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富人的逻辑：如何创造财富，如何保有财富
作者：雷纳·齐特尔曼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8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开篇由几个人的故事开始，他们在人生中某个节点因体育明星、流行歌手等职业成功或彩票大奖而发家，但因心理上未能及时适应拥有财富和维系财富的需要而又失去一切。正如俗话说的，傻瓜和他的钱很快就分手了。
第一部分讲的是如何成为有钱人。德国百万富翁在哪儿？他们如何创造财富？赚取一百万和拥有一百万有什么不一样？大多数人通过开创自己的事业致富，但这适合所有人吗？为什么好的销售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百万欧元财富的生活如何才能维系？富人的生活是否好过——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吗？
第二部分讲的是投资战略。这里讨论的话题包括私人部门常犯的错误、形势研判中常见的失误以及在“风险与波动”“多元化”“本土偏好”等方面糟糕的决策。
本书的讲述有着新的坚实的科学证据，语言平实，适合有志于成为“有钱人”的“穷光蛋”和不想沦落为“穷光蛋”的“有钱人”阅读。
作者简介：
雷纳·齐特尔曼博士（Dr. Rainer Zitelmann），德国世界报高级主编，曾在柏林自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央研究院工作。过去14年来，一直是德国领先的地产行业传播顾问公司所有人。他还是一名地产市场成功的投资人，是17本著作的作者或主编，他的《敢于不同：成功人士和你我之分》已被翻译成六种语言出版。
【试读连载】
序言 从富豪到穷光蛋
凭借4000万张唱片的销量、数座格莱美奖杯以及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功，唐妮·布莱斯顿一度是美国唱片界最杰出的女艺人之一。
然而在总共欠下近5000万美元的债务后，她不得不在2010年宣布个人破产，这已经是她第二次宣布破产。在布莱斯顿偿还了力所能及的一小部分债务后，债主们同意免除其余债务。
到2013年年中，她摆脱了债务，并且由于参加电视真人秀节目《布莱斯顿一家的价值观》再度获得大笔进账——还给自己购置了一套价值300万美元的豪宅。她是否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仍有待观察。
截至目前，这种美好的结局尚属例外而非普遍规律，但是之前那种破产却很常见。不计其数的歌手和流行歌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
“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时欠下4亿美元债务，传奇歌手狄昂·华薇克不得不宣布破产，而世界闻名的黑人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在2012年去世时欠下债主400万美元。
和流行歌星一样，职业运动员也往往在日后的生活中出现破产问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现役阶段曾赚下巨额的财富。
统计数据显示，尽管NBA职业球员在现役阶段平均年收入达到500万美元，但在职业球员生涯结束后的5年里，5个人当中有3个人会破产。
迈克·泰森作为全世界最成功的职业拳击手之一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最终却由于生活铺张和滥用毒品而陷入破产。到2012年，他欠下的债务估计达到3000万美元。
这些故事绝非例外，只是冰山一角。
它们被大肆报道，是因为涉及的是生活在公众眼皮底下和镁光灯下的名人。
然而，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们有着同样的命运，这些人无论是继承了大笔财产、彩票中了奖，还是通过辛苦工作赚了很多钱，后来都落得一场空。不管奖金数额多大，许多彩票中奖者都会在几年之内将这些钱全部败光。
2001年8月，46岁的失业者、美国肯塔基州人戴维·李·爱德华兹购买“强力球”彩票中了4100万美元。短短12年后，他在家乡——距辛辛那提140英里的阿什兰孤独死去。
在彩票中奖后，他曾对记者说：“我不想在得到这笔钱时说我要买大房子、我要买汽车、我要做这、我要做那。我希望自己带着谦恭之心接受这笔钱。我希望这笔钱够我、我未来的妻子、我的女儿还有子孙后代长长久久地用下去。”
这种反应绝非少见。然而，没有几个彩票中奖者能够坚守最初的决心。
爱德华兹用税后剩下的2700万美元中的150万美元为自己和27岁的未婚妻购置了佛罗里达州一栋6000平方英尺的别墅。他的别墅前停放的豪车太多——其中有一辆兰博基尼——以至于邻居怀疑他做非法倒卖汽车的生意。不久后，他将一些高档汽车转移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因为他在那里买了第二栋别墅。
在中奖几个月后，“彩票之王”爱德华兹向电视台记者炫耀他花3万美元买来的电视、一个价值7.8万美元的镶钻金戒指和他用15万美元买来的由200柄剑、中世纪盔甲及兵器组成的藏品。他还把钱花在赛马、私人飞机和毒品上。
12个月后，他已经花光了1200万美元，几乎是奖金的一半。在钱彻底花光后，银行没收了他的房产，强制爱德华兹搬进一处仓库。
在他死后，他的女儿在脸书上发帖说：“分文不剩，全花光了。”而当年，爱德华兹曾承诺过要让女儿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1994年，德国的失业者迈克尔·B.买彩票中了272.9513万德国马克（合140万欧元）。据他的前妻说，从此以后，他的座右铭是：“我过一天算一天，活在当下，活出极致。”
