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治史三书（增订版）
作者：严耕望
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治史三书》是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以个人治学心得为基础，融合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几代史学大家的治史经验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被认为是“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内容涉及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及改订，以及努力途径与生活修养等诸多问题，语言质朴流畅，诚挚亲切，务求实用，可谓金针度人，功在学林。
作者简介：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试读连载】
上篇 钱穆传
钱穆（西元1895—1990 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95 年7 月30 日）。世居县东南四十余里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荡口镇西五里。
无锡南境湖泊相属，多良田，居民多耕渔为业。七房桥以穆先世七房受名，其时拥亩十万，为巨富。后世败落，子弟仍多游荡，不事耕读；惟大房之五世同堂一系书香不断，至穆曾祖绣屏，国学生。祖鞠如，邑庠生，治五经、《史记》，留《史记》五色圈点本，并采择诸家作批注，眉端行间皆满。穆自幼爱《史记》，皆由先人手泽启之。父承沛，字季臣，幼有神童之誉，双目炯炯有光，习举业兼诗赋，入泮第一。为人仗义直言，不营私利，为族人乡里所尊，凡有争端，得其一言而决。但与鞠如皆英年早逝。母蔡氏，出儒农之家，乡里称淑德，抚四子挚、穆、艺、文及女一，各有成。
穆体干不伟，而天资聪慧，目如乃父，似无不照，神宇渊定，望之威肃，即之温煦亲蔼，富盛感情，略无崖岸。但禀性强毅，自信勇决，临事不苟，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气概。
光绪二十七年（1901），穆七岁，入私塾，能强记，习古文，朗读三过即背诵。尤爱小说，年九岁，父执以《三国演义》相试，随章回，不失一字，且揣摩人物个性身份作表演，众皆异之。年十岁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体育教师钱伯圭，乡里之望，乃革命党人，以民族思想相启导，穆之强烈民族意识实萌芽于此。其时蒋方震编译《修学篇》，选录西欧自学成名者数十人，述其苦学情事，穆受其影响亦巨。而高班教师华紫翔，讲授各体古文，与魏晋南北朝诸短赋；顾子重学通中西，又精历史舆地之学。其他诸师亦多乡里宿儒，旧学基础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课文，遍及经史子集，穆皆拳拳服膺承教，晚年仍自谓治学蹊径，实由果育诸师启之。而华顾两师之影响尤深。
穆年十二遭父丧，家徒壁立，兄弟四人无以奉母，仰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明年与兄挚投考常州府中学堂，明年挚毕业任教，乃谢恤金。
穆习业府中，深得监督屠孝宽之爱护，而治学则深受吕思勉影响，吕为校中最年轻教师，任历史与地理两课，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而于穆尤深奖掖，后皆成名，仍常相切磋，互有补益。史学界或推崇吕钱与陈垣陈寅恪同为20 世纪中期中国史学四大家，殆为笃论。
宣统二年（1910）冬，穆因故退学，偶读谭嗣同《仁学》，深为欣喜，乃私去发辫。明年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每晨闻军号胡笳声，复心仪陆军学生之壮肃步态，常思从军出山海关奋击日俄。事虽不果，但因此略晓骑术。是年秋，武昌起义，穆与同学议，欲于棉衣内缝入银元当甲胄，参加革命军攻宁城。会学校停办，遂致辍学。
穆虽未受完中学教育，但幼年在家与在中小学七年，受父祖慈母与诸师长教益殊多，立己处人处事以及治学根柢，乃至娱乐兴趣，一切皆植基于此时期之优良环境。尤可异者，清末民初，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亦或愧不如。数百年来，中国人才多出江南，诚非偶然！穆少年时代虽经济环境极为困难，惟既敏慧毅勇，在此优良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感受，故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
穆原名恩鑅，民国元年（1912），十八岁，更今名。是年春，辍学家居。自念家贫，无受高等教育之望，乃矢志自学。首读《孟子》，七日而毕。旋任教于秦渠三兼小学，一人任国英算史地体育音乐诸课，每周授课三十六小时，此为其从事教育生涯之始。
三兼创办人秦仲立乃绩学之士，文理兼长，兀傲自高，藏书丰富，但不轻示人；惊于穆才思不群，终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获读秦家藏书，始读严复诸译著，得益匪浅。民国二年转入鸿模小学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其时北京大学招生广吿，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为教本。穆居恒以未能进读大学为憾，遂勤读章夏两书，尤喜《通义》，对于其后治学趋向，影响深远。
民国三年夏，无锡县创立六所高等小学，第四高小设校于梅村镇泰伯庙，在县东南三十里。邀聘任教。穆就读常州中学时，染抽烟习惯，及到梅村，课文有劝戒烟，因念自沉烟癖，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除，数十年未犯；及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长，会议频繁，甚感无聊，始再抽烟作消遣。穆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此为一例。又如读《曾文正公家书》，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遂即遵行，数十年不懈。尝读卫生书，云人之不寿，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诸亲长多不永年，可为殷鉴，遂决心力求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时，至老不衰。
