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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德）卡特琳·希姆莱
出 版 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版时间：2016年8月
◎内容简介
希姆莱家族的后人透过重重史料，以抽丝剥茧般的耐心和无与伦比的勇气还原了纳粹魔头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兄弟的生平。书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都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影响。从家族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重要补充。
◎作者背景
卡特琳•希姆莱，1967年生于德国丁斯拉肯市，德国纳粹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大学期间主修政治学，并参与了现代史研究的多个项目，包含种族主义和跨文化交际等题目的研究。丈夫为以色列犹太人，其祖辈在波兰遭到过德国纳粹的迫害。
◎编辑推荐
1、作者以纳粹后人的独特视角梳理自己家族的成长史，在挖掘第一手资料的同时仍能保持冷静客观的思考方式，可贵又可敬。
2、将纳粹魔头希姆莱的成长经历放置在家庭、阶层、社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大环境下进行讲述，既突出了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让人不禁自问：假如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吗？
3、书中收集了三十二幅独家历史图片，立体重现一个德国家庭的故事。
4、著名二战史研究者、纪实文学作家朱维毅先生亲笔作序。
◎媒体推荐
这是一本极其睿智的书。
——德国《斯图加特报》
“可怕的海因里希”和他的兄弟们——卡特琳•希姆莱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把自己家族的历史分解呈现给了大众。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
官方的说法和家族中流传下来的故事之间往往有着巨大的鸿沟……坚信“过去有好日子”的老一辈人和那些不愿直面历史事实的后代，这些人的态度助长了新纳粹势力的抬头。是时候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英国《卫报》
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在把“党卫军全国领袖”这个万恶的形象还原到了他所出身的那个极其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之中。
——英国《每日镜报》
人们应当向卡特琳•希姆莱的勇气致敬。她的书不仅讲述了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也是对当下社会的警示。全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她对自己的种种发问。
——英国《每日电讯报》
【正文试读】前言：以前的故事
就在我15 岁的时候，有次历史课上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你跟“那个希姆莱”究竟是不是亲戚。当我说“是”的时候，简直如鲠在喉。班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好奇起来。但老师显然很紧张，只管继续讲课，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她错过了一个让我们这些后代人明白和“上一代人”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牵连的机会。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伯祖父。我也知道他是那个“世纪杀人狂魔”，就是他主导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行动和对上百万人的杀戮。我的父母很早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纳粹时期的书。怀着震惊的心情我在泪水中读了有关华沙犹太区起义失败、流亡者命运以及躲避杀害的儿童的求生故事。我设身处地体会到了这些被追杀者的命运，并为自己的姓氏感到羞愧不已。此外，我还经常有着无法言表却极度压抑的负罪感。后来我上了大学，主修政治学专业，有一个核心研究题目就是德国历史。
但对于我自己家的历史，我一直都在回避。直到多年以后，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才促使我去深入地了解它。当时父亲想要我到柏林联邦档案馆去查一下祖父的档案资料。那时，这位我平生素未谋面的祖父在我心中也就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弟弟、一名技术员、一位工程师以及柏林帝国电台的台长这几种身份的组合，他就是一个跟政治毫无瓜葛的人。至此，他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能唤起我的兴趣的事情。
然而第一眼看到档案，我就感到迷惑不已，家人的叙述和这些薄薄档案里所透露的内容显然并不一致。恩斯特早就追随纳粹党，由于海因里希作为党卫队领导人对他事业上的帮助，他也完成了很多任务来作为回报。我也逐渐发现身为长兄的格布哈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头衔越来越大，很早就加入了纳粹组织，在1923 年就和弟弟海因里希一起参与了啤酒馆暴动并在后来的国家教育部里担任处长。我不得不肯定，海因里希的哥哥和弟弟两人是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专业能力投入到他们与海因里希、亲戚、同事以及邻居所共享的信仰中去的。
老希姆莱夫妇也是一样。这位中学校长和他的妻子安娜在1933 年以前还不太看好这个貌似没什么追求的二儿子，但后来却像他们在写给海因里希的信里表现的那样，两人也成了热烈的纳粹主义者。海因里希凭借自己在第三帝国的权力为他们也谋取了不少好处和特权。
后来几年，我一开始还没有顾上研究家族历史。其间我常常要去波兰和以色列。我发现那里的历史和德国历史以及我们家的历史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而又不幸的联系。不仅是海因里希在波兰实施了无情屠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纳粹种族灭绝行动，他的哥哥格布哈特在1939 年作为连长也参与了攻击波兰的战斗，这一切甚至在战后多年还被海因里希形容为一场“飞速冒险”。格布哈特的妻兄里夏德·文德勒在克拉科夫的犹太人被遣送到集中营时，正担任克拉科夫区区长。在当年的瓦尔特高地区，我的祖母曾带着孩子在战争中从柏林逃亡到这里生活，他们所居住的农庄，其波兰主人早就遭到了驱逐。就这样我总是遇到自家人在这里留下的痕迹。但海因里希的滔天大罪似乎让另外两兄弟的孩子们觉得自己父亲的罪过并不很重，虽然他们也常常恐惧，担心父亲的罪行也许远比他们认为的要更大。
我也有这样的恐惧。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在查看祖父档案后过了五年，我才鼓起勇气在父母家翻看一些文件、证书、信件以及地址簿。我知道家族里有保存书面资料的传统，从电费单到书信草稿再到证书和照片，凡是能保存的资料，家里人都一应俱全地保管起来。但直到那时，我都没有刻意地去过问、寻找过它们。我所认识并敬重的祖母在某一个文件夹中保存了很多内容。当我后来得知，1945 年后，在一个成员之间相互提供扶持的老纳粹网络中，她也是一分子时，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研究自家历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苦。这是一个时时会担心遗漏掉什么内容的痛苦历程。
在初次接触祖父档案的三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段家族历史根本无法让我释怀。在此期间，我已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他所要承受的还不仅仅是来自我这个家族的沉重负担。他的爸爸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当初就遭受了我伯祖父海因里希所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很多亲人的被害让家人们至今仍悲痛不已。我很清楚，我要向孩子传授的家族历史，将不再像家里流传的那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能让我的这种想法最终以书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很多人的功劳。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初促使我决定做这项研究的人是我的父亲。而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研究项目的人则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沃尔夫·迪特·纳尔和他“纳粹凶手的孙辈们”这门研讨课的学生们。
我要感谢所有的家人，他们不仅为我提供了资料，而且还一次又一次耐心地与我交谈。
