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最热闹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仓库场更实在，更带劲，更自由了。这个仓库场到今天再也见不到了——我从老家的场地上向东南方向走去，穿过几百米的水泥马路，又走过几百米的机耕道，再走过一条古老石头做桥面的河流，便到了仓库场原先所在的地方。但是这里已经连一间房屋都没有了，它成了一处被分割成无数小块的土地了。这些土地高低不平，土地上种植的庄稼不一样，样子就不一样，颜色当然也不一样。
一位在田头看庄稼的老人走过来说，仓库、猪棚、牛棚、猪棚，以及场地，会议室、农具间，还有存放账目材料的房子统统拆光了，统统地分给大家了——“土地是有了，日子是好过了，可是大家一起搬了长凳、矮凳、椅子，坐在一起碰个头、说些话，来个小的白相的地方却没有了———以前仓库场开会的时候真是非常开心。”
开会也开心，现在是不好理解了，但那时候却是特别真实的。有资格开会，首先就是一种待遇，一种荣耀，因为大家可以不拘礼节，极为平等地聚到了一起，可以说国家大事，可以说队上小事，当然也可讲家里琐事。如果是生产队里开大会，会读报纸，也会有唱歌、舞蹈，一切与农民身份与生俱来的表演都会在这里看到。后来仓库场被拆掉了，那些砖块，农具，甚至返耕的土地，都分到了大家家里。
现在走过那块地方，如果谁说这原来是队上的一个仓库场，我们就知道这人想念过去了。这个心绪其实不是老一代人所独有，比起我们的父辈，我们在仓库场收获的开心要比他们多得多，即使我们在父母的督促下，在家里苦难日子的逼迫下，过早地加入了劳动的队伍，也起早贪黑，满身草青味，但比起父母，我们的劳动一半是玩耍，一半是游戏，在玩耍与游戏的日子里，我们同样收获了工钱，只是工钱很小，很小的工钱也是工钱，我们留恋我们自己用小手创作的财富。
我所记得的日子当然是劳动的日子，晚上要脱粒了，仓库场灯火通明，亮如白天。母亲和一帮子年轻的妇女，头戴着花式各异的毛巾，非常齐整地站在脱粒机的后面，双手向身后抓过稻把，左手呈握状，向前微微托着稻把，右手往后大概二三十公分，半握状，然后将稻把放在脱粒机旋转的齿轮上左右翻滚，又不时地看看稻把的谷穗处，看好后往后顺势一丢，正确无误地丢在我们站立的地方。我们在母亲的后面等待着这些脱粒过后的稻柴，要把它们运出，给远在仓库场边上的父亲堆柴垛。我们将这些稻柴成捆地抱在胸前，即便稻柴遮住了双眼，凭感觉也能走到柴垛跟前，放下，然后成捆地丢给柴垛上的父亲。父亲在柴垛上一圈一圈地叠着稻把，像堆一座山那样。半个小时过后，父亲离天空越来越近了，开始盖柴垛的盖了，我们开始仰望了，就要将稻柴扔上去。这扔一要准，二要狠，要丢在父亲的面前，丢在他的张开的手上。父亲说我们会扔，我们就很开心，因为劳动得到的表扬比其他表扬更显得珍贵。
这边是脱粒，那边是堆柴垛，那边还在给谷粒扬尘。扬尘的队伍里也有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大人啊，即使在他们最吃力的时候，都还在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孩子们。扬尘了，我们只做些推推谷子的生活，就是将扬尘下来的堆成丘陵的谷粒推到别处去，或是装袋时帮着撑撑口袋。脱粒，堆柴垛，扬尘，是稻把变成稻柴，谷穗变成谷粒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结局总是很完美，我们看见谷粒就像看见了米粒一样开心。父母亲们在仓库场就是一群战士，一群为温饱而拼命的战士，纪律严明，分工明确，任务清楚，各自干着各自的活儿，就这样到了半夜，整个场地突然寂静万分了。父母在回家的时候一个问：腿硬吗？ 一个问：腿肿吗？除此就是走路步子的哒哒声，这声音是他们的脚底着地的声音，非常有力，也非常清脆。
毕竟是孩子，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把仓库场当作一个玩耍的场所，玩打仗的游戏。为了隐蔽和躲藏，我们钻进了柴垛，我们用稻柴盖住自己的身体，我们用树枝弯成圆圈套在头上，我们用木条做成了木头枪，那面出工用的红旗被我们当作军旗挥来挥去。一个晚上下来，仓库场的柴垛腰断了，顶弯了，路边的青草不见了，大树枝桠拗断了，猪圈的栅栏被我们拔掉了。在仓库场跑东跑西的人是我们，吆五喝六的也是我们，我们最自由，所以玩的办法也最想得出。
到了今天，仓库场只能成为过往生活的一种记忆，孤零零地存录在我们的心中。后来的我也去过许多热闹的地方，那些地方非常现代，非常繁华，也真的非常热闹，热闹到人山人海的地步，但对我而言，这些热闹都缺了一点什么，都没有当年那种无拘无束的气氛。
当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了的时候，就突然觉得，缺了一个仓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