他给自己和家人买了多辆汽车。由于认定彩票中奖者无须操心驾照的事情，他一再被发现无照驾驶，最终在被抓到八次后进了监狱。在此之前，他创办了两家企业，在他入狱期间，两家企业都破了产。
在彩票中奖仅16个月后，他剩下的只有债务。他不得不卖掉房子，卖掉他买来的波斯地毯和所有个人资产。他又开始买彩票了，寄希望于再次中大奖。
在谷歌上搜索“彩票奖金挥霍一空”或类似的词组，会出现来自世界各地的成百上千条记录。小报喜欢报道这类事情，经常暗示从中可以汲取具有道德警示意义的教训：金钱终究还是买不来幸福。
财务状况没那么好的读者可以松一口气，安慰自己说，靠着两万美元年薪和1.8万美元存款生活很可能比拥有几百万资产所带来的挑战更令人快乐，因为后者只会让人堕落并破产。阅读关于体育明星、流行歌星和好莱坞演员债务缠身、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的报道或许具有同样的效果。
每周购买彩票并不断希望中大奖的大众当然认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不会禁不住同样的诱惑。他们不会去购买高档汽车，不会在乌烟瘴气的派对和赌场挥霍钱财，而是会用这笔钱做明智的投资。
尽管如此，研究却表明大多数彩票中奖者在中了大奖的短短几年后，境遇比中奖之前还要糟。有一点是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守住100万要比赚100万更难，更别提让资产升值了。
大多数人以为，要是他们拥有100万——甚至1000万——美元，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所有那些彩票中奖者、演员、流行歌星和运动员，无论是通过一夜暴富还是靠职场上打拼多年取得的成功赚到几百万后，也都是这样想的。
我并不想说赚100万很容易。但我的确想让你明白，除非你知道如何进行明智的投资从而让这笔钱增值，否则拥有100万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理财是必须要学习的东西，而这也是可以学到的东西。没有学会理财的人钱财流失速度之快超出他们的想象。缺乏守住并增加财富所需的聪明才智的人以及对投资策略缺乏了解的人无一例外会失去这笔钱——不管它是100万、1000万还是一亿美元。
许多人对理财持怀疑态度。他们觉得这一问题过于复杂，只有专家才能懂。虽然十分清楚理财的重要性，他们却不愿参与进来。他们宁愿相信别人，他们以为是专家的人，而这种看法有时是错误的。很多时候，他们的信任遭到辜负，他们迟早会放弃理财的念头。这样的事情你是不是很熟悉？
结果就是金钱开始主宰你的生活，而原本应该是相反的情形。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讲的内容：帮你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
那么这本书与其他关于投资策略和财务成功的书有何不同？
在这本书中，你会看到以简单易懂的语言总结并呈现的“财富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新发现。在德国，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该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出现在博士论文、学术文章及科研报告中，但尚未被广大读者所知。投资理论同样如此，这是一门与成功投资定律有关的科研学科。
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这些理论有自己的术语，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最近有一篇非常值得关注的德语博士论文，本书也涉及了该论文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的目录全是术语，比如“平衡结算”“近因偏差”“过度自信”“新兴市场溢价”“收益反转”“资产组合再平衡”等，可能会吓退哪怕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虽然财务领域的专家认为这些主题很令人兴奋，大多数投资者却有可能感觉太过艰深。
除了研究关于财富和投资主题的前沿科研成果外，本书还密切关注了许多靠做生意赚到几千万或者上亿甚至几十亿财富的人。他们从事的领域多种多样，从房地产、酒店、公共卫生间、股票、自然资源到发酵粉、脱脂奶和酸奶。通过对这些人进行观察并与他们交谈，通过评估财富研究与投资理论的成果，我取得了一些见解，并以大家都能懂的浅显语言呈现出来。正如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所言：“如果你明白了一个想法，你可以把它表述出来，这样别人就能明白这个想法。”
本书的第一部分会教你如何创造财富。第二部分讲的是在你打下了基础后如何让财富增值——而不是看着它灰飞烟灭。本书要告诉你需要避开哪些陷阱、忽略哪些顾问、如何将风险降至最低并通过明智的投资增加你的财富，这样你就能最大程度地享有财务上的独立。
第一章 金钱能买到幸福吗？
金钱真的会导致不幸福？
金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们都听过“金钱买不来幸福”、“财富让人堕落”等说法。
诗人、吟唱者和哲学家创造了无数警句来质疑金钱的价值并谴责追逐世俗财富的做法。
