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论欧洲
作者：[美] 托尼·朱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内容简介：
当托尼·朱特谈论欧洲的时候，欧美各国政要、学者、社会精英都会认真聆听！什么是欧洲？欧洲将何去何从？欧洲统一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翻开托尼·朱特《论欧洲》，更新我们对欧洲的认识、对世界的理解。
欧洲，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进程，正以毫不声张的方式重塑着现代世界。目前，具备成为全球大国的实力或潜力的政治实体只有三个：美国、中国和欧盟。有乐观者声称，21世纪将是欧洲的世纪。
但对于欧洲的未来，托尼·朱特持审慎的态度，甚至自称为“欧洲悲观论者”。通过明晰、理智和优雅的文字，他将这块曾经分裂的大陆视为一个变化中的整体，梳理了“二战”后欧洲的发展脉络。他认为，西欧战后复兴和重新崛起的有利形势将永远不会重现；而接纳梦想“回归欧洲”的东欧诸国，给不再繁荣的欧洲带来沉重的负担；失业、老龄化、移民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问题正在加剧，并到处掀起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浪潮；作为欧洲政治安全阀的社会福利体系压力倍增，面临崩溃的危险……
以其敏锐的观察和深邃的洞见，他指出，“欧洲”理念越来越浮夸和违背历史事实，欧洲已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境地；欧盟只有对欧洲的前景做出恰当的评估，正视未来危机的征兆，停下扩张的脚步，完善“现实存在之欧洲”的制度，才可能走出困局。
清醒、坦率且极具说服力，托尼·朱特对欧洲历史图景的还原和未来前景的分析发人深省，因而深受欧洲领导人重视。对希望洞悉未来世界格局的读者而言，《论欧洲》不可忽略；而对急于应对社会变革挑战的读者来说，《论欧洲》不可不读。
作者简介：
托尼·朱特（Tony Judt）
◎全球百大思想家
◎奥威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21世纪初最顶尖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
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
1995年，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专事欧洲问题研究；
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2007年，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8年，入选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
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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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欧美主流媒体撰。
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稿，并以尖锐的自由主义批评文风成为备受尊重的知识分子，拥有“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思虑二十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关于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试读连载】
第二章 东方之请（节选）
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著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见N.J.G. Pounds的《欧洲的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Cambridge, 1990），第215页对策尔蒂斯的引述。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后记
今天关于欧洲前景的讨论一般会在潘格罗斯（Pangloss）和卡桑德拉（Cassandra）之间摇摆，也就是苍白的保证和可怕的预言。我在前文已经指出，欧盟几乎不可能一边实现让联盟日益紧密的承诺，一边按照相同的条件接纳新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取得的一切将因此崩溃，或者毫无意义。欧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并不像其支持者所暗示的那么了不起。毕竟，这正是几乎所有人都想加入它的原因。
