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仁辉的上诉，使乾隆皇帝龙颜大怒，清朝由此出台了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国商人的章程，原来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好搬到澳门居住。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茅海建
我先说一个十八世纪中叶的故事。
我们知道，很长时间以来，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着对华贸易。他们对广州的商贸条件表示不满，有意在中国的北方开辟新港。1755-1757年（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东印度公司多次派船北上，图谋在离丝、茶产区更近的宁波等处开辟通商口岸。此举引起了清朝政府的重视。为了阻止英人的北上，清朝提高了浙江的税收，比广东高出一倍，试图以经济手段让英人放弃浙江而回到广东。但是，清朝这么做的效果不明显，仍有船只继续北上宁波，进行交易。
在此情况下，乾隆皇帝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宣布关闭广州以外所有的海上榷关，西方商人只许在广州一口进行通商。此即是史上著名的“一口通商政策”。
然而，东印度公司对此并不顺从，而是再次派其汉语翻译洪仁辉（James Flink）率船北上，进行交涉。1759年6月13日，洪仁辉驾船从广州北上，6月24日在舟山海面被清军发现。舟山清军得知洪仁辉的目的后，劝其南下广东。6月27日，洪仁辉向南行驶至舟山群岛的南端南韮山岛后，没有继续南下，而是挂帆北上。7月18日，洪仁辉一行到达天津大沽。7月23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此事件奏报乾隆帝，并附上了相关的文件。此事引发了一场大的风暴，乾隆皇帝大怒。
乾隆皇帝得到洪仁辉控状，对英方的各种要求未予理睬，对英方控诉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腐行为的言辞特别关注。他派给事中朝铨从天津带洪仁辉赴广州，并派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州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此案。
福州将军新柱于是年8月25日到达广州，给事中朝铨于9月10日到达广州，两广总督李侍尧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职，共同审理洪仁辉案。此案的处理方向不是中国北方是否需要新开口岸，而是查核粤海关是否有欺压与贪腐。结果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流放，并抄没家产；洪仁辉“在澳门圈禁三年”；曾经帮助过洪仁辉的民人刘亚匾被处死。
由于洪仁辉事件引发的震动，两广总督李侍尧处理善后，于1759年12月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这是清朝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国商人的章程，共有五条：
一、外国商人不准在广州驻冬，每年贸易季结束后，立即回国；若有未清事务，可在澳门居住，下年随船回国；
二、只许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
三、不许内地商人借领外国资本；
四、不许内地人向外国商人传送信息；
五、派兵对外国商船进行稽查。
这个“规条”也非常有名，史称“防夷五事”。
按照清朝原来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广州贸易结束后，应随船离开。然这一法令执行得并不严格，许多商人留了下来。到了此时，东印度公司及西方各国商人在广州已经有相对固定的商贸活动，也有相应的组织，相当数量的人员住在广州的商馆（Factory），而不再是过去那种随船贸易的商人。此时根据《防范外夷规条》，他们不能长期住在广州，也无法长期住在船上，他们只能到澳门来落脚。
这恰恰是澳门的机会。
澳门本是葡萄牙国际商路的一环，曾经有过相当出色的商业成就。1550-1650年的100年，是葡萄牙人在远东最为辉煌的时期。随着荷兰、英国在远东的扩张和日本的闭关，澳门的国际贸易下降。大约到了1690年，澳门不再是远东重要的国际商贸城市，广州、巴达维亚（雅加达）等地已经取代了它的贸易地位，经济上也处于下降期。1733年之后，城市的一些官员、军官与士兵发不出工资。也有一些有钱的葡萄牙人此时离开澳门另寻机会。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只许葡萄牙人与中国人居住，不对其他外国人开放（宗教人士例外）。虽有个别外国人非法进入，但毕竟不能正常进行商业活动。至1746年3月，葡萄牙王室发文禁止外国人在澳门停留，澳门封闭政策而由此达到了极致。
