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忘于江湖，相忆于江湖。一箱旧书信，摊开中国往事。著名作家刘心武公开与冰心、夏志清、孙犁、余英时、蒋孔阳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隐秘信函，重温那些不能轻易忘记的时代和人物。）
书名：人生有信
作者：刘心武 著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作者简介
刘心武，当代著名作家。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05年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八十回后真故事》系列节目共计61集，并推出同名著作，2011年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引发国内新的《红楼梦》热。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收入自1958年至2010年全部公开刊发过的文字。除小说与《红楼梦》研究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散文随笔写作。2012年出版《刘心武评点》。2014年推出新的长篇小说《飘窗》。
内容简介
一箱旧年书信，摊开中国往事。我意识到，既要相忘于江湖，也要相忆于江湖。忘记有时是必要的减法，而记忆更多的时候是“从一知万”。我面对的是我三十多岁至五十多岁的那段人生。这些书信牵动出我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绪。那时候的一些文化人，并没有深谈过，但是同气相求。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三十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
编辑推荐
1. 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散文作品。一箱陈年书信，摊开中国往事，唤回失落岁月。文章写到至诚处，恍如一场招魂仪式，一封封旧信失而复得，让历经的复杂年代和叵测人事重新焕发光彩。世事愈纷乱，愈显真诚之可贵。作者以敏感之心记录了那一代文化精英同气相求、遥遥声援的真诚善念。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
2. 读20位文学巨匠书信往来，看30年文坛历史风起云涌。公开与孙犁、冰心、夏志清、余英时、蒋孔阳、冯牧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隐秘信函，勾勒出一幅绝不苟且、坚守情怀的文化精英群像。
3. 本书收录刘心武的多幅速写插画和珍藏信函。厚重大气的阅读体验之余，别感一份天真趣致。
【连载正文】
一
我在民间开拓出一片天地。我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边缘生存、边缘写作、边缘观察的存在方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只能尽量避开那些把我视作异类甚至往死里整的得意人物，事先打好电话，确定冰心那边没有别人去拜望，才插空去看望她一下。冰心也很珍惜那些我们独处的时间。记得有一回她非常详尽地问到我妻子和儿子的状态，我告诉她以后，她甚表欣慰，她告诉我，只要家庭这个小空间没有乱方寸，家人间的相濡以沫，是让人得以度过难关的最强有力的支撑，有的人到头来捱不过，就是因为连这个空间也崩溃了。但是，到后来，我很难找到避开他人单独与冰心面晤的机会。我只是给她寄自绘贺卡、发表在境外的文章剪报。我把发表在台湾《中时晚报》上的《兔儿灯》剪报寄给她，那篇文章里写到她童年时拖着兔儿灯过年的情景，她收到马上来信：“心武：你寄来的剪报收到了，里面倒没有唐突我的地方，倒是你对于自己，太颓唐了！说什么‘年过半百，风过叶落’，‘青春期已翩然远去’，又自命为‘落翎鸟’，这不像我的小朋友刘心武的话，你这些话说我这九十一岁的人感到早该盖棺了！我这一辈子比你经受的忧患也不知多多少！一定要挺起身来，谁都不能压倒你！你像关汉卿那样做一颗响当当的铁豆……”（1991年4月6日信）重读这封来信，我心潮起伏而无法形容那恒久的感动。敢问什么叫做好的文笔？在我挨整时，多少人吝于最简单的慰词，而冰心却给我写来这样的文字！
——冰心•母亲•红豆
二
名缰利索羁绊着我，但我毕竟还不是名利熏心的状态。影响我创作的固然有文坛的主流人物，也还有边缘的人物。
文坛的边缘人物之一，林斤澜大哥，是我永远要忆念的。1978年我在《十月》丛刊当编辑时，开始跟他接触。究竟何谓文学？何谓小说？何谓文笔？何谓韵味？林大哥对我是心授言传。心受，是他给我拿去编辑的文稿和所刊发出的作品；言传，是他在跟我两个人独处时，那些直截了当不拐弯的批评指点。《如意》刊发以后我很得意，问他读后感想。他摇头。我信服他的摇头。林大哥的意见一定要洗耳恭听。他跟那种批判人道主义的人士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指出《如意》仍未彻底摆脱主题先行的窠臼。林大哥是个睿智而通达的人。