在搜索大量资料的时候，很多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我特别想感谢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的皮克鲁先生，他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我总是有求必应。而在我研究过程中，柏林里特希菲尔德联邦档案馆、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州档案馆以及交流协会的许许多多员工也同样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汉堡社会研究所的米歇尔·威尔特。他是第一个阅读了我的初稿的历史学者。他的鼓励、建议和帮助对我后来能够继续写下去具有重大意义。
海因兹·霍纳为我提供了他的私人存档资料，安娜·普赖尔友好地帮我弄到了我家在丁斯拉肯时的相关信息。恐怖地形图基金会的安德烈亚斯·桑德给了我重要的提示，让我受益良多。同样，我还要感谢彼得·维特。
我要特别感谢英格·柏德森，她不仅为这部手稿找到了出版社，而且还进行了编审和跟进。不管我什么时候遇到问题她都会提供帮助，与她之间的合作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件很幸运的事。
我的丈夫在无数次的谈话中进一步帮助了我，他和公公婆婆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写这本书的勇气。我的朋友们耐心地听我倾诉，和我探讨这个写作项目，替我阅读部分章节，还为我在研究的旅途中提供栖身之所。
最后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在这些年一直支持我，并为我宽心。没有他们，我是断然无法完成这本书的。
中文版序言
朱维毅
了解世界历史，离不开“二战”史；了解“二战”史，离不开纳粹德国史；而要了解纳粹德国史，希姆莱这个名字是很难避开的。
在讲述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的众多书籍中，重点或专门介绍希姆莱的书有很多，其中因中文版的存在而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有《海因里希·希姆莱》（1988）、《黑色军团——希姆莱和党卫队》（1995）、《希姆莱的大脑是海德里希》（2010）等。
我在写《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的过程中曾查阅过大量关于纳粹党卫队历史的资料，其中也经常涉及有关帝国党卫队长官希姆莱的信息，因此，对希姆莱的大致经历及其在纳粹史中的地位不算陌生。但我仍然对了解希姆莱抱有兴趣。为什么？因为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书籍对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观察角度都太过一致，大多数作家都以远距离考察者的身份，依托并无实质性差异的资料来讲述希姆莱的人生履历和历史作用，区别无非在于写作的侧重点不同，或者深入资料和细节的程度不同。
我比较喜欢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对写史的意义和路数自然要琢磨得多一些，在这里说一下自己对作家研史路数的归纳。
我认为写史的方法大体上分为三种：
第一，查阅历史档案和大事件记载资料，确保不失真和无断裂地展现历史的延展脉络。
第二，收集日记、笔记、信件、回忆录等个体信息，为历史的主干赋予枝叶性细节，让历史这棵大树变得更为完整和多层次。
第三，寻访大历史的亲历者，在交流中获得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在取得史证的同时，完成一种现实和历史的对话，让历史活起来。
在这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被单独用来完成一部历史书作，而更容易打动读者的研史著书途径，则是尽可能实现这三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样写出的历史，就会立体、鲜活和可信，这也是我的追求目标，尽管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超常的作家投入。
从这个认识出发，我们会发现已有的关于纳粹领导人传记的中文版书籍的形成，主要依托的都是第一种写史方法，第二或第三种方法即使被采用，也大多处于辅助地位，起到烘托主题和丰富细节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合理并可行的写史路数，但如果对同一段历史或同一个人物都采用同一种书写模式来展现，视角是不是不够全面？历史是不是不够立体？人物是不是不够丰满？
当然，同一模式的写作也会因作家占有资料的翔实度或权威性的差异而导致阅读价值的不同，但人们读史的需求毕竟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姆莱兄弟》中文版的出现是件好事。
这本书的写作路数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二类方法，即依托私人档案等个体资料来展现特定历史人物。这些材料包括希姆莱的家信、他弟弟和弟妹的私人文件、证书等特殊家族史料，使得写作素材具有独特性，也使读者和写作对象有了近距离感。同时，作者又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第一种写史方法，在书中对历史大背景总能做出适时而精要的交待，因此此书在写史方式的选择上先胜一筹。
我们如果把这本书和写作视角相近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妻书信集》（中文，2015 年出版）相对照，就会知道《希姆莱兄弟》虽然同样是从描写家庭成员关系与互动的角度来展现人物，但后者所涉及的家庭成员范畴更为宽泛。书中的人物不仅包括希姆莱三兄弟，还纳入了希姆莱的父母、妻子、亲戚、老师、同学、同事……作者在对各种关系的发展情况的交待中，为作品赋予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好的可读性。
再者，作者的身份、写作动机和历史态度，也给此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作者卡特琳·希姆莱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或历史学家，她祖父家的兄弟三人都是纳粹分子，而她祖父的二哥，就是那个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的、被德国《明镜》周刊称为“有史以来最大刽子手”的纳粹党卫队首领希姆莱。
她为什么要写这些给自己带来一生耻辱的祖父辈前人？她如何评价由这些前人参与促成的那段罪恶历史？她会以何种立场和心态来解读自己的这些特殊亲人？她作为母亲又如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做这件事的原因？
独特的视角、独特的素材和独特的作者，构成了《希姆莱兄弟》的三大看点，也促使我翻看了这本书。
希姆莱的个人经历、政治生涯和历史作用虽然是我在阅读此书时不可忽略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在其他相关书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待，这里不必再做介绍。我只想谈谈此书中带给我的印象较深的几点观感。
1942 年1 月20 日，纳粹政府在柏林万湖会议上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参与制定这项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国家罪行计划的，有希姆莱麾下的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官员6 人，政府相关部门官员9 人，而在这15 位与会者中竟然共有9 位博士！
这种接受优质教育者选择极度野蛮行为的情况，也出现在希姆莱家族中。家中三兄弟出身于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其父约瑟夫·希姆莱教授曾是巴伐利亚王室的家庭教师，其后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后来还担任了校长。他们的母亲安娜出身于富裕人家，嫁入希姆莱家族时还带来了30万金马克的嫁妆。
希姆莱三兄弟在成长过程中都接受了严格的学校教育和课外训练。在学校里他们必须首先在父亲任教的几门课程中做到成绩出色，在学校外他们又被鼓励参与多种兴趣学习，去阿尔卑斯山远足，还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希姆莱9 岁时的第一篇日记就是父亲写的范本。而他接受的高等教育也并非可能导致他在价值观上异想天开的哲学或社会学，而是农业学。但希姆莱家族如此精心的教育最终造就出来的，是三个追随黑暗政治的儿子，其中的海因里希·希姆莱还成了在世界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杀人恶魔。他主导了纳粹党卫队的大屠杀行为，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丧生负责。
精致和严格的教育为什么最终导致了受教育者人性的扭曲和泯灭？对此我想引用一位德国中学教师的话予以回答：
“文明程度并不一定总是和知识水平相对应，高知识在犯罪组织中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所以，民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由高知识者主导的国家犯罪。”