1757年1月，澳门总督高定玉（Anthony Pereira Coutinho）重申了对外国人的禁令，但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外国人路过澳门时，可以为“等交通工具”而暂时停留。是年2月，澳门议事会在高定玉在场的情况下，议决允许外国人在澳门暂时居住。此后，议事会又允许外国公司迁入澳门时使用自己原来的商号名称。这些开放政策，都是澳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澳门的开放，部分是清朝政府的催促，部分是澳门的经济形势使然。当时并没有想到，两年后，即1759年，清朝会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即“防夷五事”，迫使住在广州的西方商人做出他们的选择——西方商人只能在贸易季节到广州“商馆”处理商务，而广州“商馆”此时成了一个封闭区域，四周有兵把守，西方商人不得出其范围——在此情况下，西方商人到澳门居住几乎成了唯一的选择。
另外两条原因，再次为此加分：
一、由于广州当局一直不许外国女性（“夷妇”）进入（这一条执行得特别严格），西方商人的家属只能住在澳门来；
二、由于广州当局对外国船员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远道来华的船员只能到澳门来消费与休假。
1769年，澳门议事会批准租房给外国商人，致使澳门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先是一个以商贸为生的港口城市，现在成了为西方各国商人服务的消费城市，服务业由此兴盛起来，形成了“在广州和加尔各答挣钱，在澳门花钱”的特殊模式。随着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商行纷纷从广州迁到澳门后，英属东印度公司也在1770年允许其广州大班在贸易季节结束后到澳门居住。
澳门的开放也使其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常住的各国商人和家属人数不断增加，女性的人口超过男性。每年临时来澳的商人与船员数以千计。许多传教士、政治家与军人都将澳门当作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澳门扮演着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角色。183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政府派出对华商务监督，清朝广东当局不承认他们的官方地位，这批英国官员也只能住在澳门，而在官船上办公。
就在澳门开放之时，中英贸易发生了变化。当洪仁辉等人北上之时，还是带着银元到宁波等地采买茶叶与生丝。到了1760年代之后，鸦片成为中英贸易的新品种，很快成了主要的品种。由于清朝实行禁烟政策，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西方各国的来船先将其鸦片陈放在澳门，然后再带合法商品进入广州黄埔。一直到了1820年代，这些鸦片陈放地改在伶仃洋上的趸船。在此时与此后，澳门还在许多方面扮演过合法与非法的角色。
观察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葡萄牙的衰落与澳门的兴起，两者形成了落差。
1840年，英国对清朝发动了鸦片战争，割占香港，迫使清朝开放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开埠，西方各国商人可以进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进行通商，并建立商业机构。从1759年到1843年这84年间，清朝实行了严格的一口通商制度，也就是说，澳门得到了84年的机会。即使到了五口通商时期，清朝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但清朝没有向各国派出常任外交官，外国常任使节也不能进北京。英国驻中国公使兼任香港总督，驻在香港；而法国驻中国的公使和美国驻中国的外交代表，无法在英国国旗下的香港开馆，结果都将使馆设在澳门——就像先前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住在澳门一样。一直到1861年，英国、法国与美国的公使在北京设立使馆。也就是说，法国与美国的公使在澳门驻扎了十多年。
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新的历史发现，而是为学者所熟悉的澳门历史中的事实。以上我所依据的主要的论点与材料，来自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历史系郭卫东教授的研究论文。
我今天在这里提到洪仁辉事件，目的在于说明，澳门作为一个较小的城市，本身并没有特别的资源，外部环境对其十分重要。每一次外部环境的变化，都可能成为澳门生存与发展的契机。
洪仁辉事件后的清朝政策，使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澳门，获得了城市重新定位、经济重新振作的长达84年的生存机会，逐步成为东方的“蒙特卡罗”（Monte Carlo）。我这里还可以举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的澳门为例——葡萄牙是中立国，使得澳门不像香港那样被日本占领，而是幸运地获得和平，通过其特殊条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