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真是因为“幻灯事件”吗
1902年春，鲁迅由江南陆师学堂俞明震带领，去日本留学；1904年春，鲁迅从弘文学院速成班毕业，秋季，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1906年，又是春天，鲁迅放弃了医学，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开始了他的终生不渝的文学之旅。这就是“弃医从文”事件。然而，在鲁迅生平事迹中，“弃医从文”事件的起因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成为鲁迅生平的一个公案。
引发“弃医从文”的“幻灯事件”，是记忆错位？
其实，从鲁迅本人的记述来看，本来并不复杂。按他说，他当时身在异国，本来刺激多端，恰巧在课堂上放映的影片中看到他久违的中国同胞，却是使他极度难堪的一幕：同胞们被作为俄国奸细杀害，另一批同胞却充当神情麻木的看客。在课堂里一起看画片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日本人，一片欢呼声，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在羞辱中，他猛醒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实现强国强种的第一要务在于唤起民众，改变他们的精神，民族才有希望。而善于改变人的精神的，首先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医学事业，投身于文学活动，以期唤起民众，来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不再充当这屈辱的角色。这也就是引起鲁迅“弃医从文”的所谓“幻灯事件”。
然而，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问题来了。他们说：当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该校还没有电影放映设施，他不大可能在课堂里看到电影。当时该校只有幻灯片，而该校现存的日俄战争幻灯片中，并没有鲁迅所说的那样的镜头。就连鲁迅说的关于藤野先生与“讲义风波”，也都与事实不符，因此，所谓“幻灯事件”，可能是一种想象，一种因经常看到类似图片而引起的幻觉，或记忆错位，因此，鲁迅那些相关的记述是“诗”，而非真实。
对此，人们既难以进一步证实，也难以否定。因而，至今难下定论。
（《〈呐喊〉自序》）
在课堂里一起看画片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日本人，一片欢呼声，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课堂上还有他一个中国人。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伤害，从而决定“弃医从文”。
在这几处谈到此事的文字中，有几处记述后来成为争议的焦点：
①鲁迅看的究竟是“电影”还是“画片”？
②当时课堂上教的究竟是“微生物”还是“霉菌学”？
③鲁迅究竟看到了什么——他所说的画面究竟是否存在？
④画面中杀人的手段究竟是“砍头”（被斩）还是“枪毙”？
⑤整个事件究竟是虚构的故事或“诗”还是真实的历史？
⑥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鲁迅在课堂上看的究竟是什么？
为了弄清事情原委，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在上述几段文字中，鲁迅每次谈到当时教学用的手段，都说是“电影”，无一例外。本来，过去从没有人对此发生怀疑，当然也就不去证实它。上世纪70年代中，日本仙台医专的后身——现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先生等一批师生，对此展开了调查。他们经过内查外调，查明了许多事实，包括查到了鲁迅在校期间，该校于1905年制作的一套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内容大体上正如鲁迅所说是“时事”片，而且也确是反映日军战胜俄军的情形。然而，在这套幻灯片中，却怎么也找不到鲁迅所说的那张“一个中国人被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的画面。
况且，这根本不是“电影”呀！
那么，当时是否还有类似的电影片呢？电影发明于1895年，到1906年，已经十年有余，因此，在日本使用也不会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据记载，当时仙台医专却还没有使用这种设备。毕竟，那时电影放映设备还是十分昂贵的。
据记载，仙台医专教鲁迅这一班细菌学的是中川爱咲，他是北海道人，曾留学美国，又曾游学欧洲。他从德国带回来一架幻灯机，用幻灯作为细菌学教学的辅助手段。中川在助手的帮助下，亲自对画面加以说明。当时日俄战争已将结束，并从1904年起，在日本因战争而引起了观看战争幻灯的“幻灯热”。例如，在1904年的《东北新闻》上，就有关于看幻灯的记载：“日俄战争教育幻灯会黑川郡大衡村字驹场（在仙台市北面），由立志学会会长濑户发起，于十三、十四两日，举办日俄战争国民后援教育幻灯会，由吉冈高桥政助、大山源太郎两氏担任说明。来观者三百余名，颇为盛大，军人遗族甚至挥泪感奋云。”可见当时盛况。
