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对垒：解放战争著名战役
作者：李鹰 张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解放战争不仅是20世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争，也是深刻影响“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其中有很多经典战役都成为世界战役学研究的范本。
本书是凤凰书品继畅销书《血战长津湖》后，又一战争纪实重磅力作。通过对解放战争中最为著名的八大战役——孟良崮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的回顾评述，真实再现了解放战争恢弘的历史图景。不仅国共首脑战略层面的智力较量，也有沙场宿将的战场对决；既有智计百出的机谋运筹，又有狭路相逢的生死亮剑。加之对情报战、用间、策反、人心大势的解读，更让人们体会到这场战争充满的无限变数和惊险。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在于，运用了相当多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他们中有指挥部里的高级干部，也有基层的普通官兵，通过他们之口，本书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解放战争，并解开了许多国人的误解与谜团。本书同名纪录片《解放战争著名战役》，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好评如潮。
作者简介：
李鹰，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军事部原制片人；中视李鹰影视工作室总监；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理事，有“中国军事纪录片第一人”之称。代表作有：“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断刀：朝鲜战场大逆转》等。
张林，作家，记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任。曾任中央电台兰州军区记者站站长、CCTV《人民子弟兵》栏目编导，著有《天界》《西部歌王》《快意还乡》《501个疯子》《大事背后》等作品。
【试读连载】
楔子 非打不可的战争
1946年8月的一天，在炽热的阳光下，一架从北平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降落在尘土飞扬的延安机场。一名美国女人走下飞机舷梯时，立刻就被眼前山坡上密密麻麻的窑洞所吸引。这是身为记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一次来到延安，她惊讶地把这里称为“窑洞之城”。但她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8月6日，在一栋简朴的窑洞里，斯特朗与中共领袖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谈话。当谈到“反动统治者”这一话题时，毛泽东称“他们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烂了”。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为一句著名的口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其中透着这位领袖对面临的险恶环境特有的幽默和必胜的信心。
此前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使苦难的中国走出战争的阴影。虽然中共与国民党进行了重庆谈判，双方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及其他原日军占领区后，不承认前期已经进入该地的中共军队及其所建立政权的合法性，双方遂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一根通向内战火药库的导火索，正在刚刚结束8年抗战的中国大地上迅速燃烧。早有准备的蒋介石在美国飞机、军舰、卡宾枪、汤姆枪的掩护下，把青天白日旗插上了共产党解放区105座城市的城头。毛泽东则要求他的军队毫不退让：“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1945年年底，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调解国共争端。伴随着1946年元旦的钟声，马歇尔在中国度过了他的66岁生日。为了表示亲美姿态，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车辆一律靠右行驶。这一规定是参照美国的交通规则制定的。
在马歇尔的斡旋调解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一个月后，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之基本方案》。随即，由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在长江以北的九个省份内环行16000里进行视察。《大公报》上一篇题为《和平播种记》的文章说：“不论在中共区域的张家口和延安，还是政府的归绥、徐州、太原、汉口，马歇尔举起杯子来总是说：‘为中国人民干杯！’”十五天的视察结束后，马歇尔对所看到的停战形势很满意，于3月11日回国述职。然而，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政治协商会议。
国共短暂的合作再度破裂。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进攻中共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集结区，内战遂告全面爆发。虽然对于是谁最先挑起的争端双方各执一词，但不争的事实是，这是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
国民党军从国土的西部、南部蜂拥东进北上，利用海面上的美国军舰、天上的美国飞机和地面上的铁路公路系统，迅速为占领全国而展开了战略大部署。蒋介石在全中国撒了一张超巨大型的包围网，其战略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利用手里几百万人的兵力，牛刀杀鸡，把共产党的军队由西向东，由南向北赶过黄河一带，最后聚歼于中原古战场。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信心满满地宣布：“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共产党问题。”
毛泽东知道，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已经逼近。部队的官兵们被告知，不要以为抗战仗打完了就可以解甲归田，大仗还在后面。
80多岁的原华野老战士宋登峰记得：“原来是说打败日本鬼子后回老家种地去，后来国民党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就不让回了。”
飞剑扫天东·莱芜战役
1947年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以临沂一座空城和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换取歼灭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5.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夺取了山东战区的主动权。此役，俘敌之多、歼敌之速，创造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纪录。国民党军遭此惨败后，整整一个月不敢在华东战场出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损失惨重，剩余兵力只够防守济南、兖州两个战略要地，迫使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莱芜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改善了武器，增加了兵员，士气更加高昂，为一个月后的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凭借这次作战进一步取得了大兵团大运动战的经验：一切作战行动均应从有利于歼灭敌人着眼，哪里便于歼敌就到哪里去打，不惜暂时放弃重要城市；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部队，持重待机，保持主动；诱敌深入，坚持在运动中求歼孤立突出之敌；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制造敌人的错觉；敌变我变，实施灵活机动的指挥。
齐鲁点兵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位老人来到山东莱芜张家洼港里村的龙王庙遗址前，陷入了沉思。他的内心感受与周围的人绝不相同。这位名叫李仙洲的老人此时的身份是山东省政协委员，而40年前他的身份却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曾指挥数万人马在此与华东野战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战斗的结局让他至死都难以忘怀。他在有生之年先后两次回到泰山东麓的战场旧址寻踪，想解开在自己心头萦绕了近一生的莱芜大战之迷。这场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经典的莱芜大战，是三年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军队第一次重创国民党军队。
1946年，中国遭遇大范围的天灾。上海在夏季遭遇水灾，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均是先旱后涝。广东灾民达500万人，广西则高达1300万人。在湖南，因饥饿疫病而死者达400万人以上。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报道灾情的严重，《新华日报》报道：“衡阳一县，非赈不生的灾民，即达四十四万余人……岳阳龙塘，灾民所食均系野草。”在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区域长江三角洲一带，300万名难民涌向沪宁沿线的各大城市。
在灾民的哀号声中，蒋介石下达了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命令。1946年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分四路向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意在夺取中原，并以此为开端发起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内战之火在中国熊熊燃烧起来。
9月20日，国民党军队逼近当时中共占领的最大的城市张家口。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杨沫与同事一起撤往老解放区河北阜平县。一路上不断有国民党的飞机进行袭击，杨沫描述自己经历的一次轰炸时说：“我刚跑进一家农民的屋子，飞机就向这个不大的村子疯狂地轰炸起来。我只好立即蹲在屋门后听天由命……群众死伤多少，房屋炸塌多少，由于我们匆匆上车撤走，不得而知。”
战争引发了财政困难，很多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被动员回家。杨沫说：“报社今年连棉衣都发不起了。补给些棉花，都要开科长会议，讨论发给谁。”在“节衣缩食，照顾前方，照顾战士，照顾群众”的原则下，很多解放区不仅取消了干部服装的供给，主食定量也有所降低。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主要领导陈毅和粟裕此时也都身着一身的旧棉衣。
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见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建议第三方政治力量出面斡旋，寻求和平。然而10月11日凌晨，当梁漱溟得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后，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
此时的国民党军进攻势头旺盛。一些人认为，局势照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所筹划的在六个月以内或者在半年以内消灭共产党军队，似乎也不是毫无依据的疯话。
时任华野司令部机要员、粟裕秘书的鞠开才19岁，他跟着华野司令部不停地后退：“我们边打边撤，就是往北撤。打一仗退一下，从华东退到山东。那个时候，蒋介石把华东和西北两个战场作为他主要进攻方向。西北是中央所在地，如果把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搞掉了，蒋介石不就认为他胜利了吗？还有一个是华东，靠近上海，靠近南京，对他的威胁最大。如果把华东的解放军消灭了，那蒋介石不就感觉安全了吗？所以他千方百计要向华东进攻。”
1946年8月19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亲临徐州，与负责这一战区的徐州绥靖区公署主任薛岳制订了占领淮安、淮阴的战略计划。其基本的部署是，兵分三路，中路以李延年四个师的集团军向宿迁佯动；北路以冯治安集团的三个师向台儿庄和鲁南进逼；而真正的主攻是藏在李延年背后的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中的模范师，是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特意打出了这张王牌。
原华野老战士张信元回忆道：“国民党军的一个整编师，实际上是一个军。整编师的师长就要有两下子，下决心快，部队行动快，冲锋打得快，能互相支援，因为中间没有机关，整编师就一个总头头。再一个它是全副美械装备，用的是美国武器、弹药，穿着美国衣服，戴的钢盔写着‘US’两个字母，吃的也好，大米饭供应不上了，还可以用飞机送。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确实比较厉害。”
9月10日，张灵甫整编第七十四师避开山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进攻淮阴。山东野战军急调主力回兵支援，无奈通向淮阴的大桥早已经被国民党军预先破坏，山东野战军主力只能望河兴叹。10天后，张灵甫一举攻下淮安和淮阴两座大城。两淮是共产党在华中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局势顿时紧张起来。有人对此失利很悲观，因为支撑部队作战的军工厂丢了，枪支弹药都没了来源。10月19日，张灵甫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又向淮北最后一个尚由共产党把守的城市涟水发起了猛烈进攻。一直战到10月26日，双方相持不下。
亲身参加战斗的鞠开回忆说：“这次保卫战，我们是守，人家是攻。张灵甫有坦克，有大炮，攻起来是很厉害的。我们守，主要是六纵的王必成，也是一员虎将，守得很好，但伤亡也很大。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条件恋战。本来我们打淮阴，七战七捷打完了，腾出手来要搞他的，也没来得及。蒋介石一开始就要和我们决战，我们当然不干。”
粟裕认为再打下去将失去所有后续力量和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于是下令撤出战斗。
涟水一战，使张灵甫声望大增。国民党军中夸赞道：“党国若有十支整编第七十四师这样的军队，半年就可以统一中国。”
张灵甫和粟裕在涟水大战之际，蒋介石看到山东和苏中解放军主力聚集在宿迁至盐城一线，于是调兵遣将，堵住了对手向西的出路。蒋介石同时也看到了另一个机会，如果在临沂和盐城之间的鲁南地区再有一支大军，山东和苏北之间共军的联系就会被切断，他们的命运要么被向东赶入大海，要么在当地困死，要么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是死门。于是，他派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七十七师以枣庄和台儿庄为依托，朝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城发动了进攻。局势更加紧张起来。
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是带有美国装备的“第一快速纵队”。1942年抗战中期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在昆明组建了国民党第一支坦克部队；又从中挑选出一个营的青年官兵送到印度新德里，进入美国顾问开办的战车训练队进行正规化训练。他们在与日军作战的三年中从没吃过败仗。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用缴获的日本轻型坦克组建了两个团，与坦克一营合并为第一快速纵队，由其次子蒋纬国挂名指挥。士兵的装备，上至军装，下至皮靴、手套、帽子，全都是美式装备，军事现代化程度在当时国民党军中属于一流。因此，这支部队的官兵都有一股傲气，没把共产党军队的“土八路”们放在眼里。由于蒋纬国的身份特殊，并不亲临前线，这次执行撕裂山东和苏北解放区联系的战略任务交给了马励武。
此时国民党军对陈毅和粟裕部队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完成，其战场的基本态势是：张灵甫、李默庵由南向北进攻；胡琏、戴子奇由西向东压缩；马励武由北向南堵截。南京国民党军事总部作战室里的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认为对手已是网中之鱼，此仗获胜如同探囊取物。
面对内战的危局，中国共产党做出最终解决国内问题的抉择。1946年11月18日，一份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从延安发出。电报中不仅抨击蒋介石正在自取灭亡，而且使用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取代了之前“自卫战争”的提法，这就是使神州震荡的“人民解放战争”。
