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摄影家协会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艺术人生三人行”摄影作品展的主角：87岁的廖衍强、83岁黄汝广、79岁的蔡江瑶，3名加起来一共249岁的“广州摄影三老”一同做客广州日报全媒体直播间，讲述他们参展100张照片背后的精彩故事以及胶片年代黑白摄影特有韵味与工匠精神。
△显得依然年轻的三位摄影精英。（从左到右：黄汝广、廖衍强、蔡江瑶）
廖衍强。广报记者杨耀烨摄
廖衍强先生生于1931年。1951年起从事新闻摄影，先后在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任记者。曾任广州日报机关党委副书记。在担任广州日报摄影部主任期间，多次采访拍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广东的工作场景，部分图片被国家、省、市档案馆及有关部门收藏、陈列。如今，87岁的廖衍强被“艺术人生三人行”的其他两名主角亲切称为“廖师傅”。廖师傅不仅是他的微信名，也是廖衍强在广东摄影届“泰山北斗”的体现。
广州最早“扫街新闻短视频”
初见廖衍强的人，难忘的必是他一双异常明亮的双眼。这双眼睛是摄影记者特有的，看人看事精准，超越了岁月年龄。只有熟悉的人知道，他的右眼已黄斑病变。在2017年还剩下倒数两天，一辈子不戴眼镜的廖衍强，戴上了变色平光镜，防光。
廖衍强最初接触摄影是在应元宫旁的广州市第二中学上学时。当时解放初期，学校体育老师号召男生们住校保卫校园，男生们的夜间消遣就是在教室放幻灯片。一个同学把家中的德国相机拿出来，大家轮流拍摄、冲洗再制成幻灯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民警与迷童。（廖衍强摄）
中学毕业后，廖衍强和十几个接触相机的同学一起被学校送去南京参加全国的电影放映学习班。4个月后，廖衍强正式参加工作，工作内容就是在广州周边“乡下”放电影，进行宣传。所谓“乡下”就是现在白云区，放映内容则是《钢铁战士》等电影。放映电影多了，廖衍强和放映队员发现，“乡下”群众更渴望看广州市内的新闻大事。于是他们就用一台部队里的公有旧相机，轮流拍摄广州市内的劳动场景和城市面貌，在电影放映前制成幻灯片。这或许就是广州最早的“扫街新闻短视频”。
1954年，23岁的廖衍强被任命为广州日报摄影组兼美术组主任，直到1991年退休。
△1986年，广州珠江两岸。（廖衍强摄）
天河体育中心拍周恩来
真正接触新闻后，廖衍强发觉新闻摄影时间紧，要求高，错过难再有，必须全力投入，高度紧张。甚至退休20多年后，新闻职业病——神经衰弱一直困扰着他，每晚要靠药物才能入睡。交稿的场景，做梦不时梦到。
一开始，廖衍强使用的是德国产“禄来福来”120双眼相机。胶卷也异常珍贵，靠外汇购买。一卷胶卷只有12张。
廖衍强后来担任广州日报摄影部主任时就定下规矩：一个新闻只拍3张，每3张底片要有一张见报。这在手机连拍的今天，足见基本功。
在30岁前，廖衍强靠着过硬的心理素质与摄影技术，拍摄了众多国家领导人在广州的珍贵照片。
1954年，进入广州日报社1年后，23岁的廖衍强在如今的天河体育中心，当时的天河军用机场，独家拍摄了周恩来乘飞机来广州的珍贵场景。
当年6月底，周恩来出访回国，途经广州，乘船视察了黄沙、白鹅潭、沙面等沿江一带，了解水上居民生活情况。
在场的三名记者中，新华社、南方日报都是文字记者，只有广州日报有摄影记者在现场。没有至高点，身高1米75的廖衍强就把相机高高举在头顶，拍下了新中国总理面带笑容走下飞机的珍贵瞬间，为三家新闻机构统一供稿。
△1954年，周总理到广州视察，在广州天河机场踏着简陋铁架下飞机。（廖衍强摄）
那是廖衍强第一次见周恩来。那时没有长焦镜头，两人最近的距离不到2米。
但是周恩来总理下梯子的照片，直到2003年，他新闻工作50周年展览时才正式发表。
廖衍强说，当时最吸引他的就是梯子，谁也没想新中国总理所乘坐的飞机，舷梯如此简陋。
黄广汝。广报记者陈忧子拍摄
黄广汝先生生于1935年。东莞市东坑镇人，1950年参军，1956年转业，在广州日报任记者、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高级会士。曾任广东省摄影家协会理事、广东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广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现任广东老摄影家协会副会长、广东省老记者协会广州日报分会副会长、广州老年书画影艺促进会副会长、广州市摄影家协会顾问、广州工人摄影协会名誉会长、广州青年摄影家协会顾问、广州电视台摄影家协会顾问。
“三人行，必有我师。廖师傅是我的恩师。”
虽然年龄相差4岁，83岁黄汝广亲切地说。
作为广州日报社第二任摄影主任，黄汝广1956年从部队转业到广州日报社，在广州住了62年，他不仅拍摄过邓小平、卡斯特罗等在广州的珍贵瞬间，也扫街跑报料记录了广州普通人的青春与生活。
爷爷级“四胞胎”，花都“姐妹”，你们在哪？
1974年3月，广州黄埔区横沙村罗家喜添四胞胎男孩，分别起名“联、合、起、来”。在当时的广州，四胞胎对百姓来说算是重大新闻。
于是，黄汝广用当时的莱卡135相机给四胞胎拍下了照片。他还了解到，四个孩子的妈妈卖煤为生，养活孩子不容易，由此国家也对四个小孩很照顾。黄汝广一直跟进这四胞胎到初中，参加了学校为孩子举办的生日会。后来，由于退休，他再也没精力去跟进。
这幅四胞胎照片出现在此次展览中。“联合起来，快乐成长”，黄汝广说，他一直靠这句话记得四胞胎，“他们已经74岁了，当爷爷了，不知道他们人生过得怎么样？”
△1974年3月，广州市黄埔区横沙村罗家喜添四胞胎男孩，分别起名为联、合、起、来。（黄汝广摄）