穆为学，善师法，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琐事，彻悟常理。如此种种，在任教小学时代已有突出表现。如授《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为其第一部著作。又如读《墨子》，开卷即疑字多伪误，愈读愈疑，遂奋笔逐条改正，成《读墨闇解稿》。但念《墨子》名著，传世已久，此类错伪前人当早有是正。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间诂》一书，急求读之，凡前所疑，《间诂》皆有详确论考，读书精博，叹为观止，乃自知孤陋幼稚。自此始留心清代校勘考据训诂之学，力求精进。
民国八年秋，穆改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穆任高小高班教师多年，适美国杜威博士来华，宣讲教育哲学，穆读其讲辞，深感兴趣，但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大异，故欲改任初级小学，借与幼童接触，以便作一番实验；再者当时学人提倡白话文，初小教科书已全改用白话文体，穆极欲亲自体察白话文体对于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故在偶然机会中，毛遂自荐，任小学校长，俾能体察究竟。穆到校，与其他教师二人，每事相商，乃改变教学法，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以期课程生活融为一体。乃废除体罚，而随事诱导。又废除体操唱歌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唱歌，全体师生参加，作为学校全体活动。后加国语，亦采同一方式。作文课，常率诸生至校外，随事指导，观察讨论，自由发挥，只如一种生活。如此种种新实验，深获校内外之赞许。
其时施之勉任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曾读穆文，深为推许。民国十一年秋，荐为该校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此为穆任教中学之始。到校开课，首讲曹操《述志令》。此文仅见于《三国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载读者曾未重视。穆指谓此文显示汉末建安时代，古今文体一大变。诸生闻之钦服。今读曹文，果然。其治学，慧眼独具，此为又一事例。
民国十二年秋，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荐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自一年级至此班四年级毕业，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以后三年次第开《论语》、《孟子》与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讲义。穆为授此四科，逐年编撰《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大义》未出版，余三书并前所编《论语文解》四稿，为其正式著作之始。
民国十六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亦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苏中为前清紫阳书院旧址，藏书甚丰，校园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庙、南园遗址，均在近地，课暇徜徉田野间，较梅林泰伯庙外尤胜百倍。
穆在苏中时代，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先秦诸子系年》。四川蒙文通尝读穆《先秦诸家论礼与法》讲词，以为近其师说，作长信讨论，此时到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日来苏州相访, 同游灵岩山数日，俯仰湖山，畅谈今古。文通便中批览《诸子系年》，以为体大思精，极为欣赏。民国十八年春，苏州顾颉刚，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路过苏州，留家小息。至苏州中学讲演，顾钱相交始此。穆与胡适初晤亦在此际胡来苏中讲演时。颉刚读《系年》，谓穆宜至大学教历史，遂向中山大学推荐任教，穆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自谓明年即离任，恳请再留一年，遂不果行。颉刚复促为《燕京学报》撰文。穆前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心有所疑，遂撰《刘向歆父子年谱》，辨康说之非。颉刚正主讲康说，穆此文不啻与之诤议，但颉刚既刊其文，且特荐至同校任教，此种胸怀，殊为难得，故穆常叹颉刚之胸襟，最不可及！
《向歆年谱》刊于《燕京学报》第七卷。清末康有为承袭刘逢禄之论旨，作《新学伪经考》，谓《左传》等书为刘歆伪作。康书自颜曰考，其实全属臆说，毫无考证气息，本不足道。而当时学人震于康之盛名，群相附从，几若定论，今文学派亦极盛一时。穆撰此文，列二十八事，以明康说之妄，证碻理壮，学林推服。故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自此康说顿息。
穆以民国十九年秋始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其人生历程进入另一阶段，时年三十六。
