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谨以此文，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短史记第566期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但民间动静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思孙中山”在民间知识界蔚然成风。闻孙文之名即掩鼻摇头而走者甚多。
孙氏此般遭遇，实是“时代意见”遮蔽了“历史意见”的结果——按钱穆的说法，“时代意见”乃是站在今人之立场，重在浇现实之块垒；“历史意见”则是站在古人之立场，旨在体察历史发生的真实逻辑。在今日民间知识界的“时代意见”里，孙氏的一生，是充满了争议的一生。但若是回归“历史意见”，却又不难发现，孙氏充满了争议的一生，恰是在“知难行易”中不断进化（或者说是纠错）的一生；这种进化，在方向上与时代同调，在步伐上却较时代更为超前。
试以孙氏一生最重要的“三民主义”及其所受非议最深的几个问题，综而言之：
批评孙中山“出让满洲”者，多半并不了解孙的“民族主义”的进化史
在1911年之前，孙中山为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曾一度不惜“出让满洲”。此事有诸多史料可证，毋庸赘述。大陆学术界自90年代以来，对此事也已不再避讳，如杨天石曾言：“诚然，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
“出让满洲”之说，对孙中山的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学术界较常见的意见认为：孙是为了“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选择“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俞辛淳）。这类意见其实并不符合史实。
事实上，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分界线，孙中山在“出让满洲”一事上可以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孙的意见带有“割让”性质；后一阶段，则收缩为“租借”、“委托”性质。如：1898年，孙中山对内田良平说：“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革命成功之时，即使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访问日本女界名人下田歌子，请求其协助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后，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悉与”“ 让与”等词，都透漏出“割让”之意。1912年，孙与日人森恪密谈，据森恪之秘密汇报，内有“孙已同意租借满洲”之语；1915年，孙与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密谈，亦强调“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这种转变，自然与民国顺利继承清朝版图有关。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观念的巨大进化。在1890年代，孙中山、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等，俱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来看待清廷和边疆地区。谭嗣同则抨击“满人视中国为傥来之物，无所爱惜”，在时务学堂散播排满思想，主张变卖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作为救国之资；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建议光绪卖掉边疆之地来为变法筹措费用；张之洞在甲午之战后，也主张向英俄割让边疆之地以获得援助来报复日本。孙1898年向内田良平说“以诸如满、蒙、西伯利亚之地悉与日本，当亦无不可”，也是这种“华夷之辨”边疆观的产物。
至1900年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在野知识界引入西方带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倡导“民族主义救中国”，激荡“排满”思潮。1906年，孙中山对日人说出“中国革命目的在于灭满兴汉，中国建国在长城以内”这样的话语，正是这股以“排满”为核心内容的“民族主义救中国”思潮的产物。
至辛亥年前后，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念均有极大的进化。梁启超于1905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词，与“排满”思潮决裂。孙因现实需要（革命党人以“排满”为发动民众的重要工具），虽然在辛亥前从未公开批评过“排满”，但1912年元旦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与梁启超的意见已颇为相近。自此之后，保有“满洲主权”也成为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一条底线。
1920年，在对上海国民党人讲话时，孙氏的民族观再次进化。孙否定了自己辛亥年提出的“五族共和”之说，转而倡导所有民族融和为一个中华民族：“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只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可惜的是，孙的这种民族观，并没有被历史继承下来。①
图注：1898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及日本友人在日本合影
借宋教仁、陈炯明来批评孙中山，也属于对史实一知半解，不了解孙“民权主义”的进化
