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反目”成为这几天的热门，而自然的，古代梨园界的师徒关系也多次被提及。的确，古代的师徒关系更像是家族式的，常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徒弟基本上是师傅的赚钱工具，师傅掌握了徒弟的生死大权。当然，现在早就不存在这种霸权的师徒关系存在了。
只不过，除了梨园界，由师徒制传承下来的行当还有很多，这其中就有我们这些年都在呼吁的“工匠”。
还记得去年有一部非常受欢迎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里面的文物修复师，仍然还采用古典的师徒制，只不过，师傅就在教徒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掌握生死了。而这种工匠的师徒关系，才是中国曾经最珍贵的一段关系。
我在故宫修文物 截图
在中国古代，许多行业都要求从业者在就业前要经过一定的专门训练。这种职业技能的习得，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家庭世代相传。家庭或家族式的经营，往往都依靠这种方式传承技艺，并在竞争中占据主动。故古代称工、商是“家其专业，以求利者”史籍中关于这类家传世业的记载很多，比如《太平广记》说北海人李清，其家世代从事印染业，十分富有。又说洛阳官锦坊的李氏家族也是“世织绫锦”。陆游也曾说，南宋时亳州出产一种上乘轻纱，一州之内只有两家能织出这种纱，为了防止技术外传。两家世世通婚，“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铀。唐人元稹《织妇词》中也说：“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民间极其注重传统技艺的保密工作。除家传技艺外，拜师学艺是另一种重要的传授技艺方式。这种方式具有突出的社会性，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师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从徒弟角度看，掌握一种专业技能无疑就意味着找到了一条谋生之道，即民间所言“一技在手，走遍天下”。这一点对于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来说尤其如此。所以，徒弟对师父往往十分恭敬温顺。并心怀感激之情。
在生活中，徒弟不仅要刻苦钻研所学技艺，而且要尽心尽力侍奉师父。“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摄衽盥漱，跪坐而馈；先生有命。弟子乃食”，“先生将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问所何趾”，“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长其仪”（《管子·弟子职》）这些规则就是师徒关系的真实写照。
平时，徒弟也必须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能任情任性，冒犯了师父尊严，比如，徒弟进了师父的家门后要垂手站立。不能随意落座；师父令其坐下时，不能背对着师父坐；告辞出门时应倒退着走等等，这些礼仪规范无不表现了徒弟在师父面前的谦恭温顺。
从师父角度看，收徒弟可以得到拜师礼，可获得廉价劳动力，技艺又可发扬光大，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而也愿意收徒授艺。但从另一方面说，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料、市场、客户都很有限，招收徒弟又意味着培养了潜在的对手，甚至有可能危及自己的生计，即民间所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同行三分仇”。所以，师父对徒弟的感情也十分复杂，他们在意志力、人品、能力等各方面严格要求徒弟，很多时候甚至于百般挑剔，使徒弟过着如履薄冰一般的生活。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培养弟子的封建宗法观念，使弟子对自己终生感恩，不敢做出欺师灭祖之事。
因此，曲艺界中常常有“想要人前显贵，必定人后受罪”的说法，在工匠界，也如此。但由于手工业的特殊性，二者之间又存在了很多不同之处。
古代匠人工作场景（木匠）
中国匠人世代相袭，师徒相传的教育制度在历代出现了众多显赫杰出的人才。例如宇文恺(555～612年)是中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官至工部尚书，负责规划和主持兴建了隋首都大兴城(唐改称为长安城)和东部洛阳城及其宫殿衙署。还主持修建了隋的宗庙、离宫仁寿宫和隋文帝的陵墓等重大工程，他所规划的大兴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宇文恺还撰写过一些有关建筑的著作，其中《明堂议表》附于《隋书》中流传下来，提出了建造明堂的设计方案和依据，并且附有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尺绘制的平面图和模型，这是当时的巨大贡献。
