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创业,生与死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者：【日】板仓雄一郎
内容简介：
1997年之前他是日本IT界炙手可热的金童、比尔‧盖茨的事业伙伴。1997年后公司破产，负债高达37亿日元。
这种大起大落是经济形势的衰败所致还是个人的经营失误？
本书是作者板仓雄一郎的创业生涯体检报告，从创业之初到最后失意破产的整个过程都进行了生动的描写。意气风发筹备纳斯达克上市、资金链断裂银行纷纷上门追债、融资无门破产收场……短短两年间他经历了人生的顶点和谷底，也为我们注解了那时日本经济的沉沉浮浮。最后他彻底检讨了自己的失败，希望自己挫败与荣光的事业经验可以为有意开拓新事业的诸位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通过这本书，也希望你能从板仓雄一郎的失败中汲取养分，进而掌握成功的契机。
作者简介：
板仓雄一郎，1963年生于日本千叶县。高中毕业后放弃上大学成立了游戏软件公司。但直到1991年，成立第3家公司HyperNet，才开始受到关注，成为媒体宠儿。随即获得日本财经界重要奖项日本“新商务大奖”以及“经济产业大臣奖”，并且因为与比尔‧盖茨的合作，成为《日经新闻》头版的常客。但好景不长，1997年末因网络泡沫化及经营判断失误，负债37亿日元而宣布破产，次年1月他个人也因负债26亿日元而宣布破产。1998年创办“板仓雄一郎事务所”，为风险企业提供创投咨询服务。每年会在大学、企业、培训学校等场所开展近百场有关风险事业的演讲活动。
书摘正文：
序 章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997年12月24日，我站在东京地方法院前。
一提到“法院”，总会让人联想到阴森而庄严的建筑物，它仿佛象征着古老的“传统”和“礼法”。这一印象也许来自于外国的法庭电影吧。然而，眼前的东京地方法院却与这种氛围截然不同。它位于霞关中心稍靠近皇宫方向，坐落在红色砖墙的法务省大楼旁边。那灰色的长方体建筑物看上去毫不起眼，跟每个城市里都能见到的政府办公楼没什么两样。只有法官的古朴服装、法庭里一排排长椅和高高的天花板，还稍微流露出几分影视剧里独特的法院氛围。
我上次来的时候，刚好碰上地铁沙林毒气案的被告——奥姆真理教的松本智津夫的庭审。今天似乎没什么大案需要审理。门卫站在法院入口处，检查进场者携带的物品。如果进场者携带金属物品经过，报警器就会“嘟嘟嘟”地响起来——类似于机场里的检查设备吧。虽然我很讨厌乘坐飞机，但还是坐过好几次，所以很熟练地把手机和硬币放在托盘上，走了进去。
虽然我没携带什么刀具、手枪、毒品，但还是感到些许紧张。经过门口和门卫对望时，我立刻作出一副“我可没干啥坏事哟”的无辜表情。
报警器并没有响。我往里面走去。觉得走起路来有些别扭，这恐怕得归罪于这身久违的西装革履吧。当然也可能不止于此。
我来早了，还没到跟律师约好的时间，于是就在一楼翻看《今日法庭》的小册子。小册子有两种，各复印了几份，摆放在保安面前的柜台上。
我浏览了一下关于刑事案件的小册子，上面写着几项“今日法庭” 的预定。刑事案件里头最常见的是涉及违禁药物的案件，偶尔也有抢劫杀人之类的重案审理。而民事案件的小册子上，则记载了好几页大银行状告个人的案子。
这未免太无情了吧，竟然把欠交信用卡费用的人与涉毒案犯、抢劫杀人犯一视同仁地收进小册子，摆放在一起。
忽然，我想起了从前在书里读过的一句话：“法官在法庭上对双方的陈述和证词作出判决之前，其实早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决断，他们要做的只是从理论上证明这种决断——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也许确实如此。我翻看着把各种纷繁复杂的案件和庭审归纳得井井有条的小册子，若有所悟。虽然我不是被告，但从接受法律裁决这点来说，我也成了这些小册子当中的一员。
我申请了自愿破产，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听候法庭宣判。
律师到了，我们互相打了一下招呼。我的情绪自然十分低落，而他则显得若无其事，虽然还不至于像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但也没有因为同情我而故意摆出一副哭丧脸。想来也正常吧。对他们来说，自愿破产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算不上什么案件。
来法院之前，我曾和这位律师谈过几次。有一次我问：“公司破产给客户带来的业务损失该怎么办？”
他说：“板仓先生，因公司破产而造成客户损失，也是在所难免的啦。比如，房地产公司一倒闭，在建的工程就成了烂尾楼，长年没人管。这种情况您也见得多了吧？”
