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一个人的面包屑生活》
作者：【美】安娜·昆德兰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一天开始于一间茶室。一封封E-mail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背上相机，跋涉于山野，寻找拍摄值得想值得品值得看的素材。这里有清新可爱的空气、草地花朵和湿润泥土的气息，有春日签名一般的芬芳，也有闻上去有些腐烂的森林味道。城市气喘吁吁的节奏让位给某种更缓更慢的东西。”
从一幕幕朴素真实的生活场景到一幅幅流淌艺术气息的黑白摄影作品，从散发诱惑红酒芬芳的浮华世界到铁皮屋顶下的简约人生……
纽约摄影师丽贝卡的世界曾经无比璀璨，眼下却似等待陨落的寂寞流星般黯淡。过往就像琥珀一般将她困住，而一个人的面包屑生活令她真正领悟。
作者简介：
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
美国著名作家、专栏作者、普利策奖得主。迄今为止，已出版八部小说、近十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她曾担任《纽约时报》都市版主编，是历史上第三位为《纽约时报》撰写社论对页专栏的女性。
安娜·昆德兰的经典小说《爱无价》于1998年被搬上大银幕，该片由奥斯卡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好莱坞著名影星芮妮·齐薇格和奥斯卡影帝威廉·赫特主演。2012年，她推出沉淀生命之作《不曾走过，怎会懂得》，次年该书在中国出版，取得畅销佳绩。
《一个人的面包屑生活》是安娜·昆德兰继《不曾走过，怎会懂得》后推出的全新作品，是一本透着知性睿智、优雅而洒脱气息的别致佳作。本书面世后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众多读书俱乐部阅读分享之作，美国各大媒体都给予了极高评价。
安娜·昆德兰是在美国拥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家。她的作品尤其受到女性读者的喜爱，影响了全世界无数女性。
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是她众多读者中的一位。在希拉里的必读书作家中，有一位就是安娜·昆德兰。
畅销书《向前一步》的作者、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也是她的读者，她曾说：我的床头柜上始终放着安娜·昆德兰的书。在我绝望的时候，她的智慧安慰了我。
奥斯卡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是与安娜·昆德兰相识多年的老友，她不仅出演过由昆德兰的畅销小说《爱无价》改编的电影，还十分喜爱阅读昆德兰创作的书籍。她直言：安娜道出了我的所思所想。她写的东西特别具有感染力，十分真实。
【试读连载】
没有出口
凌晨两点过一点儿，一声枪响将丽贝卡·温特从梦中惊醒，她立刻从床上坐起。
好吧，确切来说，她并不知道当时到底几点。自从她搬到这座位于山腰凹地的破烂农舍以后，花了两天时间才发现厨房地板上有烦人的空鼓，通往后院的一个台阶摇摇晃晃，而整间卧室一个插座都没有。她站在那里转了一圈，手里拿的旧闹钟指针徒劳地走着，就好像某种魔法，上几圈或是骂上几句，它就能找到个地方插上充电一样。正如彼时丽贝卡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这闹钟跟了她太久，早过了当初流行或有用的时候。
后来她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没弄个用电池的夜光电子钟，这种东西便宜得很，从镇上往北开半小时，高速路旁边那家显眼的沃尔玛里就有。但那是后话了。
至于这声枪响：丽贝卡·温特对枪声到底听起来什么样其实一无所知。她从小到大几乎就没出过纽约，住在曼哈顿西区，去长岛海边度假，偶尔去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身边的人假期都是这么过的。每个人都一直在聊这些地方有多美轮美奂，海滩有多美不胜收，葡萄园有多叹为观止。美轮美奂，他们把这个词卷在嘴里品咂一番，她丈夫彼得品第一口葡萄酒时也是这个样子，他总装得很懂酒，偶尔还会退瓶酒以示自己是个行家。
她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家名不副实，因为只有爸爸妈妈和她这一个独生女。而且一家人去旅行时总是不愉快。她父母对任何原生态的东西都神经兮兮。她母亲对虫子的恐惧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总是喊门卫来处理蜘蛛或从公园顽强潜入屋内的蜜蜂。她父亲对好多种花粉过敏，从三月一直到十月都带着一条特别大的手绢，活像对他的鼻窦投降的白旗。
当然从中央公园西大道、河滨大道或百老汇确实会不时传来异响，也会有人问，那是枪声吗？尤其是在丽贝卡大学毕业后的那段时间，那些从来不会想到搬去别处生活的人都觉得这座城市又乱又脏，快要不能住了。但到最后大家都会认为声音是汽车逆火引起的，或是摔瓶子声，或是大楼地下室堆垃圾的地方的摔门声。
总是真的，无一例外。
然而此刻，在这间没有插座的房间里，丽贝卡僵直地坐在床上，几乎可以肯定那是枪声。她努力地想看清表上的时间，但她的金表又小又扁，跟枚过时的钱币一样。这块表是她父母在她结婚时送她的，仿佛她结婚等同于某种形式的退休。表的背面刻着R.W.S，虽然丽贝卡从未随过夫姓，但她母亲说这就是她名字的新字母组合。无论如何，她还是对这块表眷恋有加，因为表是她父亲选的，他给她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她刚把表从红木盒子里取出来，他就说：“漂亮吧！”“不防水。”她母亲加了一句。
光线好的时候这表上的时间都很难看清楚，更别提现在了：屋子周围一圈密密匝匝的大松树，湿热的五月夜晚乌云低垂，暴风雨压顶。屋里黑得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丽贝卡把手伸到面前，只见略略发白。她能看见手，不过也只是勉强可辨。
她睡不熟，因为这床很怪，中间有个深坑，就跟路边的排水井一样，每次她翻身都会掉进去。丽贝卡还是不知道农舍所在的路的名称。547号里程碑右拐第二个。她就知道这么多。还有车道经过泵房。泵房是抽什么的？当她开车进来的时候大声问过。没回应。
住在连街道名都不知道的房子里的人是谁？只在网上看了修过的照片就搬来这里的人是谁？这让她想起有一次当她等着和一位画册编辑共进午餐时，听到隔壁桌的女人对朋友说：“你进来后，在吧台根本认不出他们，因为他们跟自己放网上的照片一点都不像。”女人说：“不像。一点，都，不像。”这农舍就是网上交友的房地产版本，靠谎言撑得高高的，然后一路急转直下真相大白。不然就认命。“我们在这儿好快活。”房东在一封邮件里说，还附上了两个男人在一棵大树前勾肩搭背的照片。他们在这儿好快活，后来他们走了，把所有能用的家具都带走了，再在救世军二手店里找了点七零八落的东西凑数。
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丽贝卡觉得她像是被臭虫咬了。
她翻了个身，掉进了床垫的坑里。那声枪响只是记忆，也许只是幻听。现在安静了，有什么味儿。味儿太多了。霉味儿，湿布味儿，踩烂的植物味儿。还有滴水板上玻璃碗里香蕉的味儿。还有一丝味儿可能是臭鼬，或臭菘的。她曾经在后院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闻起来就像是她身边的整个森林在一寸寸地烂掉。
她很响地吸了吸鼻子，或者说要是有人在听的话声音是挺响的。不过丽贝卡只有一个人。她对自己说，真没想到枪声没让她更害怕。其实她吓坏了，哪怕理智不配合，但她的身体却承认了害怕，就跟她离婚后虽然自认过得很好，却开始背痛一样。她没穿睡裙，而是穿了一件纪念纽约历史协会举办的银版照相展的旧T恤和一条很旧的棉衬裤。毛毯下她的腿像拐杖一样又僵又硬。乡下的安静让人紧张，至少她没觉得让人平静，更像用遥控器按下静音键的电视给人的那种感觉。空洞。她的手机在屋里没信号。电脑也不能用。她犯了个可怕的错误。