希姆莱兄弟选择效忠于纳粹主义并不是知识的过错，而是因为德国社会在生存观的导向上出现了大问题。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因素，我认为是欧洲人文发展的局限性，简单说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局限性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倾轧日益尖锐，直至使德国到了危机重重、出路不明的困难程度。德国在“一战”中的损失以及战败赔偿带来的严重民生困境，引发了各派社会力量在探索国家出路过程中的分歧和对立。博弈的结果，是民众选择了宣称要洗雪战败耻辱、废除《凡尔赛条约》和重振德国经济的纳粹党。在这个过程中，海因里希和他的哥哥格布哈特的立场和行动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认同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表达对国家出路和自身价值的认识。由书中展现的希姆莱家族状态的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形势的变化对社会中产阶层带来的冲击，在此阶层中的两代人所具有的右翼的国家意识特征，以及他们在相互影响中不断被强化的行动力。
阅读此书后，读者眼中的希姆莱就不再是一个天生恶魔，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就包含了家庭、阶层、社会，甚至欧洲列强争夺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这对我们分析总结人类历史重大错误和教训，解析纳粹领导者们从普通人步步成为战争罪犯的内因，都是有利的。
书中没有过多描绘希姆莱以及他的人生道路，但从他和家人的相处状况以及他的日记内容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个比较立体的希姆莱。
说到希姆莱成为纳粹高层重要成员的条件，其实并不耀眼，甚至还可以说非常不足。他自幼体质孱弱，易感多疑，绝非果敢坚毅之人。他从军的经历也非常干瘪，只是在“一战”期间在民兵性质的“青年防卫军”里参加过一段军事训练，又在战后接受过一段以做底层军官为目标的培训而已，真正的战场他连一天也没有上过。他的农业学大学文凭对他后来从政和领军的角色更提供不了什么知识底气。就是他的婚姻也质量极差。妻子长他七岁，因长期感情不合，他和自己的女秘书结成稳定的性爱关系并让她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如此泛泛之辈何以成为震惊世界的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最高领导者？我看过此书后的结论是：因为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执着不懈的努力。
希姆莱和大多数纳粹领导人一样，属于为自己国家寻求“光明”出路而努力探索奋斗的德意志人，至于他们为什么走上与人类良知相悖的犯罪道路，这正是人们在了解这些人之后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在“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直在寻求答案，这个过程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反思”。要反思就要洞察历史，而这本书恰恰是洞察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
最后我想谈谈血亲跨代反思的问题。
血亲跨代反思，就是反思者跨越时空之隔去追索自己前辈的错误以及生成错误的原因。这种反思对中国人具很重要的启发和示范价值，因为中国人不善于反思自身而只善于反思对手的历史过失。让一个中国人去探究自家恶贯满盈的已故前辈的历史并将其公之于众，那几乎是彻底的不可能！这就涉及《希姆莱兄弟》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一个特殊价值——如何对待前人的罪恶人生。
作者卡特琳·希姆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侄孙女。她对家族纳粹前辈的背叛，在情感上体现在以自己的姓氏为耻，在行动上则体现在自己的婚姻选择——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丈夫的前辈曾经历过她的前辈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在战后德国人对纳粹德国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卡特琳是一个特殊群体的另类代表。
她属于纳粹分子的后代，这批人在战后德国反思纳粹罪恶的过程中都承受过沉重的血统耻辱感。她又属于在这批人中间站起来的人：支持民主体制，厌恶纳粹前辈。尤其与众不同的是，她还决定深入研究相关前辈的经历并把他们的事情写出来，这不仅需要正确的立场，还需要特殊的勇气，因为她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昭告了她与家族中右翼分子的公开对立，同时也难免面对社会的可能质疑，比如书中为希姆莱更多赋予了作为一个普通德国家庭成员的人性特征。
而我恰恰认为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所在。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多面性，天生恶、一贯恶、绝对恶的人只存在于漫画或童话中。作者依据家庭史料从家庭成员的视角写出的希姆莱，是对后人观察和认识此人的一个重要补充。具有明显的填补空白意义。
促使卡特琳写这本书的最重要原因，是她要给儿子一个说法的意愿。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在考虑如何向懂事后的儿子解释父母两个家族的故事——母亲的前辈曾经试图杀死父亲的前辈！她在全书结尾处说：“我一直都害怕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他的家族一方面赫赫有名，另一方面死无葬身之地时，我该如何面对。唯独能让我在这一刻好受点的，是我能有问必答，对先辈们的罪过和责任程度给出明确的说明。”
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这位母亲为她的儿子完成了这本书。但这本书一旦问世，受到启发的就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作品出版后在德国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读者都认为：这个通过家人讲述的故事，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新的、重要的角度审视第三帝国历史。
而这本书在我眼中还另有一层价值：它告诉我们，写什么、怎么写才能不负一个民族的历史付出。
朱维毅，德国工学博士，专业作家。曾出版《留学德意志》《寻访“二战”德国兵》《德意志的另一行泪》《生命中的兵团》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第二章 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老希姆莱、安娜和他们的儿子们
多年以前，父亲曾推荐一本书给我，当时我只是草草看过——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自传小说《杀人凶手的父亲》。安德施曾在慕尼黑维特尔斯巴赫古文完全中学就读，三兄弟的父亲老希姆莱是时任校长。小说的内容就是关于他的。故事发生在1928 年5 月，即“第三帝国”成立前的几年。安德施在里面化名为弗兰茨·肯恩。有一天希姆莱校长“突袭”他们班的课堂，检查学生的希腊语语法知识，特别是班级的纪律情况。“但愿，”他对着班级里的12 个人训斥道，“你们所有人都得去服役，但愿帝国日益强大。”他对着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说：“因为在军队你就该学会什么叫纪律了。”
在这堂课上，弗兰茨想起父亲曾让他小心这个男人——毕竟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如其白衬衫一样光鲜亮丽、虚情假意而又如此清洁”。书里的老希姆莱很险恶，“卑鄙入骨”，且是一个“野心家”，企图“在慕尼黑步入上流社会”。对这样一个人必须提防。
那是值得铭记的一课，课上校长对这位名叫肯恩的同学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老希姆莱、安娜和他们的儿子们毫不客气，在众人面前让他脸面尽失——而希腊语语法知识不过关则只是个托辞罢了。校长讽刺他市侩、懒惰又无用。这节课的结束也成为在小说中化名为弗兰茨·肯恩的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学生时代的终点——他被学校开除了。
当我父亲在1980 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就被书里对其祖父性格的描述弄得心烦意乱。安德施在书里把他刻画成一个自恃有古文修养的独裁者，自以为是、专横独断，并带有军事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味道。父亲当即拿起电话打给当时在慕尼黑的堂姐，即老希姆莱的长子格布哈特的女儿。她努力安慰我父亲说安德施的描写“完全不合事实”，而只是对他们祖父的一种令人厌恶的诽谤。她还寄给他一份报刊文章，该文章是由安德施的同班同学奥托·格利特施耐德博士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的，作者要为身兼枢密大臣和中学校长的老希姆莱挽回受损的声誉。多年以后，我同样也收到了格布哈特的女儿寄来的这篇文章。她说，祖父的确很严格，但是也很亲切。她认识的祖父“也只有最阳光的一面”，在散步时还经常给她糖果。