在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手中的红蓝铅笔一遍又一遍地画过地图上的大山和平原。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采纳粟裕建议，令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主力靠拢，实行统一指挥和行动，这是两大野战军合而为一的前奏。
每天与机要电报打交道的鞠开记得很清楚：“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打完宿北战役，毛主席下命令让他们两个人往一块碰，力量集中了，打些大战役好办一些。粟裕有个特长，就是擅长大兵团作战。他不怕指挥的部队多，指挥的部队越多他越有办法打胜仗。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起来后，毛主席有个交代，就是‘陈毅领导下，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就是说，指挥打仗由粟裕负责，大政方针则在陈毅领导下共同负责。”
对于陈毅、粟裕等来说，此刻面临很大的难题：首先，进攻一方已经形成了铁桶般的战线，局势有利于敌而不利于己；其次，作战对手非常生疏，不仅全部是美国装备，还有极难对付的坦克团。
数十万军民的生命捏在自己的手里，此战关系到生死存亡；演戏要有舞台，作战要有战场，陈毅和粟裕很快就找到了战场。
在攻来的对手中，粟裕首先选择了西路来的整编第六十九师。该师师长戴之奇出身三青团，年轻胆大，急于立功，特别想通过战功更上一层楼，故他的部队急冲在前，远离友军。粟裕决心用牛刀杀鸡，下令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了冒头抢占新安镇、形成单兵突出的戴之奇；同时命令另外两支部队向敌后穿插，不得停顿，不得恋战，不得私自改变方向，只管大踏步直捣对手的后方退路。
5天后的12月18日，戴之奇见大势已去举枪自杀，副师长饶少伟等将领纷纷举手当了俘虏。其余各路人马看到整编第六十九师的下场，急忙退守运河西岸。全歼对手21000多人的宿北战役就这样胜利结束。国民党军“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计划到此告吹。这是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实行统一指挥之后的第一战，也是华东战区的一个大转折。
宿北一战，国民党军的西路少了一个戴之奇，马励武的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组成的集团军转眼之间和西南两路之间拉开了距离，处于孤立的位置。粟裕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漏洞，刀锋一转，决心吃掉这个强敌。他把发动作战的时间定在了1947年1月2日零点，部署各部队按照命令必须在1月1日秘密进入指定的集结区域。
马励武根据各方情报已经预感到大战即将来临。他知道自己的位置过于突出，态势于己不利，因此向坐镇徐州的薛岳发电，认为先退回到峄县（今枣庄市）将兵力紧缩，然后再出击可能更加有利。谁知薛岳下达的军令仍然是只能前进不得后退。马励武无奈，只得服从，下手做准备。他仅用了一天时间就以马家庄为中心修筑起一条长达25公里的狭长防守阵地，使用第一快速纵队的坦克在阵地前方往返巡回，一旦华野发起进攻就使用装甲坦克机动增援。修好了工事，马励武全军将领整装待发，摆好架势准备大打。
马励武预计华野将于12月30日或31日发动进攻。然而，12月30日对手没有动静，12月31日还是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在等待中，1947年的元旦来临了。1月1日，派出的探子们也没有任何军情汇报，马励武终于松了一口气。马励武将军务交给了副师长，自己带领卫队回峄县过新年。师长走了，全军上下紧张的军心也顿时松懈了下来。1月2日，回到后方的马励武喝了一通大酒，叫了个戏班子唱《风波亭》。然而，就在马励武跟着台上锣鼓唱腔摇头晃脑之际，突然接到了自己的部队被袭击的消息。等到马励武向薛岳报告后，再打电话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时，整编第二十六师已经被打成了残部。
1月4日早晨，整编第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按照马励武的命令，匆忙之间开始了“肉泥行动”。这是马励武预订的撤退计划——万一战事不利，所有的坦克在步兵周围巡回往来，将进攻的对手碾压为肉泥，掩护部队乘车撤退。再加上天上飞机的掩护，谁能阻挡得了他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马励武的部队刚开始夺路突围，老天爷就变了脸，一时间乌云密布，雨雪交加，并伴随着阵阵阴湿寒冷的大雾，别说飞机无法起飞，坦克也成了睁眼瞎，士兵们东西难辨。
这样的天气还能打仗？华野参谋人员询问粟裕是否应该变更原定计划，粟裕答：“不变！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的忙。道路难行，会把对手的重型装备陷在那里。”
粟裕命令各部紧急行动，火速赶往漏汁湖方向。漏汁湖是一片洼地，南北八九里宽，水沟交错。干旱时可行车马。此时雨雪中的漏汁湖表面看上去虽然是一马平川，实际上在枯草之下已经成为泥水沼泽。
马励武的“肉泥行动”是一个巨大的方阵：在方阵里的中心部位，是四百辆左右的辎重汽车，上面载有士兵和装备物资弹药等；围绕着汽车队的是工兵营、山炮团和整编第二十六师的残余部队；最外围的是浩浩荡荡的坦克团。
此时的国民党军各部都想抢先，等不及排成行军纵队沿公路开进，而是将坦克汽车开到道路两侧的田野里，呈好几路平行开进。一进入漏汁湖地区，走在前头的坦克和汽车都陷在了泥水里，混乱很快就蔓延开来。有华野将领形容此时的这些对手“像水塘里被爆炸的鱼，昏头乱窜”。
华野官兵冲入敌阵，与对手短兵相接。对于那些身困泥潭仍在四处转动脑袋的坦克，他们爬上去用铁镐又敲又砸。还有人抱来了高粱秆点着，“红烧坦克”，逼得里面的人不得不爬出来投降。
漫天大雾之中只听满山遍野阵阵机器轰鸣声、喇叭声搅和着枪声炮声，不久又传来了攻方的喊杀声，最后只剩下了一片“缴枪不杀”声。再过不久，只能听到指示部队集合的军号声。原来，第一快速纵队的一些军官见情况不妙就下令停止了抵抗，避免无价值的牺牲。前后不到四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
当陈毅和粟裕等人来到战后战场上视察的时候，大雾已经散去，只见数不清的坦克大炮和汽车满坡遍野横七竖八，一群群被俘国民党军官兵排成纵队被押出战场。陈毅纵身登上一辆坦克，在炮塔顶端坐下，拍照留念。陈毅赋诗一首：“快速部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随后陈毅、粟裕乘胜追击，拿下峄县和枣庄，缴获了从漏汁湖逃掉的最后七辆坦克。他们仅用了18天的时间就为鲁南大捷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战，华东部队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俘获敌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和五十一师中将师长周毓英，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师全部及一个快速纵队共5.3万人的战绩。
那些坦克并没有真的成为废铁堆，在改造俘虏的基础上成立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粟裕命名“华东野战军特种部队”，在后来的战争中屡立战功，两年后出现在万众欢腾的天安门广场上。
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将近十万人马就这样人间蒸发了。蒋介石和陈诚如同做梦一般。陈诚坐飞机来到了徐州和薛岳商讨战局，分析形势，探讨作战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经过苏北和鲁南的连续作战，共军伤亡一定很大，因此共军大势已去！”刚刚吃过苦头的国民党军似乎又胸有成竹起来。
大战之后，华东部队主动放弃一些地方，退到山东临沂周围集结休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统一整编了山东、华中野战军和地方兵团，组建了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和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担任前委书记。粟裕任华野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参谋长。华野下辖第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一纵由第一、二、三师和独立一师组成，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二纵由第四、五、六师组成，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三纵由第八、九师组成，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委；四纵由第十、十一、十二师组成，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委；六纵由第十六、十七、十八师组成，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七纵由第十九、二十师组成，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委；八纵由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组成，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委；九纵由第二十五、二十六师组成，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十纵由第二十八、二十九师组成，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特种兵纵队由炮一、二、三、五团及工兵团、骑兵九团组成，陈锐霆任司令员，张藩任政委。以上10个纵队共27.5万人，均在山东解放区执行内线作战任务。其余第十一、十二纵队留在苏中和苏北坚持敌后斗争。华东军区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任政委，张云逸任副司令员，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华东军区下辖胶东、渤海、鲁中、鲁南、苏中、苏北6个军区和滨海军分区及东江纵队（后改为两广纵队），共60万人。其中，苏中军区由第十一纵队兼，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姬鹏飞）任政委；苏北军区由第十二纵队兼，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委。经过整编，华东诸军如虎添翼，在组织上实现了华东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更加有利于大兵团作战。整编后的华东野战军九个纵队20余万人马驻扎在临沂，排成一字长蛇阵，静观对手（南部的陈诚和北部的王耀武）如何动作。
此时随着战局的变化，华东解放区已经日趋缩小，部队逐步北撤。从相对较为富裕的苏北地区转到山东的群山之中，给部队官兵的情绪带来一些影响。当时部队里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原华野十六师四十六团二营营长恽前程说：“我们华中部队，穿的吃的都比山东部队要好，初到山东不顺当，吃黄豆吃高粱米咽不下去，战士反应确实很强烈。所以我们在山东仗打完后都捡大米，有袋子、大米筒，满满放。还有就是钱不能用，我们是华东币，他们是北海币，买东西都买不着。下面有人说怪话，有情绪。”
国民党军占领了苏皖边区的部分地区后，主力集中在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地区，准备再发起新一轮的向北进攻，战场的中心从华东地区转入了山东。
山东地处中国的心脏，胶东半岛深入渤海，沂蒙山脉绵绵起伏其间，地形复杂。历史上的姜太公能在这里立国开业，可见其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蒋介石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个都摆在了这里，要与共产党的军队一决高下。恰逢涉及中国问题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如果国民党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就能大大增加获取利益的筹码。
蒋介石部署制订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于陇海、胶济、津浦三线上调动23个整编师31万人，以临沂、蒙阴为目标，采取南北两个集团对进夹击的部署，或迫华野主力决战，或迫华野退至沂蒙山地区，再加以消灭。同时，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以便阻止华东野战军西进或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这是三面围攻，而唯一敞开的那一面是浩瀚的东海。蒋介石认为这次陈毅、粟裕等人可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为使此战必胜，他亲自出马，飞到徐州向部下们进行场上教练；并临阵换将，让他认为无能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靠边，由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在一线督战。陈诚下令：“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此项南北夹击的军事部署为：在南线，以国民党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率8个整编师、20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分左、中、右三路向临沂方向压进；在北线，由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所属的9个师组成辅助突击集团。十万大军自淄川、博山明水向莱芜、新泰南下。计划南北会师于山东中部，彻底斩断华野部队的生路。就动员的兵力而言，国民党军此战出动的兵力多达72个团。陈诚颇为得意地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共军！”同时，他还有个刻意安排，即在南线左路军中夹个整编十一师，中路军里夹个整编七十四师，右路军中夹个整编二十五师。这三支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一流，战斗力很强。陈诚美其名曰“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就是共军想来咬，也会被硌掉牙齿。
国民党军队上下踌躇满志，一片乐观之声，认为此次在南北重拳的夹击下华野是在劫难逃。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调了兵力后向南占陇海，向北占胶济路，向西占津浦路，要把华野逼得没处去。
在那段日子里，华野总部所在的临沂上空几乎每天都有大批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国民党方面大肆进行心理威慑，广播电台天天反复播出国民党军“所向披靡”的胜利战况，用飞机在解放区到处撒传单，声言“国军”拿下山东、消灭华野指日可待，共产党军队只有投降一条出路。原华野老战士张信元只觉得飞机丢下的那些传单很可笑：“传单上写着，你们不要想跑掉一个，必须把你们全部消灭干净。再有是叫人缴枪投降，带着一支步枪就赏两块大洋，还可以在那里当兵当官……开始部队还骂一骂，点着火烧了，最后就不管它了。你丢，就丢去吧……”
国民党军因连续吃了几个苦头，学聪明了，近40万人马组成了集团军，在沂水以东排成了40里的方阵，缓慢地齐头并进，平均每天的行军速度不超过6公里。而且他们越靠近临沂，兵力不但不散开，反而越发挤在了一起，像一道道厚厚的人墙，也像古代的连环马阵式，把对手一步步地挤向临沂城。山东战云密布，如同泰山压顶。恽前程认为国民党军变得聪明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很小心，不像过去胜利似的向前面冲，它是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当时，我们想在鲁南打一仗，保卫临沂，因为临沂是山东首府。但对方靠得太拢，没有战机。”
针对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华野前委作出了保卫临沂诱歼南线之敌的打算。1月26日华野致电中央军委，准备集结60个团在鲁南进行决战。次日中央军委复电：“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
1月31曰，南线之敌开始行动，中央军委、毛泽东再次电示华野，其中透着担心：“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一定要“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思考更重大的问题。2月1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向全党发出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必将到来”的预言，要想使这一高潮尽快到来，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40个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
