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题：假如中超降薪之后——中超降薪讨论之三
新华社记者
一时间，关于中超俱乐部、中国球员是否应该像他们的一些欧洲同行一样，在疫情期间削减自己的薪水，成为中国体坛在这个冷清的特殊时节的一个热话题。
降或者不降、怎么降、降多少、外援和归化球员降不降、谁来主导……降薪的每一个层面，都引起了很大争论，正反双方都有自己的说辞。而降薪争论中直接涉及的行业人员，往往态度谨慎，更加增加了这场争论的复杂性。
这场争论远远还没有结论。就连水平远超中国的欧洲足坛，对于是否降薪，也不乏争议之声。
这次减薪的直接原因很清楚，不是“百万富翁（球员）和亿万富翁（投资人）的斗争”，而是疫情下，第三产业遭遇重创。职业足球联赛作为竞赛表演业的一员，本质上也是第三产业的一部分，难以逃脱这次灾难，其从业人员，自然也难免遭受损失，这是这次减薪争论的大背景。
而民众热衷看到减薪，是因为球员薪水“过于抢眼”。在西班牙，有医学人员吐槽让梅西、C罗来研发疫苗，虽然是一句牢骚话，但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心态。
而放在中国，因为中国足球成绩的落后，这种心态更被放大。民众直接看到的，是落后的水平和高昂的薪水之间的对比。
有媒体报道，2019年中超球员平均年薪120.7万美元，排名世界第六。而这和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并不相配，虽然有“户口本”加持（也有足球人才过少的客观现实），但这个幅度超过了公众接受的底线，一如对流量明星们的批评。
除此之外，这次的争论中每一次的对立，都暴露着中国足球的老问题：职业文化缺失、造血能力不足、青训人才匮乏、职业联盟难产……
这些，都是中国足球改革要解决而还没解决的。因此，脚踏实地地继续推动足球改革，才是唯一途径。
否则，即便这次中超大幅度减薪，暂时平缓了争论。但下一次风波来临，中国足球还是没有大的改变的话，他们依然会处在舆情的风口浪尖上。（执笔记者：树文；参与记者：公兵、周凯、丁文娴、刘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