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必是自取败亡。”如何应对，蒋介石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当再思之，筹之”。
“中日必将一战”
蒋介石究竟抗不抗日？郭岱君说，蒋介石从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每天日记右上角一定写上“耻”或“雪耻”，终生未曾改变，并一直称日本为“日倭”、“倭”。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他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9月28日他立下遗嘱，“今日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以为遗嘱。”
然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直到1932年，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对付日本，他无牌可打。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蒋介石只控制了东南的七个省。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不是日本对手，曰可三日亡中国”，“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
1931年10月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但他也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但中日实力悬殊，仓促应战，必是自取败亡。”如何应对，蒋介石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当再思之，筹之”。
1933年始有应对之策
郭岱君说，从蒋介石日记来看，他大概是在1933年秋天以后才逐渐有了应对之策。1933年开始，他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人分赴英、美、苏等国争取外交支持，积极在各省修建公路，完成浙赣、粤汉铁路等，并且在1934年推行新生活运动。蒋介石计划以6年时间，装备60个德式机械师，争取时间备战。
在1933年7月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当然，这样的战略也让蒋介石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郭岱君说，满怀热情的年轻学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向日本宣战，国民党左派也认为他的抗日是假。蒋介石在日记中反复记述了他对此的愤怒。1933年11月6日他写道：“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犹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
“淞沪会战”是一出苦肉计
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真正的抗战不是从1931年而是从1937年开始，因为蒋介石希望争取时间来备战，根据他的日记，他希望最好能到1939年或1940年才开始对日作战。“但人算不如天算，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计划。”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就没有办法再拖延了。七七事变之后的一个月，蒋介石就主动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中日由此全面开战。郭岱君说，这场战争异常惨烈，比如上海周边的一个小镇罗店在三个月之内易手六十次。中日军力悬殊，国军三个人一支步枪，有的枪还是用绳子绑起来的，不绑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才发子弹，一天只发约十发子弹，平时训练只能用假的。日本是军舰、机械兵团，中国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的高强度火力。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淞沪会战”是一出苦肉计。在郭岱君看来，蒋介石发起淞沪会战的目的有三：一是用这个大战略和苦肉计来拖住数十万日军，延缓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二是逼迫日军改变战争轴向，沿长江由东向西去侧攻武汉，而非原先由北平沿着平汉铁路迅速向南占领武汉；三是牵动英美在上海的利益，希望引起国际注意，英美能够干涉。
郭岱君通览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日记，认为蒋介石对待日本入侵的态度是“坚忍不拔、败而不降、拖垮日本”。蒋介石希望用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把日本人拖垮，同时等待国际情势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