穆到北平，深感高等学府规模大，环境复杂，始念自后职业与生活未易协同，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遂一意学业，传之诸生，不问他事。但终感教会学校环境不易适应，故明年即辞职。刚返苏州定居，即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盖胡适既所钦服，又得颉刚预荐也 ；后又迫于情面，在燕大与师范大学兼课。稍后《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学术地位益隆。穆任教北大历史系，为其讲授历史课程之始。第一年开课三门，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乃学校规定必修课；另自定选修课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中国上古史本多可争议处，当时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除穆所开上古史为必修课之外，各教授自由开出八门课程，讲论先秦问题，但意趣各异。故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足见其时上古史学之盛。上古史之外，其他课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当时北方学术空气之浓厚，殊非今日所能想像！
次年，选修课改为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以为今已民主时代，此前君主专制，无庸再讲，故本系同学无选课者。惟法学院院长周炳琳以为政治系同学只习西洋政治，昧于中国政治，故鼓励该系全体同学选读，稍后史系同学亦多旁听，乃知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亦有可讨论者。
其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民国二十二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之中国通史课本，借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1 北大通史讲授向由十余人分时代作专题讲演，穆以为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故提议由一人独讲，众然其说，遂被推定专责加强讲授，并特置助教协助之。穆于此项任务，深具信心，认为通史讲授必当于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毕，不当有首无尾，失通史课程之精神。故开课第一年即倾全力作准备，务期章节间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俾诸生对于中国历史能有一贯而全面之概括性了解。
穆寓所近太庙，庙侧古木参天，散布于大草坪中，环境幽静。草坪有茶座，但游客甚稀。通史每周两次，各两小时，课前一日例到草坪茶座择静僻处，斟酌讲稿。通史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与其他学院以及他校学生旁听者，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穆登坛以满腔热忱，奋发讲授，虽在隆冬，仍时时拭汗不已。诸生感奋，当时聆讲者迄今仍津津道之。
其时北平人文荟萃；穆得交游益广，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孟森、陈垣、马衡、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吴宓、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周炳琳、萧公权、熊十力、冯友兰、向达、吴其昌、贺昌群、贺麟、张荫麟，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三四十人。而顾、汤、蒙与穆交谊最笃。此诸学人各有专长，世局虽艰，而安和埋首，著作有成。其时北方学术界可谓鼎盛。又其时北平如一书海，书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极富，穆得暇，常至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为平生一大快事，学校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凡得五万余册，且不少秘笈，七七事变，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穆前在江南中小学任教，恒苦书乏事冗，《诸子系年》跋自述其治学之窘迫云，“初翻甲籍，继阅乙编，乙书既去，丙书方来，记诵难周，摘录不尽。又隔以时日，杂以冗扰，用力虽多，所得实寡”。及来北平，设教上庠，至七七事变，七换星霜，课余多暇，图书借购
亦易，钻研既便，加又以文会友，时相切磋，故其为学又得一大进境。
在此七年中，初期工作以《诸子系年》为中心。此书始功于民国十二年秋，数年钻研，规模已具。及至故都，续有增补。二十五年春付商务出版。前人论诸子年世，多据《六国表》为说。然《史表》颇多缺误，幸汲冢魏史尚存大端，时或与《史表》颇异。穆以诸子之说，除托古寓言外，“其述当世之事，目所睹身所历，片言只字，转多可珍”，故取与两史合勘，上起孔子，下逮李斯，凡先秦学人，逐一详考，都为辨一百六十余篇，贯以通表；复作《战国国势盛衰表》与《诸子生卒年表》，为之综结。前人考证，因事命题，各不相蒙，此书考三十余万言，规模宏大，而博洽精悍。尤难能者，虽亦因事命题，但首尾相应，通为一体，故得综为简表，此为古人考证文字之绝少见者。春秋战国之际，为中国古史一大变局，而史料奇乏，向苦难征，读者终此一编，不但先秦诸子年世先后了然在目，即于战国政局之推移，亦得一明豁之新认识。故此书不但为先秦学术史之一伟著，亦为政治史之一杰作，无疑为穆前期论著中功力最深、组织最密之代表作。是以一经问世，学林推重，如陈寅恪云，此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明年春，数度讲论之《近三百年学术史》亦写定出版。清代学术，自初期顾黄王三家以下，显开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后之论清代学术者亦不免轻重各异。穆为学虽重考证，但其终极理念，尤在义理致用，加以民族意识强炽，而此课讲授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故特倾重义理实践，严夷夏之防。书甫面世，而七七变起，此下论学更趋向此一方向发展，殆亦时势有激而发耳！
抗日战争前夕，故都北平学术界既人才鼎盛，在优良学术环境中，不仅穆治学大有进境，其他学人著作亦丰，真如雨后春笋，茁壮竞出。专业性刊物如《食货》、《禹贡》等亦愈出愈厚，呈现蓬勃气象，稍假时日，中国学术界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惜日本侵逼不已，战端遂开，北平学术声光顿息。八年抗战，虽能疆土重洗，但学坛元气大伤，光采无存，至今未复，可为一叹！
