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晚明史：内忧与外患》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出版
谈及明代崇祯帝，无论学界民间，可谓众说纷纭。想要甄辨已有之论，并得出公允认识，必然先要理解传统史学的评价体系。
首先，传统观念非常重视人的动机，从孔孟到宋明理学，皆论“人心之所向”，只要动机纯善，则评价趋好；其次，重视道德水准，有才华与能力固然重要，然而有才无德，终难堪“修齐治平”，司马迁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次第，正是如此；三者，以开疆拓土为最尚，经济富足次之，保境安民再次之，而丧失领土，乃至亡国，是绝不被接受之事，由此汉武唐宗当属典范，而宋明皇帝常陷诟病。
以此观之，崇祯是典型的动机趋好、私德微瑕、竭力保境之人，可问题是只关注动机不足以全面考量事实，崇祯动机虽好，却难以规避他在治国理政中，表现出的用人水平低下与急功近利之势，随后，明朝失土亡国的终局，自然可窥端倪。
樊树志的“重写晚明史”系列之四——《内忧与外患》，便用翔实的史料、细致的剪裁、合理的逻辑，讨论了崇祯朝的阉党、辽东、党政和起义四大问题，勾勒出崇祯、群臣、满清、起义军的形象，其中尤以崇祯本人为重点。
《内忧与外患》遵循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理路，史料征引极多，喜简者、初读者不免恼其繁复，而笔者以为，虽然自《春秋》至《文史通义》，皆注重“史义”，可这并不意味着“史事”等而下之。生活于当下时代，信息过载，观点多元，其实不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遑而论道的现象，以此观之，“有实方有识”的态度应当推崇。
本书第一章论述崇祯继承其兄熹宗皇位，循序渐进地处理魏忠贤—客氏集团，魏忠贤是前朝独揽权柄的大宦官；而客氏为熹宗乳母，熹宗对其病态地依赖，此二人内外呼应，党羽满朝。崇祯按部就班，逐步剥夺其权利，剪除其爪牙，基本清除阉党，同时销毁颠倒黑白的《三朝要典》，为牺牲忠臣昭雪。
户部郎中刘应遇曾上书指陈“天下六大苦情”，崇祯深刻地意识到“权奸窃柄，煽虐惨毒异常，所奏诸臣苦状，朕为恻然。”然而，崇祯的用人之道，却往往急功近利、反复无常，后来放任温体仁一党做大，更似重蹈前朝覆辙。
本书第二章着重讨论辽东问题，辽东总兵李成梁坐镇辽东22年，虽军纪败坏，邀功请赏，却可震慑女真。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后，辽东边患问题积重难返，后继者杨镐、袁应泰御敌不力，熊廷弼有所建树，却遭小人诋毁。
辽东边患的主要问题集中在：饷银不足、用人不当、士兵畏惧。其后镇守辽东的孙承宗和袁崇焕，都颇有战略，整顿军纪、修城造炮、核查钱粮、推进防线，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袁崇焕甚至提出五年复辽的宏伟计划，然而朝廷党政严重，又中皇太极反间计，袁崇焕被构陷治罪，惨遭磔刑。
其实，从辽东走马灯式的换将之举，便可见崇祯求功心切。刘宗周说其“用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崇祯朝内阁辅臣多至50人，更迭频繁，任职大多一年半载，难以施展，而竭力打击钱谦益的温体仁，排挤贤良，揣摩圣意，居相位竟达八年，其任内助长横征暴敛，粉饰太平，导致大厦将倾，本书第三章便详论温体仁一党夺权与掌权的过程。
正如《明史》所说：“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晚明并非无良才良将，然终不得用，或用之而不久，崇祯所信之人，又是倾轧之源，虽除阉党，又立温党，其用人水准绝非贤君。
最终断送明朝江山的农民起义军，是本书第四章论述的核心。崇祯面对饿殍遍地、流贼炽巨的局面，本想以“抚”安定，然则无法解决农民根本生存问题；后继者名将洪承畴主张围剿，然而中原五省互有芥蒂，惟以将敌人驱入邻境为能，只图守住城池，推脱失事之责，皆纵敌而不顾，本可消灭的农民军日益强大；虽有孙传庭力挽狂澜，杨嗣昌“十面张网”策略，终究无法平叛，败局显而易见。
本书塑造的崇祯形象，虽有好恶之评，亦有史实之资。姑以所引《明史》作崇祯“盖棺定论”，再合适不过，崇祯“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读罢本书，可谓信然。（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