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徐志摩
这一场恶战，离郭德纲“钦定”“四大弟子”（何云伟、曹云金、孔云龙、栾云平）的仪式正好过去10年。如今水逝“云”散，师徒反目，“摆枝”宴上，最受器重的徒弟何云伟与曹云金，已是郭德纲笔下“欺天灭族悖逆人伦”的“叛徒”。一个重仇，一个寡恩，郭曹二人形同陌路。恶言相加，唇枪舌剑，其实，相声界的腥风血雨，在文坛也不鲜见：师徒恩断义绝，更有甚者，至死也未能再见……
梁启超痛批弟子徐志摩
胡适曾说：“徐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此话并不为过。
梁启超，学界泰斗，近代中国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学时代的徐志摩便钦佩其文风，曾说：“先生之文章矫若神龙之盘空，力可拔山，气可盖世，淋漓沉痛，固不独志摩之低首慷慨，举凡天下之有血性之人，无不攘胜激发，有不能自已者矣！”。
1918年6月，徐志摩在蒋百里、张君劢的引荐下，正式拜入梁启超门下。徐志摩之父徐申如更是拿出1000大洋作为“拜师礼”，以表衷心。
收徐志摩为徒，梁启超更多的是欣赏他的才情。梁启超重视徐志摩，鼓励其留洋求学，并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安排他为泰戈尔的随身翻译。“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笛到天明。”梁启超以八尺宣纸写了一幅大楹联，记录爱徒陪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法源寺赏丁香，通宵作诗之景。对于这副集句联，梁启超自然甚是得意，在《饮冰室诗话附录》中，他写道：“我所集最得意的是赠徐志摩一联。”可以一窥他对徐志摩的喜爱。
但在感情问题上，梁启超与随性的徐志摩永远“话不投机”。矛盾的爆发点，是在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上。作为证婚人，梁启超并未带去祝福：“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就这样，一场本该浪漫的婚礼，主角徐志摩自认为颜面扫地，羞愧难当，陆小曼则“面色惨白，直冒冷汗”。
在此之前，梁启超与徐志摩的师徒情，已因“婚恋”问题出现分歧，但二者一直通过书信争论，从未有过正面冲突。1922年3月，远在英国的徐志摩和结发妻子张幼仪离婚，原因有二：其一，徐志摩认为他与张幼仪属包办婚姻，没有实质的感情；其二，他爱上了才貌兼备的林徽因。离婚一事，令梁启超愤怒不已，他写信相劝：“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
当然，理想主义者徐志摩很快表态，回复了相传至今的经典：“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但是离婚后的徐志摩未能追求到“女神”林徽因。留学归国的徐志摩，很快与陆小曼相识相恋，最终走向婚姻。
值得庆幸的是，梁启超与徐志摩并未因那场婚礼分道扬镳。“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面对婚礼上的失态之举，梁启超给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的信中，如此解释。
在梁启超病危之时，徐志摩也匆忙赶回北平，探望恩师。并在梁启超去世之后，竭尽全力出版其遗稿，一场师徒情，也算是一片至诚。
被陈寅恪逐出师门的弟子
相比梁启超与徐志摩的深厚情谊，陈寅恪对待“言语不合”的弟子并不留情。他一生曾与三位徒弟产生矛盾，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汪篯与周一良。
汪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毕生钻研隋唐史，曾是陈寅恪最得意的弟子。起初，汪篯是清华大学配给陈寅恪的助手之一，因汪篯对数学有着特殊的天赋，深得“严谨派”的陈寅恪赏识。
1953年，已在马列学院学习两年的共产党员汪篯，被称为“党内专家”。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第一所（上古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在众老友弟子劝说无果后，汪篯主动请缨，担任了说服陈寅恪北上任职的重任。
然而，一番谈话后，盛气凌人的汪篯让陈寅恪勃然大怒。面对徒弟的“教导”，陈寅恪大骂：“你不是我的学生，给我滚出去！”
劝说失败，师徒二人的关系也就此破裂。几天后，汪篯与陈寅恪又进行了一次长谈，陈寅恪明确了自己自由、独立的科学思想，“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就两人的师徒关系，他对汪篯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然而，来自徒弟的“背叛”并未停止。此后不久，1958年，大跃进期间，陈寅恪的另一爱徒周一良写文章批判恩师的学术，令陈寅恪诧然不已，他没想到授之学识，周一良的笔尖最终指向了自己。
回想那段黑色的岁月，周一良曾懊悔不已。然而，陈寅恪终生都未能原谅他，1963年，陈寅恪编订《丛稿》时，将《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前记录二人师弟之情的序删掉，从此师徒恩断。
“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陈寅恪诞辰110周年时，周一良做出了忏悔。
沈从文与萧乾终生未能冰释前嫌
“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那8个月时间（1937~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
萧乾在《没齿难忘》的悼文中，动情至深，追忆了恩师沈从文。然而，这段师生之情最终走向决绝，“生前沈从文曾写了亲笔信，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称自己去世后，不许萧乾参加追悼会，亦不许他写悼念文章，否则诉诸法律。”
两人的分歧产生在政治追求上。解放后，沈从文被逐出文学阵营，他内心是不甘的，曾多次选择自杀，求得解脱。为了表现自己在政治上的追求，1957年反右期间，沈从文揭发弟子萧乾，称其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在政治道路上，两人愈走愈远。
70年代，再续师生之情的沈萧二人一直通过信件探讨学术，但是沈从文也在文字中，流露出自己在政治上的激进思想和行为。“解放以来，凡事多得党和人民厚待，一家人过了20年特别好日子，却做不了多少对人民有益工作，真是有愧余生……”他在信的最后希望萧乾“学习进步，工作积极，态度端正，少出差错”。
1975年，萧乾得知沈从文居住在狭小、转身都困难的房屋后，便为其争取住房。“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曾回忆：“我希望我从没听到过这句话。”
沈从文去世前，曾有多人撮合二人和好。1988年4月21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问沈从文：“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来见你，你赶不赶他走？”沈沉吟了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
遗憾的是，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师徒二人一生都未能化解仇恨，再续师徒情。文/马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