古代许多传统技艺是在父子之间传承下来的，相当于父亲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财富。例如我们熟知的清朝“样式雷”家族，始祖雷发达(1619～1693年)，字明所，原籍江西建吕(今永修县)，明末迁居南京，康熙初年参与修建宫殿工程。在太和殿工程上梁仪式中，他爬上构架之颠，以熟练的技巧运斤弄斧，使梁木顺利就位。因此被“敕封”为工部营造所长班，负责内廷营造工程，有“上有鲁班，下有长班”之说。
其子雷金玉继承父职，并投身内务府包衣旗，担任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直至清末，雷式家族有玳后人都在样式房任掌案职务，负责过北京故宫、三海、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承德避暑山庄、清东陵和西陵等重要工程设计，同行中称这个家族为“样式雷”。雷式家族进行建筑方案设计，都按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比例先制作模型小样进呈内廷，以供审定。模型用草纸板热压制成，故名“烫样”，其台基、瓦顶、柱枋、门窗以及床榻桌椅、屏风纱橱等均按比例制作，样式家族的烫样独树一帜。
这种把专门技艺作为家产传给子孙的民间习俗，官府很早就已认同并予以保护。先秦时期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不改行，各行技艺已是父传子继，《考工记》上说“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注日“父子世以相教也”，即是这个意思。《国语·齐语》解释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则工之子恒为工”。耳熏目染，教者省力，学者亦快，结果便形成了《荀子·儒效》上说的“工匠之子，莫不继事”的传统做法。历代官府都沿用这种做法，有着相同的思路和规定，如《魏书·刑罚志》说“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以及唐宋以来匠户、灶户等“百工”称谓和“匠籍”管理制度，实际也是由家庭世袭传继手工技艺的习惯派生的。
“样式雷”制作的重修圆明园天地一家春的烫样
手工技艺在家庭父子相传的同时，也可以传授给徒弟。在古代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以及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中，往往首先以工匠自己的子弟为徒，使传子与授徒合二为一。明清时期苏州织造局招收“幼匠”即学徒工，明确规定主要用局中工匠的子侄，使之以子侄承继父业的形式在局学艺。乾隆年问官方有碑文规定，织造局“匠内有年老告退，或系病故，其子侄有能谙练织造，堪以充补者，该所管应据实查，……准其承充，此一定之理也”（《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并且这种“一定之理”还上了《大清会典》，嘉庆年间议准“嗣后工局除正匠外，每炉房(徒工)不得过八人，每磨房不得过六人。俟现定额有缺，方许外人差充。其正匠之兄弟子侄入厂学艺者，仍规现定数额以内”（《大清会典》）。
手工业者自己的行会、公所也有同样的章程：“不论店问工司，就地父传子业，亦以满师例”；“子承父业，或长或嫡，以亲生一人照满师例，其余亦可向公所报名入行”（《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一般徒工要学徒3年。是准许亲生儿子一人免去学徒期，其余子侄学艺则与一般徒工的待遇相同。很明显，儿子有学徒和开业上的优先权，在官方和行会方面也倡导手工技艺尽量要父传子继。
按照习惯，为了限制竞争，也为了控制技艺的传播，在传授给一般徒弟时，数目受到严格限制。通常规定，授徒每3年一期，每期一人，不许重叠招收，据说“每人须三年乃授一徒，盖以事此者多，恐失业者众也”（《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
如果不遵守此规定，行会则有权予以惩罚。苏州的金箔行规定每姓只能授徒一人，有个姓董的收了两个徒弟，同行们便按行规将董的衣服脱光，绑在柱子上，命众人咬其肉，顷刻之间从头顶到脚底都被咬尽。行会还规定，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师傅则必须尽力传授技艺。