这本书出版于1980 年，安德施去世后不久。它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维特尔斯巴赫中学当年的学生中间，其中还有阿尔弗雷德·安德施以前的同学。他们在《南德意志报》的读者来信板块上争论，曾经的校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一方认为，他是一个“威严、精力充沛、有很高思想水平的人”，“老师和同学都很尊重他”；另一方认为他是一个“人尽皆知要往上爬的人”，一个“对上讨好对下欺压的人”。不泄气的格利特施耐德博士在2001 年又果断地补充道，那本书尽是“胡说八道，谎话连篇”，它无异于是“对校长的名誉毁谤”，对“纪念逝者的诋毁”。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样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不安。可比起安德施对校长那令人十分不快的性格刻画，作者在后记中提出的那个问题则令我更加不安。他指出，“最疯狂的杀人狂魔”海因里希·希姆莱，并非成长于流氓无产阶级环境中，而是在一个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他的疑惑是：“人文主义真的不起一点作用？”几位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传记作家认为其父亲（或曾祖父）的严格和死板对海因里希日后凶残的人生道路是负有责任的。严格、纪律、正直——这一德国人的核心行为准则——在小说中对老希姆莱的孩子们影响巨大。
在一些老照片上老希姆莱看起来生硬、威严、庄重，一旁的妻子则显得娇小秀丽，在孙子们那儿她是个“亲爱的奶奶”。很多照片上二人都是坐在1900 年前后流行的那种精致的客厅家具中间，周围的墙上挂着许多先辈的画像。两人看起来无论如何都是标准的角色组合：一方面需要父亲的严厉，另一方面又需要母亲的亲切作为平衡。当然也有一些照片上面的一家子都站得笔直，同样还有一些轻松愉快的照片拍摄于避暑休养的地方，从中能看出父母和孩子之间充满了爱。总体来说，老希姆莱这一家给我的印象就是合乎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
老希姆莱是谁？他是如何与他的妻子认识的？他们又是从何而来？
约瑟夫·格布哈特·希姆莱，即我的曾祖父，1865 年生于博登湖畔的林道市，在殷实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父亲约翰·希姆莱学过纺织工艺，干了没多长时间又到巴伐利亚王国的军团里当了兵，希望在军队里有所建树。可在那里令他出名的并不是积极的表现，反倒是打架或“和下等女人厮混”——估计是和妓女，并且对此毫不避讳。随后几年没有他的记录，直到1844 年他作为国王警卫连成员在慕尼黑再次出现。这段时间他没有结婚，和一个有房无地、名叫卡塔琳娜·施密德的农村女人住在一起。1847 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名叫康拉德，随后这个孩子合法地跟他姓希姆莱。康拉德15 岁时，约翰·希姆莱离开了这个家，成为林道市的一名海关官员。几个月后他在那里与一位布雷根茨官员的女儿结婚，新娘名叫阿加泽·肯耐，比他小了24 岁。他与年轻的新娘所生的孩子就是我的曾祖父。
希姆莱一家与康拉德的亲缘关系是在多年以后才得以弄清的，在要求追根究底的大环境下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义务向党卫队方面进行说明。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这个意外的家族成员感到高兴，他在党卫队里为康拉德·希姆莱的孙子汉斯提供了帮助。1939 年至1945 年被囚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奥根·寇贡在《党卫队之国度》一书中讲到，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因为这个“侄子”醉酒后泄露了关于党卫队的事，而下令将他降职。据寇贡所述，汉斯本可以再次成为前线空降兵，可海因里希·希姆莱“因为一些不满的声音”再次将他关押，并最终以搞同性恋为由将他在达豪集中营里“清理”掉了。
这段意料之外的家庭关系之所以这么晚才得以在希姆莱家族中揭露出来，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约翰·希姆莱隐瞒了与前妻的私生子。在他的眼中，也许儿子约瑟夫当时年龄尚小，不便于知道还有一个异母哥哥的存在。当约翰·希姆莱63 岁去世时，约瑟夫才刚满8 岁。其遗孀可能另有顾虑，她或许并不想为已逝的丈夫的前事操心。海关官员的养老金似乎并不高，单身母亲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足以养活自己和孩子。这段困苦环境中艰难成长的记忆，伴随了我的曾祖父的一生。
由于成绩优异，加上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约瑟夫在小学时就得到过经济补助，随后在奖学金的帮助下他在附属于多瑙河畔纽因堡的皇家师范学院的人文中学里学习了6 年。
约瑟夫是个十分优秀的学生，他随后又被推荐为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基金会的奖学金候选者——该基金会至今仍是一个颇具声望的研究基金会，它承担所资助学生的大部分开支。虽然最后的名额给了另一位申请者，但约瑟夫后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了由巴伐利亚皇家马克西米利安大学颁发的奖学金，并于1884 年10 月，即在他19 岁的时候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学业。他学的是哲学专业，是当时除神学外对家庭条件不那么好的学生来说最受欢迎的学科，因为这个专业的奖学金最多。约瑟夫主修古典哲学、希腊语和拉丁语，同时也辅修一些冷门课题，如“人类学与原始民族人种学的联系”。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并一直将其用于自己的记录当中。后来他把这种方法教给了他的三个儿子，他们成年后都掌握了这种速记法并加以使用。
第一学期刚开始，约瑟夫就加入了名为“阿波罗”的大学生联合会，后来他的儿子海因里希也曾加入过该联合会。该帝国时期的大学生联合会不同于19 世纪的自由社团，而是极具保守和爱国主义倾向。其中最主要是决斗联合会，又被称作“决斗社团”。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他们组建起对未来事业大有助益的关系网并建立起了终生的友谊。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性格培养”对大学科学职业教育进行补充。其中就包括对专制等级制度的服从——“他们自愿效劳，以在将来获得统治地位”，在官方“酒会”强制喝酒以及规定的击剑决斗，即在监督之下二人对决。通过决斗不仅要证明勇气和自律，而且还要证明拥有 “捍卫名誉的能力”，即在“名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甘愿去捍卫它。那时我的曾祖父可能由于高度近视的缘故在这种运动项目中很吃亏。1885 年，他由于体弱而被认为“始终不适于”军事服役。在那个充斥着民族保守主义的年代，当后来很多男人都争相投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时候，他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尽管如此，约瑟夫在这个圈子里还是很受人欢迎的。在写于1936 年12 月的一篇关于他的讣告中我读到，死去的“会友是我们以前阿波罗联合会组织的坚强支柱之一”。当初对他来说成为会员首先意味着有可能进入上层社会，他就是这么做的。早在大学时候他就当起了家庭教师，有时是同时兼任好几家的家庭教师。曾有一家，其男主人是巴伐利亚州的枢密大臣，另一家的男主人是巴苏斯-桑德多夫的男爵。跟他学古文的学生里还有一个人名叫恩斯特·费舍尔，是科技大学一位教授的儿子。后来恩斯特·费舍尔成为约瑟夫在阿波罗学会的会友并担任了我祖父的教父。
尽管干着很多兼职工作，约瑟夫在1888 年8 月还是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哲学学业，并在同一年参加了第一次教师资格考试。是年秋天，他前往圣彼得堡，于1888 年11 月至1890 年复活节期间受雇于名誉领事拉梅灿男爵家，为男爵的两个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和费迪南德担任家庭教师。鉴于他曾在上层社会的大家族里担任过家庭教师的经历，这一切也就并不显得那么令人惊奇了。但令我吃惊的是，这竟使得他离家如此遥远。不过那时有很多德国科学家、医生、药剂师、商人以及手工业者生活在圣彼得堡，他们都是自这座城市建立以来作为外国专家由俄国沙皇聘用到这里的。圣彼得堡算是那时沙俄帝国“开向欧洲的窗口”，彼得大帝希望借此找到连接西方发达文明的纽带。德国移民在这里创建了自己的小学、报纸、剧院以及社团，可以说19 世纪是圣彼得堡的德国移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鼎盛时期。这对身在德意志帝国的人们产生了强大的移民感召力，就连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在几十年后对移民俄国的想法耿耿于怀。
当德国在1870—1871 年的战争中打败法国以后，纵使奥托·冯·俾斯麦首相出于战略目的千方百计地谋求巩固与俄罗斯之间友谊的方法，但他千辛万苦的努力依然没有改变德俄关系越发冷淡的状况。到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已然成为一个繁荣的经济大国，而德国民众则一再强烈要求要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相应的政治地位。逐渐高涨的民族情绪也刺激了对殖民地的要求，并早已觊觎东方新的“生存空间”。1888 年威廉二世即位后，基本不再奉行俾斯麦的“谨慎的外交政策”，而是认为要想继续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帝国的扩张就势在必行。
