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方新报》报道，这几天，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李华准备把自己的户口从姥姥名下迁移至亲生父亲名下，却遭遇了“证明我爸是我爸”的难题。她一连奔波多日，也未能成功迁户。
3年前，一则“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此后，一系列简政放权措施纷纷出台，“减证便民”成了时代热词，群众受益良多。在这番背景下，李华依旧遭遇了“证明我爸是我爸”这种奇葩证明，实在是咄咄怪事。看看他们是怎样打太极的：户籍民警建议李华去找社区复印一份“家庭成员登记表”，并且盖上社区的印章，就可以迁户；社区则称不能随便给人复印，而且迁户根本不需要复印“家庭成员登记表”。派出所和社区都言之凿凿，将责任推给对方。二者谁占理外人很难厘清，可清楚的是，这种推诿损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部署要求，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切实做到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同时还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协同协作，促进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打破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孤岛”，从根本上铲除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滋生的土壤。回到李华一事，如果这个证明非开不可的话，就应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家庭成员登记表”就在那里放着，可他们不协作，当事人求爷爷告奶奶也无济于事。派出所与社区存在的信息壁垒无法打破，数据共享就成了空谈。
现在，李华需要寻找上学期间的学籍档案来证明父女关系 。舍近求远背后，折射出的是相关部门责任意识匮乏，制度革新动力不足，这需要引起管理层的正视，建章立制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