不过，无论在原则上多么诱人，让欧洲国家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样的承诺也许是不明智的。为了对欧洲的前景做出更恰当的评估，并对传统国家的合适地位保持延续性的认识，我不想暗示国家制度在某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们应该认清民族和国家的现实，而且一旦被忽视，它们就将成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来源。
此外，旧式的民族国家也许的确更能赢得集体性效忠，更好地保护弱势者，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并弥补跨国经济形式的不确定性。在这点上，中型的地理和人口实体拥有某种长足的优势。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重组已经成为现实——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当然还有南斯拉夫）必然不再会回到过去的宪法和行政形式。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鼓励对现有国家的进一步分割，无论是以自我表决还是欧洲的行政联邦主义为名。由此引起的倒退可能远远超过了带来的好处。
欧盟是否应该接纳东欧国家呢？关于“欧洲”应该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在地图上标出一个统一大洲的边界，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另一方面，出于我曾经暗示的理由，前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无法按照相同的标准加入欧盟。相反，从经济上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让欧盟以这样的标准吸收东欧国家只能是慈善之举（听上去可能有些刺耳）。那么，西欧做出这样的牺牲（假设它有能力做到）是否符合自身利益呢？
让我们把文化的亲缘性问题放到一边——也就是说，如果西欧被以任何方式同中欧和东欧分离，是否意味着它失去了自身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但对于布鲁塞尔的规划者而言并非如此，他们的“欧洲”正在日益变成世俗和物质的联盟——单一货币就是其最新的目标。今天的西欧人认为，保护自己免受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口与经济威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对于更为传统的威胁，欧洲所有的防务规划者都心照不宣地认为，俄罗斯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唯一的重大军事威胁。这也许是对的，也许不是。更加难以判断的是，如果一个不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盟把势力范围日益向前者当下的边界推进，俄罗斯的威胁是否会变得更大。显然，西欧和中欧的大国一直以来都认同要在俄国和本国之间保留缓冲国家。但让许多西方外交官不置可否的是，将这些缓冲国正式纳入欧盟是否可以让它们更好地扮演地缘战略的角色。
西欧人的争论还自恋式地集中在欧盟本身的机制上。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那一刻起，从未间断过的关于扩大和深化联盟的争论就简化成了纯粹的决策程序问题。欧洲集体行动的决定应该采用一致同意（像现在这样）还是多数同意原则？如果是后者的话，多数派应该如何界定，他们的决定又有多大的效力呢？赫尔穆特·科尔、已故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的政治顾问倾向于引入多数同意原则，以避免在试图满足那么多成员国不同利益和诉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僵局；而英国和一些较小的成员国则倾向于保留否决权（1963年1月，正是夏尔·戴高乐动用该否决权将英国人关在了欧盟之外！），以避免出现有违它们利益的决定——甚至为了避免出现过多任何类型的决议。上述矛盾被推上前台绝非巧合。面对艰难抉择时，在“十五国欧洲”获得压倒性多数都几乎不可能，更别提一致同意了。
防务和外交政策尤其如此，欧盟在这些领域一向死气沉沉（尽管除了部分参与的法国，它的重要成员都是北约的完全参与国）。虽然美国对波斯尼亚进行了有效干预（也许有点儿晚），但欧洲不可能继续在军事上无动于衷；由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制约，美国无法在每次有需求时都能介入欧洲事务。在军事或外交问题上，欧盟完全无法让成员国达成共同的政策或行动。既然在十五个成员的情况下都很难做到，当成员数进一步增加后就更不可能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如果说欧盟及其前身曾经好比联合国——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决定，在艰难或关键问题上提出异议或者同意暂不做决定——那么现在它似乎变得更像国联，对于自己反对的决定，成员国干脆拒绝接受。与因为某个成员国的拒绝而无法达成一致决定所造成的道德和政治损失相比（比如希腊拒绝承认马其顿，或者意大利因为与斯洛文尼亚长期的琐碎的边界纠纷而坚持阻止后者入盟），如果得到包括德国和其他较小国家在内的多数成员赞同的外交政策遭到英国或法国的拒绝，后果将严重得多。
