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凉城县后营公社井尔大队第二生产队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把村边大西梁前坡地修成梯田。
队委会决定，由生产队技术员杨七孩任组长，在割倒大秋作物后，做好测量规划工作。那时，木匠出身的杨七孩60岁出头，带着我跟杨来和这两个刚从农中毕业的学生，组成了技术小组。
当时，队里没有水平仪。杨七孩用的是木匠盖房下水平的方法。我们抬了大锅，担着水桶，来到村西边的坡地上，杨七孩步量了一会儿，选定位置。把大锅摆好，倒入多半锅水，在飘动的水面放上自制的水平尺（一块二尺长三寸宽的木板，两头钉着二寸等高的小木块）。他蹲在锅边，用一只眼瞅，我拿着木匠干活用的五尺当标杆跑点。他的目光穿过木块上方的平边，直射到五尺的刻度上，报出数据，杨来和依照数据作标记。三个人测量完一处后，在定点上钉了木桩，标明上填下挖的尺寸，再沿线挖土垒堆做好标记。
年轻人，跑腿没什么。可测量完一处后，要变换观测点，光是抬大水锅就把我和杨来和累坏了。杨七孩是个风风火火的老汉，干起活从不休息。依着他选的点，我们抬着水锅满坡面跑。放好锅，还得拿着五尺找点，标记，钉桩子。一整天下来，我们累得筋疲力尽。
晚饭后，他还召集我们坐在油灯下，把白天画在本子上的草图重新整理，并核实好基点的数据。再重新画到一张牛皮纸上，要求画面清晰，数据准确。把图纸画好，已是午夜，他还让我们想想明天测量的地片有什么特点，会遇到哪些困难，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涉事浅，根本想不出什么。
第二天，出事了。那天下午四点多，突然刮起了大风，越刮越大，把野地的莜麦码子吹翻，卷着个子飞上天。锅里的水飘荡着，根本放不稳水平尺。他说：“你看，出事了吧？人不捣乱天作祟。快，把五尺交给来和跑点，记录。你过来挡风。”他从身上脱下棉袄，递给我。自己只穿了件单薄衬衣蹲在锅边，准备观测。我拿了他的棉袄，四处堵挡，可水平尺仍在大锅里转。他说：“帮耧挡风，世上最难做的事。要站在风口，堵住周底风才行。”听了他的话，我横披了棉袄，站在风口，围住半面锅口。锅里成了死角，风吹不到，水平尺才定稳。他虽被大风吹得浑身打战，却仍然聚精会神，不时挥动着手掌发出指令：“上填五分，打住定位！看尺码，报数！”傍晚收工时，他身体僵直，迈步艰难，我和杨来和搀着他回了家。
十多天的时间，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完成了测量任务，还绘制了一张规划图。王队长听了杨七孩的汇报，又认真审视了地图，满意地说：“你们做得不错，地图我也看明白了。你们真行，原原本本把大西梁前坡画到纸上了。”他亲自去了县城，从水利局请来梁和平技术员，让他实地察看，对技术小组规划的方案进行评估。梁和平带了水平仪等先进设备，在我们规划的大西梁前坡跑了一下午，既使用水平仪测量，又看了我们标在测点上的数据。他把我们以尺为单位的数据换算成以米为单位，与他用水平仪测出的数据作对比，基本一致。晚上和杨七孩交换意见，认为测量数据准确，设计方案可行。技术员留下了意见，方案后附的工程平面图太不规范，懂行的人根本看不明白。杨七孩虽年过花甲，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小孩儿。他还说：“要不是这两个念书孩子，恐怕只有心记了，哪还有规划图呢！”
其实，我和杨来和当时只能看懂《中国地图》，分清上北下南，能根据图上比例尺计算出实际距离，离绘图差得远了。可杨七孩非要搞出一张图来，说心里记着不如标在纸上，自己清楚就成。按照他的意图，我们每天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绞尽脑汁绘制图纸。用木匠墨斗画直线，把木匠的方尺当作绘图仪器，在牛皮纸上画实虚线，再标明沟坑坡道，基点的位置，动土方的数据。设定比例尺，计算出数据，尽量把测量的实体形状绘在上面。在实地测量时，以木匠的五尺为标准，制图时只好以尺为单位，长度单位与正规地图当然不一致。绘的时候删繁就简，作了注释，只有熟悉大西梁前坡地的人能够看明白，专家怎么能看得懂！可就是这样的图，队长还把它挂到办公室的正墙上，手握红蓝铅笔标出各小组的位置，发号施令呢。
依据我们绘的规划图，一场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在村西坡地上展开。我们三人分到生产小组，定点放线，指挥全队社员依图施工。
那时，技术人员奇缺，更无仪器设备。生产队垫地、挖渠、修梯田都是土法上马。我上了几年中学，能写会算，参加了生产队各种含有技术量的活计，从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尤其是村民们善良纯朴的人格美化了我的心灵，为我以后步入社会与人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