就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我的曾祖父接受了在德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家任家庭教师的工作。估计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他从这个工作中看到了能够提升社会地位的巨大机遇。在名誉领事这里任职不仅能带给他一段丰厚的资历，而且像巴隆·冯·拉梅灿这样的雇主也能给他这样一个出身平平却满怀雄心的青年提供结识名流的大好机会。拉梅灿是拜仁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的好友，我的曾祖父就是通过他与拜仁王室建立了联系，而这种关系在他的一生中可谓影响深远。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必是给拉梅灿一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1936 年还有拉梅灿的一位朋友向拜仁的某份地方报纸透露，我的曾祖父当时是多么受领事家的两位小公子“爱戴”。在圣彼得堡，他的职责还包括“作为德意志教育工作者，要将德意志的本质、德意志的文化深深植入到青年人的心中”。
约瑟夫在1890 年的复活节回到慕尼黑，并进入路德维希中学担任了助教。但他并未就此止步。3 年后由于其出众的履历，同时借助拉梅灿与维特尔斯巴赫王室之间的良好关系，他顺理成章地成为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王子的课外辅导老师，而且这一关系持续了从1893 年至1897年的整整4 年时间。约瑟夫这名学生的父亲就是阿努尔夫王子，拜仁摄政王卢伊特波尔德的第三个儿子。约瑟夫之所以能在私人教师的任期结束之后在维尔海姆中学取得固定教职，一定程度上要感谢这位皇室东家的影响力。
1897 年，约瑟夫已经32 岁，社会地位已然巩固，于是他终于开始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了：这一年他娶了出身于商贾家庭的安娜·玛利亚·海德尔为妻。我这位曾祖母比曾祖父小1 岁，成长于一个殷实之家。她的父亲阿洛伊斯·海德尔把他的第一次婚姻献给了一位年长他18 岁的商人遗孀，并在这次婚姻中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安娜跟我的曾祖父约瑟夫一样，也是在8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
他们结婚时曾祖母已经31 岁了，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一位早过了最佳婚龄的“大龄姑娘”。约瑟夫自从在维尔海姆中学成为一名固定教师以来，生活境况就开始蒸蒸日上，工作和社交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一帆风顺。安娜·海德尔则从娘家带来了300,000 金马克的嫁妆。
1897 年7 月22 日，两位新人在慕尼黑市中心的圣安娜天主教堂举行了受洗仪式。婚礼则是在位于布雷纳街的利奥波德高档咖啡厅的银色大厅举行的。多年以后，就是在同样的这条街上，正处在大学时代的海因里希选择了居住在这里；再晚些，当海因里希当上慕尼黑警察总长后，还在这里设立了一处“审问监狱”，专门用来审讯那些纳粹政权的政敌。王室代表受邀出席了约瑟夫与安娜的婚礼宴会。作为宴会的一道风景，宴会所使用的菜单也是按照当时德国贵族的习惯用法语书写的，整个宴会中美酒佳肴数不胜数，而这些都是约瑟夫在作为王子教师的那些年所见识到的。
两位新人起初住在新娘名下的一套位于市中心施泰恩大道13 号的房子里，不久之后两人便搬到了不远处希尔德伽特大街上的一间更大的房屋里。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后，即1898 年7 月29 日，他们的孩子格布哈特·路德维希·希姆莱出生了，中间的名字就是为了表达对拜仁国王的敬意。两年之后的1900 年的10 月7 日，第二个儿子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也出生了。他的名字也来自两位王子，其中海因里希王子还成了他的教父。
1901 年6 月17 日，老希姆莱受邀出席了海因里希王子的高中毕业宴会，因为王子顺利取得了“毕业证书”。对曾祖父来说，这绝对是件值得铭记的大事：一顿八道菜的宴会，全是精选的美酒佳肴，餐后甜点是夏洛特亨利王子蛋糕。那张请柬连同当时报道此事的一张报纸摘要一起被他保存了一辈子。老希姆莱和海因里希王子殿下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最亲爱的海因里希王子殿下”——作为当年的老师，在他们之间往来的很多信里老希姆莱就是这么称呼这位曾经的学生的。王子回信一般比较简短，通常会表达对希姆莱一家人的深切关心，并署名“真挚爱戴着您的海因里希”。
王室一家有时会在夏天度假时拜访老希姆莱一家。每年的圣诞，王室一家也会前来探访。老希姆莱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拜仁公主阿努尔夫和王子海因里希殿下的到访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已成为圣诞节的一个固定项目了。”这几天里他们“必须很听话”，即使这对贵宾“从未给他们带过哪怕一个小小的礼物”。
豪华的招待总免不了巨额开支，但即使如此这对老希姆莱来说也显得意义非凡。这从1914 年4 月的一项记录里可见一斑。记录里面记述了在这样的一个周日招待宴里所需的葡萄酒、摩卡、利口酒还有雪茄。第二天老希姆莱自豪地剪下了当地两家报纸上的有关新闻。新闻报道中写道：“1914 年4 月26 日，王子和母亲乘汽车从阿尔特廷来到兰茨贝格，看望王子以前的老师和副校长希姆莱先生，并共同享用了早午餐。”即使后来王子英年早逝，王子的母亲仍旧继续前来。我最年长的姑奶奶曾笑着向我描述她和这位公主见面的情景：“我非常惊讶！一位那么大年龄的女士，一身黑色装束，满脸皱纹——可她竟然是公主！”
1902 年的夏天，老希姆莱一家搬到了帕绍市，他在当地的一所中学出任教授一职。那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很惬意，朋友和亲戚也陪伴在身边。但没过半年，小海因里希就生了一场大病。此前在慕尼黑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好，十分容易生病。在这次的病症究竟是肺结核还是肺炎这一问题上，帕绍的医生和慕尼黑的家庭医生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但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建议病人尽快去一处空气清新的地方休养。所以这家人又于1904 年春搬回了慕尼黑，住到了阿玛琳大街86 号。海因里希渐渐康复了，但孱弱的体质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因为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和兄弟就分别因为伤寒和白喉相继离世。
回到慕尼黑后，格布哈特于1904 年9 月份开始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020 希姆莱兄弟但他因为总是生病，所以缺了很多课。他的第一个暑假是在父母的悉心照料和课程补习中度过的，并顺利通过了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升学考试。这时，希姆莱夫人安娜再次怀孕，并于1905 年12 月23 日在慕尼黑生下了小儿子恩斯特·赫尔曼·希姆莱，这就是我的祖父。恩斯特是家中的老幺，比他的两个哥哥分别小了5 岁和7 岁。生他时，父母都已经40岁了，因此恩斯特是受到父母百般呵护的“阳光宝贝”。
希姆莱一家在阿玛琳大街的住宅十分宽敞。孩子们有一间非常舒适、明亮的游戏间，那里堆满了锚牌积木，还有一列玩具发条火车和一台玩具蒸汽机。在可通向院子的客房里有一张桌子，大儿子格布哈特常常会在这里弄弄线锯再鼓捣鼓捣手工什么的，往往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紧邻的一个小屋子里，住着孩子们的保姆提尔德夫人。那里还有一个锌皮浴缸，这在当时慕尼黑的家庭中是很罕见的。当格布哈特沉迷于蒸汽机和手制缆车这类科技制作时，“小海尼”（家人里和亲朋们对海因里希的昵称）却很早就表现出了对铅制士兵玩具的独特兴趣。对他来说，礼拜天的下午在客厅可拉伸的桌子上搭建起木头城堡，然后和哥哥格布哈特一起玩士兵打仗的游戏可是最大的快乐。他们会在玩具大炮里装上玩具火药或橡胶弹、豌豆之类的东西。
孩子父亲的那间面向街道的书房里，陈列着新哥特式橡木家具和不断丰富的藏书。每到圣诞节的时候，这里就变成了孩子们神秘的“圣诞室”，所有的礼物都堆放在沙发上。在孩子们被批准进入之前，他们常会荡起秋千，急切地希望能在荡到最高点的时候通过门上的天窗往“禁区”里瞥上一眼。
会客厅采用长绒布和锦缎布置，在位于角落的金色巴洛克式画架上，还摆设着一张海因里希王子青年时的画像。此外，这里还保存着先辈们的画像、遗物以及过去的年代中亲朋好友们所赠送的礼物和纪念品等。老希姆莱还收集邮票、硬币、与德国历史有关的文字资料等，并把所有的“宝贝”都用卡片认真地做了分类。
晚上，一家人会坐在一起。母亲在一旁织毛衣，父亲则从众多的图书中取出一本来阅读，还经常会讲述一些德国历史。这种教育的成果是，孩子们在10 岁时就能准确说出所有重要的历史战役的名称和时间。
第十章 死心塌地跟随纳粹：兄弟们的晋升
恩斯特给自己和保拉找到了一处位于柏林郊区乌勒本的比德迈耶尔路上的住所，那一带当时被称为“铁路人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建于1927—1928 年，直到1933 年都一直属于工会。房子是双层的，本身面积不大，但花园相对开阔。在这里住的大多是租房子的小职员、普通工会成员，也有工会干事和个别学者。
1933 年5 月2 日，即纳粹党把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节变成自己的五月庆祝日之后的第二天，冲锋队及纳粹企业支部组织的分队就抢占了工会的房屋和办公室，没收了他们的现有财产并将工会干部们抓了起来。德国工会联合总会几天后被强制划入罗伯特·莱伊领导下的德国劳工阵线，而这个组织于5 月10 日刚刚成立。