……
《立体交叉桥》的刊出使得冯牧对我失望。“调子灰暗”成了若干评论家在公开文章和私下议论里的常用考语。如果说《如意》的“错误”是作者没有比小说主人公站得高，那么《立体交叉桥》的“错误”则更加严重——作者简直就把自己跟作品里的那些小人物打成一片了！有批评家写出了很长的文章，出发点当然还是为我好，希望我不要在不健康的路子上走得太远。现在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那样的批评有什么不得了呢？但是当时的我却心烦意乱起来。
林大哥很快通读了《立体交叉桥》，他对我说：“这回，你写的是小说了。”
——神会立交桥
三
这封信，也反映出，那时候的一些文化人，如我，如谢冕，我们并没有深谈过，但是同气相求，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三十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
那以后我和谢冕再无来往。我们同在一个江湖。相忘于江湖，是我们各自的幸运。说明我们都能游到自己喜欢的水域，尚能从水中获得氧气，不必在一个近乎干涸的小坑里互相以吐出的泡沫苟活。我们又经历过若干风浪，乃至大风大浪，各自又都存在了下来，继续在江湖里游动，寻找意义，享受乐趣。
——相忆于江湖
四
跟宗璞大姐交往是可以完全不动脑筋，不设防，以童稚思维语言也无碍的。人性真的太深奥。以我个人的生命经验，遭遇人性善的几率，是大大低于人性恶的。我以前总试图让更多的人理解我谅解我，现在知道那是近乎妄想。我把“陋于知人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的是激励自己在未尽生涯里继续修炼“知人心”这门艰深的功课。现在想想，有几个如宗璞这样的人，能包容我的错失、疏漏、失态，欣赏我的个性，这一世，也就不枉来过。
——陋于知人心
五
我已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进入老年。我懂得珍惜生命中小小的插曲，即如那年在琉璃厂，燕祥兄迎面骑车而来，见到我亲热地唤我一声“心武”。他可能早忘怀了，我却仍回味着这小小的插曲。他现在在电话里仍然用同样的语气唤我“心武”。在共同旅游中他应该是看到我许多的缺点，他仍不拒弃我，总是尽量给我好的建议，对我释放善意，包容我。就有那么一位他的同代人，也跟他一样有过“沉船”的遭遇，后来我在《十月》也是积极地去约稿，后来也在一口锅里吃饭，二婚的时候我还为他画了一幅水彩画，他见了我故意叫我“大作家”，我那时也没听出其中的意味，后来，他竟指控我“不爱国”，甚至诬我要“叛逃”，若不是大形势未向他预期的那样发展，他怕是要将我送进班房，或戴帽子下放了吧，人生中此种插曲，虽也“随早潮晚潮退去”，许是我这人气性大吧，到如今，到底意难平。插曲比插曲，唯愿善曲多些恶曲少些。
人生的足迹，印在春雪上，融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路程，有些足迹，印在心灵里，却是永难泯灭的。于是想起来，我和燕祥兄，曾一起走过，长长的路，走到那头，又回到这头，那一次，他腰里没别计步器。
——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
六
写作者不必为组织为群体去记忆，他笔下的文字应该是充分个人化的，一个大时代，固然有巨厦长桥，但一瓜一枣的细微存在，也是值得记录的。
他偏爱写另类的真实。他写到临界切割中最平凡最渺小的生命的悲观。
文学之河奔流至今，按结构主义的说法，写作再自由，出版再开放，风格再多元，其实都是在一些基本的母题里转悠：理想与颓废，信仰与怀疑，革命与守旧，忠实与背叛，救赎与逍遥，爱与死，暴力与性，原始生命力与文明推演，宗族与权力，恶之花与脏之美，变形与拼贴……
一度消失的钟声，又鸣响起来。全本原貌的《白洋淀纪事》2010年第四版已是第12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到283000册，不算畅销书，却是那些只称雄一时的畅销书难以比肩的常销书。斧凿声依旧响亮，熊熊火光不熄。再读孙犁，心香缭绕。
——斧凿音响，熊熊火光
被春雪融尽了的足迹
刘心武
大约是1985年的夏天，我从琉璃厂海王村书店出来，顺人行道朝南走，忽然迎面的慢车道上，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骑自行车过来，他先认出我，到我跟前，便刹住了车，招呼我：“心武！”
这一声招呼，事隔二十六年了，却似乎还在耳畔。是一种特别具有北京味儿的招呼，“武”字儿化得极其圆润。其实招呼我的人并非地道的北京人，他祖籍本是浙江萧山，大概因为全家迁京定居年头多了，因此说起话来全无江浙人的平舌音，倒满像旗人的后代，往往将一种亲切感，以豌豆黄似的滑腻甜美的卷舌音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豌豆黄是一种北京美食，据说当年慈禧太后最爱，就如她将京剧调理得美仑美奂一样，豌豆黄也在满足她的嗜好中越来越悦目可口。