硬指标压在了各路解放大军将领们的肩上。当陈毅、粟裕等人还在对付马励武坦克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分配的任务指标：“华东野战军应集中50个团的兵力，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再歼灭蒋军10个旅。”眼下华野的这一仗，具有能否在中央二月会议后打出“开门红”的非同寻常的意义。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前委决心将敌军放至郯码地区，伺机歼其一路，并拟定了诱歼南线敌军的三个作战方案，要点都是选择孤军深入的暴露之敌下手。为保证达到以上目的，华野前委发布了《作战准备命令》和《政治动员令》，全军上下迅速展开动员，做好了积极参战的思想准备。山东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相应地做好了支援前线的动员组织工作，只待一声令下就要大干一场。然而，华野期待的战机却迟迟没有出现。
陈毅、粟裕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们命令正面阻击部队顶住中路，适当放松两翼的阻击，诱使两翼之敌放胆前进。但国民党军队仍不为所动，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死死抱成一团。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双方都在拼命揣摩着对手。在华野与中央军委的往来电报中，毛泽东最担心部下沉不住气。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到2月4日，仍未等到战机。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华野前委表示出自己的担心：“敌前进甚检稳重，且有待五军（邱清泉指挥的国民党整编第五军，驻河南商丘）到达后再作第二步进攻。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识破了对手棋路的毛泽东复电，一面鼓励，一面安慰，更是大声提醒：“不管邱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毛泽东在电报上写下重重的一笔：“你们切不可上当！”华野正苦于在南线难觅战机，而背后北线的国民党军已于2月2日开始南下，并趁华野八纵南下临沂之机占领了莱芜地区，大有继续深入之意。南北两个巨大的钢铁钳口，向华野部队夹击咬合而来。
腹背受敌的华野形势严峻。而就在这极度敏感的时刻，解放区内部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山东战区上空战云密布，如同泰山压顶之势。在看似实力相差悬殊的形势下，有的人又动摇了。华野麾下的一支先前起义过来的伪军郝鹏举部，于1月26日叛变了。
郝鹏举是地道的政治掮客，原为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又在胡宗南部某军任副军长，1941年郝鹏举看风使舵，如同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之流的“忠义救国军”，投降了日军。日本投降后，郝鹏举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但他并没有由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被改编后即被派往华东前线，充当阵前卒。这使本想找个靠山、好好捞一把的郝鹏举心中常怀不满。
1946年1月26日，在中共的政治争取和军事压力下，面临打击的郝鹏举被迫率部2万余人起义，并向全国发出反内战通电，改名为“华中民主联军”，共产党方面给予他热情款待，期望他能为国民党军和被收编的伪军做出表率，脱离内战，弃暗投明。然而，骨子里就是以投机为上的郝鹏举却对华野的整编阳奉阴违，迟迟不接受。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他觉得机会又来了，一方面发表通电，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此心如冰洁，此志如玉坚”，另一方面却与国民党方面秘密加紧勾结，寻找叛变的时机。
蒋介石制订“鲁南会战”计划之后，对他以“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所谓“鲁南绥靖区司令官”的头衔相诱惑。郝鹏举也看到了蒋介石大军压境的风头，又来了个见风转舵，于1947年1月26日背信弃义，绑架了中共方面的联络人员，宣布“还军于国”，再次投靠了蒋介石。此时距他前一年的1月26日宣布起义，刚好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整整一周年。
大喜过望的蒋介石、陈诚利用完郝鹏举的宣传效果后，拒绝了他提出的将部队开到后方整补的请求，没有发给任何军装和装备，又将他推回内战前线，部署在进攻临沂的南线集团中。可见就是蒋介石、陈诚等人也不会信任叛徒。之前在解放区好吃好喝、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的郝鹏举有苦难言，只得又率部掉转枪口，会合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向解放区军民杀来。
2月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自赣榆指向临沂之国军郝鹏举部，亦已渡过沂水，自白塔埠据点出动侧击。据此间军事观察家语记者：临沂之收复，当系三五日内事。”
一次又一次计划落空的华野指挥核心必须当机立断。2月6日，一个重新拟定的作战方案报向中央军委，决定如南线仍无战机，则主力将转向北线。华野为再次引诱对手出击，于当天对叛变的郝鹏举部发起攻击。一天后，歼灭了6000余人，并抓获叛变了12天、此时连连说对不起的郝鹏举。
三天前还在兴致勃勃地报道郝鹏举率部渡过沂水、进行侧击的“中央日报”的记者没报道出该部的任何战绩，却报道出这样一条新闻：“鲁南绥靖区司令官兼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郝鹏举将军，八日督师遇伏，在白塔埠附近为共军劫持。”
郝鹏举被俘后要求见陈毅司令员，陈毅同意了。面对郝鹏举把一切责任都推脱给下面官兵的狡辩，陈毅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天良竟到了这种地步！”一生爱好诗文的陈毅仍没有忘记写下一首诗送给这位叛徒：“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后来，郝鹏举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
消灭郝鹏举，战局却没有任何改观，华野原计划借此调动当面对手的打算并没有达到目的。针对攻歼郝鹏举部一事，中央军委2月9日致电华野，认为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事实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解决郝鹏举部后，南线之敌左中两路更是疑虑重重。右路军不仅不前进，其中有些部队反而自郯城撤向桃林及其东南地区，战机更难捕捉。
2月6日，“中央日报”新闻是“鲁南共军势益危，王耀武部克服莱芜”，文中乐观地写道：“鲁南袋形地带共军三面包围之势已成，一待鲁南北上国军。赣榆西北移向国军及王耀武部胜利会师后，整个鲁南形势即可澄清。”那位记者在采写这条战地新闻时，肯定没有料到王耀武部的死对头——华野的作战指挥者粟裕正在地图上死盯着己方背后北方战线的李仙洲集团。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一期学生，参加过北伐。挥师济南时恰逢日本军队在那里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同胞，为此李仙洲曾热血请战。抗战期间，他率领第二十一师转战于河北山西，身负重伤仍激励部下浴血奋战，为蒋介石所嘉奖，遂晋升为第九十二军军长。国共内战爆发后，李仙洲被任命为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受制于比他资历要轻很多的王耀武而无所事事。这次南北夹击的新鲁南会战，王耀武派遣了李仙洲带领第十二、第七十三和第四十六军等近10万大军东出了济南城，向莱芜一带开来。鞠开说起当年的形势：“这个南北夹击，夹谁了？就是夹华东野战军。这个时候华野给敌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使他们有了错误的判断。一个他认为华东野战军打了宿北战役后损失惨重，伤亡很多，残兵败将恐怕没有力量了。一个他以为我们是向东逃，又以为我们是向西逃。李仙洲不是南北夹击吗，一看共军跑了，缩回去了，后来一看发现共军又有新的动向，又挺进上来。”
不知是指挥者的无意，还是另有所图，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的部署恰恰形成了孤军深入，这让一直在南线苦于难寻战机的华野将领们眼前一亮。同时该集团中的第七十三军为蒋军嫡系部队，第十二军原为东北军，第四十六军原为桂系，历来军中存在的派系矛盾也让陈毅和粟裕等人认为有机可乘。华野前委经反复研究决定临阵进行战略大转向，放弃临沂，主力转兵北上，于莱芜地区围歼李仙洲集团。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大转变，20年后被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拍摄成一部脍炙人口的战争影片《南征北战》。
2月11日，沂蒙山区的夜晚风雪弥漫，寒气逼人。驻守临沂的部队官兵挖了一天的防御工事后刚刚入睡，就接到紧急集合出发的命令。华野官兵一听说要行动，都以为马上要战斗了。因为这段时间里，部队一直在进行战斗动员，却一直没有等到任务下来。然而等队伍一开始行动，大家都茫然了，因为部队是向北开进的。敌人明明在南边，为什么现在却要向北走？许多人都糊涂了。原华野老战士王同年说起当年的困惑与坚决：“……就得两根腿跑，100里路也好，10里路也好，给你个时间赶到，赶不到也得赶到，这个时间是不能错过。”等大家弄明白整个南线的野战军都在北撤时，大家心里的疑团也就更大了，特别是那些刚从北线南下赶到临沂准备打南线之敌的部队战士更是不理解。令人疲惫不堪的往返山地行军，让一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有的说“我们成了压路机了”，有的说“光管走，不管打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时间紧迫，行军之前来不及做任何动员，也是为了“不暴露企图”，出敌不意。在开进途中，各部只能利用各种间隙和时机，通过反复宣传上级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以歼灭敌之有生力量的运动战思想，消除指战员们因放弃临沂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老战士亓增玉当时也觉得别扭：“这个行军，跑过去又跑回来。要是不跑，在这儿等着不就是了，想不通，这搞什么鬼啊，打不就是了，来回跑干啥。那时候编了这么一首歌，陈毅将军号召我们要在跑路中立功劳，跑跑跑……”
不理解归不理解，各部队仍坚决贯彻，认真执行。宋登峰说起当年连续行军走走停停：“走到沂源，接着又返回来了，吹号后往回走。同志们都很议论，打就打，不打就算了，怎么又返回来了？有的说，可能是打大仗了，我们这个部队打谁不知道，他也不传达，保密比较严格的。营以上的干部、连以上的干部大事都知道，一般连以下的干部光知道打仗，不知道打的谁，当时我们不知道打的谁。打完仗了，总结了以后，上级宣布了以后，才知道打的是谁……从临沂到莱芜那个时候全是山路，不好走，国民党走的平路多，他们有汽车，咱们走山路多，有的把骡子都摔死了，也得走啊。《南征北战》这个电影就是写的莱芜战役。”
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北疾进着。每日行军，部队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当时的制空权掌握在对手那里。为躲避侦察和空中袭击，部队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除了高级指挥官之外，谁也不知道这样像夜猫子一样白天睡觉晚上行军的目的地是哪里。战士们每晚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在黑夜中不停地翻山越岭朝着北方前进。
莱芜距离临沂近四百里路，长途奔袭的运动战是华野最擅长的战术，但由于临场改变计划还是产生了不少困难，甚至有断送全军命运的危险。华野七纵十九师参谋长张铚秀把胜利转战的最大功劳归于老百姓：“那个时候也没有公路，也没有车。几个部队走一条山路。都没地方住，又下雨。粮食匮乏，弄点面粉那就是叫细粮，其他就叫粗粮。擀面条叫细粮。那时山东是以地瓜干为主，山东贡献很大就这一点了，老百姓自己不吃，拿出来给队伍。山里面没有汽车，到哪儿都没有公路。靠小车，靠挑担，靠毛驴，靠这些运输。这就叫人民支前。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拥护，仗是难打的。”
先前进行南线作战，大批部队南下，百万粮草滚滚运往临沂。作战计划改变之后，部队又大踏步转为北上。这可不是今天坐在汽车上旅游。部队的行军路线都是山区，行走困难。还要带上武器装备。更要命的是粮草都被搬运到南线去了。部队突然一掉头，反而把军队的最急需的填饱肚子的粮食都甩在了后面。看着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的粮食供应线，部队的军需官们愈加担心起来。宋登峰说那时候供应不上，有时一天吃一顿饭，有时一天吃不上。而沿线百姓拿出了自己的所有来支援部队。村村炊烟缭绕，家家煎饼飘香，百姓们却一再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把野菜填进饥饿的孩子嘴里。共产党军队来了，有煎饼的给他们煎饼，有窝窝的给他们窝窝。那时候老百姓也那个样，也没有好饭。百姓家里储存的玉米地瓜干需要脱粒碾碎才能食用，每个村庄里的碾盘都在通宵运转，推盘的人累倒了马上就换上别人。莱芜苗山镇古德范村村民韩玉珍当年是妇救会会长：“到夜晚，洋油灯点着，还得碾上来磨上去……隔天还得摊煎饼，大冬天冻得直流泪，那时柴火也难置啊！”因为麦子少，做不成馍，就做煎饼，女的摊，男的送。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一定要让自己的军队打胜仗。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胜利，家中不久前分到的那块像命根子一样的土地才有可能继续属于自己。辛庄镇石湾子村村民徐丰英说出了广大老百姓的心声：“为什么支持八路军？国民党烧屋，八路军不烧。八路军要没了粮食，就和老百姓就和些煎饼、窝窝头吃。国民党兵不行，他要粮食要钱。不一样的作风。”
此时山东百姓靠人挑、畜驮、小车推，正在把集中在临沂地区的上亿斤粮食和作战物资，陆续转送到莱芜前线。那时候真是各个村庄一呼百应，不论男女老幼都能找到自己在战争中的位置。村庄里的许多老人说起当年都记忆犹新。徐丰英说的都是实在话：“那时候不给钱也去啊，这是任务，够着做啥了就得做啥，儿童团还得送信呢。娘们儿在家里，年轻的做鞋，年纪大的摊煎饼，煎饼还得供前线。那个时候一色的这样，能干啥的干啥……八路军、共产党对于老百姓威信忒好了。八路军不管见了谁，就爹娘地称。他就是亲热，和国民党的作风不一样。不这么样，共产党能到了这一步啊？你再大的力量能大过老百姓的力量？老百姓不拥护你，你怎么能成了器，是吧？咱这老百姓的力量比啥都大。国民党的力量原先大着的，老百姓不拥护他，他们走到哪里，哪里老百姓跑。八路军走到哪里，哪里拥护他们，缺啥给你啥，老百姓不用也得叫你用。”韩玉珍回忆道：“那时候打草的、办粮的，没有一个闲人。老百姓推碾的推磨的，办生的办熟的，送啊……我们不仅管摊，还管催。哪里够挑子了，这一拨就押着走。这一拨走了，又发动一伙……哪里打了胜仗，就敛两个鸡蛋，敛两斤粮食，一家子出粮食，拿去卖了，买点烟买两个鸡蛋，就挎着去慰劳。打莱芜、石马、普同、罗家台、颜庄、鲁村时，慰劳队伍我们都去过。那时候是光下步跑啊，哪里有车，把脚都磨破了。那个时候唱给解放军的那些歌，挖战壕、埋地雷，也有歌。盘查行人、站岗放哨，都在那里唱。开万人大会，这庄那庄，这庄鼓励那庄，那庄鼓励这庄，活跃着呢。”和庄乡青石关村的王孔吉道破了其中的奥秘：“老百姓做鞋给部队，摊煎饼给部队，支援前线，为什么？那个时候受剥削、受压迫，给地主扛活，求解放啊！就像老百姓唱的那歌：‘为啥为啥，为了求解放，为了把仇报，才参加革命来……’”三山村的沈永昌比较国共两军的民心向背：“老百姓拥军，那些东西老百姓自己的，都愿意送。八路军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国民党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没给他的他就抢。八路军不用抢，大家就自动地向外拿。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八路军啊！国民党除了打就是骂的，三天两头来抢，弄了粮食那时候你藏也藏不住啊！他们和八路军不一样，来了八路军恨不能给他点好的吃。”苗山镇西勺山村的刘怀传也说：“军民团结一条心，八路军不就是老百姓供应的嘛，他们就是老百姓生的……”
为了让部队快步前进，民工队伍从大路让到小路，从小路让到野地里，满载粮草和物资的马车、大车、独轮小车，车轮滚滚，顽强地行进。如同一条长龙的数万华野大军，挽着沂蒙百姓的臂膀，穿行在夜幕下的群山里。
很少有人知道，在当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厮杀得你死我活的山东战场上，双方都在紧急调运保证作战急需的粮草弹药时，却有一支由多达48辆美制十轮大卡车组成的国民党运输队在为自己的对手共产党的军队运送战争物资。这等于是帮助对手来要自己的命。而这件蹊跷的事情就出现在莱芜大战期间。
这件事不能不提到一个神秘的人物——张沈川。他是战争年代里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员老将，一生充满传奇。他1926年11月入党，其后，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创建了中共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编制出中共第一本通信密码。莱芜大战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烟台办事处”，简称“行总烟台办事处”的副主任。做国民党的官，暗里却是受中央军委里周恩来的直接派遣。
“行总烟台办事处”是负责发放来自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单位。相应地，中共一方有“解总烟台办事处”。分配救济物资的大权，掌握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手里，但由于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打入，以及“行总烟台办事处”主任王师亮常住上海缺位，所以实权完全掌握在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手中。
