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城城墙遗址
从呼和浩特市新城鼓楼立交桥十字路口向东约400米，路北有一条街叫正白二甲街。1964年至1965年，我家曾在这条街住过。
1964年春，父亲从包头教育系统被选调到内蒙古党委工作，随后把家也搬了过来。恰好这年的夏天，我也从老家的小学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附中上初中(此前我住在奶妈家)。8月下旬，奶大用自行车把我送到了新城东街正白街的家里，从此结束了我14年的乡村生活。
据史料记载，新城在清代叫绥远城，建成于清乾隆4年（1739年）。此后清政府为了守卫西北边陲，调集满清八旗官兵三千多人驻守绥远城，并且有随军家属一万多口。而正白二甲街就是当年正白旗二甲营官兵及其家属的居住地，正白二甲街因此得名。
在我的记忆中，1964年前后，这条街就叫正白街，没有“二甲”两个字。整条街长约二百五六十米，宽不过五六米，用炉灰垫道，中间略高。名义上叫街，实际上只能算条巷子。南半段路两边大都是一个个老式的居民院落，都是比较老旧的土坯房。北半段两边多数是后建的排子房，住户以机关干部居多。我家住在正白街最北端路西的一个小院，紧靠路边的东墙约一米多高，中间有个两米宽的豁口，就是院子的出口。正房有4间，住着3户人家，其中的一户家里有个六七岁的男孩叫利那，他爸爸是转业军人，在某机关工作。我家住在两间西房里。房子低矮简陋，里外间，有两盘连着锅台的炕，几件简单的家具。晚上全家7口人就睡在这两盘炕上。虽然房子不太好，但父亲上班很近，离内蒙古党委一百多米，步行几分钟就到了。因为孩子多，母亲整天忙家务，也没法出去工作，一家人全靠父亲每月的78元工资生活。
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领着弟弟们出去玩。出了院子，向北20多米就是那两扇木头大门。大门东侧是高高的砖墙，那是内蒙古党委的南围墙。围墙一直通到最东边，和古老的城墙连在一起。顺着围墙下的土路一直向东走就到了城墙下。城墙被人工掏了一个门洞，约有3米多宽，可容行人或一辆马车进出，穿过门洞就到了城墙外。城墙外是干涸的护城河，远处是高低起伏不平的荒草滩，孤零零地长着几棵树，还有几座坟茔，杂草丛生，十分荒凉。
我的两个小弟弟一个5岁，一个3岁。每到星期日，我就领着他们到城墙外玩耍，扑蝴蝶，逮蚂蚱，或采集各种花草。当远处铁道上的火车喷吐着长长的浓烟，鸣着汽笛隆隆驶过时，我们就一直远远地盯着看，直到火车从视野中消失。野地里生长着各种野花野草，其中有一种叫苍耳子，它的种子像枣核大小，上面长满了刺。我在农村时，曾经吃过苍耳子的仁，能嚼出一股香味，很好吃。于是有一次，我就采摘了一些苍耳子剥出里面的仁，我吃了一点，给两个弟弟也吃了一点。结果回去让父亲知道了，把我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苍耳子有毒，你把他们吃坏了怎么办？我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低着头一声不吭。后来我从书上看到，苍耳子是一味治鼻炎的中草药，有微毒。好在我们那次只吃了一点，所以事后也没出现什么不良反应。
在城墙上玩的时候，我有时候会顺着城墙里侧的斜坡爬到城墙上面登高远望。那时的东城墙一直向南延伸到接近新城东街的地方。城墙内侧可能是一个工厂，空地上放着许多坛子。向北的城墙上有党委警卫营的战士在放哨巡逻，不许闲杂人靠近。现在保存下来的那段城墙，就是内蒙古党委的东墙和北墙。这段城墙现在看上去并不高，那是因为在城市建设中把当年的护城河垫高两三米，致使下面的三分之一已埋入地下，上面的女儿墙也残缺不全，所以看上去就不怎么高了，其实当年的城墙是很高的。感谢内蒙古党委为我们保存下这段宝贵的古城遗迹，否则现在的人们就看不到了。
当年上学因为路远和缺少交通工具，所以大部分同学都住校。我起初是走读。我家到学校大约有五六里路，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大约要步行40多分钟。从正白街出来走到鼓楼十字路口，首先看到的是西南角的商铺，都是卖土产副食的。当年的新城南街，两侧店铺不多，多数是居民的平房院落。有不少人家临街而居，坐在家透过玻璃窗就能看到大街上的一切。再往南走，走到现在的乌兰察布路，当年叫先锋路，路北挖出许多大石条，听说是新城南城墙的基石。1965年在路南新建了内蒙古医院，它的住院楼共7层，是当年呼和浩市最高的楼房。现在的满都海公园那个地方，当年是大片的树林和绿草地，据说电影《宋景诗》的一些镜头就是在那里拍摄的。继续往南走，路西是内蒙古大学，路东是有名的桥靠村。记得桥靠村紧靠马路边的一个院子里，有一株高大的海棠树，枝繁叶茂，大概有四五十年的树龄。每年秋天，红红的海棠果挂满枝头，使人顿生望梅之感。我每天上下学路过，总要多看它几眼。
大约是1965年底初二上学期期末，老师从我们班挑选了3个学习好的学生，有于晋、张芝和我。学校可能是搞教学试点，打算让我们在学初二课程的同时自学初三课程，等初二上完后就跳班上高一。但我那时是人穷志短，心想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我这么穷，还上什么大学。我想上中专，因为上大学25岁才能工作，而且那时候大学录取率很低，上了上不了还不一定。如果上中专，20岁就可以毕业工作了。我想早点自立，减轻家里的负担，因此我不想跳班。因为这，班主任谢毓祥老师还不辞辛苦，专程找到正白街我家里，做家长的工作。无奈我主意已定，最后只好作罢。于晋和张芝已经领了初三的教材开始学习。不料半年以后，“文革”开始了，全校师生停课闹革命，升学的路彻底断了，学校的这一计划也因此流产，我上中专的梦想也同时破灭了。
1966年元月，我爸用自行车把我带到新城南街一号大院的新家。从此，我家就离开了正白街，在新城南街一号大院住了20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号大院拆迁。
后来大约是2005年，我走过正白二甲街，看到别的老房子都已拆除，只有我家住过的那个小院子仍完好地保留着，仍然有人家住着。看到那熟悉的小院，使我不由得又想起儿时难忘的岁月。后来又过了两三年，当我再次走过正白二甲街时，发现那个小院子终于也消失了，在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新建的住宅楼。文/王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