在这样的情势下，思想前卫的中川教授在细菌课上，使用幻灯是很自然的。
至于问题二：当时课堂上教的究竟是“微生物”还是“霉菌学”？这不是大问题。鲁迅在不同的文章中说的名称不同。但这极容易查明。根据仙台医专当时的课程表，鲁迅所在班第二学年第二学期课程有解剖学实习、局部解剖学、组织学实习、细菌学理论、生理学、病理学理论、病理解剖学、诊断学、外科总论、药物学、德意志学，共十一门。这就很清楚地说明，鲁迅上的是细菌学。至于他说的“微生物”和“霉菌学”，与“细菌学”只不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达而已。
当时整个仙台只有两个中国人，他的愤懑能向谁诉说？
按照鲁迅说的，他“弃医从文”最主要的诱因在于，他看了那部杀头“画片”。因此，这“画片”的真实性，就成为问题的焦点。而认定鲁迅的回忆究竟是“诗”还是真实，这画片也是极重要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东北大学发现了鲁迅在校期间，该校1905年制作的一套反映日俄战争情况的幻灯片。情况与鲁迅所说的已经十分接近了。
然而，在这套幻灯片中，却找不到鲁迅所说的那张中国人被当作俄军侦探杀头（或枪毙）的画片。
疑为鲁迅所说“砍头”幻灯片东北大学所藏的这套幻灯片的底版，是由该校医学部细菌学教授石田名香雄博士在细菌学教室发现的。全部应为20张，但现存15张，收藏在一只桐木盒子里。这15张幻灯片的内容是：
1、 踏查地理的决死队；
3、 犬竹骑兵一等兵奋战龙王庙；
6、 胜彦市与敌人拼刺刀；
7、 破坏金州城门的决死工兵；
8、 吉田小队长、石田一等兵生擒敌兵十三人；
9、 血染的命令书；
10、决死的裸体工兵；
11、两士兵挺身保护联队长；
13、高桥海门舰长与舰共存亡；
14、吉井少尉奋战摩天岭；
15、某炮兵少尉负伤忍痛发号令；
17、吉川骑兵上等兵被敌捕获，得到奖金；
18、桥本步兵一等兵背负长官尸体战斗；
19、山冈看护兵光荣地战死；
20、伏见若宫殿下奋勇作战。
看这套幻灯的内容，都是取材自日俄战争前期的场面。其内容大都是1905年5月至7月期间的事。当时制作底版是很快的，一事发生，第二天就能制作出幻灯片。而且，这15张之间内容也是不连贯的，看不出所缺的五张可能是什么内容。但可以确定的是：类似的反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绝不止一套。鲁迅当时的同学铃木逸太这样回忆：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在上映的幻灯中，好像有喊万岁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但是，幻灯片是无声的，片中人怎么喊法呢？而且现存的幻灯片中也看不出有喊万岁的场面。照鲁迅的说法是因为有日军战胜俄军的场面，所以要喊万岁。现在既然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就不能排除鲁迅说的情况。至于当时鲁迅没有表示出他的情绪，那也绝对正常：周围全是日本人，他的愤懑，能向谁诉说？当时在整个仙台只有两个中国人，也许只有那个在第二高等学校读书的中国人施霖能够了解他的想法。
由于当时制作幻灯片很容易，所以，鲁迅当时在幻灯片中看到这样的画面是极有可能的，不需要搞混后才有此记忆。鲁迅自己记载说，“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不是偶然一次。这就不可能是把别处看来的印象错记成是幻灯中看到。像上面所引的这种描写，让日本人看了觉得解气、痛快，因而大喊“万岁”，也正是当时日本很多人的自然反应。“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呜呼，无法可想！”作为一个血气方刚、怀有救国救民远大理想的青年人，因这刺激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也正是十分自然的。在此之前鲁迅由学海军转而学路矿，到日本又想学军事，后又改为学医，这证明鲁迅为了祖国民族的强大，是不惜断然改变自己的学业的。因此，由于受到幻灯事件的刺激而改变自己学医的志向，应当是真实而非“诗”。
就因为藤野先生对鲁迅关心备至，谣言还是暗暗地流传起来
但是，这还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幻灯事件”只不过是整个事情的爆发点。真因远不止此。
其实，在这以前半年多，有一件事已经严重地伤害了鲁迅的自尊心，种下了放弃医学的心因。这就是所谓“露题事件”。
