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山中的糖果
作者：邓安庆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我想生活总是这样，坏一点，好一点，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好好坏坏之中，人变得坚韧起来。就这样，不至于好到哪里去，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时间继续往前走，日子继续往前过。在反复折腾中，对于人生的各种境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有了丰厚的体会。领受属于我生命的独一份，并去过好它就可以了。
——邓安庆
《山中的糖果》通过“亲人记”“世间记”“回乡记”三个部分，集结了作者对故乡亲人、师友，对身边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录与怀念。作者邓安庆生长在农村，曾游荡于多个城市之间，从事过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互联网等不同职业，阅历丰富，天性敏感细腻，对乡村，对城市，对社会底层的人和事，都有独到而细致入微的体察。作者文笔细腻，语言纯净克制，用平铺直叙的白描手法，将人间烟火娓娓道来，对人物的举止投足和心理刻画生动，性格描述细致入微，使得读者如见其人，如入其境，读来亲切有加。他的文字接地气，带有温度，能够俘获人心。
插画家 “星星的插图”根据书中内容作插图20余幅，画风细腻、生动，乡趣十足，与邓安庆的文字十分契合，相映成辉。
作者简介：
邓安庆，1984 年生，湖北武穴人。曾游荡于多个城市之间，从事过广告策划、内刊编辑、企业培训、木材加工、图书编辑、互联网等不同职业，现居北京。已出版书有《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在《人民文学（海外版）》《读库》《山花》《上海文学》《花城》《书城》等期刊杂志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试读连载】
归去来兮
小时候姑姑常来我家，吃了晚饭就住下，住了两天就又沿着长江大堤走回去。来的时候，会从青布包里掏出苹果或者梨子来，专给我吃。走的时候，哭，站在我家茅厕边上的杨树底下哭，哭到最后像是打嗝，一只母鸡不耐烦地从柴垛上飞了下来，她吓了一跳，哭声噎住了，低下头抹了抹脸，就沿着田间小路爬上长江大堤回去了。她头发稀疏，黄牙齿，大门牙断了半截，手臂青紫，我看了忍不住躲到房间里去。有一次，父母去了长江对面的江西种地去了，我刚放学，从小学一路走回来，就有大伯说：“快点儿回，你家里来亲戚咯。”我撒开腿往家里撵，远远地看见她站在我家的豆场上，冬天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露出红黄不均的头皮，她把我搂起，摸摸我穿的单褂：“你为么子穿这么少啊？”又看看我穿布拖鞋的脚：“你没得棉鞋穿吗？”我吸着鼻涕说：“妈妈没得告诉我在哪儿。”我忍不住看了又看她青肿的嘴角。
姑姑给我做饭，又给我烧青艾水泡脚，还给我脚背和手背上的冻疮抹了药。她在我家的堂屋走动，问我爸爸、妈妈离开家多长时间了，又问我一个人在家里怕不怕。我说怕的，打雷的时候轰隆隆的，还有老鼠跑来跑去。她揉搓着我的脚，要我在滚烫的水中多泡泡。我泡脚的时候，她又去我家的米缸看了看，没有米了，也没有面了。她像是房子着火了一样，慌张地跑过来：“你这几天吃的么子？”我说：“屋里有红薯和土豆啊，我煮了吃。”她坐在板凳上，又搓起我的脚背，搓着搓着掉眼泪，抹了抹眼泪，又继续给我搓。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的床下有了新的棉鞋，还有新的棉袄，穿上后暖和极了，还有姑姑给我端来的米汤，也被我一口气喝光了。
大我十几岁的表哥第三天来到我家，姑姑站在豆场上挥着手让他走：“告诉那个老祸害，我不会回去的！”表哥隔着几米远，细细地叫道：“妈嘞，屋里不能没得你。”姑姑扭着头不看他：“不回不回！老祸害不死，我要给打死。”表哥继续细细地说：“妈嘞，我们都批评他了。他不敢咯。”我站在灶屋的门口看着他们一对一答的场景，姑姑干瘪的脸颊簌簌地抖动，红肿的手在空中劈切着什么，而表哥缩着大而敦实的身子在姑姑边上打转。到最后，姑姑让表哥去村里买了肉、排骨、莲藕和一袋米来，给我做了晚饭，又多做了
好多菜。我说太多吃不完，她说：“你明天、后天把菜热热就好了，别喝冷水，实在饿了去我那里，晓得啵？”我点点头。她收拾好东西，表哥走在前头，她跟在后头，我站在路口看着他们离去。走着走着，姑姑突然又转身过来：“你到我屋去吧！”我摇头：“我还要上学啊！”她点点头，从她上衣的兜里掏出手帕，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有钱，“这是十块钱，没米了就去村里买，晓得啵？”
有时候姑父沿着长江大堤下面的村庄收破烂，也会到我家来。那时我正站在板凳上拿着锅铲炒菜，他就站在灶屋的门口笑眯眯地看我。我回头见是他，叫了一声，他黝黑的脸上更是笑意满满。我不愿靠近他，因为他身上很脏，带着垃圾的臭气。他抽着劣质呛鼻的烟，不断咳嗽，咳咳一口浓痰吐到豆场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分害怕他。姑姑来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来过。他来的时候，姑姑也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像是故意相互错开。唯有一次，他们相聚在我爷爷的葬礼上。爷爷的棺材放置在老屋的堂屋里，大伯、二伯、我父亲守灵。姑姑站在棺材边上喊：“我今早晒衣服，你都冲上来打我一气。”她把手臂上的瘀伤亮给她的三个弟弟看。大伯说话了：“大哥你这要不得！”姑父摊开手掌说：“她从嫁过来，就对我父母不好。对我也不好。”姑姑趴在棺材上号啕大哭起来：“你是个畜生！我早不想跟你过咯。”姑父蹲在老屋的门口：“你对我从来都不好。”大伯站在他们中间：“老两口不就是争争吵吵打打闹闹过一生的嘛！”