那么，保持欧洲的稳定，避免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等国的内部问题激化不也是符合西欧人普遍利益的吗？事实上，这是东欧人认为自己应该加入欧盟的最有力论据——避免东欧民众间的矛盾，避免因“后共产主义转型”的失败造成国内动荡——这对于离它们最近的西方邻国最具说服力，特别是德国。但上述论据的出发点纯粹是以防万一，这也是为什么欧盟试图通过不完全成员资格和临时关系等手段来满足东欧人的要求，而且与欧盟正面临的实实在在且迫在眉睫的困难相比，它所代表的只是未来和假设的问题。即使欧洲的大门真的因此而打开，结果也只会是联盟意义以及制度的大幅妥协。此外，“欧洲”的保护伞很可能不会超过昔日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也许还包括斯洛文尼亚），使它们成为萧条的欧洲远郊。更东面的“拜占庭”欧洲（从拉脱维亚到保加利亚）只能靠自己了，它过于接近俄罗斯及其利益范围，西方对其挑衅式的吸收和联合都是不明智的。
从现在开始，欧洲将以三种可能的方式之一被德国主导：原先的西欧（1989年前的）改由德国领导——大多数法国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政客对此可能感到不情愿；支持德国的中欧国家，它们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德国能在扩大后的欧盟中扮演温和的角色；反对德国的中欧国家，在东部和南部邻国眼中，德国带来的更多是负担和威胁而非利益。后两者很可能会融合成一类——就像一则捷克的流行笑话所说，这个国家在未来只面临着两种危险：德国人大量投资，完全控制了本国经济，或者德国人不投资，导致本国经济停滞不前。当然，德国在欧洲事务中不均衡的比重并非新现象。但与过去相比，受此困扰的不仅是焦虑的邻国，也包括德国本身。
在1989年前后的几年间，联邦德国领导人曾急切地向法国等国保证，完全恢复主权的德国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从1990年开始，出于同样的考虑，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在迫切地为自己向东欧扩张的战略寻找合作伙伴：与欧洲“快车道”的成员共同行动的话，波恩看上去就不那么显眼了。因此，与直接以德国公司的名义投资东欧相比，通过奥地利的下属企业或“合资企业”就不会在当地引起那么多反对。如果说1989年之前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概括为“三个平衡”，也就是既不偏向也不得罪华盛顿、莫斯科或巴黎，那么统一后的德国考虑的则是如何体现本国实力以及在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地位，不再顾及是否会引起西方盟友的恐惧，或者是否会引发德国人自己对民族野心重燃的担忧。
正如某些德国作家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无论出于何种良好意图，德国必然会造成欧洲的不稳定。出于这个原因，君特·格拉斯曾经坚决反对统一，而且至今仍对统一的影响表示忧虑和怀疑。阿登纳及其同时代人缔造的欧洲曾经确立了后希特勒时代联邦德国的身份，但随着战后重组尘埃落定，那个欧洲现在却陷入了不确定之中。某些戏剧性的历史相似性也许不能说明问题——德国与奥地利事实上的联盟并不等同于1938年的德奥合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扩张主义不太可能在德国卷土重来，更别说军国主义了。然而，自从1871年以来，位于欧洲中部并拥有自身利益的强大德国永远是其邻国眼中令人不安的存在。
最近，英国首相在《世界报》（Le Monde）撰文探讨了谁该为欧洲负责，该文以“建设21世纪的欧洲”为题，占据了一个整版，但居然一次都没有提到德国！首相明确指出，欧洲的未来掌握在英国和法国手中，两国对时局的发展方向表达了共同的担忧，越来越多地为彼此提供支持；虽然没有明言，但文中还是暗示了两国的忧虑，无论是欧洲重心的东移，还是新的决策机制（它们的利益会被数量占优的小国稀释），都将使两国蒙受重大损失。另一方面，英法两国（有时）有意愿和能力在外交事务中担当领导者。在大西洋联盟今后的危机中，这将成为21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保障。
上述论断可能有自我标榜之嫌，也符合英国在欧洲问题上好高骛远的传统，但并不意味着它是错的。由德国主导的欧洲将与过去形成鲜明的反差，特别是没有意愿积极介入任何国际事务。这是因为德国非常希望把自己的顾虑和目的融入到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共识中。情况是否永远如此是另一回事——纳粹的创伤不可能无限期地留在德国公众的良心上，德国的政客和选民们终有一天会不再那么顾忌而表现得像其他大国一样：向国外派遣军队，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实现国家目标，等等。但与此同时，德国主导的欧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一种奇特的惰性，它迫使成员国们将集体性国际干预行动限制在那些没有争议的环境或人道主义问题上。