这时我心想：似乎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思路——以前自己作为风险企业经营者，一直着眼于如何发展公司业务，而眼下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善后了。
负责“专利纠纷”和“自愿破产”的部门设在东京地方法院大楼的十三层，两个部门隔着走廊相望，仿佛象征着我的公司——以“专利” 战略起家，把创意转化成商品，业绩突飞猛进，但最终迎来的结果却是——“破产”。
我走进那个挂着“自愿破产”门牌的房间里。
环顾四周，有很多人正在排队等候，都是清一色的西装革履，毫无个性。还有几位拿着大公文包的律师混杂其中。虽说这里是“破产科”，但也不见得个个都是疲惫潦倒的中小企业老板或是沉迷赌博的人格分裂者。假如我不是当事人，一定想不到他们是来接受破产宣判的吧。
房间一角站着一位女士，在灰暗的人群当中格外显眼。虽然并没浓妆艳抹，但我一下就能猜到她从事的职业。我曾经经常出入六本木和银座的俱乐部，在那里常常见到这种人。
她大概是考虑到法院的场合，所以穿得比较庄重。不过，一看她的化妆、发型、着装、名牌手提包，便能大致猜出其身份。
她来这里，是因为自己开店经营失败？又或许是因为老主顾欠账潜逃而导致资金短缺？我就认识好几个在银座附近开店的女老板，赊账数额甚至会达到每月1000万日元，风险非常大。要是客人欠账潜逃，这店立马就得破产。眼前这位女士说不定就有类似的遭遇。
这时，她听见广播里念到自己名字，就和律师一同走进别的房间了。我闲着没事，便仔细观察周围那些西装革履的人，想从中辨别出既非律师、也不是为专利纠纷而来的“自愿破产人”。每找到一个，我就会进行比较，在头脑里列数自己区别于其他自愿破产人的理由。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预见到时代发展潮流，推出新创意，筹集资金，创办公司，而且在美国和韩国成立了子公司，成功地举办多场演讲，报纸、杂志争相报道，甚至还荣获“新商务大奖”，连比尔•盖茨也专程来见过我……
唉，算了吧，其实我和他们没什么不同。那种种荣誉，都悉数变成了“罪恶”。我被打上了时代“落伍者”的烙印。
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信和热情的源泉。
小学五年级时，我生来第一次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成绩一向很差的我开始拼命学习——说“拼命”可能有点夸张，反正是开始努力了，成绩一下跃居前列。从初中到高中，我不再满足于学习成绩的优秀，还开始组乐队，以此表现自己。学习好，又会玩音乐——在追女孩、和朋友聊天和坚持自己意见时，都是我自信的源泉。
二十岁时，我创办了公司。从此以后，发展事业就成为我表现自己的手段，也成为我自信心的源泉。现在，这源泉已化为乌有。
我回想起以前也来过这里——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创办的软件公司因为开发工作延误，被客户要求赔偿损失。总之，我成了被告。但我知道，开发延误的原因显然在于对方提供的资料不足。所以，虽然是第一次站上法庭，我也毫不气馁，反而积极主动地面对。结果，一审判决我方完胜。
那时真好，因为能争胜负，至少存在获胜的可能性。事实上，最终也胜诉了。
这次却不一样，从一开始就败局已定。可是，我还得专程跑来接受法院的宣判：“你输了。”没错，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被法院宣判：我那负债37亿日元的HyperNet公司破产了！到底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呢？我不由回顾起自己的创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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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很讨厌和别人一样。
1963年12月26日，我出生在千叶县船桥市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据说我们家族出了很多位医生。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医生，其中一个还在福岛市开了家医院。我父亲大概是因为生性贪玩，游手好闲，没能当上医生，不过好像也曾在自己兄弟的医院里打过杂。那时我还小，不太了解具体情况。
其实，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我的两个叔叔没有小孩，我是整个家族里唯一的男孩。于是大家都紧紧盯着我，想把我培养成医生。
正因如此，从小学开始，我就经常来往于住在船桥的父母家和在福岛开医院的叔叔家之间，但并没有过继给他当养子。我在船桥和福岛的两所学校之间频繁地转学，简直就像网球赛中的拉锯战一样。