爷爷死后，姑姑很少来。她得了一种很难治的皮肤病，头发掉光，皮肤如生鱼鳞，奇痒无比。过年去她家拜年，她缩在表哥家的偏房里，初初看去，她身体裸露出来，雪白亮眼，再近看，皮屑落满了衣领，连眉毛也没有了。我内心泛起一阵恶心感。她从竹椅上站起，喊我的名字，我且答应且往后退，匆匆说了一句新年好就跑掉了。远远地，她在喊我，我站在路口回头，她手上拿着苹果和饼干让我拿着吃。我摇手说：“不用咯！我还要去拜年！”说完跑走了。再一次她到我家里来，是表哥的缘故。姑姑与姑父长久的争吵，大表哥压抑多年的怒火爆发了，他冲到姑姑的厨房，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砸碎了。夜里我们都睡着了，听到敲门声，爸爸起床刚一开门，姑姑一下子就坐在堂屋地上，拍着心口，痛得呻吟。爸爸抱着她，拍着她的背部。好久姑姑才缓过气来。我给姑姑端了杯水过来，姑姑的手抖得拿不住，手上的皮屑纷纷扬扬地落下来。我又一次难以抑制自己的恶心感。
爸爸是毫不在乎这些的，他抱着姑姑问长问短。我想起爸爸说起自己很小的时候，姑姑就出嫁了。爸爸在家里饿得没饭吃就去她家，姑姑把家里仅有的米都煮上了让他吃。后来爸爸中风了，天天坐在豆场上，毫无生活下去的意志。姑姑依旧从长江大堤那边下来，走到我家豆场上，叫了一声：“弟儿。”爸爸抬头，愣愣地看她。姑姑又喊了一声：“弟儿。”我们站在边上好奇地看着他们。爸爸突然眼泪大滴大滴落下来，姑姑几步走过来，搂着他，哄着他：“哭么子啊。莫哭啊。”说着自己也哭起来。她没有眉毛的脸红扑扑的，脸颊没有皮肤的保护，都有些发皴。她住下来，陪着我爸爸去打针，又喂药给爸爸吃。她不再那么矫健地抱起一袋棉花送到阳台上去，她的步伐迟滞，眼睛老是像蓄着泪水，风吹了吹就出来了，抹了抹又出来了。
姑姑的笑是在她说起自己的孙子、孙女时绽开的，大表哥的子女争气，都考上了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说不定他们都能上名牌大学，甚至是清华、北大。她说着说着，瘪着牙齿落光的嘴唇，微微仰着头。我坐在她的对面，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她向我扬扬手：“我叫他们向你学习！”我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应她。她那时皮肤病好了大半，而我跟她却再难亲近起来。她的笑声像一丝温柔的气息，轻轻的，柔柔的。我正在看我的书，突然感觉头上有人在摸，姑姑的手又拿了起来：“你要多吃肉！还是这么瘦！”我喏喏地答应着。她一步一颤地进了堂屋。过完年她又一次来时，却是来借钱的。大表哥的孩子得了脑病，休学在家，四处求医都没有效果。那孩子逐渐变得谁都不认得了，智力下降到只有几岁小孩的水平。她绞着手站在堂屋中央，爸爸把五千块钱塞到她手中时，她嘴唇哆嗦，不知在说着什么。爸爸喊一句：“姐嘞，没得事的！”她恍恍惚惚地没有反应，爸爸又喊了一声：“姐嘞，都会过去的。”她从兜里取出手帕，还是当年那条，白底兰花的，把钱裹上一层又一层。我推着自行车，带她上了长江大堤，送她回家。
因为修路，我家门前的那几棵杨树都给砍了，水泥路绕过我们家的豆场，这样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能直接看到长江大堤和麦田。而姑姑再也不能走过来了。她走不动了。我跟哥哥过年去看望她，她勉力而为地一定要送我们出来，我哥哥掏出几百块钱塞给她。她推了过来，我们又推了过去。大表哥的手在打工的时候断掉了，而大表哥的儿子病情越发地重了。我们往前方的路上走时，我忍不住再回头看，姑姑佝偻着身子依旧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她手上的钱还在攥着。我说：“姑姑嘞，进屋啦！起风了！”她向我们挥手：“你们路上小心啊。”我不敢再回头看她，匆匆地离开。
大学毕业我去在外地工作，一次跟爸爸说了几分钟的话，正准备挂掉，爸爸说：“你姑姑去世了。”我没反应过来，再次问爸爸。爸爸说：“前天去世的，在床上躺了半年，最后吃不下去任何东西，饿死了。”挂了电话，我没有任何感觉。我拎着从菜市场买来的大白菜、豆腐、鸡蛋、五花肉，去我的租房做晚饭吃。锅烧干放油，刺啦啦地响，米饭的香气从电饭煲潽出来。我忽然想起姑姑那次做的饭真香，她给我烧了红烧肉，还炖了莲藕汤，她把米饭给我端到桌子上来，她说我：“你莫急，慢些吃，莫噎住了。”我记得当时她做的每一个菜，说的每一句话。我把做好的菜放在桌子上，洋溢出来的饭菜香气扑鼻，忽然心口一阵生疼。
爸爸说她最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大小便失禁，我不敢多听下去。姑姑死后半年，大表哥为瘫痪在床的姑父去池塘洗东西时淹死，再过三个月姑父去世，再过两个月大表嫂自杀身亡。这些姑姑都不会知道了。那次从长江大堤上骑自行车送姑姑回家，她细瘦的手紧紧搂着我的腰。江风吹落防护林的枯叶，哗哗如落雨，沿路的村庄都沉在暮色中。姑姑说：“你要多吃饭啊。”我在前面答应着。到了她的村庄，我停好车，扶她下来，看着她沿着泥路走下大堤，融到村庄的黑暗中去，狗吠声此起彼伏。而我再也看不见她了。
姐姐们
绣 红
高考结束后，我决定去上海找我哥。在此之前，我感觉自己一直被困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里。我哥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温州人开的机械厂做技术主管，我去的话，自然希望他能好好带我在上海玩一玩。然而，并没有。他每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双休日都在厂房里处理各种技术故障，我只能在他的住所里看看电视。说是住所，其实只是机械厂行政人员办公室用塑料板截出来的一个小间，只能放一张床，一个电视柜。白天哥哥去厂里上班，我躺在床上，透过薄薄的墙壁，能听到办公室里人们的说话声和走动声，还有远远的机器轰鸣声。我不敢乱动，电视也不敢看，生怕影响了他们，只好躺在床上看书。窗外炽热的阳光照进来，看门人的媳妇在水龙头下面不紧不慢地搓洗着衣服，时间极为缓慢地流逝。早饭、午饭都是哥哥从食堂里带回来的，我坐在床上吃，哥哥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靠在门口抽烟。他问我：“是不是待烦咯？”我没吭声，默默地吃饭，停顿了半晌，他又把我吃完的饭盒接过去：“晚上带你去找大姐。”