穆禀性爱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间，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民国二十二年，与北大诸生，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诸胜。后与清华诸生游大同，观云冈石窟，西至归绥、包头。又曾独游至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下至九江，登庐山，寓汤用彤别宅，历探五老峰白鹿洞诸胜。旋水路回无锡乡间小住。二十六年春，复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抵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昌黎游此，不能下山故事。是年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北大文学院迁址南岳，穆与汤用彤等，由海道至香港，经广州至长沙，抵南岳，遍游诸胜迹。学校旋迁昆明，乃结队经桂林，水路下阳朔，沿流风景最胜。复经南宁，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南至蒙自，以就文学院。
同事陈梦家前曾选读穆课，此时常相过从，力促撰通史教科书，以应时代青年迫切之需，穆意动，《国史大纲》之撰述，实由梦家促成之。会文学院复迁昆明，遂借住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地清静，后移上寺，更清幽。寺中一人独居，集中精神，期一年成书。校课排星期四五六晚间，每周得暇四日半，常不交一言，静思着笔，如期毕功。“自云回思当年生活，如在仙境”。其间曾由滇生李埏伴游路南石林、大瀑、石乳洞。石林者，遍山石笋嶙峋，山前草坪青葱广阔，巨石平地拔起，高耸云霄，有如春笋，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天下一奇观。
通史课程，前在北平讲授四年，及来昆明，复两度讲授。每周四六晚间开讲，教室设座二百余，但校内外旁听者众，或席地，或依壁，或据窗台，或倚窗外。穆步上讲坛，每踏课桌而过，其盛况又过北平时代。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穆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兼长讲演天才，加以民族情怀热烈，又正当盛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听者感发，争相推敬，极一时之盛。
民国二十八年夏，学期结束，计自独授通史六易秋春，《国史大纲》亦已成书，遂离校东归，经香港、上海，至苏州侍母，故夫人张一贯亦率子女自北平来会。遂变姓名，择居耦园幽僻地，除时或至上海晤吕思勉外，杜门不出。生活多暇，参取汤用彤意见，每日上午习英文，读美人所著世界史，虽无所成，但得益不浅；午后夜间，撰《史记地名考》。此编虽为工具书，但编排组合，别具心裁，与一般工具书迥别。其述作总与寻常不同，于此可见。
穆离昆明之前，顾颉刚已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校成都之齐鲁大学创国学研究所，邀穆同往开办，穆以东归在即，应其聘，但假缓一年。明年夏秋际离家入川，经重庆，十月至成都履任。
齐鲁大学在成都城外华西坝，研究所则在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三十余里，地静书富，深为惬意。战时武汉大学迁校川西嘉定，历史系诸生感师资不足，闻穆离开北大，有致聘机会，校长王星拱纳诸生陈情，特函洽请，获允讲学一月。民国三十年三月莅校，开中国政治制度史与秦汉史两课，讲席之盛，一如往时。在嘉期间，曾莅岷江对岸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政治问题。书院为马一浮所创，专讲理学佛性，而邀穆讲演，不避政治史论题，殊出意外。
其时《国史大纲》甫出版。全书八编四十六章，一以民族文化意识为脉贯，而强调官私学术、士人政治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至其具体述事，尤显卓越。如其章节标题，点出各时代之动态与特征，已见才思横溢，迥非一般刻板僵化者可比，且常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语切中事机，精卓绝伦。若申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其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是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域广阔、文化一统之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较细节处，如从汉儒论政，阐明汉代文治政府之演进；如从南北经济文化状况之不同，论宋代新旧党争，皆见其特具慧眼。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其论旨或有为前人所已发者，然穆更能透澈言之。如其论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涉及面既较广阔，而所作综括云：“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北方（黄河流域）；唐中叶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之支撑点偏倚在南方（长江流域）。这一大转变，以安史之乱为关键。”此数语，实极劲悍。而引论一篇，总结申论中国传统文化政治、社会与学术思想，自具独立发展之系统，与西方文化演程有异，不能执彼以核此，衡量优劣与是非。近代中国文化之衰象，国族之危亡，乃一时之病态，欲起衰振敝，要在“自觉之精神，较之效法他人之诚挚为尤要”。“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此文恳切陈辞，凡吾国民皆当痛切思之。余英时谓，穆“一生为故国招魂”，此书此论尤为招魂意识最显豁之体现。陈寅恪亦推此论为近世大文章。盖寅恪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且富惜故情怀，行谊思维，一以中国文化为宗本，宜有此论。
