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前一半衔接着夏天，后一半融入冬天。它本身又是大自然最丰饶的成熟期。故此，秋的本质是矛盾又斑斓，无望与超逸，繁华而短促，伤感而自足。” 冯骥才这样描写秋天。所以，初秋，我们在繁华中怀念过往。在“为未来记录历史”的会议上，冯骥才写下“文学是苦的”，这或许是他对生活、事业的体悟吧。
近年来，冯骥才转身一半回到文学，接连推出了几部非虚构新作，格外引人瞩目。这些非虚构作品与他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脉相承，更有突破。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文学评论家周立民对冯骥才非虚构写作的文学观、历史观阐述尤为准确，他说：“从写作之初，冯骥才的动机和目的就很明确：记录，如实记录，并且，让这些记录化为历史记忆留给未来。”冯骥才曾总结自己的文学观是“记录心灵的历史和历史的心灵，挖掘人性和创造属于自己个性的语言与文本”。尽管他的创作已从最初起步时走出很远很远，越来越纷繁多彩，可是，他的文学初心始终未变，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周立民认为，很多作家的文学创作，源自对文学的热爱、内心情感的宣泄，冯骥才除此之外，还是为数不多的，一开始就有着历史敏感性和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作家。
《俗世奇人》系列收录了冯骥才以清末民初天津卫社会生活文化为背景，融合民间传说描写奇人趣事的全部短篇小说，共两部，各十八篇。这部经典作品在两个出版社出版过，其中多篇已经成为中小学的语文课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由于时间更早，销量更加惊人。从2000年的首版，到2008年的新版，再到2015年出版《俗世奇人·贰》，作家出版社的《俗世奇人》系列至今累计销量已近300万册，其中第一部200多万册，第二部70多万册。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对《俗世奇人》这样评价：“如果说语言文字对于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来说只是一种表达的工具，是作者必须具备的艺术本领之一的话，那么《俗世奇人》以此勾勒出的每一个故事内容，以及从文化视角所传达出的时代、地域、民族等文化信息，是将两者高超结合的文学艺术典范。作品看似着力于表达清末民初天津卫这一特定年代的地域文化，更是来源于民间流传，但是当读者细细品读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的不只是近代天津卫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点，更多更深刻的是处在近代天津卫的各色人等在世俗生活中的入世精神，是囿于生存的人性特点，是人性的光辉在黯淡处闪耀发光的景象。” 吴义勤认为，冯骥才简练精准的文字极富神韵，刻画的人物鲜活灵动，呼之欲出，极具画面感。这些故事略带幽默诙谐，情节出人意料，引人入胜，故事里的人物形象鲜明独特又蕴含丰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读后让人意犹未尽。
冯骥才的文学作品不仅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行列，也经由各国翻译家的努力，征服了大量西方读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冯骥才就被频繁邀请到欧美各国进行文学交流，后来他投身文化遗产抢救期间，也时常去欧洲考察，汲取西方对文化保护的先进经验和理念。目前，世界各地都不乏研究冯骥才文学的学者；同时，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也与西方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合作。其中与冯骥才交往最密切的当属俄罗斯学者。
冯骥才与许多俄罗斯学者有着深厚的友谊，他是在俄罗斯被翻译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也是在俄罗斯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自1984年至今多达42部作品有俄文译本，发行量达到236000册。同时，冯骥才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俄罗斯译者最多的文学家，共有13位汉学家翻译了他的作品。其中最早翻译冯骥才作品的是李福清和索罗金，翻译最多的是司格林。冯骥才也常常成为俄罗斯汉学家研究的对象，继李福清之后，已经有三代俄罗斯学者研究冯骥才的文学和文化遗产。不管在翻译还是在研究方面，冯骥才的创作一直受到俄罗斯汉学家的重视。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就出于作家的时代敏感与社会责任感，发起对天津老城和小洋楼的抢救，这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第一次自觉的文化行动。进入21世纪，中国民间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遭遇困境，冯骥才毅然放下文学和绘画两支笔，转身为民间文化奔走呼号。由他倡议和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历时13年，对中华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地毯式普查与盘点；由他首倡、国家四部局联合开展的中国传统村落普查，引起世界关注。冯骥才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民间文化的先觉者，在潮水般涌动的物质商品、迭代革新的工具技术、疾速转型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中溯源而上，他以坚定而坚韧的力量呐喊呼吁，并躬身实践，带动民众认识民间文化价值，守护民间文化之根。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院院长潘鲁生说冯骥才就像一盏明灯，穿透物质功利的裹挟与盲动，引导人们在物质躯壳的“新”“旧”交替中守护历史，守护我们民族文化本来的面貌和内在的精神之光。这是对民间文化价值的坚守和文化家园的守护，在与时间赛跑的征途上守护着一种价值存在和信念，并以民间文化的历史观、价值观带动实践，冯骥才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精神和人文气节，令人敬重。
曾任中国民协秘书长的文化学者向云驹，格外关注冯骥才的“另一种”写作，他认为，十多年来，在民间文化保护实践中，冯骥才写作的一大批文化著作，其数量、体量、质量一点也不输于他文学创作的成果。其中，相当一些理论与实践的成绩，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文化标杆、文化标准的，是可以彪炳历史、垂范时代的。比如，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立法、名录等的贡献，对国家节日假日制度改革的贡献，对传承人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的建立，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方法论的创新，对民间文学资料的数字化数据库建设，对灾难性和濒危性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认识和推行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全面的、体系性的文化理论与思想。
无论从事文学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冯骥才总是力图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角度出发，关切当下最紧迫的现实，并付诸实践，致力于为大量遗产留下珍贵而翔实的历史记录。（文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