出了哥哥上班的厂区，还是厂区：塑料厂，玩具厂，食品厂，木材厂。一条巷子走下来，耳朵边是各种机械运转的声音，到晚上每个厂里都是不歇工的。出了巷子，迎面是一条发黑发臭的沟渠，两侧都是一人高的红砖墙壁，路旁的行道树叶片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穿过铁道口时，我在一片破烂的临时建筑间隙，看到宽阔的马路和亮着灯的居民小区。那边才是上海。我心里忽然冒出这个念头。我要去的那边，有高耸亮丽的楼群，宽敞繁华的街道，还有穿着整洁的人群。但哥哥继续骑着车，带着我往这边的厂区迷阵里穿梭。在路上，哥哥告诉我，大姐一家原来在无锡开店，没有赚到钱，听说他在这里便找了过来。哥哥帮她一家在这附近找到住处，大姐夫天天去上海市郊运菜，大姐在菜市场租赁了一个菜铺卖菜。“才来的时候，穷得要死，租房都租不起，还是我借了钱给他们。”哥哥一边骑车一边说，“鬼晓得他们为么子混成这个样子。”
那是一栋两层高的U 字型楼，水泥墙面，没有刷灰，住了大概三十多家，花花绿绿的衣服挂满了走廊。天井只有一口水井，早围满了人，洗衣、洗头、洗澡，带着泡沫的脏水在水泥地面上四处流淌。光着身子的小男孩，一路呼啸地从二楼冲下，后头有他的家长拎着扫把追打过来，嘴里骂的话是方言，我也听不大懂。但我一下子听到了大姐响亮的声音，“娘个× 的，我说给他一块九一斤，他非要给我磨一块七。算完账，我一看，好咯，他偷了我一颗大白菜，我都冇看到！”她正提着一桶脏衣服从底层的一个门口往水龙头走去。很多年不见她了，她本来矮壮的身体现在变得肥胖起来，穿着短袖的手臂肉都在下垂，也有了肚子，但走起路却是一如既往地虎虎有生气。哥哥推了我一下，我喊了一声：“大姐！”她扭头看过来，连呀呀了几声，把洗衣桶搁下，速速跑过来，“你么来了嘞？长这么高咯。还冇吃饭吧？”一连问了好多问题，哥哥说：“冇吃，等你做饭咯。”大姐胖胖的脸笑得漾起来，“没得问题，想吃么子？”
说实话，刚进大姐的租房时，我想立马把腿缩回来转身逃开。先是一股刺鼻的恶臭扑杀过来，害得我差点儿窒息。哥哥像是知道我的感受似的，便说：“这栋楼后面是化工厂，味道有点儿大。待长就习惯咯。”大姐笑着说：“是咯，我都没得感觉了。起初来时，闻得要作呕。”我这才进去。房间十分逼仄，十平米的样子，一盏灯泡悬在没有刷灰的水泥天花板上，释放出昏黄的灯光。一张大床，大姐的女儿婷婷和儿子欢欢正在打闹，被子都落到地上了。大这里不是我想看的城市，对面才是。姐过来，“两个孽畜嗳，你们要折磨死我，是啵？才洗的！你庆儿舅来，还不快叫！”婷婷和欢欢怯怯地叫了一声，就缩在被窝里悄悄玩。一张饭桌，堆满了没有洗的碗筷，靠走廊的窗边灶台锅也没洗，盐袋、陈醋、料酒、筷子篓都混乱地放在一起。几个人站在房间里，显得分外挤，我又走了出去，才大口大口呼吸。大姐打电话给大姐夫，让他买肉买鱼，菜是不用买了，反正今天没卖完的菜还有的是。
大姐做饭是把好手，这点我从小就知道。她是我二父（即二伯）家的大女儿，在她之下还有一个小她四岁的二姐，小她七岁的三姐，小她十岁的大弟，小她十二岁的细弟。二婶经常在地里和家里忙得昏天黑地，大姐就成了她的得力助手，煮饭这样的事情就归她操办。租房一开火，油烟立马弥漫了整个小小的空间，我们站在天井都呛得不行。大姐隔着窗子一边做饭一边跟我们说话。大姐夫回来就脱了上衣，打着赤膊，从租房外面的小卖铺买来几瓶冰镇啤酒，大姐见到说：“我两个弟儿不喝酒的！”大姐夫笑笑，“大热天，喝点儿酒解解凉嘛。”哥哥也忙说：“没得事没得事。”天井陆陆续续有人搬出来座子和折叠椅准备吃晚饭，有人用浓重的河南腔普通话问：“绣红，你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大姐也用蹩脚的普通话回：“煎了个鱼，炖了排骨汤。”还有人把电视机搬出来搁在水龙头边上的石台上，看连续剧，一帮小孩都挤了过来，婷婷和欢欢也跑了过去。我说：“大姐，这儿真像是俺乡下。”大姐一头的汗，“是的咯，每天跟过年似的。”
我们也在天井吃，椅子不够，姐夫搬来了几个纸箱子摞在一起，翻过来坐上去，大姐蹲坐在小板凳上，仅存的两个塑料椅子让给了哥哥和我，婷婷和欢欢直接站着吃。大姐不断地给我夹菜，“瘦得跟猴儿似的！”又问报了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我说读文学专业，大姐点头笑说：“几（几，湖北方言中用作程度副词，意为“很”、“非常”）好的，你跟三多一样，从小到大都喜欢写东儿。”（三多是我三姐）大姐夫跟哥哥喝得满脸通红，此时他也笑着说：“我其实小时候也会写作文的，老师还夸我嘞！”大姐拿筷子敲他手，“不要脸的，莫在我弟儿面前逞能。”大姐夫又继续说：“要不是后面屋里困难，我把书读下去，现在也是个大学生。”大姐啧啧嘴，拿眼瞟他，“你就晓得说个没用的。今天你去拿菜，钱么少了十块嘞？”大姐夫结巴了一下说：“我么晓得，兴许是你数错咯。”大姐又拿筷子敲他手一下：“你肯定又去买烟咯，我还不晓得你。”大姐夫硬撑着说：“冇买！肯定是你搞错咯。”大姐不理他，又给我夹菜。隐隐约约有风来，沉闷湿热的空气略微动弹了，化工厂的气味也随之压过来，我又一次感到恶心。
回去的路上，月光清朗。有流水的声音，虽然那只是一条臭水沟，也让人感觉回到了乡间。一片片黑灰色厂房的上空，纤薄的云丝托着半圆的月亮。路过的一个个小厂子，厂房门口漏出一片片白光或黄光。没有虫鸣声。我跟哥哥说：“我想起了你跟大姐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哥哥让我说，我便说了一些。哥哥大我七岁，大姐大哥哥两岁，他们是从小玩到大的。从我有记忆时起，他们成天都是在一起玩的。她那时候与其说是个十几岁的少女，不如说是个假小子，头发理得短短的，矮矮壮壮的身子骨，比之于我瘦长的哥哥，更像是个小男孩。一旦打起架来，哥哥看起来高大，其实性格太面，不敢耍狠，人家控住他的肩头，他只能呀呀呀埋头哼着。大姐冲出来，对着那人屁股就是一下，那人摔倒在地，她就补上几脚，口吐唾沫，拉上我哥哥就跑。哥哥日后说起这些事，笑说：“打架么能这样打，打架也要有打架的规矩。她不管，只要能打赢就乱来。”
家里的事情忙完，她就来我家找我哥，然后伙同其他几位跟他们一般年纪大小的人玩。他们在我哥哥房间打扑克牌，输了的人脸上贴纸条，钻桌腿，大姐经常是输的那个。她脑子没有我哥哥他们转得快，常常是慢半拍。作为一群人中唯一的女孩，大家也有些故意地捉弄她。哥哥说那时候他们常串通好，让大姐输。大姐很久都没有发觉，输了也从来不耍赖，贴纸条就贴纸条，钻桌腿就钻桌腿。我常常能听到她响亮的笑声。她常常为了一些我们一点儿都不觉得好笑的事情笑起来，比如说我哥哥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跟他们一起玩的毛头打了一个响指，她都会突然地往前一扑，头低下，笑声响了起来，一开始就力道十足地在房间里回荡。其他人开始都有些莫名其妙，渐渐地大家也跟着笑起来。大家一笑，她笑得更凶了，捂着嘴，都出眼泪了，还是笑，笑得拍自己的腿，又去拍别人的腿。大家都笑停了，她也笑停了，隔了不到两分钟，她像是想起来什么，又一次笑得不可抑止。二婶为此特别恼火，每当她笑时，她总会跑过来骂道：“女伢儿要有个女伢儿的样儿了！么人像你这样坐没坐相，笑没笑相！”大姐便绷着脸，极力忍住笑，可是嘴角一直在抖，一等二婶走开，就像放开闸的水一样冲出一波波笑浪。
