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
《今昔对比》 画/丰子恺
《汉字简化方案》是1956年1月正式公布的，至今整整60年。生活在中国大陆60岁以下的人，绝大部分视简化汉字为当今中国人书写的通用字体，基本上做到了“书同文”。但在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海外的华人社会中，简化汉字远没有达到“一统”的地位。因此，这个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再热烈议论的话题，在海外、台湾香港地区还不时有人提出讨论。这最足以说明，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成分。60年来亿万人的使用依旧改变不了两三千万人对当年旧物的依恋。
这种对简化字抗拒的情绪，有的源自政治上的情绪，有的来自文化上对传统的捍卫，也有的只是旧习惯的延续，当然也有不少是三种情绪的混合。且不论这种抗拒情绪究竟源自何处，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早年的“势不两立”渐渐发展到了“和平共存”。
“识繁写简”？
近年来有所谓“识繁写简”的提法。最近又有人提出“识楷书行”。也就是“认读楷书，而书写行书”的建议。这一提法，在笔者看来，与所谓“识繁写简”或“识正书简”，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而这些提法最大的“盲点”，是无视现代科技的进步，已经使“以手握笔”这一行之数千年的“书写”技能，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快速普及，濒临几乎“灭绝”的困境。“写字”（不只是写汉字，英文和其他文字也都包括在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已经被“打字”所取代。而今“写汉字”只是少数书法家的艺术活动，而不是人与人之间赖以沟通的日常技能了。
换句话说，“识字”和“写字”的距离，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任何一个能用电脑输入汉字的人，只要能“识”汉字——从同音字中，选出对的汉字来——也就能“打”出这个字来，于是便完成了所谓“书写”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行书”也就不“行”了。更何来“行、楷”之分呢？
正因为工具的改变，使原本握笔书写的技能成了手指和键盘的配合。在地铁里，看到中小学生埋头运指如飞，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正在“写”信。虽然此“写”已非“笔写”，但其为“写”则一。对他们来说，哪里还有什么楷书、行书、草书之别呢！
如以上之分析不误，“提笔忘字”的人势必与日俱增，但只要一打开手机、电脑，所忘的字，却都一时涌入眼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期盼的“书同文”，与其从字形入手，不如从语音入手。换言之，以现在汉字输入法来说，“语同音”其实是“书同文”的先决条件。除了台湾、香港两地，中国人最常用的汉字输入法是拼音输入法。“老师吃饭”是“laoshi chifan”，而不是台湾闽南语的“laosi cifan”。南方人的普通话，在发音时，或许分不清zhi/chi/shi和zi/ci/si，但在他的脑海中却不能没有翘舌和平舌的分别。否则在打汉字的时候，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在提倡“书同文”的同时也不能忽略“语同音”的重要。
台湾、香港两地有不少捍卫方言的仁人义士，视闽南语、粤语为两地文化认同的根基，因而提倡汉字闽南语化或粤语化。写出来的汉字，在字形上或做到了“书同文”，但在字义上却全然不能与普通话互通。这一现象所造成的隔阂，远比繁简体的不同严重得多。用汉字写方言，与其说是“母语化”，不如说是“孤岛化”。
“越古越正”？
海峡两岸关心汉字发展的人士在论汉字的演变时，基本上还是围绕着字形的繁简而言，而没有意识到，繁简的不同，就时间的先后来看，也就是古今的差异。台湾、香港地区至今使用的繁体字，对大陆人而言，与其说是“繁体”，不如说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中国人所使用的“古体”。这一“古体”只有在书法作品或刻印古书时使用，在平日报纸杂志或电邮往返中是不常见到的。这样的叙述是符合当前中国大陆十三四亿人书写汉字的实际情况的。