穆前在北平昆明讲通史，本已哄动一时，此刻抗战正艰，此书刊出，寓强烈之民族意识，又亲莅重庆等地作多次讲演，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事政治社会各阶层，非复仅黉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赖家院僻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十余人，各自钻研。穆主政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一出旅行。乡居多暇，夕阳餐后，常提杖散步，诸生尾随，徜徉村野绿茵草坪间，或坐或卧，看晴空飞鸟、白云幻化，随意漫谈，诸生亦随意叩问，了无拘束。讲论会由研究员、助理员分组轮流讲演或报吿，共同讨论。诸生最得益处，乃在讲后，听穆之论评或作补充。往往诸生提出具体丰富资料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伸论其意义，经穆发挥阐明，乃见此项结论意义重大。如余讲两汉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既证实顾炎武之说，地方政府所用属吏必本籍人。又据千余史例，发现自武帝以后，地方长官，避用本籍人。穆以为一大发现，并作进一步发挥云；其时中国刚由列国封建时代，进入统一局面，封建潜意识仍强，而交通不便，极易萌发割据观念。汉制地方长官绝不用本籍人，可免地方大族有割据自雄之意图。但地方民情唯本籍人最清晰，地方属吏必用本籍，既免长官任用私人，复使地方行政推行顺利。故此两项法令，意义影响皆极深远，不能等闲视之。如此教示，真如画龙点睛，乃见生动灵活，启发诸生，能于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后，复能笼照全局，凌空发挥，以显现论著之光辉性。
穆在此期间，曾应邀至重庆教育部、中央训练团及遵义浙江大学等地讲学，归来即埋头读书写作，先后成《清儒学案》与《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学案》系教育部奉蒋中正命特请辑撰者，惜原稿于教部复员途中坠落江流，仅存序目。《文化史导论》系就《国史大纲》所标橥之文化意识及其所致意之各环节，作进一步较系统之发挥。其时张其昀创刊《思想与时代》，邀约战时后方各校教授撰稿，内容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乃当时极显著之期刊。前后供稿者四十余人，穆文最多，除数篇收入导论外，余亦皆有关中国文化，而宋明理学为多，自谓为“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上之一新转变”。
民国三十二年秋，穆辞齐鲁职，转华西大学任教，兼四川大学教席，得暇游灌县青城山，居灵岩寺，西至老人村。穆治学之余，好游山水。尝自谓：“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能知读书之一如游山，则读书自大有乐处，亦大有进步。”惟在四川数年，竟以讲学繁忙，仅登青城一山，未及游峨眉，经三峡、历剑阁、秦岭栈道诸胜境，每以为平生之憾！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明年东归苏州暂息，会滇人于乃仁、乃义昆弟创办五华书院，邀任教席。穆念时事方扰，暂不欲居平津京沪繁华地；而战后昆明环境幽静，乃欣然应之。十月到院，旋亦兼云南大学教席。先后居翠湖公园与唐继尧旧宅。授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阅读以宋元明诸禅师与金元新道教为主，此为其治学又一趋向，惟仅撰短文，未萃精著述。
无锡乡里，昆曲乐艺流行。穆祖居七房桥有世袭乐户，专为族中喜庆演唱祝兴，故穆自幼习昆曲，善笛箫，继习平剧。及在常州府中，复得教师童斐传授，诸艺益精，而偏好吹箫，教学之暇，借可怡情。此时偶识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剧，穆谓其一举一动，皆深具功夫，妙得神情，使听者逐次领悟益深，为滇行一大奇遇。
穆多年胃病，不能根治。民国三十六年，无锡富商荣家创办江南大学，屡邀任文学院院长。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乡食，遂于明年春东返任教。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黿头渚北里许，太湖之滨，风景佳丽。常雇小舟，偕诸生，荡漾湖中，幽闲无极，成《湖上闲思录》，笔其遐想。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荟萃前人旧说，以考据辅义理，成一家言，为近代庄学之一突出著作。
穆到江南任教，唐君毅亦在校。为两人论交之始。三十八年春皆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旋随校迁香港。穆在广州，曾访陈寅恪、杨树达等，寅恪外出，仅晤其夫人，又从君毅访熊十力，诸人皆不欲离国境。盖八年抗战之后，多数知识分子惮于流离，而于共党政权咸抱憧憬心态。一日街头偶遇张其昀，云拟于香港创办学校，坚邀与谢幼伟、崔书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其昀先应蒋中正召赴台北，幼伟等续筹办校事，定名亚洲文商书院，内定穆为院长。穆自度不能英粤两语，甚感为难，但已向教育司立案，只得勉承。而幼伟突因事赴南洋，书琴亦去台北，乃邀君毅与新知张丕介共同效力。
亚洲书院以1949 年10 月开学，夜间上课。明年秋别创日校，择址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曰新亚书院。其宗旨在上溯宋明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揭橥人文主义，沟通东西文化。故其课程首重通识，再求专长。其教学，除堂授基本课程外，采导师制度，以导师之整体学养为学生作亲切指导。始创期仅文史、哲教、经济、商学四系，稍后扩充，分文理商三学院，文院辖中文、历史、哲学社会、英国语文、艺术五系，理院辖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四系，商院辖经济、商学、工商管理三系。初期教授仅穆与君毅、丕介等数人，稍后有赵冰、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陆续来校，或纯尽义务，成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多为流落青年，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周末举行公开学术讲座，校外来听者常七八十人。