中国哲学家老子曾告诫说：“多藏必厚亡。”音乐人鲍勃·迪伦问道：“金钱是什么？一个人如果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并且在起床与睡觉之间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那他就成功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说：“金钱只会唤起自私自利，并且不可抗拒地招致滥用。”
另外，总是有一些诗人和哲学家从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美国诗人格特鲁德·斯坦说：“我富有过，也贫穷过。还是富有好。”而喜欢用夸张的言辞来激起愤慨并揭示简单真理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则称：“我年轻时，以为金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今上了年纪，我明白的确如此。”
是什么导致了不幸福——金钱或者倒不如说是缺钱？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离婚案中，金钱都是争议的焦点，而且研究人员发现，金钱也是夫妻在很多时候争吵的核心。
威斯康星大学的劳伦·帕普请100对有孩子的夫妻写两周的日记。夫妻二人要分别记录他们每天发生争吵的原因和持续的时间。结果显示，夫妻围绕金钱问题发生的争吵比因其他问题发生的争吵都更为激烈。大多数夫妻感觉到因金钱发生的争吵对他们共同的未来构成了威胁，并发现这种争吵比因其他问题发生的争吵更难化解。
你自己来做个试验：记录下一个月里让你烦恼的每件事情。确定你涵盖了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的工作、你的健康、养育子女情况、你的财务状况、你的夫妻关系、你的体重等等。一个月后，对结果进行评估：假如你有很多钱，这其中有多少问题就不会出现？你会看到，如果你有足够多的钱，许多烦恼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你也会看到，即便你有足够多的钱，许多烦恼还是避免不了。对于后面这种情况，你应该关注的是，如果你拥有远比现在要多的钱，这些烦恼是否会更容易忍受，或者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否更容易解决。
俗话说“宁可没钱健康也不要有钱病怏怏。”不过社会学家施潘纳格尔的研究结果非常明确：“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良好的总体健康状况与财富存在着关联。德国西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整个德国的情况都是如此。”她的调查表明，与普通人群相比，富人“不仅健康状况更好，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更为满意”。
不过，正如瓦尔特·维伦韦贝尔在研究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后所得出的结论，健康状况不佳并不是直接由缺钱导致的。虽然健康状况不佳在较低社会阶层的成员当中要普遍得多，但这并不是由经济条件的欠缺所致，而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上作出的某些选择。维伦韦贝尔说：“个人行为比外部条件起的作用更大：吸烟、酗酒、不健康的饮食、缺乏锻炼……这些都和金钱无关。买一个月香烟的开销比每月向健身房、哪怕是高档健身房缴纳的会员费还要高。吃快餐比亲手做饭更贵。买酒比制作鲜榨橙汁更贵。总体来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健康的生活方式花销更大。”
钱少真的会比钱多更幸福？
还有什么比如何生活得幸福这个问题更重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幸福学。”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错误印象是，科学家已经得出了金钱不能带来幸福的结论。然而，最近由约阿希姆·魏曼、安德烈亚斯·克纳贝和龙尼·舍布所做的研究却表明，这一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常识告诉我们，大多数人更希望钱多一点而不是少一点，哪怕仅仅因为手头有更多的钱意味着在面对商品和服务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较高的收入让人可以获得人们最想得到但收入较低者无法企及的商品。“人们愿意为增加收入不遗余力。工会宣布罢工，养老金领取者上街抗议，各个级别的管理人员工作到累垮的程度，工人们每天八小时在麦当劳做着乏味的工作或者给汉堡翻面，每小时的报酬是7.5欧元。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唯一的原因就是赚钱。”
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成为第一个宣称“金钱不会带来幸福”的科学家。他根据调查得出结论是，幸福不取决于一个人绝对的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即他所拥有的东西与同辈人相比是多还是少。按照伊斯特林的说法，这一点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年收入水平超过1.5万美元的人。换句话说，有一种假设是，提高最贫困人群的收入显然会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及总体上的幸福感有重大影响。