台湾、香港的语文现象与大陆相比，一言以蔽之，即“古意盎然”。不仅字体为然，台湾的拼音方式依旧是民国初年制定的“注音符号”，而从上到下，由右至左仍然是许多书籍报刊的排印格式。甚至于标点符号也一仍旧贯。“古意盎然”，一方面，固然能给人一种“有文化”的错觉，但另一方面，不免也是“孤岛现象”一定的体现。在不知不觉之中，正应了“礼失求诸野”的古训，这句话的精义是：就文化和制度发展而言，边缘往往较中心更保守。许多在“中原”和“京畿”已经失传的礼仪，在边陲海隅还保存得相当完好。就像清末民初的婚嫁仪式，在纽约唐人街，偶尔还能看到。这时，我们不能说“花轿迎亲”是比较“中国”的，只能说，“花轿迎亲”是比较古老的。
因此，“礼失求诸野”的另一个意义是：越“古”的未必越“正宗”；台湾人喜欢把“繁体字”叫作“正体字”，正是“越古越正宗”的心理的最好写照。如果“越古越正”，那么，“正体字”应该是“甲骨文”，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得是《说文》中的小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隶定”之后的“楷书”。《说文》中“古文作某”的例子比比皆是，却从无“正文作某”的例子。就汉字的发展而言，“小篆”取代了“大篆”，“大篆”成了“古体”，而小篆取得了“正体”的地位；同样的，当“隶书”取代了“小篆”，“小篆”又退居成了“古体”，而“隶书”成了“正体”；“楷书”取代“隶书”之后，“楷书”成了“正体”，“隶书”又不得不退居而为“古体”。而今“简体”取代了“繁体”，“繁体”当然也就成了“古体”，而“简体”反而成了“正体”。
约定俗成
反对现行简化字的人总喜欢提到《荀子正名》中的“约定俗成”，并视之为文字发展的自然规律。“约定俗成”固然有它缓和渐进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它有将错就错，积非成是，多数垄断的一面。因此，“约定俗成”的精义是语文的议题只论“已然”，而不论“应然”。当多数人把“滑稽”说成“华稽”，你却坚持说成“骨稽”，那，你就真有些“滑稽”了。当十三四亿人都把“爱”写成“无心”的“爱”，而两三千万人却坚持写“有心”的“愛”，结果是“有心”的“愛”，反而不“爱”了。这也就是《荀子》所说“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宜”与“不宜”，端看多数人怎么说，怎么写，而不论其字源本义。“众口铄金”“随波逐流”是语文发展“约定俗成”最后的判断。任何顽抗式的“中流砥柱”，都不免是自绝于多数的反动！
套句黑格尔的话来了解荀子的“约定俗成”，也就是“存在的是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语文发展，有些反对简化字的人所担心的“政治力不当的介入”，其实，是无的放矢，不足为虑的。1951年，毛泽东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可是往后的改革却只能是“简化”，而不能是“拼音化”。这并不是因为提倡不力，而是汉语汉字经千万年的发展，亿万人的使用，汉字和汉语的搭配是“合理”的，也是“有道理”的。政治力的介入使繁体字在短时间之内成了简体，并为亿万中国人所接受使用，这恰好说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合理”性。
反对简化字的一些人一方面承认：“文字演化天生要走‘民主’之路。”既是“民主”，那就得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另一方面，似乎又无视“多数”的存在。对十三四亿人已经使用了60年的简化汉字，始终不能坦然面对这个“举世滔滔”的真实存在，而认为是“徒劳无功”“治丝益棼”，对当年旧物表现出无限追怀。
必须指出：不喜欢的东西并不是不存在，大陆目前通用的简化汉字，是十几亿人每天寝馈期间，赖以沟通的书面文字。60年的实践证明，简化汉字并没有造成沟通上的障碍。几个常被台、港人士拿来取笑的同音字的合并，也并没有混淆视听，譬如：“他靠理发发了财。”“在单位里干了30年的干部，退休下来卖饼干。”文义是很清楚的。如果“头髪”的“髪”和“發财”的“發”合并为“发”之后，真的引起混淆，这个字是不可能通行到今天的。“干”字亦然。从1892年卢戆章提出“切音新字”，到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62年间，中国人尝试过多种文字改革的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世界语”“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汉语拼音”等方案。只有“汉语拼音”存活下来，成了汉字标音的辅助工具。与上述这些改革方案比较，“简化字”是所有方案中最保守、最温和，也最符合华夏遗风的改革。
从两千多年汉字演进的历史来看，由下而上的演进，和由上而下的变革，这两股力量始终互为消长，互为修正。文字的演进，正如语言的改变，永远没有“终点”。任何不合理、不适用、不与时俱进的成分，终将被淘汰。所有的语文改革，其成败的最后判断只是适用。（据《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