早在听到所谓的枪响前她就这么想了，接着头顶上的异响又随之而来。
听上去就像轻轨列车在高速转弯。又像一抽屉很重的银器被一下子倒进大铁桶。还像堆得乱七八糟的橱柜门意外打开后丁零哐啷的声音。本杰明以前喜欢坐在地板上玩各种盖子。她老公就会冷冰冰地问：“你确定这些东西都彻底洗干净了吗？”彼得是英国人。他说话总是冷冰冰的。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要洗盖子，而丽贝卡也从没想过要提醒他一下。她像她父亲，只要相安无事怎么都行。
头顶上列车或银器或锅碗瓢盆或其他什么东西哐啷一声，又一声。味道越发重了。尽管不大方便，丽贝卡还是坐得更直了些，朝上望着天花板。感觉天花板会朝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跟暴风雪一样盖她一身石灰和板条。小木屋的广告上还说什么“配套齐全”。呵。两间卧室，就一床毯子，还不是床好毯子。
这么多人偏偏就她被那套照片迷了心窍，没一张是厨房和浴室的，两张快照都是风景照。照片里树木朦胧，溪流蜿蜒，其实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风景又不能用来睡觉、洗热水澡，或者煮咖啡。这几件事儿这破房子一件也干不了。配套齐全。配套了四把叉子。
这不是枪声。把白天的事儿过了一遍，她突然反应了过来。她以为自己睡得不沉，其实不然，否则她不会连上面出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她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能尽可能地还原一下情况。先是杠杆被触发，捕鼠器啪的一声合上了，听上去就像一声枪响。现在是一头愤怒的小动物在捕鼠器里团团转的声音，铁笼子就跟游乐场里的过山车一样转来转去。嘭嘭嘭。终于她确定自己把事情理顺了。至于味道，她就想不出来了。她轻呼一声，半是祷告，半是咒骂。
刺啦刺啦刺啦。一开始是这样的声音。“我阁楼上有什么东西。”她告诉镇里的灭虫人，但他正忙着消杀养老院里的虱子，（虚惊一场：不过是一个女人床单上粘了只被拍扁的吸饱了血的蚊子，她侄女大惊小怪了一番。）便让丽贝卡打电话找屋顶工。“要是你阁楼上有东西，那是因为有洞它才进得来。”灭虫人说。他穿的T恤上面印着“别烦我”，只不过“烦”的位置画了一只虫子，没印字。“我把它搞出来也没用，你怎么都得找人来把洞堵上。”
“我阁楼上有什么东西。”她告诉屋顶工。夕阳蹒跚，他站在金属梯子上，手里拿把小手电筒。“要我帮你扶梯子吗？”丽贝卡问。“我在梯子上的时间比在地上多。”他说，把手电筒换了个手，“过道那里有口子吗？”
“什么？”丽贝卡问。
“呃，现在有两个问题。”当他通过走廊的换气孔从阁楼的管线槽隙里出来时说，“一来那里住了只浣熊。二来它有方便的出入口。防水板一头有个大洞。它从后面的松树上爬上来，再从洞里钻进来。它应该还没找到从阁楼下到屋子里的路。没撇条，对吧？”
“应该没有。”丽贝卡含糊地说。屋顶工的话听上去玄之又玄。防水板究竟是什么？那个撇条她根据前言后语能猜个大概。一想到有只浣熊住在上面真是让人心烦得不得了。
“哦，有的话你会知道的。”屋顶工说。丽贝卡记不得他的名字。他身材魁梧，一头金发，皮肤红通通的，睫毛和眉毛发色都很淡，淡得几乎看不见。当他低头把手电筒放回工具包时，能看到他头顶粉色的发缝线。灭虫人推荐的他。“屋顶工都是梁上功夫。”他是这么说的。显然这个人并不是梁上君子。
他从背包中一个摔得不像样子的金属盒里拿出一张名片。丽贝卡觉得不给他的手拍张照真是太对不起它们了。这双手手背上有浅色汗毛，到处是疤——小的条状的，大的圈状的，还有一条粗粗的粉色疤痕像蛇一样爬在他手掌一侧。他的左手食指最上面的一个指节没有了。在黑白照片里这些疤会更加鲜明，丽贝卡明白，汗毛会有一种微微的交叉影线效果。
“贝氏屋顶修理，”名片上印着，“家族企业，源自1934。”父传子，子传孙。总有一天这个男人会老得爬不了梯子，会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小伙子代替他来检查防水板。那时候她早就不在了。也许下个月她就不在了。她把城里的公寓租出去一年，这间农舍也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她叹了口气，合上眼睛。一张不舒服的床，一间没有插头的房间，头上还有只浣熊。她完全可以去旧金山、西雅图、芝加哥的哪个学校搞个客座的教职。这样一来要操心什么防水板的就是别人了。
“给我一分钟。”屋顶工边说边打开了自己卡车的后备厢。
他用了她一个香蕉放笼子里做饵。他本来想用花生酱，但她屋里没有。冰箱里只有奶油干酪、两个她从城里买来的百吉饼（现在已经硬得跟食品工艺品一样了）、六罐装的健怡可乐、白斩鸡和一些莴苣。在食品储藏室里有罐装的汤和金枪鱼，还有半截面包，最外面一片边上长出了薄霜一样的霉菌。她想她得去找家超市了，与此同时他把带饵的捕鼠器放进了阁楼。
捕鼠器，她现在想到了。一片黑暗中她抬头盯着天花板。头顶上丁零哐啷的声音没了，接着又有了。纹丝不动的黑暗中，她躺在床上，想知道几点了，现在起床是不是太早了。（2：08，这个点起床太早了。）屋顶工的名片在橱柜上，旁边是一份购物清单：开瓶器、剪刀、垃圾袋、意大利面。他说过要是觉得捕鼠器被触发了就打电话给他。“我怎么知道呢？”她问。“到时你就知道了。”他说。他说对了。捕鼠器在她的肌肉里、神经里、指尖里、脚底板里跳个不停。房子里只有黑暗、气味和一只被困在捕鼠器里从阁楼一头碾到另一头的浣熊。
搞不好屋顶工早料到了这一切，因为当时他看着她加了一句：“知道吗？我明早会过来看一下，万一我们今晚就把它逮住了呢？希望别是一只母的还带了两只小崽子。”
屋顶工的名字是乔吗？
长长的静默，她闭上了眼睛。接着丁零哐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现在听起来像是从客厅那边传来的。我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丽贝卡想，我到底怎么落到这个地步？
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灵感版）
J.P.布莱德利奖于1982年由一位发明了电网的人设立。他的制造企业和他的专利令他可以实现自己最伟大的梦想，那就是绘画。他画的大多是描绘乡村景色、屋舍和谷仓的油画，就是能拿去卖但卖不了多少钱的那种。然而一张从威廉斯敦或奥卡拉小画廊寄来的五百美元支票给他带来的喜悦，绝不是楠塔基特岛的豪宅、英属维京群岛的大院或是飞机帆船所能比拟的，因为在支票上面签名的人买了布莱德利的画放在壁炉架或餐厅凸肚柜上。
他创立的奖项现在由他的两个儿子监管，旨在认可其作品能“照亮人类境况”的艺术家。本意是为了颂扬某位艺术家的终身成就，但这样一来往往就颁给了古稀老者。布莱德利奖得主拄拐棍甚至用轮椅也就屡见不鲜了。几年前这奖颁给了一位壁画家。他原本供职于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装饰邮局内部，后来又继续去给全球各城的著名公共建筑画壁画。就在布莱德利晚宴的三周前，他因中风去世了，比他小四十岁的人生伴侣替他领了奖，他基本上是哭着念完致辞的。布莱德利兄弟很不高兴。
这可能就是该奖项近年来改选不同类型获奖人的原因。
在丽贝卡六十岁生日前两个月，官方公告落脚在了她公寓大厅的东方长毯上。公告印在厚绸纹纸上，跟文凭一样。丽贝卡将信捏了好一会儿才展开。毫无疑问：名单上的每个人都很著名。画家，雕塑家，一位建筑师，一位百老汇背景设计师。在名单最后，是她自己的名字：丽贝卡·温特，摄影家。第一位赢得布莱德利奖的女性。也是最年轻的。《时代周刊》肯定会在专访中这么说。
对丽贝卡来说，这是在正式宣布：她就这样了。已成为昨日旧闻。在你如日中天时，万众瞩目；在你日薄西山时，拿奖。这是谁说的？奥斯卡·王尔德？本杰明·富兰克林？丽贝卡有把自己的妙语佳句归功他人的习惯。为了让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她看着大厅里红色中式柜子顶上的拱镜中的自己，大声地说：你现在正式成了昨日旧闻。