大姐读完小学，就没有继续读书了。她留在家里，做些家务活，有时候去垸里专门做鞭炮的作坊插炮引，赚些零花钱。这些钱，她常常拿来买零食，等我哥哥他们放学，带给他们吃。晚上有月光时，他们沿着长江大堤走，一路走一路吃我大姐买的瓜子，一路唱歌说话。大堤两侧的防护林，风吹如浪涌，像是走在大海边。无边无际的田野，散落的各个村庄，远处冒烟的小水泥厂，都在月光下裹上一层轻纱。大姐说话最多，她走起路来毫不拖泥带水，一大步一大步往前走，后面的男孩子们跟着。大姐讲起这片防护林，每年长江水涨起来，都有人在那里淹死，现在里面很多鬼。后头有人吓得要回去，大姐大笑不止，她指着那个人说：“你看那个鬼，就在你后头！”那人一哆嗦，大姐又笑起来。
有时候他们躲在隔壁垸张大亮家的鱼塘边上，等他们家人去吃饭，便拿着网兜偷鱼，偷回来后在我家炖着吃。大姐炖的鱼特别好吃，她指挥一个人去拿豆腐，一个人去拿酸菜，一个人去菜园掐点儿葱。这边灶台鱼汤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那边男孩们搓着手围在一边，时不时冒出来问：“好了啵？饿得要造反咯！”大姐锅铲“当”的一声敲了一下锅沿儿：“催鸡屎啊！”等鱼汤渐渐泛白，洒上切碎的葱花，便有人等不及拿起汤勺子尝上一口，也不怕烫。大姐并不跟他们抢，她坐在边上，看他们吃，自己笑意满满地在边上说话，“莫吃到刺咯！”再过一会儿，二姐就被二婶派过来催她回家，她挥挥手说：“晓得晓得。”二姐不走，愣愣地看他们吃鱼，大姐拍她脑袋一下：“看么子看？回去咯。”说着自己也动身回家了。家里还有很多棉花等着她回去剥。
剥棉花是垸里每个小孩都要完成的任务。大人们把成熟的棉桃摘回来，摊在阳台上晒开，晚上每个人都要开始参与到剥棉桃的事情中，大人小孩都不例外。大姐坐不住，时常溜出来。回去后，二婶又是一顿骂，大姐也不太在乎。放假的时候，大人们到地里去了。哥哥他们把家里的棉花剥完，跑来找大姐。大姐正坐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剥，二姐手里拿着棉球，剥着剥着就睡着了，大姐一巴掌拍过去，二姐“呀”的一声叫起来，大姐哈哈哈地笑。二姐瘪着嘴又继续剥，三姐那时候还小，小心翼翼地把一球棉花上的碎叶子给摘掉。哥哥说：“要不要去上沙？那里有龙虾！”大姐说好啊好啊，又委顿下来，“一堆花冇剥完。”哥哥说，“我们帮着剥好咯。”男孩子们也都坐下来，各自拿起棉球，熟练地从坚硬的棉壳里掏出白绒绒的棉花。
很快剥完了一竹匾，哥哥说：“可以走咯啵？”大姐说：“等会儿！”说着又从楼上带了一竹匾棉花下来，大家都叫嚷了起来：“不剥咯不剥咯，累死咯。”大姐笑着说：“吃我瓜子的时候，么不晓得说累！”大家又一次剥开了。大姐说：“我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剥得好，我就讲得好。”大家都说好啊好啊，大姐讲起一个女伢儿，有一次喝水，水里有一条细虫子，她没注意就喝下去了，后来她长大了，惹爸爸生气了，她爸爸打了她一下，“就像这样——”大姐啪地一下打了快睡着的二姐一下，弄得二姐又尖叫起来，“头断咯！为么子，晓得啵？”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等大姐说，大姐偏不说下文，却转移话题说：“等棉花剥完了我再说。”大家抗议也没用，果真还是剥完了，大姐才慢慢说：“头断了，一条大蛇从她脖子里冒出来，因为当初她喝的时候那个细虫子就是一条蛇，它在女伢儿肚子里长大咯。”上次怕鬼的那个男孩又一次摇摇头：“真吓人！”大姐笑得直拍手，“就晓得你怕！”哥哥问：“还去啵？”大姐说：“先帮我把棉花抬上去。”那一大竹篓棉花几个男孩一起吃力地抬到了阳台，大姐把棉花均匀地在竹匾上铺开。一切忙毕，哥哥问：“去啵？”大姐看看天上太阳，摆摆手：“你们先回去，我还要做饭。下回再去咯。”
说着这些事情时，我们已经到了哥哥的厂区。才到门口，就有哥哥的同事急忙跑过来说厂里机械又有新的故障，而我就自己一个人回那个小隔间睡觉。哪怕只来了几天，我也习惯了：经常到了凌晨两三点，哥哥才回来，带着一身油气跟我挤一张床。白天醒过来，办公室又一次人声喧哗。我不能再这样把自己禁闭在此了。打开房门，办公室的人都吓一跳，他们全都盯着我看。我立马低着头，跑了出去。阳光在铁皮屋顶上泛着金光，一只狗横穿整个空旷的厂区。我往厂区外面走，沿着昨天的巷子，到处是堆积的垃圾。出了巷子，那条臭水沟散发出如皮革一般的臭气。我心里特别失落——我想要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上海。一路走到大姐的住处，整个大楼和天井都空荡荡的，昨晚的热闹喧嚣像是一场梦。我又问看门的大爷，在他的指引下，我走到了几百米外的菜市场。那是一个有几百个摊位的大型菜市场，因为是上班期间，来买菜的人并不是很多。想不找到大姐的摊位都很难，她敞亮的嗓门远远地都能听见：“菜很新鲜的！你看看噻，叶子上有虫洞，那是没打农药！”她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直砸向买菜的中年男人。那男人迟疑了一会儿，终于买了一把，讨价还价说：“便宜一点儿咯。”大姐拿塑料袋子给他：“老板，我们挣个钱几不容易的！好好好，这三毛钱就算了，下回还来买哈。”
男人走后，我过去跟大姐打招呼，大姐亲热地说：“庆儿来咯，过来坐。”我便进到摊子里面去，坐在椅子上，大姐拿出西红柿给我：“今天你姐夫哥刚进的，我洗好咯。”我接过来，一口一口地吃，真的很甜。她又对着卖鸡的地方喊：“婷婷！欢欢！你们莫乱摸鸡！有病菌！”婷婷和欢欢说晓得晓得，又跑到卖鱼的地方去看。我笑说：“幸好是两个，可以一块儿玩。”大姐点头：“是咯，有个伴儿。我小时候，跟你哥也是这个样子嘞。那时候还没分家，他刚生出来，是我带。我天天喂粥给他吃。你哥特爱哭，你妈管么样哄他都没得用，我一来他就笑咯。后来要分家咯，你爸妈要把东西搬到新盖的房子里去，我抱着你哥不肯让他们带走。我还记得我对我老娘说让她生一个跟你哥哥一样的伢儿，把他们都笑死咯。”一边说着话，一边又零零星星有买菜的人来。我问她生意怎么样，大姐把账本翻了翻：“凑合咯，婷婷和欢欢一开学就要送回去。手头有点儿紧，都是你哥支援。”