然而，情况要比乍看上去更为复杂。科学家将“情感”幸福与“认知”幸福加以区分。研究人员向来都是通过让人们给自己当前的幸福程度打分来衡量他们的认知幸福：“按照从0（完全不满意）到10（完全满意）的分值，请告诉我们你目前对自己整体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
这种调查衡量了总体满意度而不是“情感幸福”，也就是在一天或一个月里，幸福时刻的累积与持续时长。虽然财富对后者没有明显的影响，最近的研究却表明，事实上，总体满意度与收入之间高度相关，尽管伊斯特林的说法与此不同。
这些研究发现，“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值得关注的是，就算年收入水平超过12万美元，这种正相关依然适用。不存在饱和点，在任何一种收入水平上，收入的提高都对应着更大的幸福感”。这些研究甚至表明，如果收入提高的比例相同，对幸福感影响更大的是收入水平较高的情况而不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
当然，生活中有许多方面与金钱并无直接关联。任何收入水平的人都有可能承受疾病或感情破裂之苦。不过，针对个人幸福的科学研究取得的最令人关注的成果是“穷人经历的疾病、离婚或孤独这类逆境比富人经历的要糟糕得多”。这一研究结果证明收入与财富也影响着生活的其他方面，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大多数人意识到钱多要比钱少好。他们或许说的是另外一套，为的是装作不在意自己金融资产匮乏的状况。不过，每个月有2000万德国人购买彩票。他们即使知道自己只有1500万分之一的机会中大奖，可是依旧一周又一周地祈祷自己好运，同时却对着当地酒吧里的常客大谈“金钱如何不重要”、“金钱如何买不来幸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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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的社会为何需要富人
如果富人真的像大众心目中的刻板模式那样无所事事，都是些不愿工作的游手好闲者，将幸运地继承来的财富肆无忌惮地用炫耀性消费挥霍一空，那么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会过得更好。当然，这样的人的确存在，就像靠不道德甚至犯罪手段发财的人同样存在一样。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陈词滥调远非事实。在五名高财富个人当中，差不多有四个人是企业家或自雇人士。就算是富人中最富的那些人，许多要么是公司的创始人，要么是负责运作其父辈开创的公司的家庭成员。他们的故事你不会陌生：比尔·盖茨，美国最富有的人，他创立了微软。霍华德·舒尔茨，在美国一个穷人聚居区长大，父亲是体力劳动者，他通过将星巴克咖啡连锁店发展到全球，赚了超过20亿美元。谷歌公司的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关于网上搜索引擎的想法被证明非常了不起，让他们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与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不相上下。这些人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么财富是继承而来的人呢？正如很有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指出的，目前存在着认为继承而来的财富不如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财富更受欢迎的倾向：“由个人能力差异或者由此人所积累财富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合理的，或者至少不像由继承而来的财富所导致的差异那么明显不合理。”
另外，我能理解通过个人努力获得财富为何会得到与继承而来的财富不同的对待。毕竟，前者是辛苦工作的结果，是值得自豪的东西，而后者则是纯属幸运——是生在富裕家庭的结果。
不过，弗里德曼用来反驳的论点也值得思考：他认为“说一个人有权享有他通过个人能力创造的东西或者他积累的财富成果，但是却没有权利将财富传给子女，这种说法似乎是不合逻辑的；这相当于说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收入过放纵的生活，却不能将财富给予子嗣”。
如果你认为继承而来的财富是世界“不公平”的表现，那么想必有些人继承而来的良好相貌同样“不公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凯瑟琳·哈基姆曾进行过一系列研究，证明良好的相貌在劳动力市场上构成巨大的竞争优势。她发现，长相好的人获得的平均工资更高，而且让人感觉更有能力、更聪明。就连在法庭上，在其他所有情况都相同时，相貌迷人的被告被认为有罪的可能性更低。“对性感资本很宝贵这种观念持有异议的人通常抱怨说，这完全是遗传而来的，因此不能或者不应该有价值。但智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天生的，却很容易被赋予价值并获得奖励。”
无论如何，不配拥有财富的继承人往往会在守住财富方面遇到麻烦。关于这种不够格的继承人的例子多得数不清，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能力应付继承而来的财富或公司，最终将一切挥霍一空，不过这很可能需要不止一代人的时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以令人印象深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富有并且有声望的商人家族的逐渐没落。在子嗣们被证明不配拥有他们掌握的大笔财富后，“公正”重现。长远来看，只有值得拥有他们所掌握的财富的人才能够守住财富。