她明白这点已经有段时间了。日渐缩水的版税，稀少的邀约和邀请，聚会上她自我介绍时别人的反应。一个公众人物还红不红很容易看出来，从又惊又喜——“丽贝卡·温特？真的吗？那个丽贝卡·温特？”——到不太清楚——“摄影家，对吧？拍厨房东西的？噢，我喜欢你的作品！”——到茫然无知。渐渐地她会在做校园访问时刻意介绍一下自己是干什么的，而二十年前根本没这必要——不可想象，那时候到处都是海报和明信片，还有爆棚的节目、名誉学位、拍卖。
“人人都在等着，”十年前她的经纪人就开始这么说，经纪人的新陈代谢快得像蜂鸟，脸长得跟巨嘴鸟一样。她叫托丽·格里兹捷克，所以大家都喊她TG，除了她的对手，他们叫她没元音托丽，或NVT。每个人都怕她，但她的客户更怕她，其中又以丽贝卡为甚。“人人都在等着看你下一步怎么走。”
布莱德利晚宴那晚TG在伦敦，“搜罗新才俊”。丽贝卡是老才俊了，虽然还不像曼哈顿艺术俱乐部房间里的大部分才俊那么老。她穿着黑色绉绸裤子与黑金色和服外套，专门找人把她标志性的银色波波头吹干。她还戴着印度手镯和夸张的玉髓耳环。陪她去的是多萝西娅，就是设计耳环的人。布莱德利兄弟们盯着鸡尾酒心事重重，直到有人告诉他们这两个女人只是朋友，不是恋人。“她将女性生活的累赘和琐碎转变成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布莱德利的大儿子颁奖时如是说，累赘这个音发得格外辛苦。
“是那个吗？”看见镶在描金刻花画框里的风景画，多萝西娅轻声问道。布莱德利的儿子们有一堆父亲的画作，每年赠给得奖人一幅。丽贝卡得到的这幅无功无过，上面有一座红色的谷仓，远处田野里寥寥几笔就算是奶牛了。这种画摆在乡村小旅馆的餐厅里很是应景。但看见后面粘的信封时，多萝西娅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
“就一千块？”后来在回城的出租车上她说。
“这可是布莱德利奖，”丽贝卡说话间把信封塞进手袋，手镯碰得叮当作响。她竭力保持尊严，不能对多萝西娅讲她一辈子都没因为一千块这么高兴过。
在她包里，支票旁边是她在曼哈顿艺术俱乐部上洗手间时在布告栏上看到的索引卡。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出租格调乡村小屋。虽然她前夫一直坚信格调就是“房间小，下水道堵”的同义词，但第二天一早丽贝卡望着厨房窗户外西边的水塔，心里还是算了笔账。如果她把自己的公寓按纽约这边的高价位租出去，就能同时负担起小房子、她母亲养老院的费用、自己的健康保险费，给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存点钱，帮她父亲付房租，在本，也就是她儿子手头紧的时候接济他一点，还能每月余下点钱应对层出不穷的意外情况。年轻时她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却有这么多人指望她，每月来这么多账单。汽车保险，人寿保险，房主保险。而且住在农舍里还能激发灵感，她想。人们都说，换个地方生活就会激发灵感。人人都在等着。
没有灵感
“丽贝卡·温特，”女人深吸一口气，脸蛋粉得像刚出生的婴儿。就像一声祈祷、一声叹息，就像以前。“太荣幸了。”她接着说。伸出手去跟丽贝卡握手。她的手又暖又软，手心有一点点潮，指节处有肉窝，看上去就跟婴儿的手一样。她脸上有酒窝，下巴上也有。丽贝卡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她不会哪儿都有窝吧。
女人又加了一句：“我妈在我家冰箱上贴了你的海报。”把她的好心情毁了。有一瞬间丽贝卡觉得自己重回四十岁。现在她又是六十岁了。不，她是百岁老人了。过往就像琥珀一般将她困在其中。“这位曾被称为丽贝卡·温特的艺术家，”有一次在聊什么事儿时她儿子本随口说道，发现她脸色难看，他急忙补了句，“笑话，笑话而已，无聊笑话。”
阴错阳差来了这座陌生小镇，她需要重新安排她日常生活的基本行程。在城里时她每天都在公寓健身房花半个钟头，一边看挂墙平板电视上的新闻，一边在普拉提椭圆机上锻炼。在这里，她在加油站问别人健身房在哪儿，结果被指路指到了当地的高中。她转而决定健走，但那儿没有人行道。第一天早晨一辆大卡车为了避让她急打方向盘，甩了个大弯，当卡车尖叫着绝尘而去时，司机的中指就一直戳在后挡风玻璃处。几分钟后一位烫着满头白色小卷，发型招摇的女人开到她身边停下，摇下车窗问：“要搭车吗？”如果你在这种路上走，人人都以为你是车坏了。
酒窝女跟她打招呼的地方是镇里唯一一家勉强能算是咖啡店的店。能在美容院（周三洗剪吹要二十美元把她吓坏了）、五金店、保险公司、旅行社、会计代理处和似乎从不开张的二手家具店之间找到这么一家店，也够让丽贝卡吃惊的了。有个艺术项目总监，她记不清是威明顿还是阿什维尔了，在开车带她去听讲座时，曾经批评现在美国各地同质化极其严重。但他说这话时盯着的是放眼望去一片花哨的史泰博、IHOP餐厅、小猪扭扭和家得宝。其实美国的这一部分同样千篇一律：破烂主街上以前的银行建筑早已被改造成经营不善的餐厅，至于服装店和书店之类雄心壮志的生意，开张之前就注定要关门大吉。不过这里有一家叫“（不止）两杯茶”的地方，标志是一把拟人化的开心小茶壶，它笑着招手，弯弯的壶嘴里哈着气。在丽贝卡看来括号里的部分纯属多余。显然这是普遍反应，因为女人立刻就此聊开了，没完没了。以下是快讲完时的话。
“我老公说，哎呀，莎拉，你叫它两杯茶，别人会以为超过两个人你都招待不了。”酒窝女说，往丽贝卡面前摆了一壶茶，两块司康饼和一个糖碗。“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取的名字对不对。但凯文就是这种人——凯文就是我老公——凯文不是那种讲几句就拉倒的人。你知道的，每天都说什么要是你们是五个人就别来了，因为这里是两杯茶。别来四个人不然没位子。要么就是你们就算有位子也没有茶，都是这种话。我就只好说，哦，别当真，别听他胡扯，他就是好开玩笑，总是爱说这种话。他就是这种人，一旦抓住机会就不放。就像他每次讲到我，都说：‘爱更多嘉宾。’我说：‘凯文，这话我不爱听。’他就会说：‘别这么敏感嘛。’所以他肯定会一直拿两杯茶的名字来开涮。我想在店名上加几个字就能省点事儿，但我还是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嗨，莎拉。”有人打招呼。不然的话丽贝卡还不知道这女人要讲多久。恐怕要很久。她就像那种一丝安静都受不了的人。让人一眼就想起波特罗的画，全是饱满的曲线，波浪卷发，粉嘟嘟的皮肤，圆圆的眼睛。她这种人肯定一辈子都在听人说她要是瘦下来有多好看，其实就是在说她胖。爱更多。
角落里有两个人。年轻点的转身看着丽贝卡，直到年长那位拿胳膊肘推了推他。他们带着三杯外卖咖啡和一个油渍斑斑的大袋子走了。丽贝卡草草翻阅当地周报。一个高中生获得了州立大学的四健奖学金。照片上她戴着蓝色绶带，站在一头长着黑白斑的奶牛身边。奶牛正温柔地侧身看着她。丽贝卡从来没有真正跟哪头奶牛靠近过。它们总是有点吓人的样子，就像性情乖张的农机。也许现在是个机会。
莎拉一屁股坐进她对面的椅子里。
“再来份司康饼？我后面有切达莳萝干酪。应该还有点白脱牛奶。”她靠近说，“我没有白脱牛奶，所以用的是酸奶，我觉得更好些。味道更好，更绵软。质地，知道吗？但你不能跟这些人讲你在司康饼里放了酸奶，不然你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一股脑跑去加油站买培根鸡蛋芝士卷了。”
丽贝卡看看自己的盘子。两个司康饼都没了——覆盆子的，枫糖南瓜的。她不记得吃过饼。她不记得自己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
早上八点屋顶工来了。那时她已经起床四个小时了。屋顶工看样子也起来四小时了，不过是容光焕发的那种：湿漉漉的金发被梳得一道一道，跟玉米地一样，T恤上还带着隐隐的折痕和织物软化剂的味道，深绿色的防风外套上绣着金色的“贝氏屋顶修理”字样。他一定有个好妻子，丽贝卡心想，脑海中浮现一个女人给他折T恤，用手抚平，从过道挂钩上摘下防风外套递给他的样子。租来的房子散发出阵阵臭味，丽贝卡觉得还是不去深究为妙，上面时不时传来一声无精打采的叮当声。她在想浣熊是不是已经力竭而亡了。希望如此。