于是，我成了“专业”转校生。怎样才算“专业”转校生？应该具有对现状的判断力，能够很快融入新环境里；同时，在表现自己的时候，既能超常发挥，又不让人反感。“专业”转校生在初次见面时就能让人折服，使其成为自己的朋友。而“业余”转校生嘛，则往往会成为大家欺负的对象。
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隐约意识到自己内心中确立了两种行为模式——“喜欢出风头”和“讨厌模仿别人”。所以，我必然会摒弃工薪阶层那套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而选择走自己的路。
初中时，我学习成绩很好，顺利地考上了全县最好的福岛高中。对于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来说，考上当地名牌学校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其实我对学习并不太感兴趣，所以，自从来到这所高材生扎堆的高中后，我的成绩就呈直线下降趋势了。
成绩差就差吧，无所谓，反正当时我热衷于玩乐队。但我真正喜欢的，并不是音乐本身，而是策划演出活动。我召集了当地的几支乐队，订好场地，通过各种关系卖票。我人脉既广，办事又有魄力，演出结束后，几十万日元现金就赚到手了。
虽然亲戚们都以为我将来准会成为医生，但我对这个职业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而且学习成绩似乎也在警告我：“你别想当医生。”
1982年春，高中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因为要参加补习班，我从福岛的叔叔家回到暌违数年的父母家。1983年2月时，在即将参加私立大学入学考试的前几天，我和父亲大吵一架，然后离开了家。
我在东京有个朋友，是从福岛过来的。于是我就住到他那儿，好歹应付完考试。我参加了好几个学校的入学考试，最后总算被上智大学理工学院录取了。
1983年3月，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并不打算回家。当然，也就没钱交学费。但我已经下定决心：“大学嘛，考上就行，接下来去不去都一样，无所谓。还不如打份工养活自己呢。”
就这样，我没去学校，而是在报纸上寻找兼职信息，然后进了一家游戏软件公司。这家公司在代代木的旧公寓里租了一间房作为事务所。
我之所以选择进软件公司打工，是因为我高中时有过制作电脑软件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正处于计算机发展的黎明时期。日本NEC 公司推出8位机“PC8800系列”，而富士通则以FM系列与之抗衡。正读高三的我也央求母亲给买了一台夏普MZ80B。也许，我的思维构造生来就适合制作程序吧。我没费什么劲，就自制了好几个软件。其中一个表格计算软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Microsoft Excel。现在回想起来，先不说功能方面，光是其想法本身就很有划时代意义了。我把这个软件放在附近的电脑商店里代卖，售价4000日元。我记得好像还卖出了三四套。
之后的一年多里我准备着重考，过着和电脑毫不相干的生活。3 月份，我刚考上大学。可是，当我在报纸的兼职信息栏上看到“招聘游戏软件制作者”这行字时，不由心想：就是它了！
这样的工作，我一定能轻松完成。
我没上大学，而选择了早早出来工作。等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我就离开朋友的宿舍，搬到经堂公寓去了。
虽然我在公司里只负责制作游戏软件，但因为是小公司，总共才那么几个人，所以我也常常有机会见到客户方的大人物。其中，ASCII公司的董事滨田义史先生对我颇为器重。当时，ASCII公司刚推出新的计算机平台“MSX”。
做游戏这一行，如果软件数量不齐全的话，就很难占领市场。所以ASCII公司想委托制作大量软件，而且肯出一款软件500万日元的高价。而当时我的月收入只有15万日元。这样看来，可不能继续在公司里任人使唤了。
奔走了一个多月，但资金筹措却没有一点进展。就在我开始感到焦躁时，有人说想跟我见个面。这个人是在横滨开房地产公司的，听说还做着好几项其他业务，不知为什么会对我的创业计划感兴趣。
谁都行，只要有钱，并且对我的计划感兴趣。于是，我决定前去拜访他。
见面地点定于那人在横滨开的一家医院。据说，除了这家医院外，他还承包婚礼会场，甚至在海外开了餐饮店，是真正的实业家。光从这些信息也能推测出——凭他的实力，要拿出一点钱给我投资创业还是绰绰有余的。总之，见面谈一谈，说服他！
到了医院，我随女秘书走进办公室。
他正坐在沙发上，和一名中年男人说话。见我们走进来，他只是稍瞥了一眼，然后立刻收回了视线。
