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人选择到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清晨，家住北京双井的孙女士挤进了北京地铁10号线，前往中关村上班，“人都被挤成了照片”。顾不得与陌生人严重挤压的尴尬与苦恼，她很庆幸自己赶上了这班车。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实际上，这条北京最繁忙的地铁线路，在2015年全年减少了近1亿人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面对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会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北上广人口拐点来临？
据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据了解，在被疏解的对象当中，与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发市场、中低端产业从业与就业者占比较大。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说，当一个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人口增加是必然结果，做人口减法比做经济加法确实要难。
被疏解者不愿放弃机会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价、房租，证明了高中低各层面外来人口对于这个大城市的刚性向往。位银行业内人士对记者说，从银行给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放贷的角度看，地产投资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风向标，北京、上海地王频出，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据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计划，今年，故宫周边、百荣世贸商城等区域都要启动疏解。但在人口被疏解的同时，仅在北京东二环至东四环沿线，至少有10家大型购物餐饮场所数以万计的中低端劳动岗位都是刚需。
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移。记者多次在孙河乡沙子营村调查，2016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专家表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违建遍地，在传统村庄外形成了外来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平衡点在动态中不断调整
大城市还面临人户分离带来的户籍人口机械迁入与“拖着不走”的问题。据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区，由于教育、医疗资源相对集中，不少人青睐将户籍迁入，给城市人口管理带来很多弊端，也与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
（据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