之前她听到卡车爬坡时引擎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便迎了出去，外面的空气清新可爱，还有草地花朵和湿润泥土的气息。为什么后面的森林闻上去有一股腐烂的味道，而前面的阳光草坪却带着春日签名一般的芬芳？一道光线从底下射向她的脸庞，仿佛某种神秘的信号，她抬手遮挡眼睛，屋顶工显然把这当成了打招呼，也抬手致意。
“我不用问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屋顶工下车时这么说，她也不知道他是指她的黑眼圈还是屋里的气味。
“你究竟怎么做才能把那个东西从阁楼上搞出来啊？”她疲惫地问。
“先是浣熊，接下来是笼子。”他说着从乘客座上拿下一把长筒猎枪。
“你要打死它？”
“你有其他办法也行啊。”他说。
“我看到笼子还以为你会把它放了。”
他握着枪身。上面刻着狩猎的场景，一个人和一头鹿，线条僵硬不自然，但木头的光泽、磨旧的图案和表面的抛光却令它显得很美。丽贝卡心想这说明这是把经常使用的老枪。父传子，子传孙。一把家传的枪。
“浣熊有这么个特点。它们是习惯性动物。如果你逮到一只浣熊，在它屁股上喷个X然后把它放了，一星期后你又会逮到它。它屁股上那个X就像在笑话你。所以呢，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放它走。但除非我把它赶到缅因州去，不然它肯定会回来想方设法进你的阁楼的。那你就要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丽贝卡闭上眼睛。“谢谢，还是算了。”她说。
“明智的决定。”他边说边打开薄脆的纱门，“有时我觉得城里人迪士尼动画片看多了被忽悠了。他们分不清真的动物和卡通动物。”
“我能先看一眼吗？”她问。
“看浣熊？”
“我是个摄影师。”她说。
“请便。”
她爬上架在狭窄过道里的梯子，将头和肩膀挤进出风口，把胳膊肘支在脏兮兮的阁楼地板边缘上。笼子卡在了厨房上方的角落里，夹在一堆旧纱窗和一个纸箱子中间。浣熊扭头朝后望着她，小眼睛里满是畏惧愤怒的神色。它的确看上去像个卡通角色，只不过是年轻的先锋卡通艺术家们常画的那种，本就喜欢这种。会叫它“狂魔浣熊——斯文”之类的名字。她觉得听到了咝咝声。这个三角形空间正中顶上有个灯泡，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这种荒芜绝望的气氛让人一刻都不想多待。浣熊朝她这边冲过来，抓着笼子的金属条上蹿下跳，仿佛能把笼子挣开一样。她拍了几张快照。它停下来的时候离通风口不远，她又拍了几张它尖脸的特写。
“公浣熊把香蕉吃了。”她爬下梯子后说。
“我觉得这是只母的。”屋顶工说，“公浣熊懒得很。要是公的现在都该快睡着了。给母浣熊一丁点儿机会它都会把你撕成碎片。”
他叫丽贝卡等在外面，她不太明白原因何在。笼子和撞击声都消停了，随后：砰，砰。“这只浣熊个头儿相当大，”他边说边带着一卷中间鼓鼓囊囊的防水布朝卡车走去，“管线槽隙那儿得用点来苏尔。”
“我能看一眼吗？”她又问道。
他耸耸肩，把防水布放到地上，打开。蓝色塑料布上全是一道道的血迹，不过没有丽贝卡以为的多。浣熊的前爪出奇的小，又黑又亮，耷拉成祈祷的姿势，但与上面尖篱笆桩一样又尖又黄的牙齿形成了强烈反差。早晨的阳光给公浣熊的毛梢镀上了一层金。母浣熊的毛。丽贝卡又举起了相机。
射钉枪的声音里夹杂着相机极为轻微的咔嗒声。她还是喜欢当年相机一点声音没有那会儿。或许她只是喜欢年轻的时候。她跪在浣熊旁，气味冲得她差点向后踉跄一步。“别靠太近，”屋顶工站在梯子上朝下喊，“它身上可能有跳蚤虱子之类的东西。”丽贝卡开始痒了。就怕接下来十二个月她都会一直痒，直到她回到西七十六街的家。她现在不能老去想她的公寓，否则就坚持不下去了。
屋顶工在屋顶一角升了一面旗，这块小旗子就像一块扎实的白色阵地。“干什么用的？”她问，这时苍蝇已经开始嗡嗡嗡地落在浣熊凸出的尖嘴上了。
“提醒低飞的飞机。”他说，语气明显不愿意继续对话。她对着尖嘴和苍蝇拍了几分钟，但已然明白出来的照片自己不会满意。与一些同行相比，她转而使用数码摄影时更加心甘情愿，只不过用胶卷的话乐观情绪能持续久一点，一直要到显影盘里液体的虹膜层下开始显现轮廓为止。而现在她立马就能看到她在浪费时间。浣熊有几张拍得可能还行，特别是那双长肉垫的爪子合起来时的样子。
“听说在你家管线槽隙里有只活物。”莎拉·阿什比说着递过来白脱牛奶（其实是酸奶）司康饼。“老天爷，听上去就脏兮兮的，是吧？不好意思，我是那种说话不过脑子的人。我丈夫说我就没哪天没说不该说的。要是我说了什么对丽贝卡·温特不敬的话，可别往心里去。以后我会跟我妈说。她肯定羡慕死了。”
丽贝卡将手探进自己的大包，拿出一个笔记本。“你能告诉我最近的超市怎么走吗？”她问。
“噢天哪，我以为你已经把什么都跟吉姆·贝茨问清楚了呢。他有方向感，没人比他更了解这一片。你问他荒郊野外在哪儿有黑莓，他能在半小时内带你找到。真的，因为七月时我就从谁都不知道的地方找到黑莓做了黑莓司康饼，多亏我刚来这片儿时他告诉我在哪儿找。狩猎季节时会有人跟在他的卡车后面看吉姆在哪儿扎营，因为他们知道那就是鹿会出没的地方。等等，让我先洗洗手好来列张清单。”
“吉姆？”
“贝茨？不就是那个在你家的管线槽隙里找到活物的屋顶工吗？”说话间她嗅了嗅味儿随即跑到后面去了。“不好意思，焦糖卷儿要糊了。”她扭头朝后喊道。
“吉姆·贝茨。”丽贝卡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常见的一个名字她怎么就老也记不住？吉姆·贝茨。她在底下画了两道杠。她在想他处理浣熊修屋顶要收多少钱。她在想这笔钱能不能让木屋主人出。她一阵恐慌，打开钱包看了看。两张二十和几块钱。至少她能付得起司康饼钱。
“哎呀不行！”当她问多少钱时莎拉说，“第一次哪能收你的钱！这是我的规矩——第一次免费。好吧，除了那些就来撒个尿的人，你懂的，就是那些下高速来吃点东西用用厕所的人，我隔一英里就能认出他们来，差不多就那么远吧，对，从高速到这儿一英里的地方。但新搬来镇上的人，头一餐都是不收钱的，不管他们吃什么，吃多少，倒不是说我觉得你吃得多，因为说实话你这样子长点肉也没关系。凯文说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因为我掉点肉也没关系，这人就是嘴欠。”她停下来喘口气，丽贝卡也喘了口气。她一直想夸司康饼好吃，可惜根本找不到张嘴的机会。“但我跟你说，”莎拉靠向她，加了一句，“哪天你可以帮我在你的海报上签个名。或帮我妈。噢天哪，她会激动坏的。我发誓，这是她一直以来最爱的艺术品。我这就去办。我这就去找一张让你签上！”
那么就讲定了
石墙的照片拍得不错，但丽贝卡觉得拍成彩色可能会更好。石头有浅灰色的、近乎全黑的、锈色的、带赭土纹理呈褐色的，浓淡的色彩杂糅互补。不过，丽贝卡不拍彩色照片。有一次她迫于市场压力在拍摄本的玩偶系列照片时用了手工上色。薰衣草紫的士兵，苹果绿的机器人，穿着淡橘色长袍的巫师。颜色不鲜艳，更像褪色的水彩画，结果推出当晚就售罄了。人们喜欢色彩。丽贝卡觉得色彩让人分心，以后再没用过。
她所有的衣服都是黑白灰色系的。她孩提时代最痛苦的记忆之一跟她父亲商业伙伴儿子的受诫礼和一条粉裙子有关。她母亲从阿特曼百货商店给她买了一条粉得不能再粉的裙子，尺码比丽贝卡平时穿的大两个号，就是为了能穿久一点。她母亲一口咬定丽贝卡吃基辅鸡时故意在裙子上溅了块油渍，好不用再穿它。这次她母亲说中了。
石墙的照片很有戏，但让她看了一遍又一遍的是十字架的照片。她把照片挂在了次卧的墙上，好一抬眼就能看到。墙壁是粗糙的柏木板，凹痕裂痕累累，反正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于是她从照片中选了一张样片用图钉钉在上面。照片里有故事——白十字架造型简单有力，取得胜利的运动员高举着球却身姿歪斜，这一切让人悲从中来。
她本来有把握这是张好照片，但后来又没把握了。她每天查一次银行存款余额，所以她不确定究竟它真的是好照片还是她太缺钱巴不得是好照片。几年前有人邀她去萨瓦纳的一间艺术学校做访问艺术家，她当时都懒得考虑。现在她得给TG发信息问明年学校还要不要人。“经济不景气没机会。”TG让她的助手回了信。到她这份儿上，连字字藏针的TG都懒得搭理她，派小爪牙把她打发了。