到了傍晚，买菜的人分外多了起来，菜市场的每个入口都一批批涌入人流。大多是在附近打工的，少有上海本地人。南腔北调，听得人脑袋发胀。大姐跟干完活回来的姐夫麻利地应付着。我站在一边有点儿手足无措，大姐便让我学会收钱、找钱。婷婷和欢欢也老实地蹲在那里剥豆子。大姐忽然大起了嗓门，“哎哎哎，你还没给钱！”一个年轻男人拎着一袋子菜，急急地跑开。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姐已经绕过菜铺追过去：“别想跑！”大姐夫对我说：“你看着摊子。”说着也去追。大姐虽然胖墩墩的，跑起来却很快，一边喊一边灵活地躲开迎面的人群。大姐夫笨拙地在后面绕来绕去。跑到菜市场门口，大姐一把揪住那个男人，劈头就是一巴掌，我们的方言都飙了出来：“你妈× 的，跑鸡屎！”年轻男人要还手，大姐又是一脚踢到他的脚踝，男人一下子跌倒在地。围观的人都轰地笑起来，男人倒地了，嘴上也不饶地乱骂。大姐还要打，被赶过来的姐夫拉住。男人给了钱，一瘸一拐骂骂咧咧地溜走了。大姐还要赶去打，姐夫把她拉了回来。其他菜铺的老板说：“红姐，你厉害嚯。”大姐笑咯咯地回应：“老子打得他找不到门！”
回到菜铺后，姐夫小声地埋怨：“莫闯祸咯。你要是打了黑社会的人，么办？这边的情况很复杂的。”大姐“嘁”的一声：“怕个么子？来一个打一个。你一个男人家，还没得我敢打。”大姐夫一时噎住，过了没多久，他又细声细气地说：“我去批菜，晓得点儿情况。上海郊区种地的，你看到了啵？各个地方的都有来租地种菜的，安徽帮的，湖北帮的，经常打架。你记得毛伢儿啵？他就是打架时被打断了腿，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这边也是，各个地方纠成一团，你得罪一个，就得罪一批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大姐不耐烦地挥手：“晓得晓得，啰里吧嗦说这么多。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像你这样怕这个怕那个，还要不要开张做生意咯？”大姐夫低身把菜拿出来整齐地码在铺子上：“和气生财嘛。”大姐哼了一声：“你是和气咯，生财了没得？”大姐夫不吭声了，把西红柿一个个码好。
大姐夫以前是在老家开米厂的。我们那边麦子收割脱粒装好后，就会送到米厂，多少斤麦子换多少斤米，有固定的比例。麦子二父早已经拖了过来，大姐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去米厂拉米回家，来回两个小时就够了，大姐却总是到天断黑才回家。过不了多久，大姐夫这边就来提亲，二父、二婶也很中意他。大姐夫是个勤快人，我那时经常看见他帮着二父堆柴垛、挑粪和拉板车。吃米也不用买了，每个月都送最好的米过来。大姐忽然变得矜持起来，哥哥和其他的男孩们都笑她，她也不管，换上了女孩子带花纹的薄衫，头发也留了起来，说话细声细气的。男孩子们找她玩，她也不玩，躲在房子里对着镜子拔眉毛里的粗毛。以前老跟二婶顶撞，现在也不冲了，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脾气和顺了起来。大姐夫在桌子上跟二父喝酒，她打发二姐去买啤酒，用她自己攒的钱。连二姐她也不打了，买酒剩下的钱都给了二姐。嫁过去后一个月，大姐就又跑了回来。起因是她跟婆婆处不来，婆婆说她不会收拾房间，嫌弃她这里那里脏。她气不过，跟她婆婆大吵了一架。大姐夫赶过来，大姐说跟婆婆一起住就要离婚。没办法，大姐夫把家搬到了米厂，大姐才跟着回去了。
每年过年我跟哥哥都会去米厂的大姐家里拜年。米厂在长江大堤脚下，红砖垒砌，机瓦屋顶，穿过碾米仓库，到了他们的房间。电视机上、桌子上、窗台上，到处是灰尘，桌子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各种杂物。大姐端给我们喝的水杯口上看起来也是脏脏的。大姐抱着刚出生的婷婷，笑眯眯地跟我们说话。她原来紧皱的脸现在胖松起来，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箱子里你姐夫买的红富士苹果，随便拿。”她手挥着说。我们点头，可是不敢坐，椅子上还有脚印。说不上几句话，我就想走。哥哥却不怎么介意，常常跟大姐说很久的话。大姐夫戴着口罩在碾米机那边干活，我走过去叫他，他笑着点头。这是个和气的男人，我们家的米他也是经常免费送的。走的时候，大姐又在我的包里塞上几个大大的苹果，我们转头，她已经靠在门口：“常来玩哈。”我们忙说晓得晓得。后来，米厂破产了。大姐夫带着大姐去无锡的工厂打工，未几又去了义乌倒腾小商品批发，一点儿积蓄都耗光了，又一次回到无锡打工。听说在上海种菜挺赚钱的，大姐他们又去了上海郊区种菜园，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现在，他们靠着哥哥的借款，维持着这个小菜铺。
晚上收摊时，我们坐着姐夫的三轮车准备回去。婷婷和欢欢坐在后车厢，我和大姐在后面慢慢走。风柔柔地吹起来，我们身上的汗也收了，人都处于一种舒适的倦怠之中。大姐问：“想吃么子？”我摇摇头：“随便买点儿吃算咯。”大姐拉我的手：“那么行嘞！要做好吃的给你。吃冰棒啵？”我说好。大姐去路边的小卖铺，给每个人买了支老冰棒。我一边吃一边说：“你记得你以前夏天的时候，提个篮儿，沿着垸子一路走一路卖冰棒的事儿啵？”她点头说记得。那时候天正热，躺在楼上的竹床上睡午觉，知了没完没了地叫。这个时候就能听到大姐响亮的叫声：“冰棒啊！冰棒啊！”哥哥和那些男孩，就会冲出来拦住她，要她请客。她绷着脸，把他们拨开：“走开走开，拿钱买！”很快又能听到大姐喊一声：“冰棒啊！”后头跟着一群男生的喊声：“不要钱咯！免费吃咯！”大姐气恨恨地骂：“个个烂× 嘴的！吃鸡屎啊！”这些事情说起来，大姐又一次大声地笑了。走过铁道路口，我看到远远的居民小区亮着灯，心中忽然起了一阵惆怅。大姐问：“你还冇去市区玩过吧？”我说没有。大姐一下生起气来：“你哥哥也是的，都来这么多天，也不晓得带你去玩一趟。”我忙说：“他太忙咯。”大姐摇摇头：“再忙也要带你玩一下的。不行，我明天带你去。反正我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也冇逛过。”