当年华野主力在山东地区与国民党部队进行着殊死战斗。大部队南征北战，急需粮草弹药保障，军事运输万分紧张。莱芜战役计划确定后，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在华北局主持下部署了支前工作，几十万民兵和群众参与将粮食、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往前方，并组成庞大的担架队救护伤员。山东解放区的军民进入了战争状态。华野的胶东军区派人来与张沈川等人提出能否想方设法借出运输卡车。当时张沈川不无幽默地说：“国民党用大量救济物资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借几辆汽车有什么不可？”话虽这样说，他担的风险却是秘密一旦泄露就必然招来杀身之祸。
经过秘密商量，决定出动“行总烟台办事处”全部56辆卡车中的48辆由华野使用。为掩人耳目，留下8辆维持日常运输。计划很快在内部布置下去。第二天深夜，一队由48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在共产党员张扬的带领下，开到烟台市郊的车门镇。交给“解总烟台办事处”副主任王云九（后任青岛市市长）和胶东军区的人员。
从这一刻起，张沈川和他的同事们的心也悬了起来。车辆一天不回，危险就说不定何时降临。他们知道如果东窗事发，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后果。他们用剩下的八辆卡车，反复往来地运送救济物资，制造出运输繁忙的假象，以防露出马脚。五天过去，车辆全部归来。“行总烟台办事处”好像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这48辆十轮大卡车对华野部队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解了燃眉之急。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任何一个小小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千古遗恨。生死搏杀中充满着突变的风云。作战双方都在全力揣谋着对手的路数，以求掌握制胜的砝码。冲锋陷阵，考验的是军人的勇气，而临阵应变，则是考验军人的智慧。对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后者。
转兵莱芜，在双方对峙的战场上不能不说是隐藏着很大的风险。一旦国民党军队看穿华野主力临阵转移的举动而发起猛烈攻势紧逼跟进，正在转移行军中的部队很难组织起坚固的防御，后果不堪设想。
为实现计划中的南线钳制敌人北线歼灭敌人的双重目的，首先必须设置疑兵连环之计，保证能“金蝉脱壳”。兵法大家历来崇尚“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因此自古在战场上就有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兵者，智者为上。”华野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山东的大地上演了一出“空城计”。
长年跟随粟裕四处转战的鞠开熟知他的作战指挥风格：“打仗要冒险，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剩下百分之几的威胁还是有的。正确本身就是去冒险的，哪里有万无一失的仗啊？我们老首长，他说要冒风险，哪一仗都有风险，每一仗都有风险。但是你要把你的宝百分之八十的放到里面去，甚至到百分之九十。他指挥打仗，一般都将把握放在这么一个程度。”粟裕使出了兵不厌诈的计策，将计就计，声东击西，摆出了一副要在临沂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的架势。为了让决战的样子更逼真一些，担负南线掩护指挥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带领第二、三纵队及地方武装伪装成华野全军，公开在临沂一带大挖防御工事，一些民兵也打扮成解放军的模样，到处号房子，征粮草，弄得沸沸扬扬。对于那些国民党军的探子们不抓不打，放手让他们随意刺探假军情、假动向。这些假的军情，使陈诚误以为华野如果决战失利的话必然西渡运河向西逃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决战信心。
攻打临沂的先锋是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李天霞的第八十三师。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飞机、坦克，对着小小的临沂城和周围的华野阵地连续进行了几天的猛烈轰炸。然而，这次华野留下担任阻击的部队使的是疑兵阵式，以少数兵力担任防守，将大部分兵力用于两翼机动。两三个人一个小山头阵地，四五个人树起了几十面红旗，像跑龙套似的不停地吸引国民党军的眼球。夜间袭击也成为防守者的拿手好戏。张信元回忆起这段往事是津津有味：“那时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敌退我进，敌驻我扰，不让他过年。上边讲，集中一个枪榴弹连，枪口上安上手榴弹，它可以飞很远。从这个地方一枪打过去，手榴弹能落到那个村，叫枪榴弹。到口镇附近，越近越好，每人打三发，打得火光四射，打得敌人整个夜里就是到处进入阵地，到处冲杀，搞不清，搞一夜。我们打完了以后就走了。第二天下午，又从他们屁股后面打上了，用一个团突击一下……这一打，国民党搞不清我们有多少部队了。”与此同时，鲁南滨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敌人所到之处破坏公路埋设地雷，给制造出很大的困难。攻守双方如此你来我往，一时间难分高下。
临沂是当时的中共山东首府，又是当时最大的解放区之一。华野保临沂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事，他无法相信华野主力会放弃临沂而去。以至于当华野主力已经拔脚北上时，蒋介石仍把注意力集中在临沂。“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华野，一方面牢牢钳制住了南线欧震集团军的8个整编师，另—方面又使北线的李仙洲集团毫无顾虑地继续孤军深入，更重要的是为华野金蝉脱壳秘密转军北上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2月15日，华野北上主力已逼近集结地点，对李仙洲集团形成包围之势。南线指挥所掩护的第一步骤按计划完成，遂下令撤出临沂。2月15日中午11时，张灵甫和李天霞“攻”进了临沂城。但是，那是一座空城。
鞠开见证了粟裕下令撤出前的一闪念犹豫：“放不放弃临沂，当时有个想法，要打一下。临沂是山东首府，一下把首府丢了，对我们部队的威望有影响，也不愿意丢。当时首长也考虑，打一下，鼓舞一下士气。后来考虑别打了，毛主席也是这个意思，放弃，别不舍得，别考虑这个问题，丢了以后也统统都是我们的。毛主席下了命令，陈老总负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尽管临沂是有意放弃，但之前誓死保卫这座山东解放区首府的动员口号，不能不在普通士兵和百姓中产生影响。他们曾为此产生过庄严的责任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战争中，首府被占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意味着失败和士气的丧失。张信元经历了这番心理炼狱：“那时决心誓死保卫临沂，死也要死在临沂，哪里也不去，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大会上举手喊‘我不管伤多重，我只要会手榴弹，会打枪，不要抬我’。就是与敌人拼到底，要誓死保卫临沂。临沂有我们的兵工厂，发的被服、袜子、鞋、手榴弹、拉雷，都是临沂兵工厂生产的。从临沂撤退，人们心里别扭，也讲怪话发牢骚。但是你得听指挥。一边走一边动员，互相表决心。这个表决心，首先你党员，不管你通没通，你先带头，你先怎么做。”
如何尽快实现人们的思想转变，成为当时华野政治部门的当务之急。1947年2月17日的《大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蒋介石得了这座空城，对于山东解放区的政治经济都没有什么影响。”又说，“蒋介石暂时侵入临沂，不仅不能给他什么，而且必然造成他更大的不利，不久之将来他仍将夹着尾巴滚出临沂及鲁南。”
然而，蒋介石及其部属却不这样认为。15日当天，徐州方面即向南京报捷：“……国军自肃清苏境共军后，陈毅老巢鲁南根据地临沂即受莫大威胁。国军以稳打稳扎之方式，收复郯城、码头镇、重坊等地，并向临沂方面挺进。经半月来转战之结果，先后收复马岭山、新庄、大哨、华埠、李家庄、南头等据点，现终于今晨收复临沂。”“按临沂为中共第二支强大部队新四军之根据地，亦为中共华东局、山东省政府与山东军区所在地。亦即大江以北、大河以南中共之军事政治中心。其对中共之重要性，仅次于延安，而超过东北之佳木斯，亦即无异华东之延安。”
兴奋的陈诚将这次胜利命名为“临沂大捷”。他在发布的局势分析中说，“共军残部分三路向沂蒙山区溃逃。其企图，或将在鲁南稍事休整，再西窜。因沂蒙山区北麓已有王耀武兵团坚拒，北去实不可能也。估计共军损失已有十六个旅，七个纵队，约当总兵力三分之二”。蒋介石读到这么辉煌的战报，也不由得喜上心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闻讯后立即在南京展开宣传攻势。称之为“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更是满面春风，面对媒体他断言：“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中，山东之大局指日可定。”一时间，国民党统帅部内上上下下兴奋异常。
而毛泽东却在为自己的部下看似“败走沂蒙”的行动叫好。1947年2月21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电报中指出：“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对华野放弃临沂之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走这步棋所产生的结果，正是中央军委和华野前委所期望的。
北进中的陈毅、粟裕一直关注着此行的猎物——李仙洲集团。作为“南北夹击”战略中北线铁拳的李仙洲自从率领第十二、四十六、七十三军数万人马东出济南后，一直在丘陵间的狭窄公路上缓缓而行。在庞大的行军队列里，由第十二军殿后，保护数百辆卡车往返于大军和济南之间，使走在前面的两个军每天消耗的二百余吨军需给养不至于缺乏。在南线的张灵甫和李天霞拿下临沂的同时，李仙洲也进驻了莱芜。
踌躇满志的陈诚恨不得马上就能实现南北铁拳合击，一举将对手置于死地。为此，他一遍又一遍地催促南线的兵团乘胜追击继续北上，北线的李仙洲配合向南压迫，尽快将共军歼灭在沂蒙山区，实现他山东决战的宏图大略。
这时华野主力正在向莱芜地区潜行。沂蒙山区的大山好像无穷无尽，翻过一座高山，又是一座更高的山。有时遇到一座陡峭的大山，战士们不得不把大炮等重武器拆散，—件件地背在身上，手拉手地往上攀登。上山难下山更难。负重下山时，战士们不得不将重物揽在怀中，手脚并用地一点一点往山下滑。亓增玉那时候是炮兵，行军的时候身上背着炮弹：“炮兵就是背着背包，扛炮弹，我那时候小，我扛了一发，他们壮的扛了两发。来回爬山费劲，出汗。一行军脚上肯定磨起泡来……到了一个地方不解背包，仰面倒下，把脚跷起来，歇脚啊。那个脚一着地一着水像针扎一样地疼。那脚都烂了，长了泡。那时候正感染上疟疾，打摆子，先冷后热，一个劲地哆嗦，也得咬住牙坚持着行军打仗。”爬山是最费鞋的。鞋底磨穿了，没有新的换，战士们就用破布包着脚走路。有的战士脚上磨起很多血泡却还风趣地说：“沂蒙山区有七十二崮，我们的脚底下也有七十二崮。”
各部队都接到要加快行军速度的命令。张信元说：“就是部队布置的白天睡觉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少了，晚上提前行军，敌人的飞机还没有走完，就叫人行军。命令部队搞伪装，敌人的飞机来了就地隐蔽不要动就行了，就是多走点路。提前加快，要抓住他。到了第三天，快接近莱芜，师长高兴得不得了。”
作为战争旁观者往往只看到千军万马厮杀的壮观情景，却很难领略到双方将领苦心积虑的生死思考。莱芜战役情况如同一个万花筒，瞬息万变，华野的指挥者一次次面临着艰难的考验。鞠开作为华野司令部机要员，耳闻目睹，感触尤深：“这个压力比较大，是虎口拔牙，也叫虎口脱险。到老虎嘴里拔它的牙，你说危险不危险？危险就到这种程度，那老虎饶得了你吗？肯定饶不了，它不吃你？可想而知。那么多的敌人，45万敌人包围着我们，还要来一个反包围，三天之内把他们搞定，实战性要求很高。一旦搞不定，人家40多万人上来，那我们够呛了。我们肯定吃不消的，那当然很危险的。那时候确实是形势比较紧张的。敌人也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你还敢在我们包围你们的当中，把我切切实实地包围，他蒋介石当然不会想到。哎，我们就是到你想不到的那个地方。所以才讲，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华野各部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点后，司令部于北上途中已经查明对手的位置：国民党第四十六军位于新泰；李仙洲总部、第七十三军军部及其第十五师位于颜庄；一九三师位于和庄；七十七师位于张店；第十二军主力位于莱城吐丝口镇，该军新三十六师位于蒙阴寨。
华野首长分析认为，要想一气同时向对手两个军开刀比较困难，甚至可能打成僵局。因此，决定首先歼灭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第十二军主力于莱芜地区，然后再歼灭位于新泰的第四十六军。
这样部署就产生了个难题，如何才能防止对手本来相邻的两大主力军兵合一处，让华野可以集中力量分别下手？对手也是久经沙场，也在仔细盘算如何破解华野的每一招计谋。
华野抵达蒙阴后的一天，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接到命令，火速赶到临时设在蒙阴县野店附近王庄村的华野指挥所接受任务。一到那里，他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务的核心是要求他在大部队转移后，立即率领分区所属的3个团阻击对手第四十六军，必须阴击5天到7天，拖延其占领新泰、蒙阴的时间，给华野主力制造出单独围歼第七十三军的条件。以三个团的地方部队阻击对手有2万多人的一个整建制军，谁都知道双方实力的巨大悬殊。对手也不是傻子，封振武一时也有些犹豫。
原来，冥思苦想诈敌之策的陈毅、粟裕不约而同想到了2000多年前的名将孙膑。当年孙膑为诱使庞涓率军进入山谷预先选好的伏击阵地时曾使用了一个计谋，他命令部下每天都减少在野外挖的烧火做饭的灶坑数量，使在后面追击的庞涓产生了错觉，以为孙膑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将士们不是大量战死就是逃亡，越发加劲地往包围圈的口袋里钻，最终马陵道成了庞涓的葬身之地。
2000多年后，就在孙膑战庞涓的这块土地上，粟裕对封振武说：“你这次不妨以增灶的办法，使敌人摸不清我军的虚实。”陈毅也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空城计来点拨封振武：“当年诸葛亮身边只有两个老兵和两个琴童，迷惑了握有重兵的司马懿。你现在有3个团的兵力还不能同敌人周旋一番吗？”他尤其强调，此次华野大部队能不能按照预想调整好整个战场部署，全看这场阻击战是否能打出花样来。走出指挥部的封振武已是胸有成竹。
当时，国民党四十六军已进至莱芜颜庄。封振武首先运用机动战术同对手周旋，像模像样地拉开架式阻击。但打了就跑，飘忽不定。此时真刀真枪拼杀的战场却有了些孩子们玩捉迷藏的味道。部队每天晚上到村子里宿营时，封振武便通知各团多搞一些草铺。第二天转移时让草铺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使随后而来的四十六军摸不清解放军到底有多少兵力。孙膑的“减灶”之计，在这里变为粟裕所说的“增铺”。对手由于搞不清虚实，前进动作十分迟缓。规定的一个星期过去了，鲁屮军区第二军分区以轻伤20人无一阵亡的代价，为主力部队调整部署，完成对李仙洲集团的包围之势赢得了时间。
2月15日16时，粟裕下达了作战预备令：以统一归叶飞指挥的第一、六纵队为左路，进攻莱芜吐丝口镇；以统一归陶勇指挥的第四、七纵队为中路，进攻颜庄及蒙阴寨地区的对手；以由许世友、王建安指挥的第八、九纵队为右路，拿下和庄的第一九三师，并准备截击可能由博山来援之敌，随时准备向南扩大战果；命令第十纵队抢占锦阳关，彻底切断李仙洲转回济南的退路，同时阻击明水敌人南援。为加强北线力量，又从南线调第二纵队部分北上参战，阻击第四十六军北援。鲁中军区部队统一归第二纵队韦国清指挥。战斗预定18日发起。
值得注意的是，粟裕的这道命令不是作战命令，而是作战预备令。也就是说，粟裕的作战决心尚未到最后阶段，他还在犹豫，也就是说，弓已拉开，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往哪里射出，粟裕还在做最后的观察。
恽前程特别敬佩老首长的运筹帷幄：“粟裕打仗有个特点，他像下棋一样，走一步看三步。他打这一仗，看后来两个仗怎么打法。而且后面两个仗打完以后考虑有利有弊，都想很多。他这个脑子老是想这个问题。”鞠开就在粟裕身边工作，观察了解的信息更多：“他的个性本是很活泼开放性的，他会吹口琴，会拉胡琴，会弹钢琴，会打扬琴，会英语，会翻杠子，会开摩托车，会开汽车，会打弹子，真正的他没有时间搞这些东西。跟人说很难相信，好像他是个儒生，实际有的时候，他也喜欢开一些玩笑，但是这种时候很少。他干什么？老是在考虑，动脑筋。这一点我体会非常深。你比如说，他让我们陪他散步，我们不好打岔和他说话，他也不和我们说话，我们就跟着他走，走着走着，我就知道他在想问题，动脑筋。怎么样消灭敌人，怎么样把这个仗打好，他是考虑这个问题。有时候走着走着，掏出便条纸写好装到口袋里头。想好了问题，赶回去，拿出写好的便条纸，给毛主席发电报。”
此时粟裕在干什么呢？他在揣摩对手王耀武，那是国民党军中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将，非等闲之辈。
在陈诚大吹特吹“临沂大捷”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那就是此时身在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长衡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长官王耀武，刚刚在9月初的长沙、衡阳、岳阳、常德地区隆重的受降仪式上体会到作为一个胜利者的骄傲，就很快被蒋介石推上内战的前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淮阴第一绥靖区之后新建的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编制规模之大，辖区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其主要任务是遏制山东全境解放军的活动，并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