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的解剖学笔记，显示他记录清晰，绘图精细，上面有藤野的批改事情的起因，是鲁迅碰上了一个好老师，这就是藤野严九郎先生。本来，鲁迅作为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是受到大家的礼遇和多方照顾的。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房东，待他都很客气。尤其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他对其他学生可说是十分严厉，而对鲁迅，却用日本人所特有的认真和细致，呵护有加。他自己说，他看鲁迅学习似乎很是吃力，“因此，下了课，我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谨忆周树人君》），甚至“在同学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学习方法、日本语之说法、笔记之记法诸方面”，“都曾尽量给予帮助”（藤野致小林茂雄的信）。
藤野为什么这样热心帮助鲁迅呢？他说：“我小的时候，曾跟福井藩校出身的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总是很尊敬，同时也觉得应该高看那一国的人，或许这就是周君感到特别亲切和值得感谢的原因吧。”他认为日本传统道德观念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刺激和感化，他在一封书信里说：“故总该以中国为道德先进之国而敬重之。吾亲近周君，以为对其殷勤指导乃本人唯一可为之事，此非仅爱周君一人也。”至今在藤野先生故居里还保存着他练习汉字时抄写的《论语》。
但他对鲁迅也并不迁就或姑息。他对鲁迅的解剖图要求同样很高，对他的笔记错误也严加纠正。对他的考试，分数也给得很紧。虽然在两次学期考试中鲁迅都是刚好60分，而学年成绩则是58分，在鲁迅一学年结束后的总成绩中，解剖学是最差的（59.3分），也是他七门专业课中唯一仅差0.7分而不及格的课程。可见藤野的严格，对鲁迅毫不例外。
尽管这样，谣言还是暗暗地流传起来。那理由，就因为藤野先生对鲁迅关心备至，而仿佛友善的态度一定造成偏袒。同时也因为这门课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及格。因此一些人对鲁迅的考试成绩也竟怀疑起来。
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身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关于追查的经过，1974年阿部兼也等先生在向鲁迅当年的同学、年级总代表铃木逸太了解此事真相时，铃木这样回忆：调查者问：关于泄露试题的流言，这事的情况……
铃木答：有这事。我们已经说过了“哪有这种没有根由的事”，这样澄清过了。又对藤野先生说：“我当然不相信，可是已经发生了这样的谣传，先跟您打个招呼。”藤野先生说：“喔，是吗？谢谢你。可是没有这回事呀，同学。”在这种场合，我是大家的所谓汇总人吧，才参与了这件事。……是谣传哪，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考了个中等成绩啊。任什么也不懂就不可能有中等成绩。“一定是藤野先生怎样怎样了”，就真有这么传说，也有这么说过的家伙嘛！所以我说：“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反正出了这种事，这可太可怜了，所以，我对大家这么说了，对藤野先生也说了，说：这种事纯粹没有呀！把大家集合起来说过，这事我还记得。
调查者问：关于很厚的匿名信……
铃木答：这事可不知道啊。
调查者说：托尔斯泰做的那件关于日俄战争的事，在报纸等等上面……
铃木答：有这么回事。
调查者：关于在黑板上写通知这件事……
铃木：哪天哪天要干什么，这事是有的。
调查者：说是在“漏”字那个地方加过圈……
铃木：这还是可能发生的呀。特别是在希望全部参加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这些人之外，有些从上一班降下来的人，任意地干各式各样的，对所谓下级，因为是自己的后辈吧，还是有些对后辈干各种事情的家伙的。我想恐怕是这样的瞎胡闹、恶作剧吧！
（见《鲁迅在仙台的记录》）
铃木的证言，对于了解事件的真相很有帮助。但是，从中我们无法了解到谁是写信的人，也无法了解到谁是那个“干事”，因此无法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情况。因为直到最近，我还听到有人明明是猜测而又很肯定地说：当时大概藤野先生确实把题目告诉了鲁迅。但是说者也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如果确有证据表明藤野露题给鲁迅，那对鲁迅的伟大和藤野的高尚也并没有多大的损害。问题是，倘若真是那样，鲁迅又为什么要把这不光彩的一页写出来，自己来揭自己的伤疤，出自己的洋相呢？难道他会愚蠢到以为自己的同学都死光了，无法对证了吗？
在鲁迅被检查讲义，并收到那封“托尔斯泰式”的信之后，虽经追查，流言消灭了，但是，这件事对鲁迅的自尊心的打击，其严重性不应低估。鲁迅在二十年后提起这事，在笔下还是充满了屈辱感：“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这当然是反话，因为鲁迅的解剖学成绩确有两次都是刚好六十分。