孙中山与宋教仁、陈炯明等人之间的冲突，近年来也成为大陆民间思想界“反思孙中山”的重要载体；甚至于冒出了“宋教仁乃陈其美所暗杀、孙中山或有参与”的骇人新论。②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以“时代意见”遮蔽“历史意见”的做法。
1、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看起来很美，但没有实现的可能；孙中山的意见更有可操作性
比如，宋教仁在辛亥年坚持走责任内阁制道路，被当下大陆民间思想界视为“立宪主义”。宋的思想资源被一再发掘，当日与宋观念冲突、主张搞总统制的孙中山，则成了反思对象。然而，若能诚实回归民初的真实历史场景，并不难发现，宋教仁的“立宪主义”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反倒是孙中山的主张更切实际。概言之：
民国初建，对于如何将“共和”落到实处，有许多不同意见。能称之为“顶层设计”者，惟有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以及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这三份“顶层设计”的本质区别只有一点：即如何处理当时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北洋系，将其纳入“共和”的轨道。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且不论。孙中山和宋教仁对北洋系的处置，简单说来，孙取合作态度，欲将之纳入“军法之治”当中；宋取对抗态度，欲组建国民党内阁，以内阁制架空袁世凯。宋的这种对抗心态，在当日毫不隐讳——1913年3月，国民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31岁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发表演讲：“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彼时，袁并无任何破坏共和之举，宋演讲如此走极端，直将一国总统视作仇寇，显然不当。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目的，即煽动民意来支持内阁对总统权力的架空。为获取这种支持，宋不惜扭曲事实，为袁捏造罪行，如借外蒙问题点名斥责总统和国务总理，说俄国制造外蒙问题前后，“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揆诸史实，袁政府当日已竭尽全力保全法律意义上的外蒙古主权，至于实质意义上的收回，实在当时政府的能力范围之外。宋似乎也忘了，外蒙问题爆发之初，其本人及国民党也曾高度拥护政府的处置策略。及至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有望组阁，才一变之前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袁政府。针对这种翻脸，梁启超当日曾撰文讽刺：“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宋氏或许觉得，尽可能抹黑袁政府的内政外交，可以为其组阁赢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有了这些民意支持，内阁制就能获得巩固，对总统权力的架空就能落到实处。但问题在于：其一，北洋系是纯粹的武人集团，其力量相对民党具有压倒性优势，且对政党政治隔膜，几乎不参与政党活动；宋氏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北洋武人未必认同。其二，宋氏争取到的民意也相当有限。当日选举，有选民资格者不过10%，这10%当中，有多少人真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很可疑——据《顺天时报》报道，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曰：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举人却一个也无。基层官僚尚且昏聩如此，底层民意对选举的认知如何，可想而知。其三，即便是袁世凯，其统合武人集团的能力，也属有限，仍需高度依赖物质笼络，故屡有对外借款的无奈之举。宋氏欲纯以《约法》为倚仗，架空袁世凯、收服北洋武人集团，造就一种政党政治，理想虽美，却实无任何成功的希望。
宋氏曾言：“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这是理想主义者的话语。相比之下，孙中山的意见，要现实得多。胡汉民曾以孙中山代言人的身份，与宋教仁有过一番辩驳。胡汉民主张美国式的共和，因为“美以十三州联邦，共和既定，即无反复。”宋氏回应：“君不过怀疑于袁氏耳。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胡汉民反驳：“内阁制纯恃国会，中国国会本身基础，犹甚薄弱，一旦受压迫，将无由抵抗，恐蹈俄国一九0五年后国会之覆辙。国会且然，何有内阁？今革命之势力在各省，而专制之余毒，积于中央，此进则彼退，其势力消长，即为专制与共和之倚仗。倘更自为削弱，噬脐之悔，后将无及。”略言之，胡汉民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并行，中央与地方互相制约；宋教仁则主张内阁制和中央集权制，以内阁架空总统，以中央架空地方。宋氏沙上造塔，固然能因其理想主义色彩而得“时代意见”之青睐，却远不如孙氏的意见有可操作性。③
2、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看起来也很美，实际上无益于时局；孙中山的“县自治”更为务实
孙中山与陈炯明在1920年代的冲突，也是相似的情形。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理论被后世赋予了理想主义色彩，而得到“时代意见”的青睐；作为对立面的孙中山，则成为反思对象。但若揆诸“历史意见”，则可知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未必比孙中山当时所主张的“县自治”更高明。