王耀武初到山东，在经济上所接收的是一个“劫收”后的烂摊子；在军事上是一个正规军与地方武装互不合作的杂乱状态；在政治上是CC派、复兴社、改组派残余势力三者交相倾轧的局面。王耀武使出浑身解数，凭借他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和威望，加上他本身不属于任何派系且有一套善与人交际的本领，使他得到了多方的支持。他不仅将山东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而且将驻守在山东境内原本不归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指挥的军队也完全置于自己的指挥下。
在眼下蒋介石制订的“鲁南会战”中，王耀武受命在二绥区抽调三个军组成北线辅助集团军，由明水、博山向莱芜、新泰方向推进，以收对解放军南北夹击之效。
此时的王耀武凭借多年的军事经验，压根就没有相信陈诚关于华野的主力已经覆灭的喜报。他认为对手仅仅是转移了作战方向而已，他要找出共军到底要干什么的证据。然而，他的上司们却不容他仔细地去分析思考，因为华野布置的一个圈套已经发挥了作用。
在华野佯装“失利”于临沂、实则主力转移北上的同时，陈毅、粟裕还设了一个疑兵计，那就是以地方武装佯装正规部队大张旗鼓地向西行进，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兖州以西的运河上大兴土木、架设浮桥，诱使对方相信华野有西去之意。同时，陈毅与粟裕还派出另一支人马在黄河沿岸公开收集船只，并声言将渡河与刘邓大军会合。坐镇徐州的陈诚得悉情报后深信不疑，立即电示在济南指挥战事的王耀武：“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须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歼灭之。”蒋介石得到这个情报后也认为华野已无力量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作战，计划趁机将华野吸引于新泰、莱芜地区而消灭。他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亲笔信，“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合我们的希望”，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
然而，蒋介石的兴奋并没有感染王耀武。他根据情报和在鲁南被俘后释放回来的原二十六师的军官所说，华野十分强大，士气非常高昂，因而判断陈诚的部署是冒险而不可取的。而且王耀武手下的部队本来就不多，扛着的那些守备任务已经够让他烦心的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王耀武从熟悉山东地形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几千年来，凡自济南出兵鲁南，有三条路径可供兵家行走：一是南出穆棱关挥师沂蒙，二是沿泰山兵向兖州，三是取道吐丝口出泰山东至莱芜。前两条道路居高临下，有高屋建瓴之势，胜算较大。而最后一条道路两侧不是高山峡谷就是丘陵绵延，大军过时，单兵行走，辎重迟缓，易于腹背受敌。此时蒋介石与陈诚指令走的正是这条路。
王耀武接连去电和派人向上司据情陈述建议，但正在兴头上的蒋介石和陈诚等人根本就不为所动。陈诚看到王耀武不肯从命，认为他有意保存实力，于是来电警告：“此次鲁南战役，有关国共两党之存败。如鲁南失败，山东亦不可独存。”他严令王耀武“派一个军进驻莱芜，一个军进驻新泰，诱敌来攻，勿使其继续北窜”。
王耀武接到电令后，认为蒋介石和陈诚所料与事实不符，不同意分散兵力进驻。但蒋介石与陈诚口气坚决。陈诚在电令中竟毫不客气地说王耀武：“对全国情况有所不知，速即遵照前令执行，毋庸再渎……”蒋介石也唯恐王耀武不按指示投入兵力，2月13日他又以亲笔信催促王耀武赶快动手，信中透着此时这位国民党统帅兴奋的心情：“望弟在胶济路北，黄河以南，布以兵力，务求歼之于黄河南岸，勿使逃窜，事关重大，机不可失……”
军令难违，王耀武只好调兵遣将组织前线指挥所，令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为指挥官，率领七十三军、四十六军、十二军分别向新泰、莱芜进军。
部队是出动了，有心的王耀武也同时向四处伸出了敏感的触角，随时感应战场上的细微变化。就在粟裕下达作战预备令的2月15日，王耀武在沂蒙山区发现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的迹象，同时又闻讯南线的欧震集团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临沂城。军事经验丰富的他准确地判断出华野主力是主动放弃临沂，有转兵北上的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共军的矛头这次是对着他来的。王耀武急忙调整部署，也来了个“敌进我退”，不管华野此招目的是什么，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甚至等不到天亮，于2月16日凌晨4时下令全线撤退。第四十六军自新泰撤至颜庄地区；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的第十五师自颜庄撤至莱芜城附近；第十二军的新编第三十六师自蒙阴寨撤至吐丝口、上游庄一线，归第七十三军指挥；第十二军率第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后退到胶济线，担任张店、明水一线守备。
费尽心机南征北战的华野眼看就要空忙活一场，因为眼前那只马上就要煮熟的鸭子扑棱起翅膀——飞了。
当天中午，还未全部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华野各部听说李仙洲撤退的消息后，都感到非常不安，有人建议提前发起攻击，能捞多少算多少。
在华野指挥所里，将领们面对突变的敌情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他们分析了各种可能，认为李仙洲集团只是稍向后撤，整个部署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能打草惊蛇，贪小失大，仍应按原定方案迅速向指定位置集结。最后决定仍坚持按15日制定的作战方案执行，并将战斗时间推迟一天到19日晚发起。
此时的华野将领寄希望于对手能被他们布下的临沂“失利”、运河架桥、欲与刘邓大军会合等的疑兵连环计所迷惑。
果然，就在陈毅、粟裕等人正在紧张部署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依然陶醉在“胜利大捷”中的陈诚闻知李仙洲不战而退，一时间大为光火。他责问王耀武：“为何不得命令，擅自后撤？”他命令王耀武要确保莱芜、新泰阵地，堵住胶济路一线，“不让共军逃过黄河”，并说共军是“已围之师，不足为虑”。
在上级的威慑之下，万般无奈的王耀武只得遵照执行，再令李仙洲率部向莱芜推进。不过他对命令打了折扣，只命令四十六军重占新泰，七十三军的一九三师接防颜庄，其余原地未动。
国民党的北线辅助集团刚刚开始的全线撤退行动停止并重又前进。此时的李仙洲对让部队进而复退、退而又进的做法一堆牢骚。而属下官兵也不明就里，原来认为还没和对手照面就撤退，太有损“国军”的面子和士气，现在他们放话出来：“除非新四军不来，如果敢来，非叫他们吃苦头不可。”
而对华野来说，这真是一场意外之喜，已经飞走的鸭子又自己飞回到即将沸腾的开水锅里。蒋介石和陈诚都寄希望于王耀武的部下们“诱敌来攻”，其实根本用不着，他们四处寻找要与其决战的华野已经找上门来了。
看到对手反反复复的举动，华野将领们知道自己的作战意图并没有被对手识破。18日，华野前委终于下达《作战命令》，决定以第一、八、九纵队歼灭莱芜城及其外围之敌；第六纵队以一个师直插和庄，其余部队歼灭吐丝口之敌，任务完成后以一部控制吐丝口，主力东移和庄地区，准备打击自博山南援之敌；第十纵队和独立师抢占锦阳关，得手后以一部对北警戒，主力歼灭上游庄之敌，策应第六纵队对吐丝口之敌攻击；第四纵队以全力歼灭颜庄之敌第一九三师；第七纵队以一部钳制自新泰北援的第四十六军，主力集结为总预备队；第二纵队除留一个师在临沂外由南线北上，以一个师接替第七纵队对第四十六军的钳制任务，另一个师进至蒙阴寨西北地区，监视第四十六军动向。战斗时间再次推迟到20日晚10时发起。
一张巨大的战争之网已经抛向李仙洲集团的头顶上。
大战当前，华野指挥所移驻距莱芜城以东20余公里的现莱城区辛庄镇石湾子村。石湾子村四面环山，山上树木茂密，沙河从村东潺潺流过，是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指挥所就设在村南端西山脚下的一座四合院里。院西墙外的山坡上有株古树，攀上此树可俯瞰小院乃至全村和村周围的一切。据说，国民党的飞机曾来轰炸过，由于房后面紧靠着山，害怕飞机撞山的飞行员怎么也炸不准这座小院。也有说当时在莱芜还有一个地方叫石湾子村，国民党飞机都奔那里去轰炸了，这里反倒没有什么事。
就是在这里，在仔细了解了李仙洲集团的动向和鲁中支前工作情况后，陈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录着国民党军队序列和将官姓名的红皮小本，用红铅笔在李仙洲的名字上用力画了一个圈，用浓厚的四川口音下令说：“活捉李仙洲！”随即签发了作战命令。
然而，就在弯弓拉满、一触即发之际，战场的情况却又一次发生突变。本来就不相信陈诚说华野是溃逃的王耀武，到底识破了华野精心布置的圈套。就像一下子撕去了窗户纸，双方的路数霎时间全暴露在对方的眼前。
因作战计划一再推迟，华野虽然行动保密，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华野大军进行最后准备的期间，对手已经发觉了华野主力正在北线集团周围集结，敏感的李仙洲将各处情报汇集在一起急电报告给了王耀武，加上几个逃跑的俘虏兵回去告密，使王耀武初步判明了华野攻新泰、莱芜的真正意图。为避免被各个击破，他不顾蒋介石、陈诚的反对，紧急下令让已经到达颜庄的第四十六军火速撤回莱芜，与第七十三军合力固守，同时命令正在张店的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迅速经博山南下紧急回归军部。师长田君健接到命令后，感到情况紧急，当天就率领全师部队登上火车向莱芜奔来。
如果让七十七师与在莱芜的集团主力兵合一处，那无疑将增加对手决斗的实力。面对敌情的一次又一次变化，粟裕也紧急调整计划，下达了最后的军事行动命令：以第一纵队攻莱芜之敌第十五师及李仙洲总部；如第一九三师向莱芜靠拢，即以第四纵队及第八纵队一个师协助第一纵队歼灭莱芜之敌；以第八纵队和第九纵队迅速进至和庄隐蔽待机，伏击由博山南下归建的第七十七师；以第七纵队切断颜庄第四十六军与莱芜第七十三军之联系，待第二纵队赶到后，即由该纵队接替第七纵队的任务，抽出第七纵队做总预备队；其他各部任务不变。
为使对手不过早察知华野兵力部署情况而进一步收缩，伏击第七十七师的战斗预定在20日15时打响，其余统一于黄昏发起攻击。
古驿道上的青石关即将成为国民党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的最后战场。
夺命惊雷
位于山东莱芜市东20余公里的棋山，是将当地神话与传统的棋文化相结合而得名。山上有巨石类似棋盘棋子。传说多少年前，有个砍柴人看到两个老者在下棋，一盘棋未了，世上已过百年。棋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智慧与谋略的象征。古有《兵法十三篇》，也有《棋经十三篇》。《棋经》开篇明义：“棋者，以正合其势，以权制其敌。”棋虽小道，实与兵合。咫尺棋盘，战云翻卷。1947年国共两军在这片土地广阔棋盘上展开了一场勇气与智慧交织的生死搏杀，下出了一盘惊天战棋。
在山东博山到莱芜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片村庄叫和庄。它北距博山30里，南距莱芜60里。周边是典型的两山夹一谷的险峻地形。以前在谷地中间有一条博莱公路穿行南北。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军事设防之地。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此地修建了长达17公里的长城。并筑起著名的青石关，古马陵道就从这里穿过。这是从莱芜到淄博必经之路。别的地方是弓形路，是山路，这里是弦路，很近，战略位置很重要。
古青石关位于今天和庄的青石关村。路边年代久远的老槐树种于唐朝年间。古时有行军看槐树一说，有槐树就有军队可以通行的大道。因此历史上流传有“唐槐国道”的说法。在这条道路上，古往今来，不知踏过了多少军队沉重的脚步。兵圣孙武当年从这里走过投奔南方的吴国，最终成就了“立德、立言、立功”的辉煌业绩；他的后代孙膑又在古马陵道上施展兵法，终置庞涓于死地。据说清代曾国藩也曾指挥大队清军人马，沿着这条“唐槐国道”，杀向位于博山的起义军。
北门外的一条山沟因地势如同一个水缸，古名瓮口道，又称南北九省直道。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样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际高速公路了。在坚硬的岩石路上，留有一道又一道的石槽，那是古代的运输工具独轮车留下的痕迹。可以想象，先前许多世个纪里在这条道路上滚过的南来北往的无数车轮。据说，古时由于这一段路险难行，交通经常拥堵。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在《青石关》一诗中，写出了他对这一关口的感受：“身在瓮盎中，仰看飞鸟渡……但见山中人，不见山中路。”数百年后，青石关风貌依旧。险要的地势使这里成为伏击战的极好战场。
1947年2月19日下午，担负伏击国民党七十七师任务的华野八纵和九纵的部队，开赴和庄、普通附近四周的高地上设伏。这次部署以4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来取对手一个师，许多指战员都知道，他们是碰上了块硬骨头。
国民党七十七师隶属于七十三军，是老兵较多、战斗经验丰富、全副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945年8月底，该师东调湖南等地接管投降的日军及在岳阳的日本华中战略物资。该师师长田君健趁机用大量日方最好的武器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部队。内战爆发后，该师杀入苏北解放区，与华中野战军频繁交手，从来没有吃过大亏。进入山东战场后，七十七师会同由青岛西出的第八军李弥所部的“荣誉第一师”一〇六师以东西夹攻的态势，先后攻克数县，初步打通了济南通青岛的交通线，解除了济南孤立的局势。此后，七十七师又向淄川、博山等解放区发起进攻，占领了山东重要资源基地洪山、西河两煤矿，并负责“扫荡”附近解放区的武工队。深受其害的山东解放区军民，早把七十七师看成了死对头，只是一直没有寻找到战机。
1947年2月19日，王耀武判明华野攻击莱芜意图后，急令该师迅速南下增援，归还七十三军的建制。田君健不敢怠慢，当日即率手下三个团自张店紧急乘坐火车到达博山城，准备于次日晚间进抵莱芜城会合全军。
田君健的行动确实迅速，但是他忽视了一点，让他南下莱芜归还七十三军建制的命令是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直接下达给他的。其间越过了集团司令李仙洲和七十三军军长韩浚两级指挥单位。而只顾赶快行动的田君健也没有想到向自己的直接上级报告一下。他也更没有想到，24小时后，即将炸响在他和他的部队头上的夺命惊雷。
20日拂晓，第八、九纵队共计4个师，埋伏在和庄、普通两个村庄的周围阵地上，张网以待。网口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作为齐国与鲁国分界线的青石关口。青石关周围都是高地，当时连接博山和莱芜的公路就从这里穿过，是一个打伏击的好战场。设伏完毕已是凌晨。此时，夜幕高悬，寒冷彻骨。华野战士们趴在冰冻的阵地上，薄薄的棉衣裹在身上，起不到多少御寒的作用。原野一片寂静，人们都盼着黎明的到来。
20日上午9时许，七十七师的先头部队远远地出现在青石关口。前不久，他们的友军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十五师、一九三师刚刚由这条博莱公路通过。而且七十七师前卫部队经过博山以南地区时，沿途村庄又都已坚壁清野，真是如入无人之境。加之以往七十七师与新四军、八路军多次作战，从来没有吃过大亏。这次入鲁以来，部队作战总是步步为营，先稳扎后稳打，部队的士气正旺。自己本身就是重锤，还怕谁呢？因而，对这次行军，七十七师上上下下都认为压根就没人敢打他们的主意。因此，他们按照行军纵队一路急行，竟比华野估计到达的时间提前了4个小时出现在青石关口。
这又给华野指挥部出了个难题——打还是不打？
之前在陈毅、粟裕等最后下达的军事行动命令中，为使对手不过早察知华野兵力部署情况而进一步收缩范围，伏击第七十七师的战斗预定在20日15时打响，其余统一于黄昏发起攻击。眼下却还远没有到预定发起攻击的15时。打，就会提前引起对手的警觉，进而调整部署，给华野的全局行动造成更多的困难。然而，如果按照原定攻击时间，七十七师将越出华野的包围圈，与吐丝口镇的守军会合，战斗将更难进行。
命令最后下达，提前发起攻击。
趴在埋伏阵地上冻了一夜的华野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二营营长鹿正明，在望远镜中看到了等待的对手正在向自己的阵地急行而来。鹿正明是土生土长的莱芜人，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家乡周围作战，在当地有很高的知名度，此次他率领的二营被派作八纵的先头部队驻守王家庄一带。
下午1时许，当七十七师的先头部队进至王家庄时，三发红色的信号弹同时升空，拉开了围歼战的序幕。此时，比原定攻击发起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鹿正明率领的先头营二营打响了莱芜大战的第一枪。
突然袭击打得对手人仰马翻。华野官兵几乎是跟着子弹一起冲出伏击阵地，很快科插入了对手行军纵队的纵深，切断了前卫团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整个战场硝烟弥漫，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喊声响成一片。石湾子村的徐丰英至今还心有余悸：“能不害怕？啊，哎哟，俺还没埋完，国民党已经攻上来了，照着俺，人家使那个重机枪啊，呼呼的那么掠。人家还管你，队伍也好，担架也好，照着打就是啊！”颜庄村的程玉林则说那大炮“哼噔、哼噔”地响，吓得心不在肚子里了。
七十七师到底是战场老手，突然遭受的打击并没有使他们乱做一团，而是迅速拉开了迎战的架势。师长田君健听到前卫团受阻的报告后，当即下了四道命令：第一，命前卫团原地抵抗；第二，命后续部队由富有实战经验的副师长陈运武率领在前卫团右翼占领阵地，向正面的华野部队发起攻击；第三，命后卫团火速前进，作为师的总预备队；第四，炮兵营迅速进入阵地，准备射击。同时田君健马上用报话机向李仙洲作了汇报，请其派部队增援。
田君健的临阵快速部署指挥确实很到位，报告也很及时，然而战场的变化却更快。七十七师前卫部队虽拼命抵抗，却因地形不利且仓促应战，经过20分钟战斗，前卫营已被歼大半，被俘80余人，剩余的则拼命抢占了燕子山制高点。