来得真不巧，碰上对方正在会客。我有些尴尬，但又知道机会难得，就在旁边仔细打量他。
他年龄四十岁左右，肤色略显黝黑，头发短而整齐，眉毛很粗，让人联想到演歌歌手山本让二。左边袖口露出金色的劳力士手表—— 做房地产的大都如此。他身上穿着的深蓝色西装虽然质朴却显然做工上乘，看起来大方得体，全无暴发户的俗气。
我还特别注意到，他说话时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对方提出某个方案时，他会迅速作答——赞同时他会夸张地大笑；反对时也仍然笑吟吟的，同时很明确地告诉你“No”。总之，反应很快。从业务上来说，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
我进来两三分钟后，他忽然结束了和客人的谈话。那客人大概很了解他的脾性，并没有多逗留，向站在门边的我轻轻点了一下头，就快步走了出去。
我从西装内袋掏出名片夹，正要上前打招呼时，对方却先发话了： “请坐。”让我坐到刚才客人坐过的沙发那边去。我有点措手不及，慌慌张张地递上名片，说：“初次见面，我名叫板仓。多谢您在百忙之中……”
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他冷不防问道：“那么，董事会成员是如何构成的呢？”
他已经看过我的创业计划书！不仅如此，他已经决定投资办公司了。我一时不知所措。
几个月后，资本金5000万日元的股份公司“国际VoiceLink”成立了。出资比率为：那人占60%，介绍我们认识的人占30%，而缺钱的我只勉强占了10%。但对苦于资金不足的我来说，只要能当上董事长就足够。这样，就可以开始做一番新事业了。当时是1989年秋天，距我回想起“电话串线事件”还没过半年。
在这里，我先说明一下VoiceLink的业务内容。
计划非常简单。简而言之，就是把世田谷电话局火灾引发的那件趣事加以利用而已。
首先，在服务中心设置好支持多条电话线同时通话的硬件。要使用这项服务的“用户”打电话到服务中心，然后根据提示用按键输入任意一个八位数的“联络密码”——这个密码就是进入电话会议室的钥匙。知道密码的人能参加同一个电话会议，最多可容纳八人。
我属于特爱钻研的那种性格。所以，除了上述基本服务外，又增设了几项选择功能。首先是会议监听——虽不能参加电话会议，但可以监听到会议室的现场情况。当然，有的会议性质特殊，不能对外公开谈话内容。鉴于此，我们增设了会议参加者可以预先设定是否允许外部监听的功能。另外，还能设置加入会议室时的密码。
根据个人经验，我知道人们对于电话媒介有着怎样的显性需求和潜在需求。那时，工作之余，我最热衷于声讯聊天。具体情形就不说了，反正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我深信：只要我们服务中心具备了上述选项功能，就能够充分满足各种需求——有人用于声讯聊天，和陌生女孩交朋友（当然也有想找男性的）；有人用于商务目的，组织远程电话会议。
业务开展得颇为顺利。作为一家电话会议服务公司，VoiceLink在全国设立了八处分点，成立第一年就获得数以亿计的营业利润。
不过，一看实际利用情况才发现，大多数用户都是抱着“玩”的心态，就像那次电话串线事件中的参加者一样。几乎没有人用于商务用途。这种现状跟电话俱乐部差不多。
其中，还有这样的情形——三四名男女在谈论着下流的话题，而且把电话会议室设定成外部可监听模式，监听人数有时甚至多达三十人。这简直就是脱衣舞秀嘛，不，应该说是偷窥秀。在电话里，既不知你姓甚名谁，又看不见你长什么样，所以才使人更加无所顾忌吧。
总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用途，且多数与我的设想大相径庭。然而，就像NTT公司不能规定说“请勿将电话用于婚外恋和卖淫嫖娼”一样，我也只不过是向市场提供电话会议室这一媒介而已，无法对其用途说三道四。
无论如何，VoiceLink算是挖到了一座小金矿，营业利润迅速增长。1990年7月，拥有三十条电话线路的东京服务中心刚成立第一个月的营业额约为300万日元，而到8月份时却达到了3000万日元。一个月竟然增长了10倍，实在惊人。电话线路也一下子变成24小时全部占满的状态。
那时候，做Dial Q2声讯电话服务行业的各家公司都在互相争抢电话线路。所以，虽然供不应求，却很难立刻增加电话线路。于是我决定把业务扩展到其他商家很少关注的地区去。既然在东京很难如愿增加线路，那去其他城市的话，也许还会有些发展空间。
我的设想没有落空。1990年12月，我在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博多、仙台、札幌、千叶等全国主要城市接二连三地增设了服务中心。那段时期，月营业额竟达到了近1亿日元。而且因为不需要什么人工，营业额几乎就是纯利润。其实，当时泡沫经济的顶峰已经过去，过热的市场里开始吹起寒风。在这种世道下，VoiceLink竟然逆流而上，实现了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