一大清早我就过来了，走时哥哥给了我五百块钱，并嘱咐我不要花大姐的钱，我说好。大姐夫不去，负责在家卖菜。大姐带着婷婷，我带着欢欢，一起穿过厂区，走到大马路上搭公交车。婷婷和欢欢来了这些天，也没有出来玩过，大姐说他们一晚上兴奋得没睡着觉。车子带着我们进入了宝山城区，沿路上的楼群逐渐变得干净起来，看得我精神也为之一振。下了公交车，该坐地铁了。大姐盯着像蛛网一般的路线图，愣愣地发呆。我虽然也没坐过地铁，看别人怎么操作的我也跟着怎么操作。我买票的时候，大姐紧张地拉着婷婷和欢欢等在后面。大姐喊道：“我这儿有钱！”我说：“不消的，我钱够。”我把买好的卡拿了过来，大姐问：“小孩也要钱啊？”我说是啊，大姐啧啧嘴：“真是抢钱！”过刷卡的闸口时，大姐又一次不知所措，我教她刷，她刷几次都没刷上，便气恼地骂：“搞这么麻烦。上个车这么折腾。”骂完又对婷婷和欢欢说：“你们钻过去。”我忙阻止：“不行的，这边有人检查。”好容易过了闸口上了车，车厢里人极多，大姐抓住车厢中间的杆子，又让婷婷和欢欢也紧紧抓住。我说：“大姐，没得事的，我看着嘞。”大姐咧嘴勉强笑笑，神情很紧张：“晓得晓得。”
一站又一站，大姐的神情始终没有放松。她的眼睛像是老鹰一样，扫视着整个车厢，看有没有人下车，好去占座位。可惜没有。婷婷和欢欢也被她牢牢护在自己身边。到了中山公园站，有人下车时背包蹭了欢欢额头一下，欢欢疼得叫起来。大姐立马揪住那个要下车的人，锐声吼道：“你还想跑？！”那人回头去看，大姐兜头给了他一耳光：“看你晓得疼啵？”那人被打蒙了，反应过来后，转身过来要还手：“你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地打人！”大姐头冲过去：“打的就是你。没看到我家小孩子啊？”我忙去拉大姐，大姐的身子气得发抖。那人瞅了一眼欢欢，又说：“我又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啊？。”大姐伸手又要去打，被我拉住。我忙跟那人说：“你快下车吧。”那人看大姐的气势，也有些害怕，嘟嘟囔囔几句下去了。大姐细细看欢欢的额头，并没有什么擦伤，还是隔着玻璃窗骂那个人。地铁又一次开动了，周遭的人都沉默不语，既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又像是在我们之外竖起了一堵厚厚的壁垒。
我们在人民广场站下车，一出站大姐就“嚯”的一声：“真是有钱得很，盖得几好看。”一路走到了南京东路步行街，大姐直啧嘴：“来上海一两年，都从来冇逛过，感觉跟这些人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婷婷和欢欢要吃雪糕，我买给了他们吃，大姐要出钱，我不让她出，大姐笑道：“等你以后读完大学，找到好工作。带我们去纽约玩。”我说：“要得要得，带你们去火星上玩都行！”大姐笑得特别大声，周遭的行人都吓了一跳，绕开我们走。大姐也觉得自己这样笑很奇怪，又收敛住了。走到外滩，东方明珠屹立在江对岸。黄浦江浑浊的江水流淌，轮船慢慢地前行，江风中带着水的腥气。我们趴在栏杆上，大姐说：“这江还没得俺屋那边的长江宽！水也很脏嘛。”我告诉她黄浦江是长江的支流，她点点头：“这么说，沿着这条江走，我们都能回家咯。”我点头说是，大姐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时候，我跟你哥沿着江边走，我就问他这条江走到头是哪里，你哥说上海。现在真是走到长江头咯。”
我拿着哥哥的相机，提议在这里拍照。大姐看看自己，胸口拍拍，裤脚拍拍，又拢了拢头发，弄好后把婷婷和欢欢拉到自己两侧。拍完一张后，大姐问：“庆儿，我看起来显老啵？”我回道：“哪里老咯，年轻得很！”大姐微微笑了笑：“帮我拍好看点儿，你带回家给你二父、二婶看。”我说好。拍好后，大姐又让我给婷婷和欢欢单独拍。两个小家伙还没有栏杆高，我把他们抱起来放在栏杆上坐着，两个人手拉着手，对着镜头笑。大姐站在我身边看着我拍：“这两个细鬼，以后长大像你哥和你就好咯，好好读书读出头。我跟你姐夫哥，一辈子就这个样子咯。”我说：“么能这么说。你和我大哥年轻得很，未来么人说得准。”大姐笑笑，不说话。江中的轮船发出了浑厚悠长的汽笛声，我们坐下来听了一会儿。大姐这时候看起来比在地铁上放松多了，风撩起她鬓角的几缕头发，她抬手抹了抹，眼角鱼尾纹的确是很明显了。在她身后是外滩举世闻名的万国建筑群，她扭头兴趣缺缺地扫了一眼，打了个哈欠：“两个细鬼的，昨晚闹了一夜。”我让她靠着我睡一会儿，孩子们我看着，她说好，头放在我的肩头上，过不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山中的糖果
我们的确幸运多了，其他跟我父母一起来山中种地的人，都只能在田埂边上搭草棚子，而我们却有一处在山腰的屋子可以住。那屋子气派，青砖垒砌，木门厚实，屋顶天花板衬以黄杨木板，外盖黑瓦，原来是作为山下村落的幼儿园，现在孩子都去城里读书，这里就被我家租了下来。一到暑假，父亲就会离开山中，骑自行车带母亲走十几里的山路到长江边的码头镇，然后坐轮渡到长江对面的武穴老家来接我过去。家里五亩地，山中十五亩地，父亲跟母亲总是这样来来回回地跑。我很喜欢跟着他们过去的，轮船像牛一样嗡地一声长鸣，一点点离开码头，船尾浑浊的江水翻涌，江鸥在船舱上空追逐，风把母亲头上缠的头巾都给吹飞了。我坐在船头的轮胎上贪看，对岸的江南丘陵从薄薄的雾气中逐渐清晰起来，远远地连采砂船、砖窑烟囱都看得真切。船一到码头镇，我总有些怅然。半个小时的横渡时间，我总嫌太短。
一去山中便是半个月，简直不知道怎么打发。清早醒来，父母亲都不在屋里。趁着天凉，他们扛着锄头去山上的梯田干活，而我负责做早饭。灶台安放在屋子边上灌溉用的水房里。父亲每次买的都是最糟的黄米，吃起来木渣渣的，有时候还生了虫子。我抗议了几回，母亲又拿麦子去山下的粮食站换了好米来。米被母亲倒在缸里时，父亲摇头说：“你太宠着他了。”他说的不单指这一件事情。怕我在屋子里待着无聊，母亲带我去地里，又怕我晒着，袖筒、草帽都给了我，自己在夏日毒辣的阳光下锄草。而我尽管躲在沙树树荫下，脸和手也还是晒得疼。母亲又放下锄头，去山下的泉眼处给我灌满一瓶水，让我拿在手中。从地里回来，我就中暑了，头晕呕吐，脸色发白。父亲说了母亲一顿，背着我去山下的诊所打针。从此以后，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看《三国演义》《楚留香传奇》和《平山冷燕》，到了饭点，就去屋子边上的菜园看有什么菜可以摘的，敦实的南瓜左一处右一处，可以熬南瓜粥；南瓜秧上的那一点嫩，合着朝天椒，可以炒上一盘菜。