尽管十分气愤，但最后，鲁迅还是把那封“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给“他们”了。按照鲁迅的倔强性格，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但为什么他还是退还了？按照上面的情况，他也不可能出于心虚而使然。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生存环境迫使他这样做。在某种角度上，可以说：“身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它给人的心理体验就是——屈辱。究其根源，就不能不对鲁迅的生存环境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揭开这个谜底。现在，我们先得叙说另一件使鲁迅深受刺激的事件。
这种带着优越感的侮辱性的论调，使鲁迅的心情雪上加霜
就在“露题事件”发生之后不久，鲁迅又遭受了第二次精神刺激。
1905年底，鲁迅回东京度寒假。这年，由于中国留日学生已猛增到万人，同盟会在其中联络学生，宣传反清活动，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加以管束。六七月间，日本报纸纷纷披露，文部省将颁布《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留学生获悉后，激愤异常，纷纷向驻日公使和日本外部提出质问，日本外部答：无此事。可是到了11月2日，日本当局突然以文部省十九号令颁布了所谓《关于供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其中规定了“清国人生徒校外监督方法”，全部共15条，而有五条引发争议：
第一条规定：“入学时须交中国公使馆的介绍信。”
第四条规定：“转学、退学时须附有中国公使馆的认可信。”
第六条规定：“退学时须将其理由通报中国公使馆。”
第九条规定：“公私立学校应使中国留学生居住于寄宿舍或学校监督下的公寓，监督其校外生活。”
第十条规定：“在他校因品行不良被责令退学之中国人，不得准许入学。”
这个《规程》虽然没有使用“取缔”字样（“取缔”一词在日语中是“监督、管束”之意），但内容实质未变。所以留学生仍把它称为“取缔规则”。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借此遏制中国学生的反清活动。留学生们群情激昂，痛斥当局玩弄欺骗手段，并以停课和退学来抗议这一法令。11月28日，留日学生总会以评议部决议上书公使，请中国驻日公使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取消该规程中的第九、十两条。其中说：“向来所设之寄宿舍等，亦未必尽适宜。故吾国学生，常有不愿居住者。”
但日本政府不予理睬，12月2日，矿路学堂学生印发传单，呼吁废除“大辱国”的规程，弘文学院学生响应，并联合各校相继停学，随后，各校成立了联合会，提出取消规程的全部，向全体学生发出通告，宣布“日本设特别法以待我，是奇耻大辱，宁弃学问以全国体，争之不得，当悉归国”，甚至成立了纠察部、敢死队。秋瑾发表了“烈火一般激烈”的演讲，陈天华则因愤于《朝日新闻》诬称学生的行为是“放纵卑劣”而投大森海自杀，秋瑾、田桐、易本羲等组织两千（一说二百）多学生回国，成立了中国公学。而留下来的学生则组织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先后十次向国内外发表意见书，历数留学生遭受的歧视和凌辱，及《规程》中不利于学界的条款，据理力争。同时，流亡中的孙中山也发来电报，支持学生的主张。
12月9日，日本文部省对《规程》内容作了重新解释，对前项约束作了部分让步。维持留学界同志会遂发表公启，对此表示欢迎，并开始组织复课。学生的有理有节，也赢得了舆论的同情，一些政界人士也纷纷发表看法，希望政府撤销、停止实行《规程》。政友会的首领犬养氏、长冈氏等人还出面调解，请政府延期或取消第十九号令。最后，《规程》终于中止和延期，最后等于不取消的取消了。
在这一事件中，鲁迅又经历了一回精神的强烈刺激。在屈辱和愤激交织的氛围中，鲁迅也参加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并在其中积极活动。
就在风潮转向对学生有利的过程中，日本的舆论中却还有部分令人难以忍受的讥讽。12月17日，仙台的《东北新闻》，还在头版上发表了《中国人教育的意义》和《中国留学生问题》两篇文章，所持观点认为：事情由学生的“误解”而引起，解决的途径也即是“教育中国人”，教育者则是日本人，意味着中国人是低能儿。这种带着优越感的侮辱性的论调，使鲁迅的心情雪上加霜。其实，鲁迅从踏上日本国土起，心情就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深为日本的发展、日本民族的朝气所兴奋，为“奔逸至迅”的如潮新知识而亢奋；而另一方面，又为无所不在的民族屈辱感所包围，所压抑。而接连发生的“露题事件”“取缔规则事件”和“幻灯事件”，只是火上加油，从而引发了鲁迅的痛下决心弃医从文。
因此，鲁迅“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并非单一的由于“幻灯事件”，也并非由于简单的“露题事件”，而是由多种因素、多重刺激、多元聚合，积累而至、积郁而生、激化而起，起于青萍之末，出于势所必至，而达于山崩海啸，因而一场重大人生转折，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