许多人对富人怀有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妒忌驱使。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在关于这一主题的杰出著作（Der Neid.Ein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中，证明了妒忌是一种普遍现象，存在于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历史时期。妒忌的目的不是通过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来让天平恢复平衡，而是通过确保被妒忌的对象变得比过去糟糕来恢复“公正”。据舍克说，重新分配财富也不能消除妒忌——相反，随着特定社会越来越接近于取得平等，由妒忌助长的对于平等的渴望却变得愈发难以满足。
不过，如果你指责那些抨击“富人”的人是受妒忌驱使，他们会立刻动怒，并言之凿凿地向你保证说“妒忌和这不相干”。当然，受妒忌驱使的人向来都会否认这可能出于妒忌的任何说法。不过正如舍克所言，妒忌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深深植根于人类生物学和存在状态中”。
舍克还论述了妒忌在围绕财富再分配展开的政治辩论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就连大力支持极端的累进税政策的人也通常会承认，这种政策给国库带来的额外收入非常有限。就算是这种确凿的事实和计算结果也不大会让他们动摇。相反，他们会觉得必须要表明，增加的收入是次要的，而“象征性作用”才是这些举措的真正意义所在。不过，所有这些表明，这样的政策缓解了有些人的感受，他们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得知“富人”将会有更大一部分收入或财富被拿走的时候，却会产生某种满足感。
舍克还认为，富有的人经常——而且可能是无意识地——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归结为“运气”，试图以此来“消除任何潜在的妒忌他们的感觉”。相对于别人更胜一筹的能力而言，人们不大可能怨恨这些人的“好运”。说“我只是比你幸运”听起来要比指出你的成功可能源于你高于常人的精力、创造力或智力更容易让旁人接受，也更四平八稳。
为什么人们往往不像妒忌成功的企业家和高管那样妒忌成功的运动员和流行歌星？虽然顶尖运动员经常拥有比企业家或高管更高的收入，但他们得到的是赞赏而不是妒忌。2013年，大众汽车公司的老板马丁·温特科恩1500万欧元的年收入成为当时所有DAX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中收入最高的，不过与利昂内尔·梅西（2013年年收入：4100万欧元）或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2013年年收入：3950万欧元）相比，显得逊色多了。
足球球员的年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和赞助协议所带来的收入。法国杂志《法国足球》发布顶尖足球球员总收入的年度排名。值得一问的是，与领导着一家在2014年生产了1000多万辆汽车并雇用了50多万人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做的工作相比，C罗在绿茵场上的球技是否真值得让他拿到2.5倍于前者的收入。不过，公众妒忌温特科恩拿1500万欧元的可能性似乎要比妒忌C罗拿3950万欧元的可能性大得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因为相对于高管赚取高薪的工作而言，运动员的表现更容易获得认可和评估。不管怎样，“公正”在体育界定义起来非常简单：取得多大成绩就拿多少工资。谁能把足球踢得像利昂内尔·梅西或者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那么好，也可以拿到同样高的报酬。这会对常说的“社会公正”的概念有何影响尚不清楚。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称社会公正为“海市蜃楼”，更多的是“破坏了个人自由的司法保障”。
有些人认为向高管支付高工资不公平，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工资背后的计算方法。如果收入是基于工作的辛苦程度，那么护士赚得比高管少的确是不公平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家公司在计算薪酬时主要基于员工所花费力气的大小。相反，薪酬主要基于一个人所掌握的技能有多么稀缺以及他或她被取代的难度有多大。在顶尖经理人的国际就业市场上，薪酬是由同样的供需法则来决定的。
当然，监事会有时会犯错误，聘请到的高管被证明不配获得向他们支付的高薪酬。出现这种情况时，承担损失的是公司所有者或者股东，而不是公众。同样，一名足球运动员最终的表现可能配不上他新加入的俱乐部为他支付的转会费，因为他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在这种情况下，损失是俱乐部的，而不是公众的。
时不时地就会有人提议，公司首席执行官和收入最低的员工的薪酬差距应该有一个法定上限。瑞士甚至就这一问题举行过公投，不过瑞士人非常明智，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
