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培恕：他这个人爱讲理，因此我想，抄家之后对他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帮他了解一个基本事实——‘文革’时的中国已进入非常无序状态，凡按诸常理不该有的事，此时都可以有。
图：梁漱溟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
作者：王湛
在梁培恕看来，父亲的一生，大部分人会更关注他的学术研究、政治活动。“实际上，他的人生态度，是根本。”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次子梁培恕写信说。
“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梁培恕说，“狂妄、固执、刚直、清高、真诚……尽可以各种形容词加诸梁漱溟，但在我们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平易、宽厚甚或脆弱的老父亲。”
梁培恕曾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是这个人的本来面目。“完全、时时以本来面目出现的人恐怕是没有的。社会生活使人不那样做。父母在子女面前会显现自己绝大部分个性、品格、见识、习惯和嗜欲等等。”
允许孩子试了一次又一次
在梁培恕看来，父亲的一生，大部分人会更关注他的学术研究、政治活动。“实际上，他的人生态度，是根本。”
梁漱溟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培宽”“培恕”，可以看出他大气圆融的情怀。
“他钟爱生命，认为人类有理性，有善恶可言，因此之故，唯人类有向上、向善改变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是儒家的态度。”梁培恕说，自己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父亲能够听任自己的兴趣做事，而不加以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也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
一次，长子梁培宽考试得59分，学校要求他把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孩子要求不严，只是他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1940年至1947年间，梁培恕换了好几个学校，其间还两度退学自修。“我的愿望南辕北辙，一时要投考空军幼年学校（抗战时期设于四川灌县），一时又说不耐正规学校施教方式，愿意在家自修，进了美术学校又想转学新闻。若是别的家长早发火了。我能感觉得出父亲每次同意我改变主意都属勉强赞同或勉强不加制止。”梁培恕在《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中说。
“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很多年后，当梁培恕重读父亲给他的信，才明白，“父亲想鼓舞我的兴趣，增强我的生命，容许我试了一次又一次。这是他的父爱方式。”
不虞冻馁便可
在梁培恕最早的记忆中，有一个伤心故事。
“大约三四岁，父亲从外省回到北平，或许是和许久不见撒娇的心理有关，我突然萌生一念，想买一架玩具飞机。恳求变成哭泣，从晚饭前恳求到晚饭后。母亲看不过去，替我说了一句话，父亲这才同意带我去西单商场。到了玩具店，一问价钱都嫌贵，最后买了一件很便宜、却并非我想要的玩具回家。”
梁培恕认为，父亲心里有自己的原则：“我揣测其意归结为一句话：不虞冻馁便可。”这样做其实是来自内心不忍——不忍见别人的苦况。因此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向下比，不是向上比。
自从玩具飞机买不成，梁培恕不再提“过高”的要求，“其实父亲不仅不反复叨念一个道理，干脆是不说训诫性的话。”
“他的意见经常不见于言语中。欢悦的表情罕见，喜怒哀乐多在眼神里，意见也在眼神里。这显得沉静，有一股坚韧劲，让你觉得他采取这个态度纵不合你的意，却完全没有对你而来，这番意思是固有的，并且不是摇摆的。”梁培恕回想起来，父亲是一切方面都不做硬性规定，只有一个得当与否的暗示。
梁培恕说，多数情况下，自己和哥哥都能处置得当。“1943年，有一封信，他指出哥哥有特意省钱的意思，这样不对。父亲指出‘我平时既以钱助人，则我亦可用人之钱’‘需用钱时则钱随时可有，并不难也’。”
国事畅谈，自己事羞于出口
1943年冬梁培恕到桂林，赶上父亲第二次结婚。“如果我事先知道，可能不怎么想去桂林。这一年他整50岁，算是步入老年了。关心他的人遂以生活继续动荡不定实不相宜为由，劝他续弦。”
“我也看到这个事实，只是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另一个母亲。”于是，有一天，梁培恕找了一首孀妇写的诗递给父亲看，“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父亲看了点点头，意见就算交换过了。”梁培恕说，“我们之间是太不习惯于表露感情了，彼此心中亲切感有之，热情则不足，谈国家事尽情表露，自己事羞于出口。”
“父亲说，中国有古训：父子不责善。意思是父子之间不责备不抱怨对方没有尽到责任。”梁培恕说，“这句话父亲完全做到了，哥哥和我也做到了，在某件事情上遗憾之感是有的，但就止于此了。”梁培恕还记得，在这之前，父亲曾和他谈论《论语》，曾谈到父母死了守丧三年是否太长？父亲的观点则是——“孔子说‘汝安则为之’！又是可按自己的心意做，全看自觉，不搞硬性规定。”
他想着再次回到世间来
“革命行动”猝然加之于身，梁漱溟一直都心境平稳吗？
“那倒不是。他这个人爱讲理，因此我想，抄家之后对他最有帮助的莫过于帮他了解一个基本事实——‘文革’时的中国已进入非常无序状态，凡按诸常理不该有的事，此时都可以有。”
“在困境中，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关爱，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当然，在那失常的岁月中，也有一些人从他那里得到关爱。比如陈维博兄弟。”通过读这一时期的日记，梁培恕发现，“父亲日常生活最需要的是可以与之对谈的人。‘文革’前始终有人可以对谈，即早年的学生和友人。‘文革’后期，可以对谈的人一度重聚，旋又因亡故而失去，永远的失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20世纪80年代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在孤寂中度过的。”
“他是兼以佛儒两家的态度对待自己生命的。佛家虽不肯定人生，但是悲悯众生；儒家肯定人生，对人对己都负责任。佛‘不舍众生而救世’，儒‘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因此，梁漱溟曾对梁培恕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他原是决心出世的人，可是当回顾一生，觉得想做的事或未做好，或未做完，便在日记里写着，愿意再次回到世间来。”梁培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