学校初期经费仅恃新交沪商王岳峰支持，但王非富商，事不能久。其时香港有创第三党之酝酿，闻由美国支持，屡邀穆参加，皆坚拒不应。一日，创党活动中之某君来谈，愿独力支持新亚经费，穆亦缓却之。惟学校经费实已濒绝境，同人乃促穆赴台北，冀获支援，遂有1950 年冬台北之行。承各方宴询校政，蒋中正邀晤餐聚，嘱“总统府”月拨三千港元供临时之用。事定，应邀至台湾中南部各学校与陆海军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讲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政治部”讲中国历史精神，后皆增补出版。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1951 年秋撰《中国思想史》。其冬复到台北。明年春应“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邀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出书，甚为海内外学人所重。盖此书虽不甚精，但别具慧眼，以浅显语辞，阐发中国传统政治内蕴之幽光，殊多胜处，为前此政书与时贤讲论者所不逮。是年4 月16 日，应朱家骅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例行讲演，讲坛设淡江学院新建惊声堂。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塌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穆亦头破昏迷，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穆在台讲学受伤，而学校亦面临两大困难。其一，新亚校歌云“手空空，无一物”，“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此为穆领导一群流离学人办学之真实精神，创校以来，奔走乞援，时有山穷水尽之惧。其二，是年香港政府颁布条例，私立学校皆须向工商署登记为商业营利企业，此绝违新亚教育之崇高理想，穆谓，新亚同仁枵腹从公，为教育理想而奋斗，若自承商业营利，乃中国文化之污点，故宁可停办，不能苟全。经大律师赵冰向高等法院奋力争取经年，至明年夏，终获法院与港督特案批准为不牟利学校，乃香港私校之一创格。同时经费亦渐有转机。盖新亚学人艰毅奋斗之精神，渐引起香港社会与美国文教人士之钦敬，1952、1953 年间先有亚洲协会代表艾维（James Ivy）主动协助经费，继有耶鲁大学教授卢定（Harry Rudin）代表雅礼协会与新亚协议，作全面支持。时稍后于不牟利登记事。两项困难获得解决，新亚前途始渐稳定。
1954 年夏，穆应蒋经国邀至台北，在“救国团”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团至日本报聘访问，历访东京、京都、奈良诸地，在两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于侵华战争殊无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大堪警惕。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往日韩访问，获读韩国多家理学书，归来有所述作。
是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处上课。旋复由卢定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工，1956 年落成。新亚自1950 年创校，至此六年，始有自建校舍。穆办学，意在宏扬中国文化，初期虽经费无着，仅创办系院，但无时不思积极筹办研究所，期能培育专才，步入研究之路。至1953 年，获亚洲协会支持，开始筹办，设址太子道。1955 年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来港，始全力支持在嘉林边道正式开办招生，并专款购置图书，出版《新亚学报》。新亚创办初期，无力购书，至此始设图书馆；新舍落成，图书馆面积七千余平方呎，为全校各部门之最，迄穆离任，图书存藏除杂志期刊外，逾十万册，内有明版、手稿、初刊等珍籍。盖穆以为一校之灵魂在图书，故建校以图书馆为中心，极力搜求备用也。研究所即设图书馆上层。学生毕业，择优留所任助理研究员，为期五年，俾能潜心建立基础；今分布海外大学任教者数十人。而《学报》为当时香港唯一大型学术性期刊，选刊师生重要论著。学生有成，《学报》享誉，遂渐奠定新亚在国际学术界之地位。永久性校舍落成，国际地位提升，自此新亚前途始步上康庄大道。
穆办新亚，虽获美国多方协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悬挂孔子画像。雅礼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穆以新亚非教会学校，断然否决。
其时，香港私立书院七八所，惟穆所办新亚获美国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港府所注意，遂于1955 年香港大学毕业礼中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穆原配早逝，民国十八年，续姻张氏，与诸子女皆留大陆。穆战时避地滇川，大陆易帜，流寓香港，皆独居无侣，生活维艰。至1956 年春与胡美琦缔婚，生活始上轨道。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地香港，就学新亚，旋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穆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渐萌感情，后毕业于台北师范大学，复来香港，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香港居民以华人为主，而无华语大学，教育舆论各界早有呼吁。其时新亚既获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旋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亚洲协会亦资助其他五所私立书院，合并为联合书院，1959 年，香港政府鉴于此种情势，遂有集合三校创办公立大学之议。