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吕斌长篇小说《狼甸子》
蒋希武 摄
吕斌的长篇小说《狼甸子》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印记，为读者呈现了一幅20世纪7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壮阔画卷，为读者“剪影”了农村发展的史实性原貌。通过今夕对比反思，更能让读者体会到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
主人公“我”作为村里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中的优秀学员，演绎了“回归——离别”的命运变奏曲。那时，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要回乡劳动两年经群众推荐才能上大学。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故乡狼甸子劳动，这是满怀抱负与激情的回归，“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给家庭带来了曙光。“我”干过很多农活，割地、打场、送粪……还负责过试验田的技术管理工作，“我”体验了劳动的沉重，感受了困苦的滋味，也历练了信心和勇气。“我”本想在村子里谋一个位置一展才华，但不谙世故到处碰壁；后来“我”又想通过当兵寻求发展，最终还是被挡回了农村。正当“我”选择面对现实时，1977年恢复高考的改革春风徐徐吹来，“我”积极备考，最终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黑土地，但“我”的内心仍深深地爱着生“我”养“我”的狼甸子。
吕斌从小在农村长大并通过高考走出农村，他对农村生活有切身的体会和敏锐细致的观察。《狼甸子》文风朴实无华，大量应用插叙手法娓娓道来，情节一波三折，通过细腻的心理、语言描写，刻画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能干、持家有方的农村妇女，母亲迫于生计趋利避害的形象鲜活而又真实可感。她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但看到“我”没有向别的高中毕业生那样“优秀”，就刻薄地挖苦“我”，想激发“我”的斗志。为了让“我”说上一个好媳妇，她用拙笨可笑的方法讨好李芳红，但当“我”考上大学时，她又觉得李芳红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了，极力劝阻“我”不要再联系李芳红。这样的农村母亲可以说有千千万万，作者没有把母亲形象塑造的高尚无暇，但这并不影响母爱的伟大，因为母亲也是人，是普普通通的凡人，她的处世方式深受当时经济社会文化现实的影响，也受自身经历的影响。李芳红是真心喜欢“我”的聪明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我”人生低谷时，她愿意和“我”一起割谷子，帮助“我”、鼓励“我”，她未屈服于书记的权利去当他的儿媳妇。在“我”去当兵和考大学时，她一直默默支持“我”，但当我成功地考上大学时，她却没有尽力讨好“我”，而是很敏感地察觉到了“我”的思想波动，并保持了高贵的自尊矜持。大队书记于贵德是一个文化不高但精于算计、玩权弄势之人，他通过“运作”让自己儿子当上了兵，又通过威逼利诱选拔儿媳、物色女婿……
小说《狼甸子》描写主人公成长的同时，突出展示了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也反映了农村既缺人才、又排斥人才的问题，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缺乏深度融入农村建设的实际能力等问题，从整体上说，反映了当时农村治理体制机制中亟需改进的问题。
作者以凝重朴实的笔调、审视的眼光、观照的态度，绘就了一幅农村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让人深思。反观当今时代，“离别——回归”已在广大农村频繁上演，回归已不单指回乡就业或创业，还包括精神上的回归。很多学业有成、事业腾达的家乡人，都没有忘记家乡，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家乡。那么，新的时代如何深入推进农村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如何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如何调动服务基层的大学生志愿者、驻村工作队等力量的积极性，长篇小说《狼甸子》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