那天不过是一次偶然的邂逅。我去琉璃厂买书，他那时住在琉璃厂南边不远的虎坊桥，也许只是骑车遛遛。完全不记得他招呼完我以后，我们俩说了些什么话了。但是那一声“心武”，却在岁月的磨砺中仍不失其动听。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往往从别人并不明确的表情和简短的话音里，便能感受到所施与我的是虚伪敷衍还是真诚看重。我从那一声“心武”，感受到的是对我的友好善意。
那天招呼我的，是兄长辈的诗人邵燕祥。
早在1955年，也就是一声“心武”的招呼的再三十年前，邵燕祥于我就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背诵过他的篇幅颇长的诗《到远方去》，那时候不仅他那一代的许多青年人，充满了建设自己祖国的激昂热情，就是还处在少年时代的我，以及我的许多同代人，也都向往着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建设新的工厂和农庄。还记得那前后邵燕祥写了一首题目完全属于新闻报导的诗，抒发的是架设了高压输电线的喜悦豪情，现在的青少年倘若再读多半会怪讶吧——这也是诗？但那时的我，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年，读来却心旌摇曳，那就是我这个具体的生命所置身的地域与时代，其实每一个时空里的每一个具体生命，都无法逭逃于笼罩他或她的外部因素，其命运的不同，只不过是他或她的主观意识与外部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应不同罢了。
那时候看电影，苏联电影多半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开头总是其厂标，一个举铁锤的健硕工人和一个举镰刀的集体农庄女庄员，以马步将铁锤镰刀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图腾。中国国产电影仿照其模式，片头在持铁锤镰刀的男工女农外，增添一个持冲锋枪的士兵，随着庄严的音乐徐徐从侧面转成正面。因为看电影多了，因此我和许多同代人都能随时将那片头厂标曲哼唱出来。后来就知道，那首曲子叫做《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是由老革命音乐家贺绿汀谱成的。新民主主义，至少在1955年以前是一个非常响亮的主义，毛泽东曾撰《新民主主义论》，记得那时我父亲——他是一个被新海关留下并予以重用的旧海关人员——每当捧读《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都会一唱三叹，服膺不已，我那时候还小，不大懂得，却印象深刻。还记得那时候老师是这样给我们解释五星红旗的：大的那颗星星代表共产党，团结在其周围的四颗星，则分别代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想到这些，不是无端的。与那时所有的人皆相关，包括邵燕祥。
邵燕祥少年时代就左倾，那时的左倾，就是倾向共产党，多半还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服膺于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的旋律下，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
但是没过多久，新民主主义的提法就式微了，要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还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国产片片头的工农兵塑像还保留着，却取消了《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的伴奏。到后来，老师跟学生解释国旗上五颗星的象征意义，也就不再是我儿时听到的那种版本。《社会主义好》的歌曲大流行，《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被抛弃淘汰。
一首歌，抛弃淘汰也就罢了。但是人呢？活泼泼的生命呢？