该师的后卫团在携带全师辎重行李过青石关后，接到了师长田君健“火速前进，作为师的总预备队”的命令。但后卫团在前进途中，不断受到猛烈攻击，时不时就被迫停止前进展开战斗，加之辎重行李车辆、马匹互相争道，道路常常为之堵塞。
1947年2月20日，在这条古老的驿道上，满山遍野响着枪炮声。
由于华野部队出击的地点距离对手大部队较远，加上山地作战影响速度，没能将对手包围在公路上。战斗打响3个小时后，七十七师的主要兵力都被压缩到了玉皇顶、燕子山及其附近和庄、普通两村内。此时已是下午4点。
华野六十五团开始两个营向抢占燕子山的七十七师部队压缩性进攻。但就因为晚了一步，对手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形，攻击严重受阻。团部只好下令停止进攻，调整部署，等到天黑以后再打主意。
位于燕子山下并不起眼的和庄，如果不是1947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战斗，它的名字也许很难被外界所知。那天，仓促进入庄内的七十七师把老百姓家里的门板桌椅床架板凳都搬出来，临街垒成简易工事，拼死抵抗，并不时组织反冲击。但华野的突击部队运用穿插战术，顷刻之间把庄内的守方分割成数段。华野二十五师前沿指挥所向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报告说：“进展顺利，打起来和整训时的演习差不多。”
有些村民也加入了战斗，莱芜和庄乡横顶村的姜玉财当年就是这样的民兵：“在和庄那些点上，他白天安电线，竖上杆子，叫咱老百姓，拉老百姓去，竖上杆子拉上线。黑夜我们就给他割了，把那杆子给他杀断，把那线卸下来背上，缠哟缠哟，到头上铰断，扛回来给他杵井里，旁处没处藏。他白天安，咱这边就黑夜拆。那会儿看着遍地是八路军，虽然不穿八路军衣裳，但都是民兵。”
要到莱芜与七十三军军部会合的七十七师在和庄地区陷入重围，其顶头上司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却还蒙在鼓里。直到晚饭时间，莱芜城里的韩浚听到从东北方向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炮声，询问军部参谋长周剑秋时，周剑秋才告诉韩浚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说是由于韩浚外出巡视防务不在家，他不敢擅自做主，只要求七十七师集中兵力，固守已占阵地，并随时将战况用无线电话向军部报告。
韩浚听到这些情况后生了一肚子气：其一是生气济南绥区不通过军部即直接下令七十七师南下；其二是生气田君健不将出发日期和所走路线及时上报军部；其三是生气参谋长周剑秋不及时汇报。更对周剑秋发出的指示生气，因为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应该指示七十七师抛弃全部辎重及大小行李，分段地集中兵力，向可能冲出的地方打出一条生路；后卫的一个团在进入青石关不久战斗打响时，应立即退回博山。而照现在这种打法，必定是凶多吉少。
当时，韩浚即一面命令刚归还建制的一九三师立即做好紧急出发、火速增援七十七师的准备，一面要周剑秋赶快摇通田君健的无线电话，准备亲自与他通话。不想电话一时无法叫通。得不到前线的情况，韩浚也一时没有了谱。想到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夜色又暗，还要长途跋涉，考虑再三的韩浚，最后决定让救援的一九三师暂停出发了。
而就在韩浚犹豫之际，华野八纵、九纵对玉皇顶、燕子山、和庄、普通地区七十七师余部的总攻已经开始了。
玉皇顶位于和庄以东，是当地最高的制高点，站在顶端可以俯瞰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山顶有座年代久远的禹王庙，传说是过去当地百姓求雨的地方。当日16时许，七十七师的后卫团按照田君健的命令，占领玉皇顶及和庄西北高地时，发现华野在此早有伏兵。一场争夺这些山地的战斗瞬时打响。
七十七师后卫团为了集中火力攻击，使用了美式化学迫击炮、火焰喷射器。高温翻卷的火舌一遍又一遍地舔过整个山头。难有人能在这样的炼狱中生存下来。
黄昏时分，七十七师后卫团的士兵踏着烧得焦黑的土地，攻占了玉皇顶的主峰。玉皇顶一丢，就意味着丧失这一战场的主动权。因此18时总攻开始后，华野部队组织了猛烈的反攻，又夺回了阵地。
然而，对手也不示弱。拼命的后卫团将全部的美式化学迫击炮和火箭筒、火焰喷火器都投入了战斗。密集的炮火、喷射的火焰、轮番的冲锋再次席卷而来！在纵横不过100余平方米的山顶上，双方往返争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尸体填满了战壕，鲜血浸透了土地。华野方面担架抬下来的，大部分都是烧得焦黑的烈士遗体和伤员。
战斗进行到晚间，玉皇顶上的枪炮声更加激烈。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见各战场的情况极为不妙，心中异常烦躁。此时，他的指挥所设在和庄村南边一个叫将军坟的地方。田君健认为是“将军坟”这一地名给自己带来了晦气。于是，这位师长在四处战斗正紧张之时，竟然放弃了对前沿各阵地的指挥，跌跌撞撞地将指挥所撤回到和庄。
谁知和庄阵地上的情况更是糟糕。华野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射向和庄的照明弹及各色信号弹的光焰交织在夜空，形成一张笼罩和庄的巨大的火网。在此起彼伏的亮光下，田君健看到四处丢弃着军事装备，三五成群的国民党散兵如同没头苍蝇一般东奔西闯。混乱的景象使他意识到七十七师大势已去了。
战至深夜，田君健见已无力回天，他与李仙洲做了最后一次通话，恳求李仙洲能速派增援部队前来解围。但这时，七十七师遭到攻击已经震动了李仙洲，他意识到华野开始对自己下手了。而且李仙洲认为七十七师之所以陷入罗网，乃是王耀武越级直接下令调遣其南下造成的，并非是自己的失误。他回复田君健说，夜间情况不明，不便派人增援，并嘱咐田君健尽力支持到天亮。
无奈之下，田君健只好着手调整作战部署，放弃和庄与玉皇顶一带阵地，集中兵力转移到距和庄西北4公里的高山樵岭固守待援，以便天亮后向博山突围。
23时左右，和庄战斗结束。刚刚结束这场浴血奋战的华野官兵，并没有获得休息喘息的时间，他们又接到新的命令，部队直奔普通。
同样位于玉皇山下的普通村，确实与它的名称一样，实在是太普通了。但据说此村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它原来的名称叫“不动”。当时华野官兵来此进行战前准备时，由于当地百姓的口音，误听“不动”为“普通”，并画在了地图之上，从此在中国的版图上就出现了“普通”这个有意思的村名。在伏击战中被华野部队穷追猛打的国民党七十七师部分人马，就据守在这座村内，几乎所有的房间屋舍都伸出黑洞洞的枪口。
总攻前，八纵司令员王建安通过电话，对担负主攻任务的二十三师师长陈宏说：“要猛打狠打，务必尽快解决战斗。”
陈宏与其他师首长分析后认为，战役全局中的吐丝口战斗即将打响，普通之战若不速决，势必分散全军的兵力和精力，牵扯大局。必须尽快完成任务，保证整个战役的顺利进行。于是，命令第六十八、六十九两个团同时从南面和东面发起猛攻。
进攻开始后，爆响的枪声炮声惊天动地，为看清对手，双方都不断地向天空发射照明弹，此起彼伏的亮光映照得战场上明若白昼。守军依仗着围墙和美式装备殊死抵抗，攻击部队虽然多次发起冲击，但都被密集的火力挡了回来。伤亡在不断增加，急得前沿指挥员们又摔帽子又跺脚。
苦战两个小时到晚上8点钟左右，六十九团在炮火支援下终于先从正东突入村内，接着六十八团也由正南冲进。守军虽然被分割成数段，但并没有被打乱指挥建制，仍然连续组织反扑，射出的火力相当猛烈，攻击部队不得不与敌展开逐屋争夺的巷战。
战斗中由于双方猛烈对射，无数携带死亡的子弹和弹片在空气中嘶鸣。村中一棵有千年历史的老槐树，在纷飞的弹雨中被打得千疮百孔。
进攻中，爆破成为开辟前进道路的有效方法。但送炸药的士兵必须穿过对方严密封锁的火力网。换句话说要在前进路上挺身成为对方射击的活动靶子。在生与死面前，大批华野指战员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某班副班长刘沿山在完成爆破任务中，被对方的子弹击中，身受重伤。本来他可以等待担架送下战场去及时救治，保住自己的生命。但他却选择了另一种可能会失去生命的方式。被对方火力死死压制的战友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由于负伤肢体的剧烈疼痛已经无法站立，却在地上蠕动着向前爬行，一只手里拖着重达30斤的炸药包。每爬一步，战友们都看到他由于巨痛而浑身颤抖。然而他却没有停止前进，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殷红的血的踪迹。刘沿山终于把炸药包拖到对手构筑的工事前，随着一声巨响，突破口被炸开，战士们再次呐喊着向前冲去。
由于在黑夜里战斗，各路人马在广阔的战场上冲来杀去，华野一些部队的建制被打乱，有些营连指挥员一时都弄不清楚自己的部下到底在哪里。但失去指挥的战士们以班、排为单位充分发挥夜战单独作战的特长，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哪里有枪声就扑向哪里，哪里打得激烈就往哪里冲。守军七十七师山炮营正在忙着向四面八方开炮射击，不料一小股不知从哪里闯过来的华野官兵乘虚突进阵地，失去步兵掩护的山炮营顷刻间土崩瓦解，与那些还没弄清发生什么事的炮兵们一起当俘虏的，还有12门炮膛还在发烫的美式山炮。那一夜，普通村就如同一口沸腾的开水锅。
午夜时分，普通村里的枪炮声仍像暴风骤雨一样响个不停。此时，一线指挥员报告说，守军仍在拼命顽抗。为了尽快结束战斗，八纵司令员王建安命刚刚攻占燕子山的二十二师所部立刻投入攻击普通之敌的战斗。
当接到命令的六十五团二营下山时，恰遇对方一个加强步兵连正在炮火掩护下向失去的山炮营阵地反扑，企图夺回炮兵阵地。二营官兵立即向反扑之敌发起围攻。冲击中，突然从对方的阵地上射出一股又一股炽热翻卷的火龙。原来对方用上了当时在战场上还是先进武器的火焰喷射器。霎时间二营就有10余人被烈焰烧伤，但他们不顾伤痛，继续扑向敌阵。
此时，在黑夜中的战场上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副班长马汉祥等3人带着满身的烈火，端着冲锋枪一直冲到对方已经被惊呆了的指挥官面前，连声大喊：“缴枪不杀！”对方10个人全部顺从地放下武器做了俘虏。
二十二师的参战使普通战场上双方力量的天平立刻倾斜，华野掌握了主动权。早有厌战情绪的国民党士兵见时机已到，纷纷在火线上成群结队地自动投诚。其余还对逃返博山抱有一线希望的国民党士兵，于拂晓时分拔腿向普通东北方向突围。华野指战员乘胜追击，四处捕捉俘虏。
已经没有了固定阵地的双方作战人员在野战中搅和在一起，以至于有些让人忽悲忽喜的事情此起彼伏。卫生员宋登峰在战场上随队冲锋。一场战斗打完后，别人负责押送俘虏和枪械撤出战场，他负责用担架把伤员送往后方。最后还剩下两名伤员和他在等待后方上来的担架。几个小时过去了，宋登峰发现周围除了自己和两个伤员外已经没有了自己部队的身影，有的是正在乱冲乱撞的对方官兵。他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因为在乱军当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个伤员甚至绝望地哭了起来，并让宋登峰给他颗手榴弹后赶紧离开。但宋登峰没有逃走，并安慰紧张的战友说他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时隔多年宋登峰仍记得当年的紧张一幕：“……后来敌人反击了，有一个营的兵力。拉也拉不动，抬也抬不动，他两个怎么办啊？我看没办法了，打得很激烈了……这个手拿着手榴弹，挂了弦；这个手拿着手枪，一个指导员给我的，一共有8粒子弹。姓田的吓哭了。‘你赶快跑吧，你别管我了！’他拿了块手表出来说，‘你拿着当个纪念……’我说：‘只要我在，就有你在，敌人来的时候咱们一块拼了！”宋登峰把伤员拖到附近一个农民看地睡的草屋子旁边，用被子盖好。自己则紧握着手中仅有8颗子弹的手枪和一颗手榴弹，躲在门口观察外面的动静。凡经过的敌人人数多的时候他就隐藏不动。一旦发现少数敌人他就突然袭击，缴械后让他们一个挨一个抱着头蹲在屋内。
也许是败军之兵，作战的士气早已荡然无存。俘虏们看着一会儿就增加一两个同伴，倒也不觉得寂寞。尽管宋登峰不断地大声吆喝着“不许动”，但实际上这些俘虏兵们好像也没有谁打算再动了。此时，他们考虑的并不是怎么逃跑，而是自己在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里可以得到什么实惠。等华野部队再次冲杀过来时，与大队人马会合的宋登峰不仅成功保护了两名伤员，还押解着八九个俘虏，并气喘吁吁地抱着一堆缴获的美式步枪。他对那两个由于他的保护而死里逃生、千恩万谢的伤员神气地说：“战场上活下来的都是胆大的，死的都是胆小的。”
“一开始不害怕，后来有些后怕。谁不怕死，打起来以后不管了，也不知道害怕了。”不过，当这个刚才还胆大包天的卫生员在看到自己熟悉的领导时，却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起来。那一年，宋登峰刚满19岁。战后，加上他在此之前单人俘获对手一个重机枪班的出色表现，宋登峰荣立大功一次，并被所在部队评为“救护模范”的光荣称号。淮海战役结束后，宋登峰当选为“华东军区战斗英雄”。
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没有实现他黄昏时向博山方向突围的计划。放弃了和庄及玉皇顶一带阵地后，他率领最后残余的师直属部队和不足两个营的人马固守在樵岭之上。看到昨天早晨出发时还是满满一个师的大队人马，转眼间就只剩下眼前这点残兵的凄凉景象，田君健的内心泛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忧伤。
不过，从军事地形的角度来看，他确实为固守选了个好地方。樵岭地形是山高路陡，易守难攻。这些特点很快就在实战中体现出来。
进攻的华野官兵起先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由正面猛攻。但由于地势险峻，久攻不下。指挥员随机应变，改由东北方向侧攻，同时派部队迂回到樵岭以北，截断樵岭之敌的退路，然后，组织炮火猛烈轰击敌阵地达半小时之久。没想到这一举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樵岭是一座由红页岩夹杂部分花岗岩组成的石山，很难挖掘工事，据守樵岭的国民党官兵只能选择山坑、洞穴和洼地藏身。当攻击部队的炮弹落下爆炸时，造成大量的岩石碎块与弹片一起横飞，大大提高了杀伤面积，给守方造成很大的伤亡。七十七师的参谋长就是在走出指挥所巡察阵地时被弹片击成重伤后死亡的。
恐惧和混乱在军中逐渐蔓延。就在这时，一些由和庄和普通战斗中突围逃出的士兵陆续来到这里，带来了那里除冲出重围的200余官兵和死亡者外，从少将副师长许秉焕以下全部被俘的消息。田君健由此判定，莱芜向樵岭的增援已难通过和庄地区的封锁。而且七十七师的电台在撤退途中已经损坏，彻底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他只能听天由命了。田君健不知道的是，莱芜城吐丝口的战斗已经打响，李仙洲正自身难保，根本就顾不上派兵驰援樵岭。
盘踞在山上的国民党官兵因一天一夜水米未进，冷冻交加，加之大部分枪械弹药也将消耗殆尽，已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因而个个心灰意冷、牢骚满腹。回想起仅一天前还浩浩荡荡的七十七师，眼下却已大部分灰飞烟灭，此时心情沮丧的田君健，把一腔怨气都发泄到自己的上司头上。
此时的田君健计划死守樵岭等待黄昏到来，向博山方向突围。然而，围攻樵岭的华野部队并没有让田君健等到天黑。下午5时左右，更加猛烈的冲锋开始了。步枪、机枪、冲锋枪的枪声，炮弹、手榴弹的爆炸声像暴风一样席卷樵岭。眼看着情况危急，田君健下令残部向博山突围。
但在荒山秃岭和层层阻击中突围并非易事。在追击与阻击的密集火力射击下，不断有突围者中弹倒地或缴枪投降。最后，除副师长陈运武率领残兵300余人在边战边逃的情况下逃归济南外，陷入孤军作战的七十七师全军覆灭了。
混战中，几个小时前还在发泄对上司指挥一肚子怨气的师长田君健中弹死了。有说他是被击毙，也有说他是在绝望中自杀。他最后留给部下们的话是：“这次作战，简直就是盲人骑瞎马，是瞎子跟明眼人打架，拿命来开玩笑。”
其实，七十七师陷入包围后，集团军指挥官李仙洲等人并不是压根就不想进行救援。一是他认为七十七师之所以陷入罗网，乃是王耀武越级直接下令调遣其南下造成的，并非是自己的失误。二是他正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华野的大队人马已经兵临莱芜城下。
莱芜城位于山东省中部、泰山的东麓，始建于后周时期，曾是古代分封的牟国所在地。城东、南、北三面环山，中部低平，西部开阔，形成莱芜盆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城，东西约六七里，南北仅三里，城南是汶河，紧靠城墙。因东西绵亘数百里的泰山山脉东高西低，所以汶河水是由东向西流。这与内陆河大部分由西向东的流向截然相反，故前人有“天下江河皆东去，唯有汶河向西流”之说。
20日夜晚，和庄方向围歼七十七师正在苦战，华野其他主力部队也按照计划全线发起攻击。莱芜城的李仙洲总部及七十三军自然是各路攻击目标中的重中之重。
国民党第七十三军为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原所属之十八军王耀武部改编。辖第十五师、七十七师、一九三师三个师。中将军衔的军长韩浚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三队毕业生，与李仙洲是黄埔军校同期同队同学。十五师代师长杨明、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一九三师师长萧重光均为少将军衔。全军中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达十余人。抗战胜利后，该军曾受美军军事训练并全部改为美械装备，成为国民党的10个美械装备军之一。
在蒋介石制订的“鲁南会战”计划中，七十三军成为战场上的撒手锏。2月初即作为北线集团中的主力出动。王耀武发觉华野攻新泰、莱芜的意图后，急速下令第七十三军军部率第一九三师自颜庄地区星夜北撤到莱芜城内。
那时的莱芜城不是今天的样子，不仅有一圈青石垒的环绕全城的高大城墙，城墙外面还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城墙有二三十米高，上面还能跑马。
预感到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李仙洲，在可能被攻击的方向上都配备了重兵防守，并在城周围的所有高地上修筑好战斗工事，准备居高临下，置华野的进攻部队于死亡的弹雨之中。
李仙洲以重兵来守卫这座小小的古城，可谓是力量雄厚。而在阵前即将出马的对手也并不简单。担负主攻莱芜城的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华野一纵的前身是新四军第一纵队。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整编时，改称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下辖4个步兵师，10个步兵团，1个山炮团。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任副司令员，谭启龙任副政委。