饭做完了，父母亲吃完又去了地里。坐在屋里，我的面前是一整块干干净净、纯纯粹粹的时间，它庞大得像一只大狗熊，一屁股坐在我身上不挪窝，直到父母亲再一次回来。带来的书我都看完了，看完了一遍后又看了一遍，我没有其他的书可以看了。屋子下面是一所小学，到了暑假时那里也是空荡荡的，光溜溜的旗杆上只有升降旗子用的绳子徒劳地一次又一次地飞起来。那些草蚊子从外面的草丛中乌泱泱压进来，非得在你身上碾一遍才罢休，我只得啪啪啪一个个打过去。天一点点黑下来，屋子前面的群山只剩下柔和的轮廓，而父母还不回来。明月升起，月光在屋前的水泥地上倾洒。山风呼呼，茅草沙沙，山间的野鸟扑棱棱地，忽然嘎地一声叫，我赶紧捂起耳朵。屋子里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咚——咚——咚——咚——咚，你能感受到心跳的节奏，甚至血液流动的声音。
又是一年暑假，我跟父母亲再次来时，准备了纸和笔，想着如果实在无聊了，我可以画幻想中的地图来打发时间。一到屋子门口，一个四五岁的女孩手中拿着狗尾巴草，呆呆地看着我们。她的脸圆润如月，眼睛乌亮，剪着齐刘海，眉头尖点了一粒红，粉红碎花泡泡袖，玫红色小裙子上印着一枚枚草莓的图案。父亲低头捏捏她的脸：“金兰，有人来跟你玩了。”说着指指我，“庆哥带你。”她抬眼看我，撒腿往屋里跑，片刻后又躲在一个丰润的女人身后跟出来。父亲让我叫那个女人表婶，她是我表叔的媳妇儿，而金兰是我表叔的女儿。这位表叔是我爷爷妹妹的儿子，大我十八岁。家里种地是养不活一家子的，他也跟着我父亲渡江过来种地了。
父亲把房子分为两半，我们一家住在屋子靠里的一侧，表叔带着表婶在靠门的一侧。表叔一家的灶台用红砖砌起，就在大门口进去一脚远的地方。吃饭我们也是分开吃，两张桌子分别放在屋前的水泥地上，表婶常端菜过来让我吃，而母亲也常招呼着金兰过来吃我做的饭。金兰开始不肯，她咕咕唧唧地赖在小板凳上，表婶碰碰她的胳膊：“去尝尝噻。你庆哥做得蛮好吃的嘞。”她不得已起身，端着碗往我们家这桌走，走走又回头看，表婶挥手：“去嘛去嘛。”走到离我们桌子两步远的地方，她停下来不走了。母亲忍着笑，把煎好的鸡蛋夹到她碗里。她飞也似地奔回去。我们都笑了起来。表叔拿筷子敲了一下金兰的头：“你庆哥又不是鬼，你怕个么子哟！”我放下碗，冲着金兰那边做了个鬼脸，嗷的一声，大家又是一阵笑，金兰也跟着咧嘴笑。
父母亲、表叔、表婶都去地里后，屋子里只剩下我和金兰两个人。我趴在竹床上摊开白纸，准备好铅笔、圆珠笔，开始画我幻想中的地图。海岛。山脉。河流。矿产。城市。铁路。公路。金兰开始蹲在门口看蚂蚁搬米粒，静静地不说话。我画一画，转头看她，像是心有灵犀似的，她也转头看我。我又低头画起来，而她继续看她的蚂蚁。有时候屋前的水泥地上响起跺脚的声音，探头看去，她正在驱赶前来偷食麦子的麻雀。嚯嚯嚯。她的小手扬起又落下。麻雀跳到一株毛白杨上，她仰头做着追打的姿势。不知道从哪里她找了一截粉笔，可能是以前幼儿园老师留下来的吧，她在水泥地面上画好了跳房子的方格，找来一片碎瓦，自己扔到格子里，自己跳，跳了几下蹲下捡起瓦片又继续跳下去。有一次她主动过来叫我，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两只肉肉的小手绞着：“庆……哥……”我扭头看她，她看起来快要哭了。我问她怎么了，她低头看自己的裤子：“我想尿……”我哦一声，说：“那你去外面尿啊。”她不言语了。我以为她已经出去尿了，又低头画我的地图，感觉身后怪怪的，转身看，她的裤子已经尿湿了。我跳了起来，问她：“你为么子不去尿啊？”她两珠饱满的眼泪从眼眶蹦出：“我解不开裤子。”说着嘴瘪下去，哭声响亮。
她的哭简直是个法宝，我真是奈何不了她。我们的厕所十分简易，就在屋子后面蓄水池边上挖了个洞，洞口搁上两块杉木板，为防止走光，在洞口的四周围上了草棚。我去哪儿，金兰就跟到哪儿。我上厕所，让她别跟着，她瘪嘴要哭，我说：“好好好，你不嫌臭就在外面等着。”我在里面蹲着，她在外面蹲着。过一会儿，她细声细气地问：“庆哥，你好了没？”我说：“没。”又过一会儿，她说：“你放屁了，好臭。”我没好气地说：“嫌臭你回去！”她不言语了。再过一会儿，她又问：“庆哥，好了没？”我不理她。她连叫了几声，我都不理会。我耳边响起她响亮到刺耳的哭叫：“庆哥你掉粪缸里了！”我气恨地提起裤子，打开草棚的门：“你才掉进去了呢！”她眼泪淌了一脸，看见我噎了一下，随即又欢快地笑出声来。
我的地图大业也被她打乱了。我伸出去拿铅笔，准备把铁路线给画出来，还有几处需要添加山脉的标志，谁知找不着。起身左看看右瞅瞅，转到门口，她正抱着我的《三国演义》用铅笔在乱画。我一把把笔夺过来：“你干么事啊！我说找不到嘞。”她仰头瞪着眼睛看我，嘴开始又瘪起来。我扭头故意不去理会。为了怕她再捣乱，我把小桌子连带纸笔都搬到了水房的水泥平顶上。为了抗旱，水泥管道从山顶通往山谷，水房就建在管道上面，要上到那水房顶上，需要足够高的个子。她在水房下面哭，我在水房顶上画地图。山风清冽，梯田上有零零星星的人在活动，山下的湖泊闪着金光，湖边马路上的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芒草在脚底下浩浩荡荡，天空飘浮着大朵大朵白云，我觉得自己轻盈地快要飞起来。哭声却不再听见了，往下看金兰也不见了。喊她的名字，也没有人回应。我心想糟了，赶紧从水房顶上下来，一边叫她一边搜看。进门看，我松了一口气，她躺在我的竹床上睡觉了，眼泪在脸上都被吹干了，小肉手里还捏着我的圆珠笔。
她也会帮忙的。我做饭，灶台里烧着火。油刺啦啦的在锅里热着，我让她躲开，免得被溅到。她退后了一点儿，眼睛紧瞅着灶腔，火一有减弱的势头，她就立马往里塞柴火。菜炒好了，她又赶紧去拿盘子递给我。我拿着母亲攒下来的破布条，红红绿绿的，扎起了布人，她在边上给我递布条。缠上了白布条，用铅笔勾勒出眉眼鼻子嘴巴，一个布人就完成了。我连扎了两个，想象他们是我想象中国度里的人物。在屋前水泥地上，我拿一个布人，金兰拿另一个。我给她讲这个布人是个大人物，干了很多很多大事情。她认真地点头，把布人护在自己的心口。我带她去山下的小学里玩，她把布人放在花坛上，自己爬了上去，去摘了一朵野蔷薇，戴在布人的头上。她拿着布人，吃饭时拿着，睡觉时也拿着。表婶给她洗澡，让她把布人放一边，她就是不肯，光着身子跑开。表婶来追，她便躲。见我在水房那边洗碗，她搂着布人躲在我的身后。表婶倒不追了，站在水房门口笑。我也笑得不行。她却瞪着眼睛，脸绷得紧紧的。
有时候我也带着她去山下转。她一手抱着布人，一手牵着我的手。我沿着马路走，村庄里的狗见到我们此起彼伏地吠叫，我都能感觉她的小手在冒汗。我问她：“怕不怕狗？”她仰头看我，摇摇头。一只好客的小狗奔过来，尾巴摇摆。我说：“你去摸摸它，它不咬人的。”她往后躲。我喔喔两声，小狗靠过来，我弯身去抚摸狗身。小狗舌头舔我的手。“你摸摸看，不咬人的。”她看看我，又看看小狗，牵我的那只手伸了过去，碰了狗头一下立马又缩了回来。我们又继续往前走。粮食站。理发店。包子铺。修车铺。一路走我一路说：“这是裁缝铺哦，做衣服的地方。那是油坊，卖棉油的地方。”我说一个，她跟着重复：“这是裁——缝——铺哦。这是油——坊——哦。”重复完，她就笑。那只小狗跟着我们。她也不怕了，小狗要是落后了，她会转头看：“来呀！来呀！”小狗欢腾地跟上来。我们又继续向前走。