由此产生的最深刻教训就是南斯拉夫的悲剧，它显示了欧洲在主动性上的缺失，避免卷入事态的心理，以及除了维持现状之外没有任何公认的集体性战略利益。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也许会对美国人如此轻易地平息了波斯尼亚冲突感到妒忌。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尖刻评论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它本来早就可以取得现在的成果，那样的话就能拯救数以千计的生命。但事实上，波斯尼亚的乱局证明了“欧洲”大厦完全是空洞的，揭露了它对良好财政状况和商业利益的自私迷恋。
1991年爆发的南斯拉夫战争还在恰当的时间提醒人们，德国人不是唯一不愿看到德国在欧洲重建霸权的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宣传首先谴责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然后又把矛头转向外部势力对波斯尼亚的“干涉”，其中最强有力的论调之一是，德国和奥地利出于自身利益正在积极地寻求恢复“日耳曼—天主教”的中欧，分裂南斯拉夫的行动是一场条顿—哈布斯堡人的阴谋。甚至支持贝尔格莱德反对党的记者也认同了对本国悲剧的这种解释。为了避免落人口实，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迟迟不愿积极卷入这场战争，直到四年后才派出一支小规模的德国部队，而且仅限于执行严格的非战斗任务——甚至这都引起了德国思想界和政界（特别是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或英国的行为就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法国和英国人的确被迫采取了一些行动，无论那是多么有限甚至不可靠——在联合国显露出令人难堪的无能为力后，英法于1995年向萨拉热窝派遣了快速反应部队。不过，因为这支部队是由英法两国组建的，而且没有在任何“欧洲”的外衣下展开行动，它体现了巴尔干战争的另一个教训：正如不存在有效的国际共同体，在国际性意图面前，同样也不存在有效的欧洲共同体。存在的只是大小不一的势力，而德国主导的欧洲至少现在并非其中之一。法国和英国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带来的有限主动权，将取决于两国政府选择从波斯尼亚冒险中吸取什么教训。在遭遇苏伊士之战羞辱的四十年后，英法两国将重温相对外交自主的魅力和压力。美国不再回头照顾他们，“欧洲”也不再是可靠的庇护所。
因此，1945—1989年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段插曲。这并不表示我们将回到糟糕的老路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会留下记录和记忆，这也是为什么记忆中的事不会简单地重现。但人们也可能忘了去记忆（也许还可能忘了去忘记），而随着我们离1945年越来越远，建立一个不同世界的需求也将变得不那么迫切。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取得的成果，还要认识到实现它们的那个欧洲共同体只是手段而非目标。
如果把欧盟看作万灵药，像咒语那样吟唱“欧洲”之名，在顽固不化的“民族主义者”异端面前挥舞“欧洲”的横幅并高呼“悔改，悔改！”，那么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欧洲”的神话不仅完全无法解决这个大洲的问题，反而阻碍了对它们的认识。我们将发现，政治正确的做法几乎被等同于掩盖地方难题，仿佛仅仅提到欧洲的承诺就可以解决当地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很少有人想要否认欧洲所谓的本体存在。把它描述成仿佛已经是某种更强烈和集体意义上的存在，这样做会起到一些自我实现的效果——此类愿望的确能够推动思想的发展，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有些事是它无法做的，有些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欧洲”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但也不是答案。
第3章 彻底告别？（节选）
苏联曾被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看作哲学理想和行政力量充满希望的组合，今天的“欧洲”也拥有某些同样的魅力。在它的推崇者以及西欧和中欧发达地区的许多政客与商人看来，“欧盟”是民族国家兴起前那个最后的伟大变革时代所流行的开明专制的最新继承人。“布鲁塞尔”所代表的高效和普世的行政理念摒弃了特殊主义，由理性考量和法治推动，这不正是叶卡捷琳娜、腓特烈、玛丽·特瑞莎和约瑟夫二世等18世纪伟大君主们致力于在其衰落的本国国土上确立的理念吗？欧共体的理性理念让它充满了魅力，特别是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希望“布鲁塞尔”能将自己从守旧习俗和鄙俗落后中解救出来，就像18世纪的律师、商人和作家希望开明君主能将自己从反动议会手中解救出来一样。