纳粹企业支部组织是在纳粹党尚未掌握政权前由当时的国家宣传部长戈培尔提议建立的，目的是把纳粹力量渗透到大企业中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宣扬社会民主的企业工会。恩斯特也是其成员之一。我找到的最早的证据是在1934 年，但很可能他更早就已经加入该组织了，而且我也不排除他1933 年5 月参加了“机动分队”的可能。作为纳粹企业支部组织的成员，他至少是知道这次行动的，而且他可以料到，整个居民区在他们的清扫活动过后将归组织所有。作为组织的成员，他也会在这里获得一处住所。我问自己，恩斯特有没有想过组织是以何种违法手段强占这些房屋的——哪怕只有一丝念头。估计他就只知道为自己和新婚的妻子找到一个完美的居住地而高兴了：这里环境安静，遍地绿植，离他的新上班地点马苏伦大街上的电台大楼也不过几站地。
1934 年5 月17 日，也就是老希姆莱过生日的时候，恩斯特和保拉生了一个女儿。10 月份他们要搬进同一个小区一栋更宽敞的房子里时，保拉又怀孕了。恩斯特的邻居就是他的上司克劳斯·胡布曼和他的家人，他们从这年年初起就住在布鲁贝尔维克路上。在毗邻上司家的这座双层别墅里，之前曾住着一位工会秘书、一位画家还有一位自由工程师，如今“空”了出来，恩斯特和保拉得以入住。这所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从一张老照片以及父亲的回忆中勾勒出了祖父母的这栋房子的轮廓。父亲首先能记起的就是花园和童年时曾经玩耍的街道。有一天，当我从乌勒本地铁站穿过这片由双层住宅和对柏林人来说巨大的花园地组成的居民区时，感觉仿佛置身于一片绿洲之中。这里没有车辆的喧嚣，只有鸟语花香，向日葵和蓼草在松树之间旺盛生长。最后我驻足在一栋房子前，我父亲就是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他总说这个房子特别小，祖父母不得已将其扩建以后才够全家容身。而在我看来，这栋房子可一点儿都不小。
我按下了门铃，果然有人在家。当我犹豫着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时，这对为我开门的老夫妇吓了一跳。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就是好奇，想看看现在是谁住在这里。我尴尬地告诉他们我看过花园的老照片，问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它现在的样子。他们带我参观了这栋房子——这块地皮大得惊人，对孩子来说这一定是个乐园。
如今的房主知道我是谁后，一开始还怕房子要被收回。他们讲，买房子的时候就从主管的建筑监理机构以及房产所有者——铁路公司那里了解到，这里曾在1934 年被没收，然后出租给了纳粹党的成员。我还惊讶地听他们说，这里不仅住过多位党魁，而且还有纳粹党卫队的首领——这可跟父亲讲的内容不一样。他肯定这里住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地方“太挤了”，根本没有地方给佣人住。现在看来他说的这些全都不对。毫无疑问，纳粹的头目不会住在这里，他们都住在格鲁内瓦尔德区或达勒姆的富人区的别墅里。但这里现代化的房屋以及宽敞的花园对纳粹中层以及党卫队成员来说充满了吸引力，德国劳工阵线也将这些房屋卖给了他们。我的姑姑还知道在祖父母房子的阁楼里还一直住着一个女仆（大家都叫她“服役姑娘”）。像恩斯特这样有高收入的高级工程师家庭，要过上流生活，就必须有“帮忙的人”。在当时，这些“帮忙的人”并不都是自愿的。有段时间，祖父母身边就有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小姑娘被强制做活，他们的邻居贝伦德一家也是一样。后来有一天，贝伦德家的女仆逃跑了，这件事还一度成为家里人谈论的话题。
与此同时，恩斯特的哥哥格布哈特作为纳粹教师组织的区域负责人和发言人，为了“帝国职业教育组织”和“帝国职业教育学生团体会议”的工作经常待在柏林。格布哈特早在1933 年之前就成了巴伐利亚职业教育协会的领导。1933 年，他转入了纳粹教师组织并被任命为副手，之后又成为上巴伐利亚区的区域负责人。同年5 月他加入了纳粹党，他的妻子希尔德在一年之前，即1932 年5 月就成为党员。这些是格布哈特在几年后说的，那时他怀疑因入党较晚而有人对他的晋升存在偏见。1933 年之前，从事教务工作的官员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因此他必须先委派他妻子去。“作为官员和一名慕尼黑的职业学校的老师，我是没有机会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加入党派的，所以妻子在1932 年5 月1 日先于我取得了纳粹党的成员资格，她入党是受了我的影响。”——格布哈特试图以此证明早在加入党派之前他就“以各种形式”支持纳粹党，特别是他曾经在同事间为党的思想做过宣传和争论。
1935 年1 月格布哈特递交了一份申请，希望接替妻子在纳粹党中级别还不太高的那个党员编号。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纳粹党针对1933 年以前“受过亏待”的公务员有一项专门的规定。据格布哈特讲，纳粹党掌权后，他当时没立即申请就是“因为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为了沾纳粹党的光”。但他现在经过“长久的深思熟虑后请求加入领导队伍”，是因为他在纳粹教师联盟组织的工作中总是因为他的“香堇菜”身份而备受困扰。
“香堇菜”是对那些直到1933 年3 月5 日纳粹党在选举中获胜后才入党的人的戏称。当时，纳粹党在公务员和教师中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在其他职业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根据1935 年1 月1 日的官方数字显示，各行各业中纳粹党员所占的平均比例为7.3%。在公司职员中该比例为12%，超过了平均水平，在公务员中和教师队伍中，该比例甚至达到了20% 和30%。
对格布哈特来说，如果在党内获得什么好处，似乎很难不让别人觉得他是沾了弟弟的光。但就个人事业来说，显然他也并不拒绝利用弟弟在党内的地位。1935 年的时候，那项针对“受过亏待”的官员的特殊规定除“特例”外已经不再适用了。所以格布哈特这时也只能找海因里希帮忙，他在申请书上的签字能迫使申请被顺利转交慕尼黑省府。3 月，格布哈特的申请就获得了批准。
格布哈特之所以要声明自己早早就追随了纳粹党，不只是因为同事们在纳粹教师联盟会议和培训期间开了他的玩笑。除此之外，他也有自己的远大抱负，显然，一张注有较早入党日期的党证对他将来的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1935 年3 月，希特勒政府违反《凡尔赛条约》再次实施兵役制度，并开始武装国防军。格布哈特立即报名参加预备军官的自愿培训，并在这一年夏天就要开始训练。这样他每年就要有两次军事训练，每次要有一整个月不能回家，学校的课程也必须休讲。一年后，他作为预备役少尉被分配到了新的陆军里。
再接下来，他利用经常去柏林开会的机会开始“结交人脉”。1935年3 月初，帝国教育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呈交职业学校教师格布哈特·希姆莱的个人档案”，并请时任慕尼黑市教育委员的保尔交一份有关格布哈特在教学管理方面的能力评估报告。保尔有点担心会失去格布哈特，但也猜到鲁斯特是有意要把格布哈特“调到他的部门”。他在回函中写道，格布哈特对“纳粹的忠诚”毋庸置疑，毕竟他是党卫军帝国领袖的哥哥，而且“他做校长的父亲，也是早就出了名的爱国”。
在等待职业晋升期间，格布哈特还在1935 年6 月底与海因里希的一次见面中，催促他将自己升为党卫军二级上士。7 月，他在柏林参加了德意志劳工阵线组织的为期一周的“教育领导人员培训课”。8 月初，他终于等到了教育部的批文，意外的是，慕尼黑市教委的保尔在里面没像上次一样对格布哈特大加赞赏，而是意见有所保留。他认为格布哈特“绝对适合校务监督或学校管理工作”，但由于他是机械工程师出身，“没受过专门的教育学培训，因此最好只是先在技术院校的特殊领域内安排工作”。显然保尔的这番评论与教育部的意愿相去甚远。难道他是怀疑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1935 年11 月1 日起，格布哈特果然被分在慕尼黑附近的一所名叫奥斯卡·冯·米勒的综合性科技工程院校担任副校长，半年后他就被提拔为校长，并且每个月有将近1000 帝国马克的薪水，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丰厚的一笔收入。除了行政领导外，他还讲授绘画和文化史两门课。对于“思想政治”课程，他更是义不容辞。当时的一份评价报告中提到，“他特别关心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在纳粹教师联盟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海外德国人联合会会员的身份显然让他得以胜任这方面的教课任务。
格布哈特起初在纳粹教师联盟参加晚上和周末的培训课程，并在后来亲自上阵授课。所谓课程就是从“民族社会主义意义上”对参加课程者通过政治灌输、准军事化体能训练和严格规定的流程进行“专业、全面的培养”。培训课程要让“教育工作者们” 能将纳粹的政治世界观运用在例如人种学、史前历史、地缘政治学、德意志裔问题和东部问题等新政治课中。
这时候老希姆莱夫妇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爷爷奶奶了，他们在这个夏天没少去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麓郊游，海因里希从去年开始就给他们配了专职司机和专车。特别是对安娜来说，由于长期腿脚不方便，所以能坐车出行真是太好了。对此她还在旅行途中给海因里希寄明信片表示感谢：“……这实在是太享受了，我真的很喜欢这样游玩。”1935 年春天，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了遥远的首都柏林。估计当时是住在了恩斯特和保拉家里。他们还计划了怎么庆祝老希姆莱即将到来的70 岁生日，并打算盛夏时一起去阿尔卑斯山度假。为了5 月17 日老希姆莱的生日，恩斯特带着女儿乘坐Ju-52 专机一起飞抵慕尼黑。而保拉则因为二女儿意外早产留在了柏林。庆祝活动非常热闹，好多人都来了，还按照传统照了全家福。老希姆莱还自豪地戴上了党章。