养老院的账单该付了。丽贝卡把它放到她用来充当书桌的餐桌一角，那里还有一摞账单。她找来一块椭圆形石头当镇纸，压在这摞账单上。没有进项。她在想自己还能继续付多久的账单。是不是该联系个城里的房产中介把她的公寓卖了？这么想着，她离开了农舍。
俯瞰底下蜿蜒道路的小山包上有片森林，林木渐稀处有片洼地，地里长的像是麦子，第二个十字架就插在那里。丽贝卡好不容易找好角度，因为靠在十字架底部的蓝色皮革精装书周围黄色杂草丛生。书页很平整，肯定是刚放到这里没多久，不然早就会被露水侵蚀。书本一角的金色浮雕花纹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上面印着“中谷高中”。这次“RIP”三个字更清楚，不是用铅笔而是用钢笔写的。她拍了些照片，先退后拍了些远景，又拍了近景。她突然想到了原先那个有奖杯的十字架，现在样子可能有变化，也许风吹雨打之下会更沧桑，于是她费了番功夫回到自己发现十字架的那片空地。她很确定她找到的地方是对的，但那里什么都没有。她又爬山爬了三十分钟，绕了回来，但她越看越确定十字架和奖杯不见了。不知为何她很生气，不仅仅是为了她的照片的缘故——虽然她得承认这是部分原因，她原本有心做一个系列，记录十字架久经风霜周围植被变化的样子——而且还因为有人特意将东西一起放在那里，却被别人拿走了。
她又回到另一个十字架那里，把相机放在一块平石头上，绕着那里转了一圈，细细端详。年鉴主人的名字通常会烫金印在封面上，但这本没有。十字架的两根木头用短钉子固定，中心对得不是很准，所以十字架一边比另一边伸出一些。第一次她只顾着拍照片，但现在对现场布置留意起来。这有点像那种州际公路旁的祭坛，祭奠某个撞树后车毁人亡的青少年——这种事儿总是青少年。但那种十字架上面都写得明明白白——名字，日期——而且周围都堆着祭品、鲜花、毛绒玩具。这个感觉不一样。
她拿起相机，又照了一些照片，随后爬上小山包一侧好看看还有没有能俯拍的位置。植被遮住了年鉴，所以她继续往上爬，她的包很重，脊背正中的一块汗渍越来越大。当她用手将头发往后梳时，感觉发丝跟锡一样热。斜坡变陡了，她得更使劲才能继续。
不知不觉她在脑海中做起了算术，这种算术她几乎每天都要做一遍。转租公寓5800，减去租农舍的1000，公寓的维护费1400，养老院的支出她这边1900，养老院旁边她父亲的公寓租金1000。不管她怎么算，算几次，都只余下500块过一个月。她希望自己车子的旧轮胎能撑住。她希望自己的相机都不需要维修。她希望自己能拍一些新作品，一些好作品，希望她的作品能重新流行大卖起来。“看看简·安·贝蒂森，”当她告诉多萝西娅她正在转租自己的公寓时，后者这么说过，“她红过，后来过气了，后来突然二级市场火了，然后她又红了。”
“简·安·贝蒂森去年死了。”
“的确，但她死的时候很红。”
丽贝卡爬上山顶，或者至少是第一个山顶。整个七月她都发誓要登上最高峰，但这就像海市蜃楼，或是偿债能力，总比看上去更遥不可及。她透过林间缝隙张望，但越往上越是层峦叠嶂。头顶上有动静，她看见一只秃鹰从天穹正中飞过。反应过来的这一刻极富冲击力，它看上去就像美元。它侧飞拉出一道弧线，这时她看到一棵大枫树上面有一杆枪正对着它。她撒腿跑起来，背包在肩胛骨之间来回晃动。
“你在干什么？”她大吼道，这时鸟儿盘旋一圈消失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啊，呸。”树枝深处传来人声。
她抬头张望，先是看见头顶架子边上踩着的登山鞋鞋底，随后是一张涨红的不客气的脸。“吉姆·贝茨。”她高声道。
“温特女士。”他说，把称呼中“士”这个字念得跟蜜蜂嗡嗡响一样，更多是出于南方口音而非政治原因。
“我一直以为射杀秃鹰是违法的，”她说，“就算不违法那也不应该。”
他下来时带动树干一阵摇晃，那把大枪别在横贯胸前的武装带上。他身穿盛夏树叶般浓绿的T恤，前面印着SWS的字样。在他腋下绿色染成了密林暗影。他草草跟她握了握手，但嘴角的线条僵硬。
“射杀秃鹰的确是违法的，即使不违法我也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不是枪。是追踪器。它能读取国家野生动物管理局放在这些大鸟身上的标记环里的芯片。你刚看到的那只鸟是在那边半英里处做巢的一对儿里的雄鸟。科学家想记录它的习性。我在周末为他们工作。”
丽贝卡倒吸一口气，最后说：“对不起。我打扰你工作了。”
吉姆·贝茨耸耸肩。他嘴角的线条放松了。“它会回来的。一向如此。”
“同一个地方同一只鸟吗？”
他点点头。“它们一配对就是一辈子，”他说，“跟人不一样。”
“你能带我看看巢在哪儿吗？”
“说实话，还是算了吧。它们在家时我尽量不打扰。没什么必要。我一般都在它们中的一只出来给幼鸟觅食时进行记录。现在雄的出去了，雌的在家。雄的带吃的回来后，雌的再出去。”他低头看她。她站在高处，但他更高更大，很爷们儿。她心下暗想等到了冬天他脸上的红晕会不会褪色。她刚想道歉，他一手举起，另一手搭在她肩上，将她微微转身，然后指着上面。老鹰在他们上方飞翔，一只软绵绵的松鼠挂在它的铁爪间。它的轮廓如同一幅蚀刻画，白首，金喙，浅瞳。
“噢，真美。”丽贝卡说。
“不老传说。”他说。
她伸手摸相机，但已经太迟了。他摇摇头。“我试过，”他说，“但是，你懂的，等你拍下照片再看时，就不一样了。有点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觉得这得看照片。”丽贝卡说。
“不要见怪，”他说，“莎拉说你照片拍得很好。”他又伸出手，上面包扎的绷带脏兮兮的。“冬天到来之前你可以在管线槽隙里铺个玻璃纤维隔热层。”他补了一句。丽贝卡脑海里的计算器又开始拼命算了：5800，1000，1400，1900，1000。她之前要求农舍主人支付处理浣熊和修屋顶的钱，还没有回音。“花不了多少钱，”他说，仿佛能听见静谧森林里的声音，“主要是材料费。”
“我有一张浣熊的照片你可能会感兴趣。”
“一张死去的动物的照片，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我跟你换。成吗？”
“成。”她说。
“回去干活了。”他说，抓住枫树最矮的树枝撑了上去。她站在那里看他往上爬，渐渐淡出她的视线。
她就知道
八月里：
莎拉把《一个人的面包屑生活》的招贴画挂在两杯茶店里。（丽贝卡跟镇上其他人一样都这么喊。她没把凯文的括号当回事，要是真有凯文这么个人。丽贝卡还没见过他。）丽贝卡给两张招贴画签了名，莎拉把它们裱了起来。一幅给莎拉的母亲当生日礼物，另一幅挂在店里正对大门的长墙上。“我得把这儿搞得艺术点。”莎拉说。
“这真不错。”看到浣熊爪子的照片时，吉姆·贝茨说。这张照片镜头拉得很近，很难看出来拍的到底是什么。他在阁楼里铺了两层隔热板。一道明晃晃的阳光照在他横放在卡车顶部的梯子一侧。经常这样，有从下面来的奇怪光线反射。
“你的旗子在哪里？”吉姆·贝茨问。丽贝卡去后门拿来靠在那儿的白旗。“雷雨那天掉下来了。”她说。旗子被他升上去后在山风中猎猎飞舞。丽贝卡在想它是不是打广告用的，就跟沿路印着的广告标语一样。
下面斑驳的光影消失了。
丽贝卡又找到了两个十字架。一个在底座上有蓝色绶带，上面印着“第一名”，但廉价的烫金字已经开始掉色了。带子有些地方褪成了灰白色，日晒雨淋令它软塌塌的好生凄凉，过了一周它变得更软塌塌更凄凉了，她继续拍照。没人移动它。她想过问莎拉她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树林里放了这些十字架，但她觉得莎拉会跟住在方圆十英里的人讨论这事儿，也许拿走了第一个十字架的人会把其他的也拿走。她不想这样。
下一个十字架有张打开的生日卡放在下面，卡片周围都是菊苣，星星点点的蓝色小花像是它的画框。卡片上用粉红字体印着“女儿是/来自上天的眷顾/奇妙的爱的礼物/一生不变。”底下用工整的笔迹写着签名：“妈咪”。（她自己收到的母亲寄来的卡片落款总是“母亲”。）丽贝卡想知道卡片封面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已经有一队细细的红蚂蚁正在翻越卡片上粉色玫瑰的金边，但贺卡还很新，没怎么坏。丽贝卡拍了有蚂蚁的照片，等它们爬走后，又拍了没有蚂蚁的照片。