还是以足球为例，这一做法的后果立刻显而易见。我们假设拜仁慕尼黑队收入最高的球员的工资不能超过收入最低球员的20倍。为了保持竞争力，这家俱乐部要么将收入最低者的工资提高到自己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的地步，要么拜仁慕尼黑队就只能凑合着起用三四流的球员，因此在欧洲冠军联赛连一场胜利都拿不下。强制要求一家公司付给高管的薪酬不能超过勤杂工的20倍也会产生类似的灾难性后果。
顺便说一句，没有证据表明引入这种上限真的会满足公众对于平等的渴望。社会学家赫尔穆特·舍克怀疑：“给工资设定一个低水平的上限对于解决如何让收入分配真正实现公平的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正相反：上限定得越低，各个级别的收入之间越是相近，一些人就越是纠缠并妒忌余下的差距。”
富人、高管和企业家更是经常被迫为自己的富有辩解。或许这就是要“对社会有所回馈”的理念的由来，这种想法似乎不仅受公众的欢迎，也得到了富人自己的认可。针对《德国的财富》所做的研究表明，2/3的富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富人和不富裕的人相比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应该捐出更多的钱，比如为了慈善事业。”52%的德国富人为社会事业捐款，43%的德国富人为危机和救灾捐款。几年前，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发起了“捐赠誓言”行动，全世界最富裕的100人已经加入了这一行动，其中包括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CNN创始人特德·特纳和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他们都承诺至少捐出一半的财富。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捐赠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让富人处置自己的钱并支持他们自己选择的事业是不民主的。在这些支持政府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人看来，确保“公平”的唯一办法是以税收的形式拿走富人的大部分财富，然后让政客来决定拿这些钱做什么。
无论如何，捐赠都不是富人如何造福社会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并不主要在于他们的慈善活动，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开创并运作的公司是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他们开发的产品和科技让我们大家生活得更美好。本书的大部分读者会拥有微软公司开发的软件，用谷歌在网上搜索。他们还很可能时不时地去星巴克喝咖啡，并且通过脸书与朋友保持联系。
成立了这些公司的人不完全是为了追逐金钱而这样做，不过金钱的确发挥了奖励的作用，奖励他们开发出造福我们大家的实用产品并承担自主创业的商业风险。
大多数人对于富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对德国5000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一半的人会承认富人为创造财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另外，71%的受访者认为“富人在生活中享受着不公平的有利条件”。77.54%的受访者将富人的财富归结于“经济体系的失衡”，还有52%的受访者提到“不诚实”是财富的来源。
尤其是学者往往对财富和资本主义制度怀有疑虑。几百年来，学者一直梦想着乌托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或更少。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乌托邦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公平与财富——恰恰相反：只要有人试图将它们变为现实，就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和人类的遭殃。
很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威廉·J.H.伯切尔牧师在191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十诫》的小册子中告诫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不能通过阻止富足来实现繁荣。
不能通过弱化强者来强化弱者。
不能通过贬低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
不能通过扳倒发工资的人来扶助挣工资的人。
不能通过摧毁富人来帮助穷人。
不能用借来的钱建立健全的保障。
不能通过煽动阶级仇恨来加强手足之情。
不能通过入不敷出来让自己免除麻烦。
不能通过消灭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来培养性格与勇气。”