至于马尔加和她的女儿这一天有没有来，我倒并不清楚。但第二天老希姆莱夫妇就来到特格尔恩湖畔的格蒙德，海因里希和马尔加把慕尼黑的房子卖了以后在这里买下了新房子。海因里希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参谋部办事处，但大多数时间他还是会待在柏林，在那里他有一套公务房。在这期间，海因里希和马尔加的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他们领养了一个儿子，估计这是海因里希的意思，因为马尔加往后几年对这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个男孩儿是党卫军一个去世军官的儿子，比他们家的古德隆大了一岁。马尔加在她的日记里经常抱怨这个男孩儿“没教养”，甚至因此说他就是个“熊孩子”，而与此相对则认为他们的“娃娃既可爱又勇敢”。老希姆莱夫妇眼里似乎也没有这个孙子，他们从来都只是向古德隆问好，而没有一次是给他。只有在恩斯特和保拉的一封信里我找到了一处——“特别问候”两个孩子。
到了9 月，全家人基本都出席了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这场盛会是多年来纳粹运动的巅峰。去年的时候，希姆莱三兄弟就一起来过，恩斯特还给海因里希领导的党卫军录了列队行进的录像。在现场，纳粹党员们要宣誓效忠希特勒，与会者还要聆听希特勒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然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方阵队伍，由各党组织及其联合会以及冲锋队、党卫军代表（1935 年还首次有国防军参加）组成，他们轮流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今年，老希姆莱也想参加这场盛事。海因里希尽其所能提供了各种方便，例如早上派专车到宾馆去接，如果赶上恩斯特有空，他也会陪同老爷子一同前往现场。
今年以“自由”为口号的党代会从1935 年9 月10 日一直持续到16 日。最后一天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案”。这年夏天，反犹思想和暴力曾招致许多保守团体的不满。这部纽伦堡法案通过法律的形式允许将犹太人系统地、逐步地从社会中划分、剔除出来。这在广大群众中并没有引起异议。大多数德国人虽然憎恶暴力的手段，但对旨在先从社会中剔除犹太人，再将他们赶出德国的“犹太政策”却并不反对。
1936 年6 月17 日海因里希出任“帝国内政部全国警察总长”。借此他成功挫败了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企图将盖世太保的领导和任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党卫军获得了对整个警察系统的领导权。党卫军还在传统警察系统中抽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机构，其职权依仗国会纵火案后所颁布的紧急法令一再扩张，最终成为纳粹最核心的恐怖工具。
海因里希的父母和兄弟似乎对警察和党卫军权力的无限膨胀没有半点疑虑。相反，老希姆莱夫妇很是敬佩儿子的所作所为。11 月9 日是纪念啤酒馆政变失败的日子，早在1934 和1935 年的时候，海因里希就都给父母安排了坐席。在庆祝仪式上，对于党卫军的阵容，老希姆莱还称赞道：“那浩浩荡荡的黑色队伍正是你的杰作。”而且由于海因里希的身份，老希姆莱夫妇还总有各种机会跟帝国的首脑们近距离接触。
1936 年7 月2 日是亨利一世逝世1000 周年纪念日，在奎德林堡大教堂为此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从19 世纪起关于这位国王就有了许许多多的传说，虽然历史证明他并非完美无缺。对于德意志沙文主义者，尤其是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以及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来说，亨利一世（外号“捕鸟者”）就是“国父”，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他为德意志铺平了“向东征服斯拉夫民族的道路”，他把生活在那里的人称为“人类垃圾”。他的种种壮举——包括抵制教会影响、绝对忠诚的理念以及一手创立大德意志帝国——与海因里希的理想如出一辙，这也让充满神秘幻想的海因里希把自己视为这位伟大国王的再生转世。
纳粹德国的上流人士，包括帝国组织领导人罗伯特·莱伊、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以及不管部部长汉斯·法郎克等贵宾都来到教堂里埋葬亨利一世的墓地，出席隆重的纪念活动。在此过程中，有党卫军的护卫分列左右，希姆莱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此外还有耀眼的烛光以及橡叶花环。格布哈特负责演奏管风琴。他按海因里希的要求进行即兴演奏，从而让几个小时的仪式活动一直有合适的音乐相伴——海因里希担心职业钢琴师无法胜任这项工作。
在老希姆莱为海因里希的政治生涯整理的文件夹里，有关这次庆祝活动的报道是老希姆莱最后一次从《人民观察家报》上进行剪辑。没过多久他就病了。海因里希和恩斯特在这个夏天事务繁忙，直到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老父亲的身体状况已是多么令人担忧。
1936 年8 月29 日，老希姆莱给海因里希写了最后一封“公函”，并首次埋怨他“我年纪大了，整天在你后面处理各种人情真让我身心俱疲，多希望你能派个人，哪怕稍稍帮帮我也能让我轻松些”。母亲还补充道：“我担心你父亲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太好。”除了批评海因里希对父亲关心不足外，她还提到两天前，父亲在圣名纪念日时收到了“许许多多祝福”，但“亲爱的海因里希，唯独就是缺少你的”。
母亲的责备起了效果，海因里希为忽视了父母而感到自责。这时他便安排父亲去接受顺势治疗，并在建党日那天从纽伦堡寄去了姜饼蛋糕，还嘱咐说“胃不好少吃点也没关系”。他还拜托霍亨里亨疗养院的老朋友外科教授卡尔·格布哈特跟父亲的主治医生保尔教授联系了一下。到9 月底，父亲被确诊为胰腺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两位教授给出的共同建议是“由于身体状况每日愈下最好放弃手术治疗”。
1936 年10 月29 日，曾担任过枢密大臣的老希姆莱逝世了。两天后举行了追悼活动，全程由海因里希精心安排，整个场面堪比国葬。在慕尼黑南公墓施帕里尔，从街上到追悼会场、从会场到墓地都有党卫军士兵守护。“元首”还亲自赠送了花圈，出席悼念的还有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政府总理戈林以及其他很多政要。党卫军领袖们组成仪仗队在最前面带领着悼念队伍，后面依次是抬花圈者、牧师、由其他党卫军首领护送的灵柩、亲属们，以及走在最后的党和国家以及部队的各界代表。正如第二天《人民观察家报》所形容的，那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很多名流出席了葬礼，例如纳粹高级领导人马丁·鲍曼、冯·埃普、卡尔·菲勒、慕尼黑市市长、党卫军上级集团领袖海德里希和海斯迈尔，以及巴伐利亚州州长西伯特。党卫军的一支乐队轻唱着圣歌。据《人民观察家报》报道，牧师在悼念词中强调说，这位离开我们的人一生“忠于自己的血液、忠于自己的家庭、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上帝”。格布哈特的大女儿的记忆却恰恰相反，她说牧师在悼词中提到老希姆莱对儿子海因里希的事业有所不满。这一点从老希姆莱夫妇对党卫军的热情上来看就不太可能，其次在这么多纳粹首脑面前说出这样的话也无异于自杀。
这段时间，海因里希好久没犯过的胃病又严重起来了。11 月12 日，他和马尔加一起前往威斯巴登进行了4 个月的疗养。他们在那里郊游、养生，海因里希还参加了英语课程。一开始他们每天傍晚都出去散步，去剧院、看电影或打桥牌，后来他们多是在宾馆里度过傍晚时光，海因里希会给马尔加朗读文章。
根据格布哈特后来的叙述，海因里希夫妇二人在婚后没多久就相互疏远。这次疗养似乎让两人再次变得亲密起来。几个月后，他们在柏林的达勒姆买了一套房子，一家人随后几年都住在这里。1937 年末，海因里希因为和意大利警察总长关系不错，去意大利玩了四周，当时马尔加也一起去了。除此之外，马尔加便很少在公共场合和海因里希一起露面，在少数几张能看到她的新闻照片上，也往往连名字都不会提及。
1936 年的最后一天，就在海因里希疗养回来的时候，他收到了恩斯特和保拉的来信。恩斯特对哥哥的美好生日祝福表示了感谢，尤其是“那张美极了的图片，它现在就摆在我们客厅特别美的一个地方”。保拉也填了几句话：“亲爱的海尼，你真该来看看我这俩孩子在这儿吼叫的样子，你肯定会开心得不得了……这会儿字都快写不成了。其中一个使劲儿叫，两人都要抢我坐着的凳子，谁也不让谁……明年1 月份你们会来看我们吗？”我很好奇，他们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亲密的，以至于保拉非常自然地管内兄叫“海尼”（海因里希的昵称），这样的称呼连恩斯特在此类信中都从没用过。
另外，保拉还告诉海因里希，生个“小齐格弗里德”的事还没一点迹象呢。显然海因里希也一定表达过想让家里有个男孩儿的愿望。两年后保拉才生了个男孩儿，后来也没有叫齐格弗里德，而是跟姐姐们一样，取了一个日耳曼名字。同时因为海因里希是他的教父，所以中间名也叫海因里希。难道就海因里希觉得家里必须有个男孩传宗接代？三个兄弟都喜欢各自的女儿，但也都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到1939 年2 月家里第一个男孩儿，也就是我的父亲出生时，保拉还没出院就激动地给她的大姐写信，说她听说大姐三周前也生了个男孩儿。那么现在，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的妹妹“应该也要再生个男孩了”。此外，他们还在党卫军的刊物《黑色军团》上高兴地告诉大家，又生了“一个健壮的小男孩儿”。