不过，作为其最成功成员眼中新的磁极，欧洲的重新定位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欧洲”代表赢家，代表现有国家的富裕地区，那么谁来代表输家呢？对那些贫穷的“南方人”，那些语言、教育或文化上的弱势族群，那些被剥夺权利或者受到鄙视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没有生活在国界消失的黄金三角区，“布鲁塞尔”最多只是个抽象行政概念，甚至是政治恐惧和仇恨的目标。令人担忧的是，留给这部分欧洲人的只有“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这不同于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分裂主义或者伦巴第人的地区自治，而是试图保留19世纪的国家来阻止变革，因为如果国家分裂成更小单元的话，它们会更希望变革，更希望同某个较大的跨国共同体建立联系。
保守的民族主义论调最有市场的是萧条地区，或者那些没有明显的地区意识，但总是可以煽动愤怒和恐惧的选民抵制外国人对工作和“生活方式”威胁（无论真实还是想象）的地区。这种现象本身并无新意，从1989年起，它已经成为东欧民粹政治的常见形式。 与此同时，西欧的民族国家似乎正在慢慢走向消亡。社会党与保守派、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共识确保了政治和社会稳定，而作为国家的历史任务——国防——已经从外部得到了保障，因此现代欧洲国家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轮廓。对资源的管理在表面上取代了维持内部秩序和外部安全的任务；由于资源的生产和分配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多国机构手中（包括私人和公共的），效忠国家的传统似乎遭到了削弱。在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眼中，“民族主义”似乎变得越来越过时，它所鼓吹的不合时宜的竞争显得可笑（有时也令人不安）。在上流圈子，对“欧洲”的批评会被认为略显不当，显示批评者忘记了恩岑斯贝格所说的近代史上“欧洲人的自杀举动”和它带来的教训。
这一切现在正发生着变化。正如对“增长”的迷恋在某些现代国家的内心留下了道德真空，欧洲理念的抽象和物质属性无法证明其制度的合法性，也无法维持民众的信任。对于那些在变革中落后的人来说，仅仅靠把统一作为目标不足以维系他们的想象和忠诚，特别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福利将无限期延续下去的承诺。随着1989年之后记忆的回归，塑造了这些集体记忆并赋予其意义的民族实体也借机复兴。这个过程削弱了“没有过去的欧洲”，威胁到了它的地位。长期以来，法国或德国的民族主义论调曾经因为与纳粹或贝当政府的记忆和语言（“工作、家庭和祖国”）关系密切而遭到排斥。但今天，除了在老一代的左翼知识分子那里，这种自我审查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被大多数人无视。过去二十年间，对欧洲的认同似乎正在取代与国家的联系，但作为“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却显示今天出现了相反的趋势。1994年，在德国、丹麦、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多数或接近多数受访者表示，在短时间内唯一认同的是自己的国家。
原因何在？首先，“欧洲”的概念过于宽泛和模糊，无法围绕着它形成任何令人信服的人类共同体。此外，用德国思想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喜欢的表述来说，确立本地和超国界的双重共同体并对其效忠，谨慎地抹去与历史上的国家实体相联系的危险“身份”，这种做法在心理上是不现实的。它根本行不通，就像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还原主义谬误，即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与关系天然且必然遵循经济的制度与关系。诚然，生产、商业和金融的组织形式已经国际化，洲际和地区间的有机体很可能成为欧洲经济生活的未来。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可以或者应该遵循相同的模式。日益和谐的贸易网络和跨越整个帝国的商业联系完全无法阻止19世纪末奥匈帝国各组成部分的离心趋势。
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西欧人失去或抛弃了许多现代公共生活中传统的整合机制。与半个世纪前的情况相比，在今天的大部分西欧国家，家庭、教会、学校或军队的角色可以忽略不计。政党和工会不再像过去一百多年间那样发挥着组织和教育的功能。与此同时，经济压力正在迫使政府减少现有的公共福利，法国人所谓的“团结”的常用构件开始崩塌。作为记忆共同体的象征，以国家形式存在民族拥有熟悉与恰当的框架，将很有可能成为唯一也是最合适的集体与共同身份的来源。考虑到社会主义乌托邦宏大而抽象的普世目标的戏剧性破灭，以及一个日益扩大和繁荣的洲际联盟不现实的承诺，以相近地理位置为基础，植根于过去而非未来的社会实体的优点也许被低估了。无论如何，让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更加关注民族和国家的优点（并减少对“欧洲”奇迹的关注）也许可以把它们从更极端主张的宣扬者手中夺回来。
