此巧妙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共生、多元的主题意义，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独具匠心。尽管到了第四代，虽然离故乡更加遥远了，但谁能说这不是另外一种更大格局的和谐与共生?
正如柳建国感慨的那般“我们的前辈从血腥中走来，他们穿过黄色的沙漠、灰色的植物带，奔向的目标是绿色的大草原，人类文明就是沿着这样的线路在递进、演变啊。”这理想中的绿色大草原，便是整个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家园，文明、和谐、健康、发展。（陈萱）
《大河人家》简介
作品时间跨度七十余年，通过父辈逃荒、新建家园、呵护家园的情感与人生经历，纵情讴歌了新中国;通过下一辈求学、成长、治理沙漠的经历，反省沙化与人祸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揭示自然界的沙漠治理固然急迫，人心的沙漠治理更加刻不容缓。文本中闪耀着朴实、善良、真诚和豁达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国情怀的长篇小说。
作者赤耳，本名郝泽军，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公安政法工作，同时辛勤笔耕，自2008年以来先后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诗歌380余首、散文11篇、中短篇小说8部、长篇小说1部，出版文学作品《月亮的诉说》《太阳吟》2部。曾获第十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