促使我们经常下山的原因是《新白娘子传奇》的热播。每天到了下午四点，我就急急牵着金兰的手，沿着山路下去，再沿着马路走十分钟，到了一家的窗口。那家是沿着山坡建的，我跟金兰坐在斜起的山路上就能看到那家房间里的电视。每每看完一集，一想到只有明天才能看接下来的一集，我们又沮丧又充满期待。西湖美景三月天嘞。春雨如酒柳如烟嘞。走在路上我总这么哼着。她也跟着哼着。她会问我：“法海是坏人吗？”我说是啊。她又问我：“白娘子是蛇变的吗？”我说是啊。她低头想了想，又说：“我不喜欢蛇，可是我喜欢白娘子。”等到法海把白娘子关到雷峰塔时，金兰放声大哭。她坐在山路上，眼泪一捧一捧冒个不停，我怎么哄也不行。那家的小孩终于发现我们的存在，砰的一下把窗户关上，拉上窗帘。我把金兰抱起，沿着山路走，“那是假的啊。白娘子没死呢。”她抽抽噎噎地问：“真没死吗？”“真的！”我说。过了半晌，她说：“哥，星星。”我抬头看，果然有几粒星星闪在微暗的天穹上。再要告诉哪颗是北极星时，她已经在我怀里睡着了。
电视剧是看不成了，那家我们再去时窗帘就不曾拉开过。我们去裁缝铺的后头捡他们丢弃不用的布料，好扎新的布人。黑白格子，红绿条纹，白底黑点，都是我们喜欢的。有一次吃晚饭，父亲冲着表叔说：“山下村里人说俺两个伢儿看起来蛮周正的，为么跟个乞丐似的天天在垃圾堆里翻东西？”当即我耳红面赤，一个人跑过水房，沿着水泥管道来到山顶。山下的村庄淹没在浓浓的夜色中，几粒灯光浮动。向北的远方天气好时能看到长江，此刻只有几颗星星闪烁。我感觉自己快要被这无边无际的黑夜给吞没了。在这个陌生的山中，带着一个小不点儿，在陌生的村庄里走动。我连一个可以说话的同龄朋友都没有，厌倦感袭上心头。下面屋子那里传来金兰的声音：“哥——哥——”一声又一声，我不理会。过一会儿，是她的哭声。我嘟囔着：“真烦！”沿着水泥管走到屋子那里去。
我驱赶她，她也不哭，就停在原地不动，手里拿着布人。我一走动，她又紧紧跟着我走。“不要跟着我！”我警告她。真是个跟屁虫。我拿棍子沿着山路一路走一路敲打路边的芒草，突然奔跑起来。我的身后也响起来她的脚步声。她嘴巴那个“哥”还没有发完，我就跑到一个岔路那边，躲在沟里。这下子她肯定找不到我了。狗牙草的叶片上爬着一只瓢虫，山下另外一个村子飘起了炊烟，我该回家做饭了。我慢慢沿着原路返回，远远地见到金兰还站在路边，没有抱小人的手在她的嘴里嘬着。站在她对面的是一个跟她差不多大小的小男孩，他正在吃棒棒糖。两人对望，又像是在对峙。小男孩像是被施了魔法一般，移不开步，糖块在他的嘴巴里转动。金兰定定看着吃糖的小男孩，专心地吃着自己的手指，连我走过来都不知道。小男孩见到我来，立马像恢复了元气似的，噙着糖一路飞奔下山。我摸摸金兰的头，她的头发上满是碎叶子。
表婶渐渐不能下地干活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走起路来也很吃力。母亲碰到金兰就说：“以后可不能再淘气啦，妈妈要生小弟弟，你就是个老米壳，没得人爱咯。”金兰低头靠在屋子的墙壁上，嘬着自己的手指不说话。表婶不下地，躺在床上，管金兰也管得多了。不准乱跑！又野到哪里去了，裤子搞这么脏！鼻涕不晓得擤擤啊！而我也不能出门了，大人都嘱咐我要是有情况就火速叫他们。我坐在屋前水泥地上剥花生，金兰在菜园里捉虫子。几只鸡咯咯咯地窜到我们这边来，金兰嚯嚯嚯地撵。表婶在屋里又让她别这么吵啦。过了几天到了深夜，表婶哼哼地叫起来。表叔叫醒我父母亲，说看样子是要生了。我和金兰坐在竹床上看着大人们忙成一团。表叔抱着表婶，父母亲一个拿衣服，一个拿手电筒，都往山下奔去。母亲走之前跟我说：“你把妹妹看好啊。”我点头，把金兰的手捏住。
有山虫振翅的声音，一阵阵清脆入耳。山下车子的鸣笛声传
来，微茫得像是一声叹息。我们静静地坐在竹床上。“哥。”她小小地叫了我一声。我摸了摸她头：“你妈生小弟弟去了。”“哥。”她又叫了一声，“我好饿。”我问她：“你想吃么子？”她手又一次放在嘴里：“糖。”山下小卖铺倒是有卖糖的，玻璃橱窗里那些方块糖要一毛钱一个，棒棒糖要五毛钱才能买到。每回路过时，她总忍不住隔着玻璃窗看，里面还有辣条、方便面和大大口香糖。我没有钱，拉着她走。她走走，又回头看看，手指又一次塞到嘴里，为此表婶骂了她几次，总也改不掉。“那我给你炒糖米粒吃。要得啵？”她说：“要得。”那些剩下来馊掉的米饭，平时我都会倒在屋前的水泥地上，米粒一粒粒干爽硬实了，就可以拿来炒米粒了。找来一小袋晒好的米粒，点上煤油灯，我就着表叔的灶台用。锅烧热，放油，米粒入锅，放上两勺白糖翻炒。金兰帮我烧火。“等你妈妈生了弟弟，你就有糖吃咯。”金兰埋头往灶腔里塞茅草，“我要吃大白兔。”我说：“有红糖吃，比大白兔好吃。”她突然抬头笑起来：“我喜欢有弟弟！小弟弟！”米粒她一吃总是没个够的，嘴巴上吃得全是油，牙齿嚼得特带劲。我问：“甜不？”她说：“甜的啊。”我说：“这也是糖嘞。”她点头又吃：“甜 嘞。”马上要开学了，两家大人都收拾好行李回老家，好给我和金兰报名。轮船又一次开动，从码头镇驶离，往武穴那边去。表婶抱着刚出生的小男孩，跟父母亲、表叔坐在船舱里。我沿着走廊四处乱逛。江风比我来的时候凉了很多，阴云低垂，跟在我身后的金兰连打了几个喷嚏。我忽然有个新的发现，金兰的身高原来只到我的腰间，现在却到我的手肘处了，原来圆圆的脸现在下巴尖了些，头发也长长了好多，母亲给她编了两根小辫子。我们两家在老家隔得比较远，一旦上学，我跟金兰恐怕也很难见面了。船靠岸时，母亲牵着我，我牵着金兰。上了码头，一路并行走在河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让我好半天都适应不了。路过一家店铺，我向母亲要一块钱，父亲问我要钱干什么，我不理他，拿着钱冲到店子里去。出来时，我拿着买好的糖果塞到金兰的手中。表叔忙说：“金兰，快把糖还给哥哥。太多了。”金兰一只手还是抱着布人，拿糖的那只手也不肯放。母亲笑了起来：“拿着吧！小孩子家家的。”走到河街的尽头，是一个岔路，我们要往左边走，表叔一家要往右边走。我蹲下身子从金兰手中拿出一块方糖剥开：“啊，张嘴。”金兰乌亮的眼睛愣愣地看我，表叔弯下腰拍拍她肩头：“甜得很，吃啊。”她才嘴巴张开，一边吃着一边还在看我。我坐在父亲自行车的后座上，再次回头看，金兰在表叔自行车的前梁上坐着，我看不到她。叮铃铃车铃响，父亲要带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