第二天十字架和卡片都不见了，她不情愿地决定是时候去看望她父母了。
原生家庭
人类学入门/曼荷莲女子学院
秋季学期
原生家庭实地研究作业
丽贝卡·格蕾丝·温特
母亲：贝雅翠丝·索菲亚·弗里曼，1925年生于纽约市。独生女，父莫里斯·弗里曼（生于波兰，克拉科夫），母伯莎·弗里曼（生于波兰，华沙）。菲尔德斯顿文理学校和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
父亲：奥斯卡·温特，1920年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雅各布·温特和利亚·温特之子。伊万达高中毕业。
母亲职业：家庭主妇
父亲职业：商人
兄弟：无
姐妹：无
原生家庭
就像大多数养老院一样，“年老体弱犹太人之家”坐落于一个地处繁华路段，没人想养孩子的漂亮社区里一处不怎么样的位置。养老院里的住客从没注意过，而他们来访的家人也假装没注意。养老院后面是蜿蜒的街道，老树在头顶合拢，都铎式大宅爬满野蔷薇。从养老院屋顶能看到河流缓缓流向纽约港，偶尔起浪亲吻自由女神像的脚，风景很漂亮，但除了两个会在休息时间上去抽烟的厨房帮工，没人见过。州政府规定带父母上屋顶违法，哪怕他们本来可以上金属楼梯。员工用也违法，但这两个厨房帮工挣的几乎是最低工资，所以他们根本不理会这些。
位于商业街的大马路上的养老院本身没有什么景致，只有一个后院多少是个大通风井，角落里有些灰扑扑的常青藤和几把户外椅子。这些椅子一般是给访客用的。住户用轮椅，如果他们特别幸运或相对年轻的话，用步行器。
在一间只能看见高层建筑的阳光房里，一位头发稀薄的小老太太躬身坐在牌桌前。丽贝卡极其不情愿地走近她，其实老太太不大可能抬头。就算她抬头，也不大可能认出她自己的独生女。反正丽贝卡从小长到大，母亲看她时，蓝灰色眼睛里的神色一直颇为淡漠，略带怀疑，现在她的眼神也不会有多不同。“有些女人，就不该要孩子。”她祖母有一次喃喃说，很长一段时间丽贝卡都深以为然。但这些年来她意识到情况复杂得多。她母亲那代人觉得一个女孩子就应该为人妻，为人母，跟贝贝一起长大后来一起玩牌的女孩子们都是这么过的。她们有时候欣然接受，有时候就不那么痛快。这很难说：就拿贝贝的老朋友露丝·维策尔来说吧，给人当老婆时不怎么样，但当妈后满腔爱意都扑在自己长子身上，怎么爱他都不够。（至于对她的二女儿，情况就不同了。）
到了丽贝卡这一代人，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人主动不要孩子，哪怕是有些一看就像好父母的人；有些人不大想要孩子却有了，开始提心吊胆没想到后来却母爱满溢。有时丽贝卡觉得她处于两者之间。享受当母亲，觉得生三四个孩子能让人生更丰富这种话，她说不出来。但对于本杰明·弗里曼·赛明顿，她可爱的小本，几乎从她第一次将他又丑又秃的脑袋靠在自己胸口时，她就爱上了他。鉴于他父亲只顾自己逍遥快活，行踪不定，只能算半个父亲，他只能在一个半父母的陪伴下成长，也许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她更爱他了。也可能是久而久之，她放松了，带他便游刃有余。
贝贝对什么都不随便，特别是在当母亲这回事上。她就跟她摆在他们老房子门厅桌子上的那尊阿尔忒弥斯雕塑一样独断专行，苛刻严厉。不是杰基尔和海德，不是道林·格雷，不是看日子看心情那种忽冷忽热的母亲，而是按照丽贝卡的前夫彼得所谓的那种贝贝之道，不屑一顾，自视甚高，总觉得别人欠她的。之前她对丽贝卡嫁了个英国人多骄傲啊。彼得在的时候，贝贝仿佛不费吹灰之力就学会了他的口音，虽然从她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有点像她的后槽牙被太妃糖粘住了。她爱吃太妃糖，还有白兰地亚历山大、巧克力慕斯和吉吉家的蜂蜜冰激凌，吉吉是离她公寓两个街区远的一家“特别好”的法式餐厅，贝贝是他家的常客。“弗朗哥，还要我上次点的那种鸡肉。”她让外套从窄窄的肩头滑落到椅背上时，会轻描淡写地来这么一句，然后不知怎的这个可怜的家伙就想起来了她上次点的是哪种鸡肉，或至少他俩都装作他上的就是她要的。
她母亲要是知道养老院的护工今天给她穿了件淡蓝色腈纶毛线衣会大惊失色，更别提她正住在带“犹太人”字眼的地方。
贝贝自然正在弹钢琴。贝贝向来如此。丽贝卡看着她的肩、臂和背。她母亲翼翅般瘦削的肩膀在丑陋的毛线衣下起伏的样子、她的手指在仿实木桌上移动的指法，让人觉得有些刻意，甚至咄咄逼人。是巴赫。弹巴赫或贝多芬时她往往前后摇晃，仿佛贝贝·弗里曼正在像她轻易忘却的男性祖先那样祈祷。在大学交那份人类学作业的时候丽贝卡内心挣扎了很久。她应不应该写明她母亲的双亲曾经姓弗里曼呢？如果她母亲发现丽贝卡自揭家丑，哪怕仅仅是对一个曼荷莲女子学校的副教授承认自己是个犹太妞——母亲喝了几杯白兰地后就会用这个字眼——她一定会勃然大怒的。贝贝·弗里曼——弗里曼！——在纽约已被同化的富裕犹太人圈子里，她可是名漫不经心的资深反犹人士。
巴赫。丽贝卡还是这么认为，笃定得仿佛的确有音符、和弦与乐章在流淌，而不是只有她母亲发红的指尖敲击桌子的笃笃声。要是肖邦或莫扎特的话，她母亲的身体会左右摇摆，更缓更柔。而且她总是更喜欢巴赫而不是贝多芬。一提到贝多芬的名字，她母亲就会直接来一句“聋子”，仿佛这是性格缺陷和天资不足的标志。巴赫始终耳聪。很难说贝贝是否也是如此，因为当她还很年轻时就有了对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的本事。
一名护工又推着一个女人进了房间，她在高背轮椅里塌成一团，瘦骨嶙峋的脑袋被支架一样的东西撑得高高的。养老院里的病人往往一副风一吹就倒的样子，而护工都是膀大腰圆的棕皮肤女人。护工是举重运动员，而病人就是杠铃。社工和护士往往身型较小，通常是印度人。护工是加勒比地区来的黑人女性。她们很现实，讲话有点冲。“她这周很难搞。”她们会这么说。更有甚者会说：“我今天受够她了。”印度女人们开朗乐观，讲话像唱歌。“总有一天她会抬起头说：啊，这是我女儿。”她上次来访时她们中有一个这么说。丽贝卡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接话，总不能说出：“我八岁时她都没这么做过。凭什么她现在反而会？”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地方还是不错的。老房子一卖，许多生意上的债主早就迫不及待了。家里还完账之后，剩下来的全都付给了养老院。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不比现在，现在卖掉一套丽贝卡从小住到大的那种公寓就跟中了大乐透一样。利息收入不够，本金出现缺口，现金就跟贝贝时日无多的余生一样溜走了，每个月丽贝卡都会写张支票进行补贴，还得祈祷市场行情上涨，而养老院收费稳定。
护工朝丽贝卡的母亲那边点点头。“不要打扰她。”她说。
“绝对不会。”丽贝卡说。她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她母亲一直在弹奏，手指不停地移动。“真希望我以前听过她弹琴。”护工说，“你听过吗？”
“听过。”丽贝卡一边看着她的小金表一边说。哪怕母亲已经无知无觉到了这种地步，她还是不敢戴实用的塑料电子表。虽然她告诉自己这是因为电子表属于一种生活，而金表属于另一种，但她已经在脑海中清晰地听到母亲在说：“你手腕上戴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那种尖刻的声调，虽然已经好些年没听到了，但绝对不会弄错，就跟肖邦练习曲一样清清楚楚。丽贝卡自己讲话中规中矩，因为从小到大，别说俚语，哪怕是缩写，在她母亲听来也简直跟淫言秽语一般。“亲爱的，偶尔也用用悬垂分词。”上大学时有天晚上多萝西娅对她说，丽贝卡脸一下子就红了，尴尬得很。
可能是一曲终了，她母亲停了下来，然后又开始了。童年，青春期，寒暑假，来访：你母亲弹琴时不要打扰她。大钢琴放在客厅一角，但在玄关你就能感受到光面实木地板的震颤。有时候丽贝卡一放下自己装满书的包就直接去后面的厨房，那里有正对通风井的昏暗窗户、杂色树脂面板的大桌子和配套的椅子，在那里吃的饼干、喝的柠檬水或一杯茶，都是女管家索娅给的。