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国家在未来很可能仍是必要的。为了维持社会结构（通过强制手段或再分配式的干预），传统的民族国家在今后几年里将大受欢迎，无论享有特权的“超级地区”多么不希望这样。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被过度颂扬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饱受诟病的“国家干预”也许不应该那么早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对国家权力进行切分、削减和去中心化也许太快也太过分了。“二战”后，西欧民族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有了戏剧性的恢复，各国问题的“欧洲化”推动了它的进程；如果1989年以后的欧洲想要继续保持繁荣，它必须恢复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毕竟，“民族国家”并不是已经过时的古老政治形式。事实上，它是最现代的政治制度。对于法国、英国或荷兰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它们的政治制度直到19世纪才拥有了现代的功能和政治形态。民族国家特别适合公民责任和积极有效的参政等现代需要。为了实现目标，次国家地区或“微型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跨越边界寻求合作和帮助，以获得境内缺少的资源。它们还很容易被野心勃勃和不断扩张的更大邻国吞并。过大的跨国实体则会长期“欠缺民主”——这正是欧盟今天所面临的指责，而且未来也很难克服。它们对物的管理可能做得很好，也可能不好。但在对人的管理上，它们过于庞大和遥远，必然会将权力分散给各个组成部分。同时，它们还要保证这些组成部分不会衰弱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民族国家的最大弱点在于其隐含的排外性，比如法国是法国人的。从历史上说，这种特有的缺陷是其衰弱的根源。多民族国家（如南斯拉夫和比利时）会面临分裂；同质化单一民族国家（如波兰和葡萄牙）则是历史的偶然（有时是悲剧性的）产物，无法被人为创造；而“没有国家”的弱小少数民族处处受到欺凌，为了寻求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必然会触犯别人的利益。如果“欧洲”真能解决上述困境，如果人口的自由流动、取消国界和民族融合真能实现，那么几乎任何制度上的矫枉过正和经济上的不平等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如果今天的“欧洲” 能够为民族国家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文化中危险的排外主义提供一种真实而普世的解决方案，那么即使存在种种不足，它仍将是令人向往的目标。
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1989年以后的欧洲非但没有开放，反而逐渐地、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封闭起来。出于我在前文提到的原因，欧盟无法向其成员们切实保证，它们的未来将像过去那么安全和繁荣。共同体早年享有的机缘巧合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个联盟更不可能按照之前的条件吸收更加贫穷的新成员。最近，德国提出让小部分核心欧洲国家尽快实现一体化，并为参与国设定了极高的宏观经济门槛。这个最新的例子再次证明，欧洲的未来将由德国主导，不然就会一事无成。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都永远不太可能有资格加入这个专有俱乐部，指望波兰或斯洛伐克就更加荒谬了。事实上，根据基督教民主党的各种相关提案，只有卢森堡符合标准。但为了让该理念不至于完全失去“欧洲”意味，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加入，无论它们是否够格。“中坚力量”、“快车道”、“和平伙伴关系”、“经济区”、惯例、协定和许诺——上述花言巧语都是为了拖延或避免在拒绝新成员和按照现有的要求扩张欧盟之间做出不可能的抉择。几乎没有东欧人会受此蒙骗，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坚持自己的希望。