建设当然也还在建设，与天斗，与地斗，却都还不是第一位的，提升到第一位的是人斗人。到我15岁那一年，就有不少我原来熟悉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被从人民的队伍里抛弃淘汰掉了。在被批判的诗人名单里，赫然出现了艾青。紧跟着我被告知，还有一些诗人也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其中就有邵燕祥。多年以后，我读了邵燕祥回忆那一段生命历程的《沉船》，有两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个细节是当他刚参加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不久，本来似乎更要“直挂云帆济沧海”，却猛不丁地就遭遇“飓风”而“沉船”，他在自己的宿舍里闷坐，对面恰好是大立柜上的穿衣镜，他望着自己的镜象，头脑里不禁浮出“好头颅谁取之”的意识；还有就是他写到有一场对他的批判会是在乒乓球室召开的。我曾当面问他：“怎么会在乒乓球室里召开批判会？”他没想到我会有如此一问，说他那样记录不过是白描罢了。我的心却在阵痛，敢问人世间，自有乒乓球这项运动，设置了供人锻炼游嬉的专用乒乓室后，在何处，有几多，将其用来人斗人？
生命是脆弱的。生存是艰难的。穿越劫难活下来是不容易的。
1975年，我从任教的中学借调到当时的北京人民出版社文学室当编辑，当时在文学室的一位女士叫邵焱，她负责编诗歌稿件。我们相处半年以后，才有人跟我透露，她原名邵燕祯，是邵燕祥的妹妹。这让我想起了《到远方去》，想起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高压输电线，觉得自己有了接触邵燕祥的机会，暗中兴奋。但是我几次试图跟邵焱提起邵燕祥，她虽满脸微笑，却总是一两句话便叉开。1976年10月以后，政治情势发生了变化，1978年出版社同仁一起创办《十月》丛刊，我那时忝列《十月》“领导小组”，就跟邵焱交代，跟邵燕祥约稿，无论诗歌散文都欢迎。邵焱仍是满脸微笑，过几天我问起约稿的事，她的回答很含蓄，好像是“现在行吗”一类的疑问句。我隐隐觉得，是邵燕祥还要再观察观察，包括观察《十月》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后来与他接触，证实他的确不是个急脾气，而是凡事深思熟虑，一贯气定神闲的性格。
后来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邵和我先后被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在《诗刊》，我在《人民文学》，他忙他的，我忙我的，见面不多，谈得很少，但我总还感觉到他对我的善意。我记得他曾将邵荃麟女儿邵小琴一篇回忆亡父的文章刊发到《诗刊》上，我问他：邵荃麟是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并非诗人，而邵小琴写的也不是悼亡诗，你怎么不介绍到《人民文学》发而偏在《诗刊》发呢？他也不解释，只是告诉我：“邵荃麟在1957年保护了人啊，要不那时中国作协的运动会更惨烈！”后来他又几次跟我说起邵荃麟“保人”的事。这说明邵燕祥对爱护人、保护人的行为深深崇敬。我心中不免暗想，倘若那一年邵燕祥是在邵荃麟够得着的范围里，是不是也有幸被保护下来，只“补船”而不至于“沉船”呢？人世间基于正直、仗义而冒风险保护别人不至沉沦的仁者，确实金贵啊！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邵燕祥和我都赋闲了。后来通知他，还把他的名字保留在中国作协的主席团里，他坚决辞掉了。再后来又一届会议，我收到一份表格，是保留全国委员需填写的，我退了回去，注明应将此名额付予合适的人选，结果中国作协当时一把手通过从维熙兄打电话转达我：名单已上报无法更改，但我可以不填表不去开会。这样我们都自在了。就有几次结伴去外地旅游。2001年我们同去了奉化、宁波、普陀、杭州。回京后燕祥兄将几张照片寄我并附一信：
心武：
鄂力已将他的照片寄来。我们拍的也冲出加印四张奉上，效果尚可。
此行甚快，值得纪念。唯发现你平时欠体力活动，似宜注意。不必刻
意“锻炼”，散步（接地气，活血脉）足矣。
绣春囊为宝钗藏物，亦“事出有因”之想，可启人思路，经兄之文，
始知世间有人如此细读红书。顺祝
双好
燕祥
九，一九，二00一
信中所提到的鄂力，是京城许多老一辈文化人都熟悉的民间篆刻家，我是从吴祖光、新凤霞那里认识他的，后来也成了忘年交，他以我私人助手的名义帮助我十几年，那次南游他也是燕祥、文秀伉俪的好游伴（现在的网络语言称“驴友”）。燕祥自己坚持长距离散步已经很多年了，他很早就习惯在腰上挂一个计步器，严格要求自己完成预定的步数，这和他写杂文一样，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引述上一丝不苟，尤其是原来某人某文件是怎么说的，后来如何改口的，总凿凿有据，虽点到为止，必正中穴位，读来十分痛快。我老伴去世前，不怎么能欣赏燕祥的诗，却总对他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的杂文赞叹，有时还念出几句或一段给我听，然后对我说：“看看人家！”意思是让我“学着点”，但我却总自愧弗如，学不到手，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燕祥兄有积攒、查阅历史资料的超强意识与意志，所以能做到言必有据，他的反诘句，也就格外具有尖锐性与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