惟新亚同人多持异见，穆以为新亚建校，本供流落青年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诸生前途计，应交港府负责；且自感精力日衰，宜当摆脱行政。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1960 年正月，穆应耶鲁大学之邀在其东方学系讲学半年，由李田意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续撰《论语新解》。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并请李田意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为耶鲁典礼中未尝有之先例。
穆旅美期间，曾游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由芝加哥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至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东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纽约至英国，践离港前之约，与富尔敦爵士（Lord JohnFulton）商创办大学事，为校长用人，数度争持，定议聘任华人。后乃遍游伦敦诸胜，深感民情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迥异。及转巴黎，乃感民风闲逸，又胜于英。会学校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和风台，面临海澨如平湖，风光俨如江南。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穆谓不如迳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以1963 年10 月成立，新亚为基本成员学院。
穆自中年以后本已无意行政，其办新亚，实出一时之计，故早欲引退。但念“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既已作始，必有一终”。此时新亚不但创校之艰难阶段已过，且三院十二系及研究所、图书馆皆具规摸，根基既固，前途发展亦可稳定无虞，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明年夏，再度请辞，董事会知不可留，遂定议休假一年，明年卸任。穆自办亚洲文商书院，至新亚辞职，十六年间，为其平生最忙碌时期，学术研究，较前显有逊色。至此始复能杜门研作，再创新猷。
穆幼年就读果育小学，从华紫翔受《大学章句序》，自后于朱学体悟日深，常思作透实研讨。1964 年休假之始，即暂移居青山湾乡村小楼，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1965 年夏，南洋大学商聘出任校长，马来亚大学亦邀讲学，穆不欲再涉行政，遂应马来亚之聘；惟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2 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至1967 年10 月迁寓台北。承蒋中正礼遇，于士林外双溪，筑庭园小楼，背山临溪，署榜素书楼。盖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7 月以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不同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获哈佛专案研究费，悉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政，绝不能成此专著。穆治学本擅考证，中年以后，为矫时弊，强调通识。此书为其晚年大著作，以考证之功夫成其通识之意境，书成复挈要汇通为《提纲》一篇，更见精卓。杨联陞读之，赞叹不置，谓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联陞为国际汉学批评名家，态度向极严肃，定非虚美。凡能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略有认识者亦当不河汉斯言！近有所谓新儒家学派者，或列穆名。实则穆为传统正宗儒家，故特重历史传统文化，而于前代学人最重朱子，故专题研究，成此巨著。其传统儒家之本质于此两事，尤可显见。若新儒家者，倡言道学，以道统自居，迹近宗教，已远离传统儒家之务实精神；穆立身治学，绝非其类也。
学案既成，遂应张其昀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等书。复应蒋复璁之约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家诸集，续有撰述，成《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穆不常作诗，但好读古人诗集。以为“吟前人诗，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趣”。其于前代诗家，特重渊明，自谓“性偏刚进，陶诗闲适，高明柔克，实于自己偏处求补”。而此《诗钞》，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怀洒落之作，示学者以“进窥理学一新门径”。其时又自编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唯《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1977 年，穆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明年春渐愈，但两目失明。会新亚创设钱穆讲座，恳邀为首次主讲人，情不能却，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又明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复到香港，前时热心协助新亚之卢定，亦来港与会，把晤言欢，回念前尘，感慨不已！