就算是对我们的经济制度并不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许多人也批评所谓的“社会不公”，也就是富人拥有的东西远比穷人要多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反全球化的活动人士将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归咎于“全球化”。全球化真的带来了更多的不公正吗？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近50年来，在降低全球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之前500年的成就都要大。
的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饥荒和苦难，而且谁也不该漠视这些。不过，和常见的一种误解正好相反的是，备受污蔑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倡导者——“富人”——并非是痛苦与苦难的原因。饥荒依然盛行的非洲国家是因为缺乏经济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过度而受苦受难。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比之前的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更大程度地改善了地球上的生活。1820年，全球85%的人口每天靠着不到1美元生活，如今，这一比例降至20%。在过去的10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65岁，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预期寿命还在以每年增加几个月的速度保持着增长。
这并不是说全球化的影响绝对是积极的。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全球化让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受影响最大的是发达国家中没有一技之长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人。对他们而言，必须要承认全球化转化成了收入上的损失，因为它推动了国际竞争。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雇主的成本大为降低。不过，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不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上唯一的受害者。发达国家的一些中产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同样的影响。这使得反全球化运动的论调从伦理的角度讲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认为，他们的批评“事实上不过是富裕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采取的防御策略，他们担心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让自己的收入下降”。
大多数支持反全球化运动的往往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一向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又一个应予以谴责的形式。当然，关于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的穷人与富人、输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与赢家（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德国或美国工人的角度讲，痛批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正当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会怎样？德国或美国有一个中产人士成为因全球化和全球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向下流动趋势的受害者，中国或印度就会有三四个人摆脱贫困，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其《超富》一书中援引了美国某技术供应商首席财务官的话，此人说：“我们对薪资水平的要求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高。当然如果你要提出10倍的薪资要求，你就需要提供10倍的价值。这听起来很残酷，但或许中产人士有必要做出接受降薪的决定。”
关于富人的许多流传甚广的陈词滥调都是基于偏见。毕竟，大多数人所认识的熟人中，没有称得上百万富翁的人，更别说亿万富翁了。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拥有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或者欧元？
大多数人通过媒体上的报道形成了对富人的看法，而这些报道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炒作了一些很少见的情况：高管在让公司濒临破产后，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丰厚遣散费，企业家在纳税上欺骗政府数百万。这些故事进一步强化了关于金融界精英从整体到个人都很贪婪的陈词滥调。