华野做出放弃临沂北上围歼李仙洲集团的决定后，一纵和其他主力纵队一头扎进了沂蒙山区，急行北上，对李仙洲集团形成全面包围之势。
在作战计划中，由于考虑到同时向对手两个主力军发起进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决定由一支部队急速插到颜庄、新泰与莱芜城之间，阻击那里的四十六军向莱芜城靠拢，同时集中主力先打莱芜城的李仙洲总部及七十三军。当地的一些武工队员和百姓成为初来乍到的华野官兵们带路的向导。
然而由于战场上的情况千变万化，军令如山的作战计划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偏差。华野第一纵队各部于20日17时开进到进攻出发地，并按照原定黄昏打响进攻的作战计划，于夜间24时向莱芜城发起攻击。在战斗进行的过程中，纵队司令员叶飞凭借多年的指挥作战经验，发现落在自己部队阵地上的炮弹数量和密度，显然不是对手七十三军一个军的配属炮兵所能打得出来的。而且对手也与往日不同，不是越打越少，而是似乎越打越多。他意识到敌情可能有变，立即向华野司令部汇报情况。但由于当时的通信联络手段落后，华野司令部一时也不清楚敌情的变化和下面各部队的动态。
叶飞带着满肚子的疑问继续指挥战斗。此时，一纵司令部无线电技术侦察的高手——电台主任秦基正在紧张捕捉空中的敌方电波，希望从中获取情报信息。一个进入他耳朵里的电台呼叫声引起了他的警觉。很快，他给出了疑团的答案，他发现了一直被认为还在颜庄一带的对手四十六军已经抵达莱芜城的惊人信息！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叶飞等人简直无法置信。因为按照事先的作战计划，在四十六军到莱芜的道路上有部队进行阻击，怎么能突然来到这里？他死盯着秦基问道：“你到底有没有把握？”面对责任非同寻常的询问，秦基胸有成竹地回答：“从我的技术和经验上判断，有把握。”他给出了自己下此判断的证据：这个敌台是用广西语呼叫，从讯号特征可以确定是四十六军的团级电台，从音量的强度可以判定就在莱芜附近。
不久，前沿阵地报告抓获了一个对方士兵，正是四十六军先头团的联络兵。至此情况已经完全明朗。李仙洲集团的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两个军都已集结莱芜，全部兵力压在一纵正面。
原来，正当一纵准备向莱芜城发起攻击时，担当配合攻击任务的一支兄弟部队未能及时赶到。同时由于地形不熟和山区道路崎岖难行，再加上行军道路交叉造成部队拥挤，担负切断颜庄、新泰与莱芜城国民党军之间联系任务的部队也没能及时赶到预定阻击位置。国民党四十六军已经抢先一步进抵莱芜城，与总部和七十三军汇合。
吓了一大跳的叶飞赶紧联系华野总部，想要汇报敌情和请示对策，但偏偏就在这时与总部的通讯联系中断了，电文一时无法发出。一纵指挥所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他们认为对手两个军会合在一起，力量获得了很大的增加。如果齐心协力向北突击，结果将很难预料。此时压倒一切的关键在于一纵能否顶住力量超出自己一倍的对手，把他们死死堵在莱芜城里。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部队极有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后，一纵所有参战部队都接到命令：全体官兵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勇往直前，在兄弟部队到达之前，坚决担负起包围李仙洲集团的战斗任务。这意味着为了战役全局，一纵官兵必须战胜巨大的困难和承受空前的牺牲。
一道又一道的作战命令催促各部队迅速抢占莱芜城外围的有利阵地，紧紧压住城内守军，防止其突围。那一晚莱芜黑沉沉的夜空，被惊天动地的枪炮声撕得粉碎。
小曹村村庄不大，却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要阵地，由在国民党军中有“铁军”之称的七十三军十五师四十四团守备。攻方连续发起5次爆破，3次突击，反复争夺，守方顽强抵抗，打得难解难分。按照李仙洲的话讲：双方杀了个七进八出。
指挥部催促的命令再次下达，要求务必于拂晓前占领小曹村。黑夜中，刚刚又一次失利的战士们还没喘过气来，就转身再次扑进村内。
五班长韩信法头痛又拉肚子，但他拒绝退下战场，仍然率领全班发起冲锋。在国民党守军火力密集封锁的巷口，他顶着弹雨，带头迅速穿过火力网，夺取了对方正在猛烈射击的一挺机枪，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战斗中，韩信法身负重伤。在皮开骨裂的巨痛中，他的生命渐渐逝去。周围的战友直到他停止呼吸也没有听到他留下一句话，甚至没有听到他哼过一声。只看到他一直在紧紧握着战友的手，至死也没有松开。战后，韩信法被评为特等功臣，他所在的班被命名为“韩信法班”。
经过整整一夜的激战，一纵攻克了莱芜外围的大小曹村、安乐山、矿山的一部分和北铺、小洼、吴家花园等守军据点。
这一夜，华野其他部队也在全力战斗。六纵扫清了吐丝口外围，第十纵队一部抢占了锦阳关，切断了李仙洲集团北逃的退路。第四、七纵队也于次日到达原定的作战位置。21日的太阳露出地平线的时候，华野部队已将莱芜城内的5万多对手紧紧钳住。
此时，李仙洲已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夜间战斗中丢失的那些外围阵地，一旦被攻方所巩固，既可成为进攻城内的突破口，也会成为自己突围的障碍。为了夺回阵地，他下达死命令上级指挥人员一律到下级部队指挥督战。军长推进到师指挥所，师长到团指挥所，团长到营指挥所，以此类推，直至连排，督战士兵们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击。21日，成为莱芜生死大战中关键的一天。
在莱芜城西北不远处的平原地带上有一块凸起独立的山地，不知哪个朝代人们给它起了个优美的名字“雅鹿山”。雅鹿山因有九个山头，古来有“九顶雅鹿山”的美称。其中两个山头远远看去类似马鞍，东边一个因富产铁矿名叫矿山，西边一个叫安乐山。两个山头相距约600米。李仙洲集团进入莱芜后，立即派兵在上面修起了工事驻守。据说当时矿山顶部有一个庙，当地人称为将军庙。不知是什么原因，驻守这里的国民党军在布防时将重点放在了矿山上，却忽视了相连的安乐山。
20日夜，华野部队即将安乐山全部攻占，与对面的矿山守军隔山脊相望。城内守军立刻感到严重威胁，在安乐山上不仅能校正攻城炮火的射击准确度，还能卡住守城部队出北关的突围之路。
李仙洲很快发现了这个布防中的错误，下令夺回安乐山。
21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的炮火开始集中向山头轰炸。500多发炮弹炸得泥土碎石乱飞，浓烟滚滚，特别是硫磺弹炸得满山烟雾弥漫。前来助战的飞机投掷的燃烧弹把整个山头都笼罩在熊熊的火光里。
在击退国民党军第六次冲锋时，八连一排排一级的指挥员都伤亡了，士兵一度失去指挥，群龙无首，出现了极度的混乱。就在阵地即将垮下去的危急时刻，机枪连二排长方正良挺身而出，大喊让大家镇定。稳住阵脚后，他把剩余的战士编作一个班，并指定骨干为小组长，重新投入战斗。战士们情绪又振作起来，在他们顽强的阻击下，阵地终于又巩固下来。
国民党军虽有强大的火力支援，无奈步兵就是攻不上山头。在连续7次冲锋受挫之后，眼看着没有取胜的希望，便偃旗息鼓，退回了自己的阵地。
安乐山上的烟雾渐渐消散，但这时旁边的小洼村却正战火冲天。从军事地形学上来讲，绝大多数的指挥员都会要求自己的部队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乘势而击。但也有极少数特殊的情况出现，而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守卫者的处境将更加艰难。
小洼村距离莱芜城北门不到一公里，名如其形，因地势低洼而得名。小洼村与四周构成一个类似铁锅样的地形，村庄就在锅底处。那时，村庄与城市不连着，城墙以外就是地。当时一条莱芜城通往吐丝口的公路就从村中央穿过。随着华野部队对城北制高点矿山发起的进攻，这个与矿山紧邻的只有10来户人家的弹丸小村，成了拦阻李仙洲集团向北突围的第一道关隘。
在21日华野还没有完全形成合围的时刻，若小洼不保，则北线对莱芜城的包围计划就难以实现。而北线包围计划如果落了空，则李仙洲集团就有可能从这里突围出城直奔他们的物资储存地——吐丝口镇，进而全军退回济南一线，重整旗鼓，与南线兵团再次对华野形成夹击之势。
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李仙洲等人自然也意识到了小洼的重要性。小洼是保障莱芜城中与矿山、吐丝口一线畅通的要地，犹如他们的血脉。通则进退有余，堵则死路一条。正是小洼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攻守双方都志在必得，终于在1947年2月上演了悲壮惨烈的小洼争夺战。
20日夜里，华野一纵一师一团一营一连指战员轻手轻脚地摸向小洼村，在一场夜袭战后占领了该地。清晨一觉醒来的李仙洲得知小洼已经失守，立刻明白了华野要断其退路的意图。他马上下令组织号称“铁军”的七十三军十五师主力四十四团加上总部特务营，由十五师代师长杨明亲自指挥，分别从城里和矿山两路出击，前后夹击向小洼发起反攻。
从人数上讲，国民党军出动的战斗人数达1500余人，而小洼阵地上的华野一连仅有100余人，力量对比基本是10∶1。相当于你向对手射出一颗子弹的瞬间，对方有10颗子弹射向你。10个人打一个人，完全处于劣势的一连指战员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命运。
攻方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十五师代师长杨明打得有章有法，如同步兵操典一般。他首先指挥各路以密集的重机枪火力狂扫，打得一连阵地上狼烟四起，势如暴雨冰雹。掩护步兵到达冲锋地点后又接着以六〇炮、冲锋枪等自动火器压制守方火力；重机枪、八二炮则打击纵深，切断守方前沿部队与后续梯队的联系。其步兵则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推进。
这一战术颇为奏效，将一连指战员打得一时抬不起头来。但一连指战员很快也看出了门道。他们将重机枪、炮火分散配备在各支点的后面，各种武器明确分工，组成梯次分明的交叉火力集中压制对手的火器，一道又一道的火力墙，有效地对付了国民党部队的集团冲锋。
然而危机继续向华野官兵压来。就在他们集中精力对付正面进攻的对手时，背后居高临下的矿山上的李仙洲部队也兵分三路，与四十四团遥相呼应，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两面夹击华野守军。
此时华野在这一阵地上仅有二排在守卫。一挺轻机关枪成为至关重要的杀伤火力，但机枪手也成为对手集中射击的目标。八班长施宝林用轻机枪扫射时突然中弹倒地，战士王开先立即补上了这个位置。但是刚打两下，机枪就出故障卡住了。对方立刻又蜂拥而上。五班长钱光则抢过机枪伏身在地，迅速排除了故障，轻机枪又在钱光则的手中爆响起来。但是只打出一梭子弹，钱光则也被子弹击中栽倒在地。在先前宿北战役中刚收编过来的原国民党兵、老机枪手王纪华又端起了这挺机枪，挺起身子向冲锋而来的对手狂扫，打得对方连滚带翻。很快，一串子弹射中了王纪华，在他仰面倒下时，他的血肉骨头夹杂着衣服碎片四处飞溅。八班弹药手姚林福见状，毫不犹豫拿起了这挺粘满了战友血肉的机枪……在二排指战员片刻不停的射击下，对方丢下几箱子弹和数十具尸体，退回了山上。
首轮进攻受挫，国民党军调整部署，集中重火力轰击华野守军。从济南起飞的9架战斗轰炸机也前来助战。在阵地上空盘旋俯冲、扫射投弹。每一枚落下的炸弹或炮弹，都在阵地上画出一个死亡的巨大圆圈。炮火轰击之后，国民党军又轮番冲锋，就像大海涨潮时的浪涛一般，后浪推着前浪，一波连着一波，涌向一连阵地。
攻方的冲锋虽然来势凶猛，但一连轻重武器层层配置组成的严密火力网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进攻的士兵一旦触网便非死即伤。一次次志在必得的冲锋均无功而返，士气开始出现波动，进攻的锐气也逐渐衰弱下去。
在反复的激战之中，守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连长与指导员及两个排长都在战斗中相继伤亡。排以上干部只剩下带伤的一排排长王国栋，他此刻自动担负起了指挥全连战斗的任务。危急中，他大声鼓励战士：“我们一连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我们不背历史包袱！”战士们也边打边喊：“哪个向后退，哪个是孬种！”一颗子弹飞来打穿了王国栋的手掌，连血带肉崩了他一身。这位1941年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在历次战斗中曾四次负伤，这已是第五次了。
随着一连的伤亡越来越大，阵地也在逐渐缩小。战至中午，指挥者下令分散在村外的所有人员退入小洼村内，全部集中到两所房子里继续顽强固守着，致使国民党军的上千人马就像被钉子钉在小洼阵地前，无法前进一步。只要村庄里还在射出子弹，就意味着李仙洲集团北上突围之路不通。
其实，由于华野各路部队的部署已经基本上到位，营部已经接到了撤出小洼阵地的命令，但连续四次派出传达命令的通讯员都牺牲在途中，仍在苦战的一连指战员们对此一无所知。作为军人如果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那就必须死战到底。
此时，一连固守的房子已被炮火击中燃起了大火。幸存的战士们集中在墙根底下，枪上上了刺刀，怀里抱着手榴弹。火光映照着一张张满是血污、汗水、尘土的年轻的脸，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们在等待出击的命令，准备与对手做拼死一搏。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迟到的撤退命令终于被一个机警的通讯员卢学林送到了。
第一连在小洼阵地上顶住了十倍于己的对手十余次猛扑，为华野大军排兵布阵、最后合围对手的战役全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综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许多战役的决胜砝码都是靠士兵的勇气和生命换来的。一连有140多名指战员，战后留在连队的只有36人。战后，华野一纵一师一团一营一连的指战员获得了“人民功臣第一连”的光荣称号。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战斗，华野部队莱芜大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即将胜利完成。然而，北面的吐丝口镇的争夺战却出现了意外，致使这场大战悬念迭生。
十面埋伏
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西杓（勺）村的百姓们，每天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劳作着。直到1983年4月一个考古队来到这里之前，村里的父老乡亲并不知道在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里还埋藏着什么秘密。那一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古代的兵器，它们存在的年代距今已有2690多年。公元前684年，这块土地上爆发了齐鲁长勺之战。在那场战役中，鲁国国君在一个名叫曹刿的乡野村民的辅佐下，以弱势兵力打败浩浩荡荡而来的齐国大军。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推测，那场战役最多也就进行了四五个小时，却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曹刿论战”的典故和“一鼓作气”的成语。2000多年后的1947年，一场大战同样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在莱芜这片土地上彻底见了分晓。
距离莱芜城北28里处的吐丝口，位于明水和博山通往莱芜城的Y字形路交叉点的中央，西去是泰山，东往是博山，向北是章丘，是由胶济路进入鲁中的咽喉。明朝嘉靖年间时称吐子口。民国初年，地方文人和商号因为这里是个蚕丝的集散地，改名“吐丝口”，简称“口镇”。
吐丝口东西长约三里，南北宽约两里。镇里房屋密集，地形狭窄复杂。这是石头城，蘑菇石垒起来的城墙，高度大约是五米，宽度在两三米。城墙外面是外壕，一条深两米、宽三米的壕沟，围着城墙一圈，工事很坚固，是日本占领时期已经做成了的。镇东南面有一条沙河。这是个兵家要地，日本占领时期也是这个样子。国民党时期是后防补给站，把粮食和弹药全部囤积在这里。根据有关史料，当时它不但有壕沟、路障，街道里边还设了不少碉堡，射孔很多。城墙上有很多碉堡，还有地堡，地堡有地下通道相连。上面可以打，下面可以防，地下可以通，极其坚固。
王耀武虽然对蒋介石调遣他的部队参与“鲁南会战”深为不满，但对吐丝口的战略地位十分清楚。1946年的春节刚过，他利用华野部队南下临沂的空档，指挥手下的一一一师占据了吐丝口，把它作为南进路上的重要补给站，储备了上百吨的弹药及数十万斤的粮食。
莱芜战役打响前夕，王耀武又动了心思，用富有守备经验的新编三十六师接替了防务。新编三十六师原系伪军，当年曾长期为日本人守备据点，善于死守，对付八路军有一些经验。整编时又吸收了一批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地主还乡团成员，特点是作战凶狠、轻易不投降。
三十六师共3个团，师部率一〇八团辎重营及炮兵连驻守吐丝口，一〇六团驻守吐丝口以北约7公里的青石桥，一〇七团驻守吐丝口以北20公里的上游庄。在主要交通要道上上下串通，分别策应吐丝口的进攻与防守。仅从王耀武替换守备部队的这步棋路上，就可以判断出他是下定了死守吐丝口的决心的。在这里，他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且粮弹充足，量对手也奈何不得。
陈毅、粟裕等华野将领也清楚吐丝口位置的重要性。若能攻克吐丝口，便可截断对手的南北联系，既能南断李仙洲集团的退路，又能北堵济南方向的增援。如果把此刻的包围行动比作一个装满东西的麻袋，吐丝口就是那扎紧袋口的地方。
为慎重起见，华野前委命令富有攻坚经验的第六纵队3个师及鲁中军区警四团全力攻歼吐丝口的新编三十六师，发起进攻的时间定于20日20时。
20日晚，先后进入攻击阵地的华野官兵们，可能很少有人去多想他们马上就要面对的是准备相当充分的死硬对手，一个危险丛生的盘丝阵。参加战斗的恽前程记得：“因为心急，本想很快弄下来；没想到第二天巷战火力各个方面对方都有所准备……”
夜晚降临，北风凛冽，寒气袭人，吐丝口四周一片漆黑。担任主攻的突击连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一条深约2米的水沟向口镇秘密运动。当逼近围墙外壕时，被敌哨兵发觉，偷袭瞬间转为了强攻。
突击队员蜂拥而上，搭人梯抢占了围墙。不到十分钟，就控制了数十米长的突破口，并冲进镇内。惊醒的守军士兵纷纷向后退去，然而，他们并不是溃退，而是明显地按照预定计划退入南门及靠近西门早已设置好的阵地。40分钟后，华野四十八团全部通过缺口进入镇内，控制了部分民房。
此时，攻击西围墙南段的部队却没有这么顺利了。在西墙里有一个不起眼的铁锅厂，守军在修筑工事时将其改造成坚固的防守据点。突击部队迎头撞上了这个据点守军的猛烈阻击，致使偷袭行动泡了汤。他们只好采取迁回战术，顺墙转到西南方向另寻战机。