然而，尽管经历了近年来的扩张，但从内部和西部来看，欧盟事实上似乎在收缩。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成员国来说，欧洲突然显得非常广大和问题重重，而欧盟仅仅代表了大洲位于大西洋和地中海边缘的地带。德国比它的大多数伙伴们更好地意识到另一半欧洲的存在，并总是试图参与双方的事务，但对“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毫不含糊：1994年，波恩政府花费1100万德国马克援助罗马尼亚境内剩下的数十万日耳曼人。与此同时，它支付给罗马尼亚政府大笔金钱，要求把“他们的”吉卜赛人从德国领回。在所有生活在欧盟以东和以南的人看来，欧盟表面上仍是希望、机遇、安全和稳定的源泉。但从内部来看，它似乎更像一座森严的堡垒。
这就是主权国家间签订的《申根协定》的象征性意义所在，成员国取消了共有的边境，统一了护照和移民规定，并承认任何一国做出的入境限制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因此，被允许进入葡萄牙的人可以自由地一路前往波兰边境而不会受到检查和盘问，这是后国家时代欧洲的真实写照。当然，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地方完全不是这样。拥有最严苛的移民和（或）劳动法的国家可以要求其他所有成员国也执行同样的标准——这是歧视性政策的最大公约数。标准将通过全洲联网的数据库得到执行，类似针对外国人、难民和移民的国际警察组织，因此它的执法力量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意大利最终加入的话（已得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同意），《申根协定》最终将再次把从格但斯克到迪利亚斯卡的地区统一起来，从而在欧盟内部形成一个专有区域。
《申根协定》的目的在于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地中海组成某种形式的人口界墙，让上述缓冲国吸收和阻挡绝望民族向西或向北的迁徙——既包括它们本国的，也包括它们以南和以东的。这为享受欧盟特权的区域将最终东扩的承诺打上了问号——毕竟，如果《申根协定》能够毫无困难地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它本身就是不必要的。该协定还揭示了欧盟当下最急迫的担忧，那就是保护自己免受更多移民带来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由于这正是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客希望本国政府所做的，后申根时代的欧盟并不是传统民族国家很好的替代品。和今日欧洲的其他许多东西一样，这些限制性的政策表面上也许并不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它们是以“日益紧密的联盟”而非国家的名义提出的。
这不是此前一直奉行扩张策略的欧洲第一次在外部阻力面前被迫收缩。很多时候，收缩是更强烈集体意识的条件，甚至是其定义。从蛮族入侵到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进犯，再到铁幕的落下，外来压力迫使历史上的欧洲团结起来，并收敛了自己的野心。全球去殖民地化同样加强了欧洲意识，迫使法国、荷兰和英国人承认自身力量的下降，把原先用于维持帝国的精力重新集中到欧洲。诚然，欧洲的收缩策略显得言不由衷，但与近代早期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和皇帝相比不算过分，后者出于实际需要会与新教徒共和国以及穆斯林苏丹组成战略联盟。
漫长的扩张和收缩历史解释了为何今天西欧的困境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新鲜，甚至早就可以被预见到。早在18世纪中叶，赫尔德（Herder）就曾警告“东欧的蛮族”正在隆隆逼近，表达了两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对被异族淹没的恐惧。在过去三十年间，关于来自北非、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走投无路的难民和寻找工作者将“入侵”南欧的预言，一直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保守人士和民族主义者笔下老套的主题。新出现的情况也许是，今天的北欧人和南欧人不仅共享了资源，也共享着这种恐惧。法国及其地中海沿岸的伙伴表示认同德国对中欧未来的担忧，而德国也同意加大欧洲对“南方”的援助，以便鼓励和帮助非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将问题控制在国内。
无论是否受到过警告，1949—1989年间那个失忆和娇生惯养的欧洲对于未来危机的征兆却大多视而不见。它可以继续提出各种关于未来的承诺，因为真正需要履行这些承诺的可能性很小。1989年之后的风云变幻引发了略显难堪的收缩过程，一边是继续坚持扩张的美好愿景，一边是眼前困难的紧迫感和退回“欧洲堡垒”的需求，两者发生了冲突。无论该现象还意味着什么，这至少清楚地表明，最强有力的“欧洲”理念已经过时。它在当下困局中的位置大致相当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里提到的退化器官，它们“也许类似单词中的某些字母，虽然仍被拼写出来但不发音，只是作为探究其演变过程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