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大部分德国人迫切地想要忘记刚刚过去的历史。那些没有被立刻逮捕，或已经被盟军抓到却没有被识别出来的主要战犯，没有任何赎罪的想法，逃跑成为他们多数人的选择。为了使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让世界遗忘纳粹的罪行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训，有一小群人付出全部努力，试图追究到底，将这些杀人犯绳之以法，无论他们逃到了哪个角落。这群人被称为纳粹猎人。
《纳粹猎人》一书便讲述了纳粹猎人为伸张迟到的正义，是如何搜集证据、追捕纳粹的。作者是美国人安德鲁·纳戈尔斯基，他曾任《新闻周刊》驻香港、莫斯科、罗马、波恩、华沙和柏林等记者站站长，基于大量的档案文献和他本人对历史事件亲历者与当事人的采访，本书为研究二战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读者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希特勒统治下惨绝人寰的犹太人大屠杀的真实面目。虽然关于纳粹猎人本身存在着不少争议，虽然许多重量级战犯最终仍是逃过了审判，但作者最后还是乐观地表示，纳粹猎人的追捕行动无论成功与否，至少都让那些犯下反人类罪行，却以为自己能够逍遥法外的纳粹，不得不在余生中东躲西藏、惶惶度日、不得安宁。本书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没有停留在对纳粹猎人艰苦追捕的记录与赞誉上，而是对人性之恶展开深入思考。
艾希曼是纳粹SS（党卫军）的高级将领，曾负责犹太人“终决方案”的策划与执行。战后被联军判为一级战犯，但逃脱联军的抓捕，潜逃到阿根廷，后被以色列特工绑架，于1961年4月11日被引渡到以色列并公开审判。这一年《纽约客》杂志社指派汉娜·阿伦特去报道此事。阿伦特将此次审判纪实成书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书中的许多解释观点及其政治与道德论断遭致舆论的抨击。最惹争议的是，对于艾希曼的罪行，阿伦特提出“罪恶的肤浅性”，并以“思维的匮乏”解释艾希曼犯下罪行的因素。阿伦特在《思考与道德关切》一文中写道：“我并不企图以此建立一个理论与学说，而只是描述一些十分确实的情况，即那种广泛的恶行现象，人们不能把他们归因于罪犯的特别邪恶、病态或意识形态信念。罪犯唯一的特点乃在于他有点儿异乎寻常的浅薄。无论所犯下的罪行如何穷凶极恶，罪犯却既不凶残也不恶魔，人们从他的过去、从他在审判中以及之前的警方问询中能发现的唯一个性特点是一些纯然否定性的东西，那不是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不能思考的奇特状况。”
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一生致力于考察现代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和人的政治行动。她的“平庸之恶”的论断颇有影响力，本书也给予很大篇幅的讨论，引发我对平庸之恶的又一次深入思考。但一直以来，我都不认同平庸之恶。
纳戈尔斯基写道：艾希曼竭尽所能地想要淡化他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否认他曾持有任何反犹主义的个人情绪。艾希曼反复强调，在安排相关事宜以便将犹太人运往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时，他不过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他承认自己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履行了职责，但他强调，这并不足以让他为杀人负责。
检察官用艾希曼在战争末期对手下说的一番话与他进行对质。艾希曼曾说：“我会大笑着跳进坟墓，因为我的良心背负着500万犹太人的死亡，这一事实让我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检察官说，艾希曼曾试图强调，他当时说的是“第三帝国的敌人”而非犹太人，不过他后来又对法官之一承认说，他当时的确指的是犹太人。
检察官们从未赞同阿伦特关于艾希曼的论断，巴赫说：“汉娜·阿伦特的他（艾希曼）仅仅是在听从命令的说法绝对是胡说八道。”巴赫还说，艾希曼如果没有完全投身于种族灭绝的事业，就根本不会在犹太人大屠杀的整个过程中负责犹太人事务。并且，艾希曼甚至在已经有战败迹象、他的上级已经准备掩盖犹太人大屠杀证据的情况下，继续谋杀犹太人。
并且，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其行为并非别无选择。奥地利内科大夫埃拉·林根斯曾帮助多个犹太人藏身或者逃跑，后来她被逮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在证词中着重强调了集中营军官和看守的个体行为的多样性，指出这些被告在做出这些行为时并没有受到强迫。法官问道：“你是想说，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决定在奥斯维辛做好人还是坏人？”林根斯回答说：“这正是我想说的。”
纳戈尔斯基总结道：毫无疑问的是，阿伦特依赖的主要是艾希曼审讯过程中的文字记录，以及他在庭审后半段给出的直接证词，因而对艾希曼提出的主张，即他只是个次要角色且跟犹太人没有私怨信以为真。她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观点，说明极权体制是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缺少真正信念的平庸个体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她非常傲慢，深信自己为理解艾希曼及其历史角色提供了唯一恰当的思维框架。
我不相信杀人恶魔是头脑过于简单的人，只不过是逃避思考罢了，而是选择麻木，宁愿自欺欺人，并非不具备思考的能力，并非平庸。更不客气地说，他们就是借着别人赋予他们的权力，或者是觉得身处乱世之中做错事也没人追究，趁火打劫、胡乱撒欢。他们并非无意识地作恶。
每个人都应正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不管有多少理由，不管有多少不利因素，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德国人弗里茨·鲍尔在一次演讲中说：“人们需要担负的责任不过是进行消极抵抗、不作恶、不成为不义行为的帮凶。我们在审判纳粹罪犯时所基于的，完全是这种关于不予配合的责任的假设。战胜那些非正义的国家，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正是这类审判能够作出的贡献。”（《纳粹猎人》，[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夏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