1980、1981 年，复两度到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两女易、辉，及长侄伟长先后相见。三十余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1984 年秋，穆复到港，在港门人为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孙松、孙女婉亦得来会，其时精神仍甚健旺。1989 年9 月28 日为新亚创校四十周年，穆以九十五高龄，仍能应邀到港与会，于个人，于新亚，皆大可欣喜事，但健康已大不如前！
1986 年，穆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吿别杏坛，蒋经国念穆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政，以表尊学崇德之忱。1990 年5 月迁寓台北市区内杭州南路新居，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穆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终至失明。但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极少改订，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亲改，必赖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曰《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属纪实。
穆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理生活。抗战期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肆发，苦受折磨；及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爱情深，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夫君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于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及穆年近期颐，脑力衰耗，时失记忆，且乏食欲，夫人千虑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于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1990 年8 月30 日上午9 时许，安详中一瞑不视，享年九十六。魁斗星沉，政府褒扬，士林震悼！明年一月归葬于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1974 年，穆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梨山、武陵农场等地，撰《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此两《忆》，不仅为穆之自传；其前半且为清末民初江南社会教育文化风貌之珍贵实录，穆一生行谊思想意识亦正由此一环境诱育而成。而观穆行谊，终其一生虽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于棋管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采多姿，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其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学研究。
综观穆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古文，后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偏向史学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其治学途径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于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像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著，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
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清末民初，国运颓困，外患日亟，知识分子、青年俊艾，激于爱国热忱，谋救亡图存之道。五四运动以后，思潮主流深疾传统文化之落后，诋为国步艰难之根源，故群诋传统，力倡西化，期于顷刻间建立民主科学之新文化；而褊急青年更不免存乌托邦之幻想，对于传统文化，更心存仇疾。穆幼富民族感情，长治国史，深感中国传统文化既能创建广土众民之大国局面，且维系数千年之久，亦必有其优良潜质，中国社会受传统文化之熏陶已深，今欲国族复兴，仍当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融冶铸新，不当尽伐旧根，全面移植，遂本其强毅勇决之精神，对于当时思潮主流，坚持诤议立场。及共党取得政权，大陆学人趋附者众，而穆在香港弹丸之地，创建书院，阐扬传统文化，与之抗衡，故趋附政权者嫉若寇仇，攻讦不遗余力。且也，五四以后之史学以考证为主流，穆之崛起亦以考证精核为时贤所重。然穆治学，仅视考证为手段，终极旨趣仍在通识，即以词章考据之功夫达成义理通识之目的。中年以后，持论益坚，故与史学主流分道扬镳，大被诟病，此为又一面之诤议。故终穆一生，无时不在为传统文化，为学术旨趣，而奋力抗进中。今全盘西化之声浪已微，考据义理亦少争议，而大陆知识分子渐得回归传统，故海峡两岸之间及各自内部文化意识皆见风平浪静，瞻望前程，穆所争议者殆渐得肯定，是亦国族运程之一转机也。
1992 年5 月就《行谊述略》改作为初稿，1993 年11 月30 日
再稿，兹续增订，1994 年元旦写定。写作前，曾函请散文行家李健章兄提示意见。
（原载于台湾“国史馆”编印《国史拟传（第五辑）》，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