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们家居住在内蒙古东部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地方，这里不通大火车（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火车），只有一条从加格达奇开来的拉运木材的森林火车（我们都叫它小火车）经过这里到更远处的深山密林中，终点站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在我们家附近，除了有几户中国人家以外，还有几户来自前苏联的人家及几户来自朝鲜的人家。他们是怎么定居这里的，不得而知。但大家和睦相处，没有芥蒂。除了会本国语言外，他们也都会讲中国话，所以三国人交流起来并没有语言上的障碍。
前苏联人在这里主要以伐木、开小火车、养奶牛和打猎等谋生，因为大家住的都不远，彼此都很熟悉了，并无国界隔阂。
父亲的第一次狩猎经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闲暇之余，父亲与前苏联邻居交谈，萌生了要学习打猎的想法，并开始和他们学习有关打猎的知识。这些前苏联猎民也并不保密，因为在那个年代我国尚未禁猎，大兴安岭密林中，各种野生动物多极了，打猎的人很少，根本打不完。多一个猎人也不会影响他们的收获。后来，父亲有了第一支单筒猎枪（当时尚无双筒猎枪），并学会了自制枪弹。开始几次，父亲是跟着前苏联猎手一起打猎，一边打猎一边听他们介绍狩猎知识，比如，怎样识别各种动物的蹄印，并根据这些判断动物的走向，能打的就跟踪追击，很快就能猎取到狍子、鹿、野猪、野兔子、野鸡等等。不能打的如老虎、狗熊、狼等千万别追踪行猎，以防遭遇不测。有了一些经验之后，父亲不用跟着他们结伴打猎了，一个人单独出去也能满载而归。
大兴安岭密林中最多的要数野鸭子了，大小火车一鸣笛，顿时惊起无数野鸭，遮天蔽日，几乎能把太阳挡住。所以，一开始父亲一个人单独打猎时，即使打不到别的猎物，野鸭子也能打几十只，并且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年多以后，父亲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猎手了，每次出去，从不空手而归。猎物不是一只野猪就是一只狍子或鹿，重量有三五十斤（野猪体型较小，一般重量在三五十斤左右，狍子、鹿的体型稍大些，重量在五六十斤左右），还有一些野鸭子、野鸡、野兔子，够全家人享用好几天。父亲还说，春天转暖，正是野鸭子抱窝孵小鸭的好时候，在深山密林中凭经验可以发现野鸭孵化群落，只要对着天空放一枪，惊起的野鸭就会飞走，人们就可以提着篮子去拣野鸭蛋了。野鸭抱窝孵小鸭一般每窝有二十多个野鸭蛋，拣蛋的人切不可从一窝中拣得太多，拣二三个就行了，再到别的窝去拣，半天下来也能拣到上百个野鸭蛋。当人们离去以后，野鸭子还会回来继续孵蛋，直至小鸭出壳。只有这样，野鸭的数量才不会减少，这是打猎的人共同遵守的原则。多少年来，大兴安岭的野鸭子仿佛越捕越多，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所以一到春天，有时候父亲并不是出去打猎，而是担着箩筐背着猎枪（防止遇到猛兽），找到野鸭群落，空放一枪惊起野鸭，再开始拣野鸭蛋，半天的时间就能拣满两箩筐而回。可惜我们那时太小，未曾跟着父亲去体验大自然这丰厚的馈赠。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这时父亲工作繁忙了，而中部地区的猎物太少，父亲打猎的次数大大减少了，只在过年之前才出去二三次，尽管已经使用上双筒猎枪，猎物也只有野兔、野鸡、野鸽子、石鸡子等小型飞禽，作为全家过年改善口味之用，大型猎物已经很少打到了，这就是父亲的第二次狩猎经历，这段经历实在是太平淡了，和在大兴安岭时的狩猎经历根本没法比。
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全家又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搬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这里地处沙漠戈壁，除了有野兔、野鸡外，还有大量黄羊及少量野骡子、野骆驼。此时，我国遇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面对这样的困难，父亲并不抱怨，而是积极想办法应对，他的格言是：国家有困难，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在这几年中，他的双筒猎枪派上了用场，每个周日几乎都出去打黄羊。我们兄弟这个时候也都长大了，跟着父亲到沙漠戈壁中寻找猎物，每次都能打回一些黄羊、野鸡和野兔，偶尔还能打到野骡子或野骆驼，只是数量太少了。这些野味帮助我们渡过了缺粮少油饥饿的三年。我们家还拿出部分猎物分给周围邻居，使大家共同走出低谷，迎接大好形势的到来，这就是父亲的第三次狩猎经历。
现在，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各种野生动物都已成为保护对象，不许任何人再随便猎取。猎枪也早已由公安机关销毁，打猎是行不通了，但父亲的三次狩猎经历的由来及国家的巨大变化却深深刻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文/李铁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