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在农村，吃粮按工分分配，穿衣凭票证供给，烧柴靠自己捡拾，生活中的一切都处于匮乏紧缺之中。
那时，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家家户户都要绞尽脑汁，全民动员。那时，衡量一户人家的勤劳与否，柴火垛的大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准。
不同的季节里，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不同的要求：夏天放学写完作业，要背着箩筐到野外挖苦菜，其余季节则以捡柴火为主。
我记忆最深的是到南沙窝捡柴火的情景。南沙窝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春夏时节，这里树木茂盛，杂草丛生，鸟语花香。高低错落的一道道沙丘掩映在绿树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有的像弯弯的月亮，有的像起伏的山脊，有的像凸凹的驼峰。每到星期日，小伙伴们成群结队来到这里，捡拾被风刮掉的树枝和风干的牛粪。我们一边捡拾着，一边尽情地玩耍。我们会呐喊着冲向高高的沙丘，躺在软绵绵的沙子上，遥望着碧蓝的天空，观赏着飘逸的白云，追寻着大雁轻盈飞翔的倩影，高喊着：大雁大雁摆溜溜，后山住着你舅舅……
大家哄笑着从山丘上滚下来，然后再冲上去，脸上、身上、头发里都沾满了细腻的沙子。用小手将沙子拍打掉，然后继续完成任务。
夏天雨水丰沛，我们在捡拾柴火的同时还能掰到鲜嫩的蘑菇，有了意外的收获。雨后的树林里，一丛丛蘑菇顶破松软的沙土，从树丛旁、沙地上露出了小脑袋，像一把把圆圆的小伞，让我们惊喜不已，大家纷纷用手将鲜嫩的蘑菇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放到箩筐里。此时，掰蘑菇已取代了拾柴火，因为掰回来的蘑菇可以改善伙食，会得到家长的赞扬。
那时，人们不知道西红柿和蘑菇能否一起吃。有一位小伙伴家中午吃蘑菇西红柿面条，此时来了一位村民。看到他们这种吃法就说：蘑菇和西红柿炒在一起吃会中毒的（此人分不清有毒蘑菇与食用蘑菇）。吓得这家人不敢动筷子。小伙伴的父亲说：“你们先别吃，我吃上一碗试试。”在家人劝说无果后，他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将一碗面条吃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家人看到没事，才纷纷吃了起来，此时，面条已经黏成糨糊了。
秋冬时，南沙窝一片萧瑟。茂密的树叶经过寒流的扫荡纷纷落地，失去水分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干枯而脆弱。这里仍然是我们拾柴火的首选地。胆子大的小伙伴会爬上树去将枯枝咔嚓咔嚓地撇下来，不会上树的小伙伴，每人手里提着一根短棍，照着高大的树枝扔上去，树冠上会或多或少掉下几根树枝。有时候木棍架到了树上，再借用其他小伙伴的木棍来救援；若两根或几根木棍同时架到了树上，就失去了打柴的利器，只好请会上树的伙伴帮助取下来。
除了捡拾木柴和牛粪以外，地里的葵花茬、高粱茬、糜子茬、玉米茬等，都是我们猎取的对象。一年春天，我到地里捡柴火，看到地畔上整齐地码着些牛马粪，为了完成家长交给的任务，我环顾四周没人，就将这些牛粪拾了一筐子提回家。回来后，一位小伙伴告诉我：那是富农分子为生产队捡的肥料（那时“地富反坏右”要接受劳动改造，生产队要给他们定任务，若完不成就要遭到批斗）。听到后，出于对那个“富农分子”的同情，我急忙将这一箩筐牛粪送回了原地。
捡拾柴火的任务一直延续到我读高中时才宣告结束，但从小养成的这一良好习惯却一时难以改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调回县城中学任教，住在校园改造过的教室里。生炉子是主要的取暖方式。校园里有一棵老柳树，冬天经常有枯枝掉在地上。放学时，我顺手将这些树枝捡回家里生火用，几位老师看到后戏谑我是“搂柴耙耙”。
儿时的事是有趣的，也是难忘的。每年清明节回去祭祖，目睹着茂密的树林已变成空旷的田野，过去的沙窝已被农民开垦成土地，我怅然若失，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儿时在此捡柴火的欢乐情景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