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时我们究竟在谈什么？是比拼资料的堆砌，还是分析与见解的高低？历史往往因年代久远而模糊，档案文献因天灾人祸而丢失，让研究者与真相若即若离。很多“大部头”偏向于对帝王将相的宏大描述，日常生活小事却无从顾及，那些难以与宏大辉煌背景直接接轨的资料甚至被束之高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看似不重要的材料为切入点，投射时代性的重要命题。
文史研究家蔡登山的新作《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下称《情义与隙末》）主要以书信、日记等私人文字记录重写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作者跑遍大型图书馆，查找了拍卖记录，拜访了不少收藏家，找到不少历史缝隙中的素材。相较正史而言，私人书信和日记更能表达人物的真实情感，无所顾忌，无所遮拦，不因立场曲意迎合。这些材料更能体现当时风云人物之间的交往，解决一些历史谜题。
在本书第一篇《曾国藩何以速杀李秀成》中，作者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为依据，展开对曾国藩以及湘军对于太平天国态度的研究。赵烈文与曾氏兄弟极有渊源，他曾为李鸿章部属多年，作为曾国荃的重要幕僚，对军政大小事宜均有了解，熟知内幕。此人为人正直，态度客观，秉笔直书，毫无避讳。他记录了许多湘军一路攻克太平军时对百姓犯下的暴行。
作为晚期太平天国的支柱人物李秀成理应被押解至北京等待清朝皇帝发落，曾国藩在抓获李秀成后还专门上奏朝廷，询问处置的指示。曾国藩本应等待朝廷的上谕再行定夺，却在与弟弟曾国荃商量后，在李秀成写完供词后直接把他凌迟处死。处死李秀成后，曾国藩还上奏朝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杀李秀成，和之前的那封请示奏折，无论从态度上还是内容上都显得很矛盾，内容还有些牵强。杀李秀成于南京还是北京究竟有多大差别？背后是否藏有隐情？
作者在一些私人信件中发现，曾国藩其实早就决定待李秀成招供后将他直接杀掉。曾国藩亲讯李秀成的第二日，他就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在此杀之。”七月四日李秀成被杀的两日前，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记载：“傍晚入，与中堂、中丞久谈。中堂具奏初七发洪秀全已伏冥诛之事，及李秀成先行正法各情。”曾国藩七月四日时就已经把七月七日杀李秀成后的奏折拟好，可见他对于擅杀李秀成一事早有精心布局。
曾国藩为了平息当时外界对他擅杀李秀成的各种猜测，将李秀成的亲笔供词删定、找人誊写，并寄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刊印发行，这一呈报也称为“安庆本”。因删减修改过，所以并没有堵住悠悠众口，之后陆续出现了多达二十种不同的《李秀成自述》版本。直到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才将曾国藩私藏的手稿真迹出版发行，让将近百年的疑问有了答案。
作者根据《李秀成自述》和《能静居日记》这前后两份资料，对曾氏兄弟进行了剖析。曾国藩速杀李秀成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人灭口，掩盖真相。根据《能静居日记》记载南京城破后太平军和湘军在城中放火，太平军十之有三，而湘军却占了七成，王府民宅付之一炬。之后湘军在城中奸淫妇女，劫掠儿童，挖遍陵墓和地窖，搜刮各种财物，并大开杀戒。曾国藩在公、私文牍中，极力为弟弟隐瞒，将湘军所犯下的罪行全推到李秀成身上，在奏疏上写“伪忠王，传令群贼，将天王府及各伪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伪宫殿火药冲霄，烟焰满城”。把公与私两份材料放一起看，赵烈文的日记可真是给曾氏兄弟一记大大的耳光。这李秀成要是被押往京师，把曾国荃和湘军在南京的暴行全交代了，曾氏兄弟以后还怎么混？朝廷里那么多人眼红，慈禧也等着他们出问题好大做文章，削弱湘军势力。所以无论如何，李秀成也活不到京城。一本小小的日记，却为大历史解开层层疑团，逼近历史的真相。
书中有些信件中反映了阴谋与算计，有些书信中则反映了官场上人与人难得的真情义。左宗棠与曾国藩因为幼天王出逃上奏一事互相交恶，加上沈葆桢的补奏，当年的两位好友合力给了曾国藩一记重拳。曾国藩因此记恨左宗棠，两人因为性格摩擦常恶语相加，在官场谁也不理谁。但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南京，左宗棠得知后却悲痛异常。在给儿子的信中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并要求儿子赴湘吊唁。在之后无论在生活还是官场上多次帮助曾国藩家人及后人。左宗棠一生从不因为裙带关系为人谋职牟利，很多亲友去投奔他，希望混个一官半职，也都被他拒绝了。然而出于对曾国藩的情义，他始终多方挂念曾国藩的后人，并主动帮忙照顾。
作者从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的《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和左宗棠在回复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李兴锐的来信中，看到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多年后，仍尽其所能照顾曾国藩女儿及女婿聂仲芳的各种记录。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一开始对聂仲芳这个妹夫多有微词，并记录在日记中，认为他纨绔习气太重，除应酬外，无一擅长，又没有定性，喜怒无常，总之不太看好他。但在日后影印出版的《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中，却找不到对聂仲芳的负面评价。而光绪七年最早出版的《曾侯日记》是有记载的。有人就认为，这是因为后来曾纪泽也习惯了聂仲芳，而且聂仲芳也混出了名堂，开始替皇上办事了，所以就不好留下这些记录伤了两家和气。于是就把这段内容重写了。聂仲芳之所以从一个纨绔子弟，变为国家栋梁，能够有如此的局面，左宗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小女儿一家尽心尽力，从侧面我们能看到左宗棠对曾国藩之间的情义之深，虽然在朝堂上针锋相对，但是在私人书信中还是透露出政治以外的真情义。
《情义与隙末》书中在各种版本材料的可信度上也做了细致的研究。有些人写日记面对的是自己，内容从真实描述入手；有些人写日记面对的是别人，认为这份日记早晚要给别人看，难免就有些矫饰隐讳。作者在研究辨别过后，用这些“私人历史”与大历史相衔接，补充了历史的细节，填充了血和肉。（《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蔡登山 著 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