孙、陈分歧的实质，是通过何种手段，消灭军阀，结束战乱。陈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在1920年代是一种风潮。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是鼓吹此说的舆论主力。其基本思路是：“一方面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行组织省政府，各省实行自治；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借联邦制来实行国家的统一。”《东方杂志》1922年曾刊文揭示该股风潮骤起之缘由：“联省自治运动的勃兴，其主要关键，全在西南方面军人，与不满于现政府的名流政客之相互的联合。易言之，联治派之所以能如此声势赫赫，实由于拥有实力者，与宣传这主义者互为表里与互相利用所致……前者之所以赞成联治，在希望割据分治，不受中央的管辖，而实际足以牵制中央。后者之所以鼓吹联治，其动机固不一，而其中一部分人想利用联治的旗帜，为公开的活动，以攻击现政府，攫取政权，要亦不可讳言。”在武人与文人的合作下，包括湖南、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省在内的大半个中国，当日都曾竖起过“联省自治”的旗帜。在该理论的荫蔽之下，军阀们若力能进取，即高喊武力统一；若仅能自保，则退倡联省自治。如孙传芳占领浙江后，联合八省督军宣布自治，却将本身自治领袖驱逐到了上海；川军诸将驱逐滇军后，也高倡自治，但除拟出一部《四川省宪法草案》，什么动作都没有。
相比之下，孙中山所主张的“县自治”更为务实。既足以落实民权、亦可防范军阀坐大。在落实民权方面，孙曾列举了应该搞“县自治”而不是“省自治”的四条理由。这些理由，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具现实价值，相当中肯：
“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专制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
在消灭军阀方面，孙认为“联省自治”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以中国各省之土地与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国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独立之能力。中国此时最可虑者，乃在各省藉各自治，实行割据，以启分崩之兆耳。故联省自治之所以不适于今日之中国耳……今日之所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再要求“省自治”形态下的云、桂、晋、川各系军阀实施“县政自治”，其缘由也正在于此。④
3、因现实环境的变化，孙中山的意见也发生转变，不能以此指责孙“毫无原则”
从与宋教仁冲突，到与陈炯明交恶，孙中山的观点其实有所“进化”。如前所述，民初之际，孙主张总统制和地方联邦分权制并行，中央与地方互相制约；到1920年代，孙却转而反对带有联邦分权色彩的“联省自治”，主张打倒军阀重建中央，实行县自治。这种转变，非是“出尔反尔”、“毫无原则”，而是“一个实行家”（胡适语）不受教条之束缚，因应现实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自我修正的结果——民初，中央政府力量尚在，袁世凯亦有威望，故民权的实现可寄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衡上；至1920年代，中央政府已然破产瘫痪，失去制约的军阀反成了实现民权的障碍。
4、孙中山“民权主义”最重要的一次进化，是意识到了民权的本质，乃具体而微的训练
顶层设计之外，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进化”，是意识到了民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具体而微的训练。1916年，孙氏参考美国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亲自动手为国人编写了一本教人如何开会的通俗教材，名曰《民权初步》。孙希望国人明白：“民权”需要练习，要把“民权”从口号落到实处，第一步就是先要先学会怎样开会。在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中，孙是唯一一个曾致力于教民众如何民主议事之人。可惜的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经上百年的不断修订后，已成为使用极为广泛的民主议事模式；而孙遗留的《民权初步》，却长期未能引起国人的兴趣与注意。1940年代，熊式辉还在无奈感叹：如果开乡民大会，“以我的经验，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没有人，有人也开不好会，只有打架。”“我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就没开好过，不要说那些农民。”惟胡适曾评价称，孙的所有著作中，《民权初步》最为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直到1950年代，台湾推行“地方自治”，《民权初步》始获关注，为日后台湾的政治转型打下了民间基础。⑤
图注： 1923年8月14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海军官兵合影
指责孙中山联苏“立场激进”者，往往没有注意到孙的“民生主义”思想正日趋向保守一侧进化
晚年选择与苏联合作，立场“激进”，也使孙中山饱受争议。但若能暂时抛开“时代意见”，回归“历史意见”，亦可知表面上“激进”的孙，其实质仍然相当“保守”。
譬如，“联俄”期间，孙常言及“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提倡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但对当日青年最热衷的“社会革命”（尤其是土地革命），孙却不敢苟同。孙的理解是：