还有一对照片中的知青姐妹，也让黄汝广惦念。12月21日，“艺术人生三人行”摄影作品展闭幕，黄汝广看观众留言本，发现他几十年前在花都新华公社拍摄的一对知青姐妹照片，有一名观众留言“没想到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啊，我也会成为历史人物”。
遗憾的是，这名观众没有留下联系方式。黄汝广猜照片中人可能只是偶然路过看影展，他特别想联系照片中的“知青姐妹”，赠送这幅照片，一起聊聊当年故事。
△1981年10月1日，驻广州三军举行盛大阅兵，正行进在中山路。（黄汝广摄）
1981年10月1日的国庆游行，也是广州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海陆空三军巡游。那天早上，黄汝广骑着自行车，带着1米多高的梯子，跑去海珠桥等候。照片中，他拍摄了海军方阵的队员。36年后，和他一起喝茶的海军方阵队员告诉他，当年他们早上3点多到广州，为了不打扰市民，到达后就在烈士陵园等待到天亮。
蔡江瑶先生生于1939年。原广州新闻图片社副社长、主任记者，广州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顾问、高级会士。曾任广东省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会务部长、广州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顾问，广州华侨摄影学会理事、美国摄影学会会员、纽约摄影学会高级荣誉会士、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员。
79岁的蔡江瑶退休前是原广州新闻图片社副社长、主任记者，他谦虚地称廖衍强、黄汝广都是他的师傅。实际上，作为同辈人，蔡江瑶和廖、黄一起记录了曾经的广州。
拍摄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天
1986年10月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访广州，在白天鹅宾馆停留了130分钟。早在当年8月，蔡江瑶就收到外事部门通知，准备拍摄英女王。但与《广州日报》等新闻单位不同的是，蔡江瑶是负责全程拍摄伊丽莎白二世在广州的唯一摄影工作人员，从下飞机、会见、宴会到伊丽莎白二世离开广州前，赠送一本她在广州的相册作为礼物，任务繁重，不容有失。
为此，他在拍照前，做了详细的准备。包括一部Nikon135单反相机，10卷36张的胶卷，以及一台傻瓜卡片机做备用机。
他还向外事部门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不同感光度的胶卷，方便从白天下飞机一直拍到晚上宴会；二是他需要有特别的车和通行证，能在车队之前提前赶去每个活动现场。
但是，在胶片年代
拍摄只是一半，回去冲洗是另一半。
蔡江瑶说，特别是当时135相机胶卷容易卡，一旦卡就报废，因此要亲手冲洗。他记得自己晚上回去和团队一起亲自冲胶卷，在当天晚上10点前赶出照片画册，又彻夜没睡，冲洗胶卷到第二天早上5点，到了早上7点又要去机场拍送机。
△1986年10月1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飞抵广州，在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陪同下访问广州，在白天鹅宾馆停留了130分钟，并在广州少年宫种下一棵英国橡树。（蔡江瑶摄）
如今蔡江瑶回想起来，因为有特别工作证，他和英女王的最近距离只有不到一米。
很多人在本月的摄影展上跟他表示，很喜欢他拍摄的英女王在广州非官方场合、比较自然的照片。
回到12张胶卷年代的专注
在“摄影三老”拍摄50年来，广州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尤其珠江两岸变化最大。廖衍强、黄汝广、蔡江瑶的拍摄器材也从沉重的古董机“升级”到数码相机甚至手机。
像黄汝广如今出门会带佳能小相机，蔡江瑶带着索尼阿尔法7，廖衍强则拿着孙辈送他的华为手机。
△1986年，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五层楼构成广州中轴线。（廖衍强摄）
每日早上廖衍强6点钟准时到东升医院公交车站，随机乘坐公交车去公园拍摄花城之美。102路电车先来，他就去文化公园、沙面、江边转转；31、38路车先来，他就去流花湖；8路车先来，则去荔湾湖公园。
但是廖衍强说，“手机拍照，只拍不留”。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有相机情怀。他始终认为黑白摄影的韵味不是彩色数码能转变出来的。他迟迟不出版自己的黑白作品集，也是现有的印刷不能表现好黑白的颜色。
在此次摄影展和访谈中，有人问，为何连续抓拍不是好作品？
廖衍强的回答是，摄影是抓拍的瞬间，连拍不如拍电影。他自己拍照从不连拍三四张以上。
△1987年，黄汝广通过航拍镜头记录下天河体育中心在一片荒地中加紧建设的历史瞬间。（黄汝广摄）
黄汝广则说，他觉得胶片时代考摄影师基本功。12张胶卷，2张以上必须见报。现在数码照相“咔咔咔”，一秒6张或者12张，几百张连拍都不难，但很多人说是摄影家，其实基本功不到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一度失修，经多方呼吁，黄埔军校得以修缮。（蔡江瑶摄）
蔡江瑶的想法则是在120胶片年代，摄影师脑子里应该想拍什么。不仅对照相器材熟悉，也要对拍摄的人和故事熟悉。他说，“只有12张胶卷，拍到9张后，就得为事件高潮做预留。必须把握瞬间，而不是靠连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