索娅一点都不显老。她长着一张典型的斯拉夫面孔，到七十岁也跟十七岁时差不多。她来温特家干活时就这么大，那时丽贝卡刚刚七岁。那个时候她就把金发往后扎得紧紧的，活像做拉皮一样。身上一丝不乱，脸上一丝不苟。
“你来太好了。”索娅边说边打开公寓的门，她跟丽贝卡的父亲一起住在这里。公寓位于养老院后面枝叶茂盛的一条街道上，跟丽贝卡母亲的邻近程度一方面反映了在人们看来贝贝和奥斯卡·温特之间应该如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丽贝卡想在探访双亲时尽可能简单容易。尽管索娅这么些年来都在西夫韦购物，还在电话里跟干洗工吵架，但她有点蹩脚的英语一直没怎么变。
“啊哈！”她父亲招呼道，他躺在躺椅上，旁边桌子上有一杯茶。“快来坐！”当丽贝卡还是孩子时，她父亲鼻音里带着的那种兴奋劲儿总是让她感到父亲爱她。早上进餐厅吃早饭时，他一开口就让人觉得来的是掌上明珠：“我的小美人！快来点吐司！索娅！给我的公主来份橘子酱！”直到她八岁时跟他一起去办公室才发现他跟谁讲话都这样。“欧文！见到你真好！”他在银行里招呼一位熟人。“拉蒙娜，我亲爱的！”在犹太熟食店他这么喊女招待，点咸牛肉的劲头儿就跟自己刚把它发明出来，迫不及待要介绍给全屋人一样。人人都因此喜欢他，但丽贝卡却因此而失望，因为她明白了自己不是那么特殊。
“你母亲怎么样？”他问，“好吗？”他总认为丽贝卡先去了养老院，并竭力表明他觉得这么做理所应当。“有个好女儿。”他总这么对人说，过去一直说，将来也会一直说。索娅在丽贝卡手边放了一杯茶和两块装在白色瓦楞纸杯里的非凡庄园曲奇。
（“粗俗。”丽贝卡脑海中浮现贝贝的声音，“索娅？把这个拿回厨房，放在合适的盘子里。”）
丽贝卡耸耸肩。“今天弹的是巴赫。”她说。
“我就没喜欢过巴赫，”她父亲说，“也许《哥德堡变奏曲》还行，但其他都不行。它太，太——我想说什么来着，索娅，我亲爱的？”
“德国。”索娅说着走进厨房不见了。
“她讨厌德国人。”奥斯卡·温特小声说。
“我知道，爸爸。”丽贝卡说。
“我听说你家那块儿的百吉饼屋倒了！”她父亲说，“索娅在报纸上看到的。真可惜！那些人做的百吉饼很好。不太软。百吉饼就应该不太软。”
她父亲以为她还住在城里的公寓里。这样最好，无须解释。她父亲不喜欢讲电话，从没打过，家里也没装过电话。它调动不了他的情绪。索娅用一个小电脑给她发邮件，是她一个侄子淘汰给她的，她拿来上网打牌。她向来是个话不多的女人。“爸爸除颤了。”上一封邮件里这么写。电极片和心脏支架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块老表！”那次过后她来看父亲时，他用手把胸口拍得呯呯响，“都快一个世纪了！”她父亲确实还有十年就满一百岁了，但他一直都这样，四舍五入往高里说。这也解释了家里的生意为什么那样。
“你气色不错，爸爸。”丽贝卡说。跟她母亲比起来，他是不错。跟她母亲比起来，谁都不错。
“你还能怎么样？”他说。这是另一句丽贝卡自孩提时就记得的话。你还能怎么样？你的妻子对你不大上心，显然没有对跟朋友聚餐和弹钢琴那么上心。家里的生意从岳父那里传到你手里，当初看起来只要按部就班就能维持的生意，当初像铸币厂一样财源滚滚的生意，开始摇摇欲坠最后垮了。面向公园的大公寓年久失修。妻子开始是没了自己的停泊处，后来连小型钢琴都没了，只能每天早上在旧缎面床单上弹奏。你的女儿给她母亲找了个养老院，给公寓找来了买家。这个女儿尽其所能地帮忙，可你说什么，孩子没必要来给父母养老，自从你搬出来单住后你就一直这个腔调。那不过是你运气好！女管家在离你妻子住的养老院三个街区远的地方有间公寓！索娅！你是圣人，大救星，避难所！
丽贝卡不知道索娅为人到底怎样。这套房子是两居室。有没有可能她父亲和索娅睡一起？有没有可能他们早就睡一起了？她该不该管？她父母的卧室是分开的。她父亲的房间小，贴狩猎绿的墙纸，而她母亲的房间很大，壁纸是水晶蓝的。“他打呼，”贝贝说，“他小时候就应该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现在太迟了。”
“最近哪天我得去看看你母亲。”奥斯卡说，先指指丽贝卡的曲奇饼干，再指指自己的嘴巴。他挤挤眼睛，浅色的大眼睛有些混浊。她父亲一辈子都戴眼镜，只是款式随着时尚改变：小男孩时戴圆框镜架，刚结婚的小年轻戴黑框塑料镜架，穿休闲装去迪斯科时戴超大的滑雪镜。他什么时候开始不戴眼镜的？丽贝卡在想他现在看东西什么样，索娅看上去是不是很美，他女儿也没老，房间又大又有品位。
她递给他一块曲奇饼，他囫囵吞进嘴巴。“你是在牛棚里出生的？”丽贝卡还是小孩子时，她母亲就这样批评他的餐桌礼仪。“国王郡医院，慈善病房！”他会得意扬扬地回一句。
“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以此为荣。”她母亲会摆摆手这么说。
“索娅！”他喊道，“最近哪天我必须去看看温特夫人！”
丽贝卡觉得自己好像听到厨房传来了一句嘟囔。
玄关有张大古董桌，是以前父亲带工作回家时查分类账的地方，她看着桌子上方的一幅画。丽贝卡希望索娅那一大家子有偏见的波兰亲戚里没人知道这幅画出自玛丽·卡萨特之手。是玛丽·卡萨特不太出名的作品，但还是值不少钱的。贝贝的父亲拿它当新婚礼物送给了女儿。不是给她和他的新女婿的，而是单单送给她的。几年前一位律师说过，要是奥斯卡能让他妻子声明自己无民事行为能力，他就可以把它卖掉。
“这家伙不了解你母亲，”她父亲曾经说，“无民事行为能力！她会把我杀了！”
“爸爸，她现在连我们是谁都不认识了。”
“一样的！她会趁咱俩睡着把我们都杀了。”
“给它投保了吗？”以前丽贝卡看着这幅画问过一次。
“你觉得呢？”她父亲当时这么回答。她觉得她不知道。
她俯身靠近。这是一幅水彩画，挂在阳光不能直射的地方，用合适的玻璃保护了起来。感谢上帝，有这种小礼物真是太好了。
索娅用一块旧洗碗布擦着手，从厨房出来。她穿着淡蓝色的裤子和配套的束腰外衣。第一天来温特家工作时，她的穿着也是如此，只不过那时她穿的是裙子：一个礼拜穿浅蓝色，下个礼拜穿薄荷绿，再下一个礼拜穿黄的。裙子前面有拉链。她现在穿的裤子有松紧腰带。索娅穿着可以声称不是制服的制服。
两人一起看着画，画面上一位年轻女子正凝视自己的孩子，她的脸向下，孩子伸手想摸。索娅似乎不感兴趣。“快点再过来啊。”她在门口说。她的鞋跟护士的一样是白色的。她的鞋向来都白。
“你让我今天很开心！”她父亲喊道，然后，电视机打开的同时，门咔嗒一声关了。
狗来了，又走了
高速路上丽贝卡一路疾驰，从纽约城北逃离，当她中途停车在一家农产品柜台买玉米、土豆和豆子时，一条狗逛进了她家的院子，嗅了嗅农舍的地基。它是从前门进来的，那儿有淡淡的汤味儿；然后转到了后门台阶，那儿有丽贝卡出门前吃的英格兰松饼的碎渣，当时她站在门口边吃边朝树林里张望，想搞清楚是什么在草地里转悠，发出陌生的咔嚓声。一大家子蚂蚁正聚在碎渣下面，想把它扛起来带走，但这条狗抢先一步。吃下肚的不仅是碎渣，还有两只蚂蚁。它不挑。
它名义上的主人在喂养它时忽冷忽热——事实上，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忽冷忽热。前一天还是一罐金枪鱼罐头和半根热狗，后一天就什么都没有。前一天还一个劲地搔耳朵，后一天就彻底无视，甚至偶尔还会扔个枕头或踢一脚，不过很好避开。自打出生在县道旁的小棚里之后，四年时间中这条狗已经被倒手了好几户人家。它的母亲是带点拉布拉多血统的猎浣熊犬，父亲一半金毛寻回犬一半德国牧羊犬血统，它俩私通生下了它。结果就是它毛色发暗，毛发杂乱，眉毛很凶，尾巴卷曲，这种狗偶尔会在电影或偶像剧里作为笑料出现，但乡下人养起来往往是为了务实的目的。
它住的第一个地方是一栋破破烂烂的错层住宅，一对高中情侣在里面制作毒品，需要一条看门狗，以防对手或警察突然找上门来。他们用铁链把狗拴在车库一侧，但冬天太冷，它整天叫。幸运的是有天晚上温度接近零度锁链冻裂了，它奔入黑暗之中，前爪间拖着的五节铁链一路在沥青路上丁零当啷直响。
一位中学校车司机在早上从学校返程的途中捡到了它，把它带到了动物收容所。在那里它跟很多可爱的小狗一起关在笼子里，直到被一位私人健康护理收养才逃离了注射死亡的命运。这人的老父亲做了前列腺手术正在康复期，需要人陪。这家很漂亮很温暖，但老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在沙发上打瞌睡，而狗狗就要做狗狗该做的事。等它做的次数太多后，女人把它带回了收容所。“它乖个屁！”她冲前台咆哮，而狗狗被领回来时夹着尾巴，缩着脑袋，就是一惯犯。