我想再用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的一段话来反驳这样的陈词滥调：“贪婪绝不是拿着高工资的人所独有的领地。它影响着各个社会层次的人，不管他们是低级别的雇员还是首席执行官，是失业的工人还是百万富翁。并不是所有未能在生活中创造财富的人都对贪婪有免疫力，也不是财富会自动让人变得贪婪。”
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徒职业伦理联系在一起。他强调贪婪一直都是存在的。正如韦伯所言：“中国官吏、古罗马贵族或是现代农民的贪婪能够比得上任何贪婪之辈。”相反，是新教徒的勤劳、节俭与节制、绝对可靠和诚实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
虽然媒体对于“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的报道暗示着这种精神的彻底丧失，但我在第六章中引用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它仍然好好地存在于德国以及美国大批金融界精英的身上。
“富人”究竟在用他们那么多的钱做什么？他们的财富规模越大，用于再投资的数额往往就越大，比如投在股票或其他形式的公司股份上。这样一来，他们让整个经济有急需的资金可以使用。当然，富人做这些投资，是因为他们渴望自己的利益扩大、财富增加，而不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不过，社会从这样的结果当中获得了好处。
乔治·吉尔德在他的大作《财富与贫穷》中认定，富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供“无任何负担、不带官僚色彩的现金。事实上，大批富人的确扮演了这一角色。他们只有一小部分钱是被消费掉的。大部分钱流向了雇用劳动力并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生产机构。富人仍然是经济中可自由支配资本的主要来源”。
当然，富人的确会花钱购买实用性值得怀疑的奢侈品。但是想想这一点：许多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用品也曾被当成不必要的奢侈品。以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为例，它们在19世纪时仍被视为奢侈享受。直到1940年时，德国所有的工人阶级家庭中，还有14%没有用上电，此外，将近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96%的家庭没有浴室。如今，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基本的必需品，甚至连社会上比较贫困的人士也用得起电视和手机。
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加强乘客安全性的安全气囊或自动刹车系统被认为是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如今，所有汽车都配备了这样的东西，如此一来，驾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变得更加安全。从这方面来讲，就算是有些富人所沉迷的炫耀性消费也惠及所有人，因为这推动了这些在刚进入市场时超出大多数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商品的生产。由于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上的进步，许多商品后来成为公众也可以使用的东西。
“起初只有极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的东西成为巨富的身份象征，因此似乎也是其他人所向往的。接着，一度让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在价格上出现了下降，如今成了有意无意努力模仿金融精英的中产阶层可以承受的东西。富人现在需要新的身份象征，因为旧的身份象征早就已经大众化，不再有效。于是这样的循环又重新开始。”
不过，公众围绕财富和再分配展开的讨论往往忽视了这些因素。政客们喜欢通过建议增加高收入者的纳税额来讨好选民，因为“是他们最终要做点贡献的时候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累进税制，富人做出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公平的份额。以德国为例，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41.8%是由收入最高的5%的人缴纳的。
我们已经变得对歧视少数派的做法非常敏感，也理应如此。不过，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说了“我不喜欢富人”这样的话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设想一下，如果一名政治领导人承认不喜欢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派会激起多少合情合理的愤慨！在当今世界，“富人”、“高管”或“银行家”或许是唯一一个任何人仍可以尽情歧视的少数派。事实上，公开声明歧视他们会让你受邀上谈话节目，并让你赢得公众的支持而非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