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日子过得紧巴。我们兄弟姊妹五六个，哪个哥哥娶过媳妇哪个便分门另户。剩余没娶没聘的依旧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当年我们住两间石窑洞，外屋左侧是过道，右侧盘一铺顺山炕，上面放两个谷草编成的粮囤。其实里边只有丰年才储藏粮食，平常放的是烟叶、籽种、簸箕、镰刀等杂七杂八的东西。
里屋窗户上糊着麻纸，阴雨天屋里黑洞洞的。靠窗台的炕拐角安一合小石磨。一张苇席过年的时候铺一段时日，平常就卷起来放在草窑里。灶台面镶几块薄石板，石头缝隙抹着牛粪泥，做饭时特别小心，一旦石缝泥淋着水立马就成泥泡。灶台连着大炕，做饭的火焰通过炕道把炕体烧得热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通常人家的铁锅特别大，因为除了做饭，还要煮猪食、炒莜麦、过年做豆腐。紧挨灶台筑个方形的储柴仓，里边积攒着晒干的牛驴粪、枯树枝和秸草。地面靠墙是几个盛水、腌菜、放米面的黑瓷瓮。
有村民来串门，要么脱鞋上炕，要么斜坐在炕沿或柴仓沿上。水瓮、菜缸周围很潮湿，柴仓、灰坑较脏。母亲在米汤里掺和上红土，把地面和炕围墙浆抹成朱红色，窑皮一年刷一次白泥水。因此，我们家和村上某些露着板碴石的人家相比，还是蛮不错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吹起了农村土地改革的春风，人们的生活逐步好起来。父母张罗着给我娶媳妇。首先在外屋的东侧加碹了一间窑洞，成了“一进两开”的住宅。由于买不起好木材，就请木匠砍倒两株自留杨树，锯成木板打制了一顶连二躺柜和一个碗橱。
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迎娶了心爱的妻子。我们双双在村小学教书，虽工资很低，但毕竟月月能见着活钱。之后的十余年里，我们对这个家陆续进行了改造并增添一些新物件：锯掉窗户底层的窗棂，改成四大眼玻璃。买了一台木壳收音机，两把不锈钢折叠椅，搬回一台缝纫机，推回一辆自行车。我们每人佩戴着手表——如此生活层次，在当时家乡农村堪称一流。
就在这间屋子里，我们先后有了两个儿子。大人小孩的衣服鞋帽，多数是从商店里选购。当时这个村子严重缺水，我们兄弟几个虽然在院落附近打了几眼旱井，但遇到雨水不充沛的年份，旱井里存不进雨水，因此，平时用水极其节俭。
1990年秋天，我因工作调动需搬家到清水河县城。装车时友好的邻居和家长来了不少。箱箱柜柜、坛坛罐罐、米面袋子、铺盖卷子，特别是沉重的黑瓷大缸，还有几十袋土豆，装满一卡车。披着金灿灿的秋阳，我离开了生我养我而且工作过的那个村庄。
县城的家是三间石窑洞，锤錾打面，松木门窗双层玻璃，显得很亮堂。每间窑洞有3米宽8米深，内开双门洞。水龙头一拧自来水“哗哗哗”流出来。晚上电灯锃亮。两个孩子这个门出那个门进地捉迷藏……一家四口人突然住进这么宽敞的屋子，心情特别高兴。之后我们又相继配置了写字台和衣柜，布置了单独的书房。买了摩托车、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
随着教师地位的逐步提高，我们的工资不断上涨。尤其是大儿子大学毕业后，领回个广州媳妇，双双在首府呼和浩特学校应考当上了人民教师。迎娶儿媳那天，院子的里里外外张灯结彩，高朋满座，十分热闹。
2014年妻子退休，我也临近退休。我变卖了清水河县城居住20多年的石窑洞宅院，在呼和浩特买下一套小平米楼房。在一个冰雪初融的上午，我告别了美丽山城清水河，来到呼和浩特。新居总高30层，我们住在25层，采光和通风效果都很好。出小区便是大街，公交四通八达。新居距青城公园很近，每天早晚可以信步走进公园消遣。
2015年，二儿子大学毕业，顺利招考在青城一所小学任教。不久和同校一名女教师相恋。就在这个住处，我们按城里人的风俗为他们举办了新婚庆典。家乡的至亲好友纷纷赶来参加婚礼，大家推杯换盏，共话友情，述说我家的兴旺发达。
如今，我们全家6个大人6位老师。我们老两口的主要任务是给两双儿子儿媳做晚饭，并照看一对小孙子，让儿子儿媳能够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另外我忙里偷闲阅读，努力做到人老思想不老；见缝插针写作，回忆整理发生在清水河大地上的乡土人文故事，抒发人生感悟。节假日，也常出去观光旅游，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在三所住处里，分享了改革开放的红利，目睹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从而深切体会到人们平常挂在嘴边“国家”二字的从属关系：“国”是“家”的基础，“家”是“国”的细胞——只有国富才能民强、国泰才能民安……遮风避雨的“家”，是家庭生活的物质依赖，是社会发展的形象代言。而我们，始终是“国”温暖怀抱里吮吸母亲乳汁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