“我们国民党在中国所占的地位、所处的时机，要解决民生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这个方法，不是一种玄妙理想，不是一种空洞学问，是一种事实。……我们要拿事实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单拿学理来定方法，这个方法是靠不住的。……在中国的这种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受贫穷的痛苦。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⑥
孙的“中国人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判断，与红色经济学家薛暮桥1932年对江南农村的考察所得结论，完全一致。薛在《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中写道：在他所考察的地区，“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如此全面贫困之下，劫富济贫式的“社会革命”，虽能掀起滔天波澜，但并不能真的拯救民生。故此，孙认为中国完全不需要引入苏俄式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革命——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明确表示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阶级斗争也“用不着”。
孙有如此“保守”的认知，也是不断“进化”而来的。孙早年的思想要“激进”得多。1896-1899年，孙流亡欧洲，正值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孙深受其影响，成为最早向国人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那批人中的一员，如梁启超所言，“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1903年，孙流亡日本，又与幸德秋水等人过从甚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更增。1905年，孙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在稍后的另一封信中，孙又请求第二国际“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这种“激进”没有维持太长时间。1912年4月16日，孙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演说时，已明确表示，自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不反对资本，也不反对资本家——“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反对少数人占经济之势力，垄断社会之富源耳。”虽然主张铁路国营、土地国有，但也是有前提的，即政府必须是民权政府，而断不能是满清这样的专制政权——“满清政府者，君主专制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⑦
知难行易，孙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试错者”，是一个“实行家”，其思想不断进化，一直走在所处时代的前沿
综上，与其说孙中山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时代的先行试错者”。时代整体认知的局限，往往也是孙的个人认知的局限；惟孙最终能超越时代，留下迄今仍极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则殊为不易。孙所处的时代，乃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知难行易”，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救国之路上最痛切的感受。今人之“时代意见”，固然能找出先行者诸多的行差踏错；但在“历史意见”里，梁启超的感慨却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胡适亦抱屈云：“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在“知难行易”里，孙的一生，是多变的一生；在这多变之中，孙自有坚持，这坚持，即努力做一个不断进化的爱国者。
也惟知难行易，今人回顾孙中山当年的摸索与进化，应更多地给予“同情之理解”，而非粗暴的“对错之鞭挞”。
图注：孙中山（右）与宋庆龄在1923年赴广州为中国自行组装的第一架飞机[洛士文]号举行开幕仪式
注释
①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谌旭彬，《孙中山“出让满洲”一事，该怎么评价？》，短史记第541期。②此说之荒诞不经，尚小明教授有系列论文进行了廓清：《陈其美主谋杀宋谬说之流传》（《历史教学（高校版）》2015年第9期）、《洪述祖——“刺宋案”唯一主谋》（《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宋案”中之袁世凯——何曾主谋刺宋》（《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③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谌旭彬，《纪念宋教仁不必贬损孙中山》，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36期。④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杨津涛，《别再拿陈炯明来黑孙中山》，短史记第255期。⑤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谌旭彬，《转型中国·1917：孙中山手把手教民众搞民主》。⑥《孙中山全集 第9卷 1924.1-1924.3》，中华书局，2011，P381。⑦《孙中山全集 第2卷 1912》，中华书局，2011，P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