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十一”长假，除了年复一年的旅游大军将各地高速公路和风景旅游点挤得水泄不通的情景再度演出，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楼市限购政策，也已成为一个让人高度关注的景观。据统计，自9月30日至10月2日，短短三天时间，北京、天津、苏州、成都、郑州、无锡、济南、合肥共8个城市先后发布新的楼市调控政策，多地重启限购政策。目前，除北上广深，已有10个二三线城市加入限购队伍，预计在“十一”长假结束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城市推出限购政策。
地方政府在长假期间频推限购政策，一个心照不宣的动机是希望减轻舆论的关注与批评，地方政府自己也知道，限购不符合市场化的要求，用上一轮限购密集出台时住建部负责人的话来说，出台这样的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限购政策在从2009年开始的上一轮房地产市场调控中，曾经广泛使用，就当时的情景来看，确实在抑制房价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限购这种与市场化不合的政策大多已经取消，那一轮被称为“史上最严”的调控也随之结束。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重新被作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产业受到重视，不仅限购取消，在房贷等方面的政策也渐趋宽松。
但是，在调控政策由紧变宽的头两年里，房价并未出现很大波动，很多城市房价甚至出现了下跌，限购的取消并未显示什么作用。一直到今年，市场才出现了变化，先是年初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暴动”，在一线城市率先收紧政策以后，房价上涨趋势很快向二三线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城市蔓延，并最终在今年夏季形成全面开花的局面，并再度触发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捡起限购这一不合市场化原则的手段。
如果说限购对于控制房价没有任何作用，那也不符合事实。限购最为明显的作用是限制了市场的一部分购买力，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因此它对于抑制房价是能够起一点作用的。但是，除非地方政府决定将一部分购买力永远隔离在市场之外，否则，只要限购期满，这部分受到抑制的购买力很容易重新进入市场，就像原来压在弹簧上的重物一旦撤去，其造成的反弹力将牵动房价出现强劲上升。因此，从本质上说，限购并没有改变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格局，它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调控手段。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今年以来房价走势的整个过程，就可以发现，此轮骤然出现的房价暴涨，与今年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去库存”直接有关。“去库存”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今年的一个目标，而在此之前，各地已经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活跃市场，但效果不大。在“去库存”明确为今年的一个经济工作目标后，各行各业都行动了起来，其中最为有效的便是金融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后，终于将房地产市场撬动了起来。
最近几年，我国的货币政策始终坚持“稳健”这一方向，按照我国形成的习惯，这实际上是指收紧货币投放，尽管需要增加流动性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央行近几年一直坚持这个政策基调。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虽然货币政策的表述未有改变，但货币投放的力度却在不断增强，其规模甚至已经创出近年新高。然而，实体经济在转型的大目标之下，实际上对货币信贷的需求并不迫切，中小微企业虽然需要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流通管道中存在的梗阻，信贷投放并不能按预期进入这一领域，而是按照市场天生具有的逐利本性流入了房地产市场，促成了房价的暴涨。
按理来说，货币政策执行当局对此应该抱有警觉，但在“去库存”的目标之下，央行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相反，有关负责人曾经在年初公开发表谈话，鼓励金融杠杆进入房地产市场。当然，在房地产市场启动金融杠杆，其目标是为了“去库存”，但进入市场的资金哪里可能如此听话，它们流向能够产生投机性利润的一二线城市是必然的，至于“去库存”压力巨大的三四线城市，由于很难产生投机性利润，因此根本不可能分享到这一股由资金堆砌起来的房市狂欢。
目前出现的房价暴涨，已经对我国的社会经济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城市出现的通过假离婚来满足限购政策之下的购房资格，不仅使限购政策的效果打了折扣，而且对世道人心产生了危害，一些上市公司通过售卖一两套住房改善公司财务指标，也使实体经营的意义受到了冲击。因此，作为政府必须看到这种暴涨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遏制涨速。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祭出限购手段虽然有其正当性，但显然未击中目前市场的要害。要控制房价暴涨，必须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这个病根就在于金融杠杆在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使用，使住房这个不动产被赋予了金融产品的特点，出现了越来越浓重的投机炒作。
尽管行政手段用之于市场很难做到与市场完全匹配，但如果面对市场的脱轨，行政力量只是习惯于“抓小放大”，那也是一种失职。要根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色彩，最需要做的就是必须让市场恢复居住为主的功能。在目前经济增速减退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一定要遏制再将房地产市场作为拉动经济的龙头产业来使用的冲动。“去库存”针对的只是三四线城市的问题，全局性的货币宽松只会引导资金流向一二线城市，根本无助于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因此，货币政策执行当局即使认为需要启动金融杠杆来达到“去库存”目标，也必须将其严格限制在库存房严重的三四线城市，而不能泛化到全国，特别要防止信贷资金流入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