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部署了未来五年检察工作。
建立新型检警关系
《纲要》中提到，要完善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从源头上提高报捕案件质量，推动建立新型良性互动检警关系。
坚持全面审查证据，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和律师意见，强化对证据收集活动的审查监督，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同时，坚持“少捕慎捕”，落实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证明制度，加强逮捕社会危险性证据审查。
《纲要》提到，围绕审查逮捕向司法审查转型，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完善捕诉衔接机制，减少“捕后诉前”监督盲区。制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规范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审批。
刑案高发地派出所拟设驻所检察室
《纲要》还要求落实介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有关规定，强化对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监督。以“刑事拘留监督”为重点，通过日常巡检、专项检察等方式，探索建立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监督制度。完善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选择主城区、城乡结合部、刑事案件高发等重点区域的公安派出所探索设立驻所检察室（官）。
《纲要》强调，加快搭建侦查活动监督信息平台，实现审查逮捕与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深度融合。积极运用远程视频讯问系统，推动有条件的地方每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律师意见。
推行远程视频出庭
在诉讼体系方面，《纲要》要求，适应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相互衔接的多层次诉讼体系需要，形成简易案件效率导向、疑难案件精准导向、敏感案件效果导向的公诉模式，做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合理简化简易程序案件公诉人庭前准备工作，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健全简易程序案件“三集中”办案模式，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远程视频提讯、远程视频出庭。
据悉，检察机关将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建立书面审查与调查复核相结合的亲历性办案模式，推行以客观性证据为主导的证据审查模式，实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制度，重视瑕疵证据补正和定罪量刑关键证据补强，巩固、完善证据体系。
同时，将强化出庭支持公诉，提高当庭讯问询问、示证质证、发表公诉意见和辩论、出庭应辩、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出庭等能力。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索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支持公诉模式。
健全教育感化机制
《纲要》要求，积极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势新特点，对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坚决依法惩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同时，健全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机制，严格落实附条件不起诉、社会调查、法律援助、合适成年人到场、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程序和制度，加强心理测评和矫正，强化教育、感化效果。
此外，将健全未成年人检察异地协助机制，破解流动未成年人帮教难题。制定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指引，细化讯问询问、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帮教考察等工作标准、程序，完善性侵未成年人等案件证据标准。
此次《纲要》中提到，对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要坚决依法惩处。对此，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未检处处长张宇解释说，“严重暴力犯罪”，指的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等行为。
目前社会上频发的校园欺凌案件究竟是否会达到“严重暴力犯罪”的程度，还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张宇表示，在实践中，校园欺凌案件一般涉及人身侮辱、伤害等情节，量刑一般在10年以下，几类严重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量刑一般在10年以上。
针对“少捕、慎诉、少监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对记者表示，未成年人重点犯罪年龄都在青春期，即初中阶段。青春期阶段本身是违法高发期，但一些孩子过完青春期后会回归正常。对在青春期内因某些原因导致的一次性偶然犯罪现象，应该从轻。但若情节比较严重，如主观恶意很大，后果恶劣，要依法惩处。
此次《纲要》提出，要健全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机制。李玫瑾说，国外的倾向是把孩子关进监狱不如放在外面矫正，放在社区、家庭中矫正。记者了解到，在学校的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方面一般是以读书为主，同时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如果涉罪未成年人在父母管教方面欠缺，我们会同他的父母沟通，让他与父母相互理解；如果性格孤僻，我们会让他参加和其他人交流沟通的活动。”张宇说。
《纲要》还提到，完善性侵未成年人等案件证据标准。张宇说，“我们碰到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很多都是一对一。”据了解，这类案件中有时候会存在“办案不及时”的情况。她解释说，有些孩子年龄比较小，在被性侵时根本不知道这种行为的性质，过了几年后才讲出来，取证很难，被告人有时候也不会承认。同时，法院方面对被告人不供述的案件要求也很高。
今年6月2日，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30年座谈会上明确表示，要着力解决性侵未成年人等案件取证难、审查难、办理难问题。还要推行一站式询问、询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避免因司法办案尤其是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