两天后它跟一个男人走了，男人说的是他想要一只居家宠物——狗狗的档案卡上仍然写着它很乖，要是它待的人家不至于一天只给它开两次门，这话也不假——但其实是想要只狗去跟他打猎。他从郊区去了猎场，但其实他不懂打猎，更不懂猎犬，不然他就知道这条狗根本不合适了：金色寻回犬的那部分没有攻击性，牧羊犬那部分又攻击性太强。猎浣熊犬和拉布拉多的基因对冲后也就这样了，而且这条狗很怕枪，男人第一次开枪打鸭子未果，狗却一蹦老高跳进丛林玩命地跑，剧烈的心跳让胸口都快炸开了。它一直跑到一辆房车那里，昏暗的灯光下，白色的壁板、黑色的百叶窗和地基网格让它误以为那是一座小房子。它气喘吁吁地倒在草地上，睡着了。
考虑到住在房车里的女人的精神状态，她把它当成自己的狗就讲得通了；考虑到狗狗的身世，它对于一切都顺其自然也讲得通了。它有时回家，有时不回。这取决于它多久才能吃上一顿，挨踢的次数、寒夜里没法进门的时候是否太多，或是它能否窝在那个有椰子油和汗味儿的靠枕的沙发角。它要的不多，因为它习惯了得到的很少，也学会了搞清楚状况之前不轻举妄动。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循着种种细若游丝的气味——温暖的人味儿、烤面包、浓味芝士、鸟粪、鹿粪、熊粪——一路上山到了农舍。它的鼻子本来就比人类灵敏几千倍，因此哪怕还没到隆冬时节，住在制毒品的厨房下风口就已经很受罪了。它能嗅到死去多时的浣熊的些微余味，甚至是火药残渣的蛛丝马迹，这令它惊慌失措。让它冷静下来却说不出的那种味儿，来自桌上一个碗里装的熟桃子和剩下的司康饼。
丽贝卡会告诉你她不是一个爱狗人士，虽然就算她告诉全镇人，他们也不会明白她的意思，来度周末的城里情侣除外。在农村养条狗不需要太多经济上或感情上的投资：只需要一根晒衣绳，一袋没牌子的九公斤狗粮，一间不至于矮得让雪埋了的狗屋。当地人对待自家动物就看有没有用，这在城里人看来就是无情了。特里贝克来的一对情侣会带着一只流浪猫坐在动物诊所的候诊室，准备在它除虫、除爪、打疫苗、阉割之后，也就是在它作为猫的特性基本被清除干净之后，就带它回家。他们对面有个男人正弓腰驼背地坐着，将皮夹克的拉链拉上拉下，这时兽医会走出来对他说：“延森先生，鲁弗斯那条腿上有两处骨折，要治好得花六百块。”然后延森先生会把他的毛线帽抓在手里，想一想汽油价格、季节工工作不好找，然后难过地说：“恐怕你得把它处理掉。”有些乡民带狗回家，自己从后面来一发点22口径的子弹就处理了。这比注射死亡便宜。然后他们会去动物收容所再收养一条狗。他们往往会给它取跟之前的狗一样的名字，这样比较简单。
在城里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为什么丽贝卡不认为自己是个爱狗人士。在一栋上年纪的人很多的楼里长大，她知道有两类女人：一种是一见到狗就满脸嫌弃，在大厅里，她们想方设法要把狗狗打发进货梯，不然就紧贴在电梯一角或拒绝跟狗同乘电梯，尤其是那种可怕的德国黑背；另一种就是养狗的，老实说，就是神经病。她们给自家狗狗穿格子花呢外套，用很嗲的儿语跟它们讲话，自称为金杰或波比的妈咪。她父母隔壁那户的女人在客厅壁炉架上放了一溜黄铜骨灰罐，每个罐子里都装着一只哈巴狗的骨灰。她死后儿女清空了公寓，但留下了骨灰罐，管理员就把它们装在大盒子里扔进了大垃圾箱。
丽贝卡有儿子之后，他用全世界孩子通用的那种方式一直吵着要养只宠物。我会照顾它，我会，拜托拜托拜托。即使如此，家里的情况也决定了丽贝卡不可能养狗，因为彼得过敏。第一次跟他去英国时，她发现在那里对狗过敏是不正常乃至可耻的，彼得父亲的处理方式是一直养着两只米色的拉布拉多，然后告诉他儿子只要习惯就好。就这样彼得在学校得到了小呼噜的外号。这一点也是她在那趟行程中发现的，因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这么叫他。这令她对他的态度起了变化，有段时间对他非常怜爱，直到坐火车回伦敦的时候他终于开口说：“你到底为什么选这个时候表现得好像我要不久于世了？”对彼得好只会让他不舒服。
当然，本六岁的时候彼得已经投入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组建了新家庭，但那时候她儿子想要的早就不是狗狗了，而是电脑设备和电子游戏。在凛冽的冬日清晨，丽贝卡宁可惬意地坐在桌边，一杯咖啡，一份报纸，而不是穿靴子戴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拽着不听话的小猎犬的狗绳，还得跟在它后面摘掉手套拿个塑料袋弯下腰捡狗屎。
没人跟在这只狗后面捡过狗屎。真要说的话也是反着来，比如当老人把牛奶洒在橱柜边上或把饭掉在地上，或是当白屋子里的女人扔的垃圾从垃圾桶上滑下来时，它会去弄干净。它跟人类之间是投桃报李的关系。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也许更好。在白屋子里的两个星期它过得不好，浅黄色的皮毛下，股骨都凸了出来，比尾巴还高，它只要稍微用点力，上腹部就会凹成大大的碗状。
“杰克！”下面有个声音在喊，狗的耳朵立成尖三角形。“杰克，快来。快来。”杰克就是它的名字，至少目前是。它不紧不慢地沿着羊肠小道下去了，抬腿在一棵细长的松树下撒了尿，有只狐狸做了同样的事。它抬起鼻子朝空中嗅了嗅，觉得闻到了猫粮的味道。这个人买猫粮跟狗粮的次数一样多，不过它不在乎，只要有吃的，屋子里的暖气是好的就行。
当丽贝卡把车停到农舍一侧的碎石地上时，它已经走了，这真是不巧。她本可以借此散散心。“我很快会再来的。”她对养老院的护工说。“希望如此。”女人这么回答，但她俩都知道并非如此。丽贝卡注意到她在空间和时间上离父母越远，去看他们的想法也就越淡。她母亲丝绵般的白发下的粉色头皮，她父亲卫生间里的成箱成人尿不湿……也许有一天她自己也会瘫在塑料椅子里，举着个计算器或旧手机靠在脸上，以为那是个相机。想想都觉得可怕。
“她还以为她是个摄影师呢，就那个人。”一个护工会这么说，用那种虽是好意却让人无法接受的口吻喊她亲爱的、宝贝或甜心。或者要是她走运的话，她们中一个会说：“有人告诉我她以前是位著名的摄影师。”在犹太人之家有个做职业治疗的菲律宾女人，她听过她小声提到她的母亲：“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她想告诉她没必要这么小声。要是这句话能进入到贝贝的意识里，她会乐不可支的。
丽贝卡下车后有一种空荡荡而非伤心的感觉，她似乎明白，与其为她母亲弹琴、她父亲快活和她日益缩水的存款伤神，还是无知无觉的好。她也很惭愧，因为她唯一想到的就是站在斑斑点点的浴缸里好好冲个澡，把每次在这种旅行中潜伏进她衣服和头发里的味道洗掉。那种老年人身上的甜味儿，是需要换洗的衣服、淀粉类食物，以及药膏里的香精混在一起的味道。在养老院里那种味道没有消毒水的味道明显，而在她父亲的公寓里，那种味道完全被索娅用海绵擦浴——其中的细节她不愿多想——还有一种叫山谷春天还是秋雨之类的洗衣粉的味儿给掩盖掉了。但味道还在，她离开很久之后都能闻得到。脚踩在油门上时，她感到自己试图将一切都甩在身后，那种味道、她的父母和她对自己将来的恐惧——他们经历的，她也会经历。她发誓只有当她能体面地回去时，才会回自己的公寓。不管干什么，都要干一份更持久的工作。大晚上她还在想象自己开了家咖啡店、为开医院筹钱，只要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就行。一间办公室。她从未在真正的办公室里工作过。
等她回到房子里时——她还是没有称它为家——就像个只剩了点沉渣的空酒瓶。她是个很少哭的女人，哪怕她知道哭出来会好些。这条狗本来可以让她开开心，或至少可以让她从父亲、母亲和钱的问题上分分神，但那天晚上在那种筋疲力尽的状态下，也许她没法好好关注它。也许她都不会注意到在它毛毛虫一样的眉毛下面，黑眼睛亮晶晶的样子，以及有鹿在森林某处打喷嚏时，它的耳朵竖起来的样子。如果这条狗没有听到山下的喊声，想着可能有饭吃就回去了，谁知道一切会怎样呢？有些事只有在你准备好的时候才会来。这一点丽贝卡·温特很明白，马上还会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