为了使师徒之间的技艺传授类同于家庭内的父子传继，通常要建立一种“准父子关系”，即在学徒期内徒弟不拿工钱，学艺帮工的同时还要侍俸师傅的起居，类似儿子侍奉父亲；学徒期满离开师傅独自开业时师傅赠送一套工具，师傅去世后徒弟要准备孝衣。
大多数的技艺都是以这种方式传承下来，例如景德镇的陶瓷制作技艺就是如此。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师徒制”是一种有效的技能传授方式。但是，今天也有人提出“师徒制”过时论，其实不然，实践证明在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中，要保护和发扬传统制瓷技艺“师徒制”的传承是完全有必要的。
珐琅彩开光山水诗句瓶，清乾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师徒制”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师傅可以针对不同的徒弟自身的爱好、素质、基础等特点采用不同的传授方式，这样因人而教可以更有效地传承技艺。
景德镇当前对传统制瓷技艺的传承仍然主要是通过“师徒制”得以传承，景德镇民间传统制瓷工序，从拉坯到烧成再到彩绘所有的工序都是有师傅带徒弟的。
就一般的技艺如木工、铁匠之类的传授而言，师徒也好，家族也好传承都是一种常态。那些祖传绝技即使招徒弟也极少轻易传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宋代秀水有家制泥鳅干的技术独到，当地人都不懂其法，他家的徒工多方探寻其秘密，都没能学到手。清末广州制革业中的熟皮配料是关键技术，由师傅掌握，配料时在小房内操作，有时还把窗帘拉住，不让徒弟看见。徒弟只能在日常帮师傅做活时用心观察，对关键技艺还不能随便打问，全靠心领神会，行话叫“偷师”。
手工技艺无论是家庭内部传继还是师徒间的传授，都尽量不扩大范围，越是高超的“绝技”越倾向于单传。但由此一来，却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端，有些技艺往往在家庭传继中出现断代，或者是师徒传授时因师傅突然死亡等意外情况而失传，以致于有人戏称所谓绝技、绝活的“绝”含有传不长久的意思。明初吴江有个叫张铜锁的制锁技艺高超，“远近争购，一时称绝技焉。其子传其技，稍逊其父，至孙不务故业，法遂绝”。（《续外岗志》）明初南京沈万三有一种冶铁用的特殊药物，可使炉火极盛，因此获利成了南京首富。被朱元璋治罪流放后，某御史向其子索要秘方，说交出秘方便可活动赦免沈万三。可秘方单传，其子不清楚在何人之手，只有“先世所遗成药”数盒，送给了御史，此后也再没人知道此秘方了。
沈万三雕塑
曾有人考察了明朝时的几家著名的绝活，发现都在家庭内部父子传继中传走了样或传丢了，如：
制笔业中的金陵陆继翁、王自用，吉水的郑伯清，吴锡的张天锡，杭州的张文贵等都有绝技，所制毛笔各有特色，却因“不妄传人”而“惜乎近俱传失其妙；”
制陶业中的宜兴陶家对陶土的“取舍、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
彝鼎业中的松江胡文明能“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
织布业中的丁娘子布名声很大，“造法秘不示人”
结果就是这些都慢慢失传了。
师傅授徒时往往不肯毫无保留地传授，总要留一手绝活，到自己晚年甚至临终前才单传给最可靠的弟子，以防过早地“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更增加了失传的危险。清初康熙年间北京有个叫董九的建筑技师，设计督建宫殿堪称一绝，他每造一座宫殿之初先“手制木殿一区，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逾数尺许，而四阿重郭，规模悉具，殆绝技也”。他这手绝活是跟师傅冯巧学的。
冯巧是明后期京城有名的建筑技师，从万历到崇祯，所有宫殿他都参与设计。明朝末年，冯巧已经很老了，孤身一人，董九“往执役门下，数载不得其传。而服侍左右，不懈益恭”，终于感动了冯巧，“一日，九独侍巧，顾日：子可教矣！于是尽传其奥”。董九等了几年最终学到了手艺，算是幸运的。
这种防范式传授最容易失传，景德镇魏家的砌窑技术后来也授徒，据说“由于过于保守技术秘密，最后只剩下两个老师傅和两个徒弟。徒弟还没学会技术，两个师傅就死了，技术就失传了”。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精湛的工艺品，现在我们只能知其名或见其物，而不懂其制作技法，大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可见在古代，工匠师徒之间，往往是一种博弈加防范的过程，多数情况下，只有家族继承或者家族式师徒中最亲密的徒弟，才能得到师傅真正的手艺。恰恰是手艺的难得，使得徒弟与师傅的感情更加复杂。虽说复杂，却因为有求于人，鲜有工匠师徒间拆伙撕逼的事情发生。
转载请注明来源：一本正经说历史（ybzjli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