在这段时间里恩斯特和保拉的经济状况还是不错的，32 岁的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家中有一名女仆，一辆DKW 汽车——虽然这辆车不大，还被戏称为“DKW 晃动版”。因为据他们女儿回忆，“它总是抖个不停”。那个时期的全家福照片里记录着的是对生活十分满意的父母和笑容灿烂的孩子们。照片里的保拉看起来时尚而迷人，穿着十分优雅。他们的女儿觉得，父亲当时一直是很宠爱母亲的，母亲“甚至都不会切面包，这件事一直都是由父亲来做”。父亲为母亲减轻了不少负担，直到后来她才不得不去学着帮忙做家务。然而作为被恩斯特一直宠爱的代价，保拉必须接受的是涉及生活中重大的、本质性的问题时，由恩斯特掌握决定权。父亲回忆起祖母的抱怨，她觉得被她越来越理想化的丈夫也有专治独裁的时候，比如他一直坚持家务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要保持整洁有序。与自由式的管教相反，他执行的是严厉的管教方法。孩子们回忆起父亲对他们的惩罚：犯错误的时候要一动不动地面壁思过并且应该感到懊悔。要么是“睡觉前也不许吃晚餐”，要么是“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小屋里”。但是他也会陪着孩子们玩耍，到处打闹嬉戏——会带着他们在一起开心地游泳，有的时候也一起去滑雪，照片就是最好的记录。
当恩斯特不在妻子身边的时候，他写的大量信件就是对妻子思念的证明。他成功地获得了晋升，同时他向妻子保证，在处理好工作的同时兼顾好他们的婚姻，照顾好家人，工作结束之后就回到家中。
与其他的信件不同的是，这封信并不是在出差的途中写的——“今天你收到的来自你丈夫的信，是一封十分漂亮的、由打字机打出来的信。即使我没有出差，但是为了你也能给我寄一封这样的信件，也为了能像我一样熟练运用十指打字法，你必须尽快学会使用打字机。为了能便捷地做表格和写字，我们买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带键盘的打字机。现在我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打字手法。你看，整个过程是很容易学会的。但最重要的是：在你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手法之前，你不要开始练习打字，因为熟悉了之后才能谈得上速度和准确。当你掌握了方法之后，你会做得非常娴熟。本来我什么都不应该和你说的，因为你总是骄傲自满。”
“工作”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恩斯特想要晋升，然后让妻子再给他一些工作上的建议吗？事实上在1935 年之后他就没有过多地公开自己的事情了——据猜测，因为他在电台的工作责任越来越大，并且家庭责任越来越重要，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社交了。
一方面，很令我感动的是，祖父不管工作上遇到什么事都会给他的妻子写封信；另一方面我却很反感他居高临下的评论语气，一听到他用那种语气说话，我对他的那些浪漫的印象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的信里充斥着优秀、雄心壮志，以及对于所能得到的事物的愉悦——对于他已经得到的事业上的喜悦，对他们生活水平上的满足，当然也有对自我的满意，因为那都是他自己努力工作得来的。很有可能由于他从小在享有特权的环境下长大，并且一直有别人的支持，他一直缺乏一种认识——他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才生活得这么顺利。
回到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在那封信中，我的祖父似乎又忽然回想起自己原本是想写一封语气温和的信给他的妻子的，因为他继续写道：“现在我很期待我们的旅行，希望能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那样的话我们会非常享受！那是我们应得的！这一年里我们也必须忙于工作和学习。直到此刻事情进展得都十分顺利。”按照1937 年4 月份的计划，他们像前几年一样在波罗的海度过了假期。1938 年7 月，保拉给她的姐姐和姐夫寄了一张明信片：“我们到米里茨湖了，而且休息得不错。孩子们在水里欢乐地玩耍、戏水。”然后她有些惊奇地问姐姐：“你们不来这里度假吗？”看起来她很快就适应了那里全新的生活环境。
保拉和恩斯特两个人依然会定期地去治疗，最经常去的地方是“菲尔克-伯德·索伯恩海姆”。保拉的心脏不太好，恩斯特像他的哥哥海因里希一样经常明显地感到胃痛，除此之外恩斯特还是高度近视。我的父亲回忆道，祖父在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针对视力的训练之后已经不用再戴眼镜了。很显然，他在那里接受了顺势疗法。除了这些之外，每当他得空的时候，也会在家里进行踩水，冷热水交替沐浴，光脚行走这些治疗项目。
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年纳粹政权得到了很广泛的支持。那些被允许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人，感受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动力，并且觉得自己参与到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时期的辉煌的发展当中。但是能从中获益的只有像格布哈特和恩斯特这样的与普通民众相比离当权者更近的人。193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德国争得了荣誉，恩斯特也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在纳粹掌握政权之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已经在1931 年选定了柏林作为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尽管国际上有很多反对的声音，这个决定也并没有被撤销。希特勒多次表示这是向其他国家展示德国作为爱好和平的东道主形象的一个契机。他把城市里所有能够暴露出反犹太人行径的景象都清除掉了。1936 年夏季奥运会期间，柏林第一次出现了25 家公共电视台和其他城市电视台每天进行8 小时电视转播的盛况。在我的祖父母的卧室里有一台令小孩子们感到十分好奇的电视机。家里有电视机在当时毫无疑问算得上是一件能够引起轰动的事情。这种早期的电视机就是一个带有很小的屏幕的巨大家具。家里的人说，胡布曼先生和我的祖父在电视机的科技研发方面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胡布曼先生的党卫队资料里也记录了这么一笔——资料上面说他“曾经为电视机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事实上在当时只有参与了电视机研发的人才能够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视机。但是胡布曼先生和我的祖父在电视机研发中的分量并不像传言中所说的那么重要。真正的电视机之父实际上是一位名叫曼弗雷德·巴龙·冯·阿登的年轻物理学家，他于1930 年首次在柏林成功地借助阴极射线管制造出了完全电子化的屏幕。第一次的电子画面传输是在奥内佐格部长的支持下，于帝国邮政中央办公室中利用尼普科夫圆盘实现的。自1929 年起帝国邮政中央办公室在柏林-滕珀尔霍夫管理的电视工作部。那段时间胡布曼先生也在那里工作，后来他去了位于夏洛滕堡的“电视工作室”工作。
从1934 年的春天开始，国家广播电台和国家邮政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建立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电视实验室，这间实验室后来由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基施施泰因领导。在组织上，那间小型的工作室受到工程部门和胡布曼的管辖。胡布曼和基施施泰因曾一起在慕尼黑学习电气工程，从1929 年到1933 年他们一直是帝国邮政中央办公室电视部门的同事。1935年3 月22 日，帝国邮政中央办公室和国家广播电台开始定期地播出电视节目，包括有声电影和时事报道。两星期以后，国家邮政建立了第一家电视演播室用于组织和信号传输，然而图像的质量却不是那么好。国家广播电台的领导卡尔·海因茨·伯泽实事求是地说：“长时间观看电视图像会造成眼睛疼痛，特别是信号不好的时候。”广播电台在之后的几年里坚持想从国家邮政那里脱离出来，但是这种想法并不现实——因为国家邮政控制着信号的发出与接收设备。然而最终谁也没有占到上风，原因是希特勒在后来的几年里几乎不关注民众怎么看电视，他只是对电视的军事用途极其感兴趣。
电视节目的军事化用途可以清晰地追溯到邮政部长奥内佐格的野心上，他利用从这家垄断性企业得来的丰富的剩余资金来支持希特勒在发动战争过程中对武器的需求。很早以前他就开始投资研制新型的、可以远程操控的武器，也就是可视化炸弹。要想提高空中袭击的精准度，就需要借助于安装在导弹上的迷你摄像机传回图像，并且能够远程控制武器。这种技术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进步，以至于影响了战争的进程。但是他们的研究也获得了很重要的成果，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仍能从中获利。
自从成为胡布曼的副手，恩斯特就经常出差。例如在大型的集会和检阅中负责组织和监管广播转播。他有时候和胡布曼一起负责，有时候独立负责。他经常会拜访一些国家的广播电台大楼——德国和那些国家之间不仅仅有合作关系，还要巩固凌驾于日常业务之上的控制权。1938 年3 月，在委婉地表达了德国要管辖奥地利的广播事务之后，他来到了维也纳以保障德意志帝国的广播技术的连接。为了表彰他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合作”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被授予了一枚奖牌。在1938 年的秋季，他前往被吞并了的苏台德地区出差，和胡布曼共同获得了表彰——这一次是因为他们在该地领导并负责了广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