就在先前攻入镇内的四十八团陷入与反扑的对手苦战的时候，被阻在西门外的四十七团最终绕道突进镇内，扭转了四十八团孤军奋战的局面。
攻下南门后，时已至午夜。绕进镇内的四十七团又向刚才受阻的西门发起进攻。守卫西门的国民党军据守在铁锅厂据点及以北一线，尽管华野攻击部队用上了迫击炮和火箭炮等重武器，但守军仍然凭借工事坚持抵抗，从镇内进攻西门的行动也一时没有成功。
此时，原计划从镇东面发起攻击的部队，由于受地形所限及敌人火力的压制，始终未能突进镇内。在指挥部调整部署时，天已大亮。此时，守军炮兵和飞机开始对突入镇内的对手进行猛烈的轰炸。吐丝口镇枣园村的张继增经历了那个激烈的场面：“来了飞机了，来了四架大的，六七架小的，围着口子街转，转一旮旯，一气把炸弹扔了，炸了个仰面翻天。他们有扫射机枪，咕咕咕地那么打，打完了啁——上了济南了，不大时候又回来了。”
眼看着攻击部队拥挤在窄窄的街道上，完全暴露在火网之下，被击中和炸中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纵队指挥部被迫下令暂停攻击，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已占阵地外，将主力撤出整顿，准备再战。
吐丝口镇首战之夜，双方打成了僵局。
20日晚，吐丝口之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新编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接连两次发电报向李仙洲求救，但此时的李仙洲正被一纵的攻城战搅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曹振铎见援军无望，便打算收拢兵力，固守吐丝口。可曹振铎万万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部署在吐丝口北面青石桥的一〇六团的命运操纵在了他的对手、华野十七师的手中。
六纵原计划就要消灭一〇六团。领受这一任务的华野十七师原本打算在兄弟部队攻下吐丝口后强攻青石桥。按照战斗部署，各团趁着夜色分别进至周围的阵地。21日拂晓，就在构筑工事时，一个战士发现了在草丛里拖着一根黑色的胶线。经侦察部门判断，确认是青石桥与吐丝口守军之间的电话线，随即派通信人员挂上单机守候截听。
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就监听到对手的电话，而且正是曹振铎通报吐丝口情况危急，命令一〇六团迅速向吐丝口靠拢。十七师认为此乃天赐良机，决定放弃肯定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攻坚战，改为在青石桥以南布下口袋形阵地，围歼脱离青石桥的对手。各参战部队很快完成了战斗准备，在枣园一带织就了一张捕捉对手的罗网。然而，一个失误却又使看似天衣无缝的伏击计划落了空。
21日上午7时许，青石桥镇内冲出了守军1个营的兵力，摆开阵势，猛攻青石桥以北的梁山。一〇六团要去的吐丝口在南面，此时却向北进攻，有些南辕北辙。这与正在南面设伏的华野部队估计的完全不符。原来，这是对手玩的一个声东击西的计谋，企图除相机逐走北面的华野部队，解除其侧背的威胁外，主要是作出全团向北突围的假象，以假乱真，瞒天过海。
一心突围的一〇六团并不知道自己的底牌早已被对手截获。华野十七师一面命令守卫梁山的部队沉着应战，坚决回击；一面命令伏击部队稳住情绪，原地待命。在向梁山阵地反复冲锋5次都未获成功后，无心恋战的一〇六团退回了青石桥。这场认认真真的演出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此计不成，便来硬的。于中午时分，一〇六团的先头营杀出青石桥，企图掩护其主力抢占枣园，而后夺路奔向吐丝口。这本是十七师利用口袋形阵地歼灭对手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各部队求战心切，未等对方大队人马全部离开老窝，即抢先出击。看到形势不妙的一〇六团及时退回了青石桥。仅歼敌100余人的华野部队付出的代价是暴露了战斗企图。
当日下午，因吐丝口作战不利，上级命令还在青石桥门口守株待兔的十七师准备增援吐丝口。受命的十七师考虑到留着眼下伏在青石桥里的这股敌军就如同在床底下抡斧头，不碍上就碍下，会时时给华野的战役全局造成侧背威胁，而且此时的这股敌军已经突围无门，也无援军，便再次决定利用夜色实施强攻，迅速聚歼一〇六团后，再全力参加吐丝囗的战斗。六纵司令部批准了十七师的这一方案。
入夜时分，就在各参战部队携带攻坚器材向青石桥开进时，情况又发生突变——对手抢先一步行动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吐丝口的进攻战再次进入白热化阶段。青石桥守军听到吐丝口方向的枪炮声惊天动地，自感孤立难支，开始利用夜色掩护分兵两路再次向吐丝口突围。
根据敌情变化，指挥部迅速改变了强攻青石桥的部署，急令各部转换方向，赶至预定作战地域待机。同时，提醒各部队接受上次打草惊蛇的教训，做到敌人不全部撤离青石桥不打，未进入口袋形阵地不打，不打则已，打必全歼。
这一仗打得相当精彩。就在突围的先头部队进至枣园、后尾脱离青石桥的时候，华野一支部队不发一枪，乘机占领了青石桥，切断了对手的退路。随即埋伏的华野各部发起冲锋，黑夜中的山谷田野里一片撼人心魄的枪炮声和喊杀声。猛烈的攻击从四面八方而来，根本就无法辨别来自什么方向。正行进在公路上的突围军队很快便被打乱了建制。
十七师各路人马充分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在敌阵中纵横穿插。30分钟后，战场上的声音渐渐沉寂下来，由青石桥杀将出来的新编三十六师一〇六团消失了，变成了一队队垂头丧气的俘虏。
当年枣园村的民兵队长张继增对那场战斗还留有清晰的记忆：“一吆喝，一举手，投降啊。把枪扔下，就这么样。那时候就这样，他乐意找部队投降啊，国民党就怕民兵。那时候老百姓，我这种是民兵，找着他没好的，揍他！”
此时的吐丝口仍然打得难解难分。
由于前夜的进攻受挫。面对据守的守军一〇八团和师辎重营及炮兵连，华野纵队首长下了狠心，决定集中第十六师、十八师总计超过对手至少6倍的兵力，于当夜进攻吐丝口。
这天上午，各级指挥员悄悄进入镇内，仔细观察了镇内地形，并与前沿部队一起研究了进攻的方法。下午16时，沉寂了近一个白天的古镇重又被枪炮声震撼。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在指挥所里死死盯着眼前的战场，他在心中揣摩着对手。
曹振铎是国民党军中的铁杆人物。自从他知道援军一〇六团已经在半道上全军覆没和北上突围的后路已经被阻的信息后，就决心背水一战，拼个鱼死网破。
镇内到处是逐屋逐街的争夺战。攻方占领房顶，守方即在屋内向房顶射击；攻方在墙上挖洞前进，守方即以密集火力进行封锁。守方手中装备的火焰喷射器，成为街巷战中恐怖的武器。夜幕中的镇区上空翻腾着一条又一条炽热的火龙。守方每放弃一座房屋，必放火烧掉，不让攻方士兵有任何容身之地，并凭借烈火照明扫清射界，利用充足的弹药储备泼出一阵比一阵密集的弹雨。到处是枪炮声，黑夜里从远处一看是一片火海。那时候西边是八路军，东边是国民党，打得很激烈，就是墙这边墙那边。国民党兵上梯子把屋上的麦秆抽出来用火点着，向周围一扔，到处都是火屋，整整烧了三宿，死尸到处都是。
攻坚战士冒着熊熊烈火和浓烟，推墙挖洞前进。每夺得一座房院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牺牲的士兵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肉体不仅被子弹和弹片撕裂，还被狂暴的火焰炙烧。有的衣服被火烧得残缺不全，有的只剩下两只鞋子，有的整个身体都被烧焦。战后打扫战场时，一些烈士的遗体已经根本无法辨认了。日后国民党方面所做的战斗总结里，也认为吐丝口“战况之惨烈前所未有”。
午夜时分，华野攻坚部队控制了吐丝口全部街区三分之二的地盘，将对手压缩到镇东北部。这一带是三十六师曹振铎的师指挥所所在地。守军早已在这里构筑了极其严密的核心工事。每条街道上都筑有能够互相支援的集群地堡，前后左右的屋墙上都被挖通了无数的枪眼。战斗中地堡和枪眼射出的超近距离的交叉火力，往往弹不虚发，令进攻者非死即伤。而且对地形相当熟悉的守军还能在四周的火力掩护下及时撤退。即便攻坚部队占领了碉堡，也很难捉到活的俘虏，这让守军士兵没有了后顾之忧。而对还来不及摸清街道方向的攻坚部队来说，自己在明处，对手在暗处。由于守军把放弃的房屋都纵火烧掉，攻方一旦进入阵地，就不得不暴露在对手的火力之下，致使前沿伤亡惨重。
攻方虽然调用部分火炮等重武器，但由于作战双方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炮弹炸开的弹片杀伤敌人的同时也覆盖了自己的弟兄。造成一些误伤后，提心吊胆的炮兵不敢再轻易发炮。机枪火力的组织也很困难，在屋顶上射击，子弹往往从对手的头上飞过；利用墙壁挖枪眼射击，前面又有障碍阻挡。某连指导员亲自在屋脊上用机枪射击，由于没有依托，抓得又不紧，机枪被发射后坐力调转方向打倒了几个自己的弟兄。恽前程营长当时万分焦急：“东边很开阔，开始从东门攻，没攻得上。因为这一面靠临街，他们集中火力很强，山炮、迫击炮、六〇炮、火焰喷射器都有。我们没有这些，只有步枪加手榴弹，炮兵用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伤亡很大。”
双方就如同在复杂的八卦阵里捉迷藏，只不过每次瞬间照面的结果都是以一方的生命为代价。
激战到22日黎明，大量攻击部队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几个团兵力的攻击正面不足300米，无法展开，又无处隐蔽。眼看着天将大亮，对方铺天盖地的炮火和轰炸就要到来，情况非常危急。又熬过整整一夜的司令员王必成看到最后的胜利还是没有到手，下令停止攻击，大部分部队撤出镇内休整，前沿又形成了对峙局面。
守军尽管坚持了两夜一天，但并没有充足的信心。就在这一天的黎明，曹振铎向李仙洲报告说，解放军已攻入吐丝口，自己的部队已被迫后撤，人少武器也不好，请求派兵前来增援。但李仙洲却认为，曹振铎一贯的作风是一遇战事就叫苦，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严重。当即电复曹振铎尽力抵抗，并指示他派兵出镇绕到解放军背后，内外夹击；自己等看清情况再做决定。
22日上午，曹振铎多次派兵向攻方的已得阵地发起反攻，但都未达到目的，而攻方也很难在白天向对方发起新的进攻，前沿仍在对峙中。双方都死死盯住了吐丝口。到底鹿死谁手，就看谁更计高一筹。
就在此时，华野方面得知李仙洲已准备放弃莱芜城向吐丝口方向突围的信息。焦急的华野指挥部不断催促，要当夜彻底解决吐丝口战斗。下午16时，第三次攻击战斗打响。此时，攻方按照上级命令要攻如猛虎，尽快拿下这块硬骨头。守方按照上级命令要守如泰山，死保这条撤退的生路。
战斗的风暴，席卷着震颤的吐丝口。
当攻方连续夺占了几栋房屋后，对手使出了撒手锏，向被占领的房屋发射出大量的燃烧弹和照明弹。顿时，吐丝口变成了吐火口，浓烟滚滚，烈焰冲天。翻卷的火龙将相邻的几条街巷都变成了一片火海，进攻战士的身影显现在熊熊的烈火中。
在无法施展火炮的无奈状况下，以人力送炸药爆破障碍开路，几乎成为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法。
年轻的士兵艾青受命带领爆炸组送炸药的任务。他一个人在一刻钟内，一口气连续炸开了6道障碍，为突击部队开辟出了进攻的道路。而他却在完成任务后不幸被流弹击中要害，在黎明前死去。此时战斗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关帝庙，60年前曾是高墙深院，守军曹振铎的师指挥所就设在这里。作为防守战中的最核心阵地，集中在这里的轻重武器和充足的弹药，把往日只有飘飘香火的关老爷之家变成了向四周喷射死亡的夺命地狱。
拂晓前，华野部队在漫天的浓烟烈火中终于打到关帝庙的外围。师、团一级的指挥员全部亲临一线，组织指挥这场关键性的突击。然而，关帝庙周围高高的庙墙，成为一道很难逾越的死亡线，部队数次发起冲击，但都夭折在对手射出的密集弹雨中。眼看着一批批自己的士兵淌着鲜血被担架抬了下来，一线的指挥员恽前程都急红了眼：“敌人要守关帝庙，有高墙，他们做了三层火力点。有的是枪眼，卧式枪眼，跪式枪眼，还有地堡，工事很多，做得很严密。21号晚打巷战，一直打到22号，到那个关帝庙前面。隔一道墙，想送炸药放在他们下面的地堡、枪眼。想下去，没一次成功。整个关帝庙很大，下去一批伤亡一批。这个时候，你从其他地方不好攻，非得从这个地方。22号我跟团长讲挖地洞，挖一晚上可以挖过去，他不同意。他说没那么长时间，哪有那个工夫，上面催得很紧。我还在同敌人对峙中，参谋长来了，他跟我交代，你半小时一定要给我打下来，打不下来，上军事法庭。你这个特级营长打不下来，那哪行啊！我回来就说，咱们要死在前面，不要死在后面，要死我们大家死在一起，准备自己主动出击。结果教导员拉住我，说不行。当天早晨，对方机枪打过来，一个团政委、一个教导员牺牲了……”因攻击正面宽度过于狭窄而拥挤在一起的部队，遭到对手早已标定好射击数据的六〇炮、掷弹筒和山炮的猛烈轰击，造成很大伤亡。
第三夜的吐丝口激战，以双方再次形成前沿对峙状态而告结束。
看着四处燃烧的吐丝口，看着那些牺牲和负伤流血的弟兄，付出了很大代价的华野官兵们悲愤交加。但却谁都没有料到，正是因为吐丝口还在国民党守军手里这个现实，反而让战役进程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转折。
守了两天三夜，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一再向李仙洲和王耀武报告，一是告知自己仍在坚守，二是希望李仙洲能给自己增派援兵。增援的请求没有得到李仙洲的批准，但此时眼看着华野正在攻城的李仙洲却从报告中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向北撤退路上的要塞吐丝口还在自己人的手中，那里还有充足的粮食和弹药。这就意味着困在莱芜城里的五万人马逃生的大门还没有被关死。这一军情报告，让李仙洲摆脱了是走还是守的犹豫，最后下定了突围的决心。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此时此刻莱芜的围城部队只有叶飞的一个纵队，想一口吃掉自己的五万余兵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华野就是希望对手放弃守城而钻入在野外撒下的天罗地网。从这个意义上讲，吐丝口攻坚未果，可谓是歪打正着。
此时莱芜城内集结着国民党两个主力军，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七十三军还剩2个师，四十六军的3个师这时还基本上完整，军长就是在这场大战中充满戏剧性的特殊人物——韩练成。
莱芜城的国民党军队突围的那天清晨，韩练成与李仙洲一同从前线指挥所出发，前往城外的部队集结地。半路上韩练成忽然想起了什么，他对李仙洲说要去找一个姓夏的团长，通知他出发。李仙洲认为部队都已经集合了，没有必要去找。韩练成说那位夏团长没有自己的命令，是不会去集合的。突围心切的李仙洲认为派个传令兵去也就可以了，还是带领队伍突围要紧。但坚持自己必须去的韩练成不顾李仙洲的拦阻，叫传令兵送李仙洲到集合地，自己转身又进了已兵去城空的莱芜城。
韩练成的举动令李仙洲有些莫名其妙。等到他来到集合地清点部队时，得知韩练成口口声声要去找的那位夏团长早已率队在此等候出发，而韩练成却一走不见了踪影。等来等去，出发时间已经拖后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李仙洲气得大骂：“他妈的！四十六军胡闹，这是搞的什么鬼！”最后，满腹狐疑的李仙洲只好下令开拔了。
韩练成到底哪里去了？这个疑问成为萦绕在李仙洲心头长达26年的不解之谜。1973年，李仙洲获特赦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李仙洲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是师生关系。当周恩来问李仙洲有什么要求时，李仙洲一不提工作，二不提家庭，提出的就是莱芜大战的关键时刻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失踪之谜。
韩练成是宁夏固原县人，出身贫民家庭。小时因穷困辍学曾给地主家放过羊。他自小秉性刚强，性情急躁，曾因不堪忍受雇主的刁难和凌辱，与他们拳脚相对，在当地打出了名声。失业后的韩练成走上了从军路。后在西北军中升任团长。1935年他考入南京陆军大学。以其精明强干逐渐得到蒋介石的好感和重用。抗战期间，他被蒋介石调到重庆任侍从室高级参谋，有机会接触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抗战结束后，与蒋介石和桂系首领人物白崇禧关系都不错的韩练成被任命为四十六军军长。
国民党第四十六军是桂系王牌军，原驻广西，有“钢军”之称。但军中的3个师长，一个是白崇禧的亲信，一个是白崇禧的外甥，另一个是白崇禧一手提拔的得意旧部，平常韩练成也奈何不得他们。因为官兵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西人，都崇拜李宗仁、白崇禧。非蒋介石嫡系的四十六军实际上为白崇禧的外甥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所掌握。
1945年，韩练成率军在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时，就想与共产党的琼崖纵队联络，但由于电台无法沟通，只得作罢。内战爆发后，反对蒋介石政策的韩练成又计划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联系，但因代表团驻地已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双方无法接头。就在韩练成想方设法之际，适逢桂系首脑白崇禧也在打主意想在国共之间脚踩两只船，他授意韩练成与中共方面建立关系，以图在内战中保存广西军的实力。韩练成在上海与中共方面的董必武会面地点就是白崇禧的公馆，而在楼下为这次秘密会面站岗放哨的正是白崇禧的夫人。
四十六军执行进攻解放区的命令到达山东后。韩练成于1947年1月6日与华野方面建立了正式关系，并应他的要求，华东军区指派当时的国军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和胶东军区联络科科长杨斯德两人在四十六军中担任双方联络员。从此，这两名共产党的军人手持韩练成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开始频繁出入四十六军指挥部。由于双方配合默契，四十六军在山东基本上与华野相安无事。
华野对莱芜守军的全线攻击开始后，接到李仙洲火速向莱芜城增援命令的韩练成左右为难，不向莱芜城增援，怕明显暴露；向莱芜城增援，早已知道华野战略意图的他明白与七十三军混在一起肯定没有好下场。为此，他采取了迟走缓进的办法。21日早晨开始出发，走了近一天的时间却只前进了7公里，韩练成要给华野留下阻拦他的机会。此时，华野首长也认为如果对方两个军靠拢在一起，将难以下手，计划由两支部队迅速插至莱芜城与颜庄之间，钳击第四十六军。消灭七十三军后，再转回头来迫使四十六军起义或者投降。但由于种种原因，担负阻击的华野部队没能及时赶到预定位置。这样一来，本来并不想走的韩练成与他的四十六军在王耀武的严令督促下，慢慢悠悠地一直走到了莱芜。
就在华野各参战部队按照命令在莱芜城外抓紧部署的时候，正在莱芜城里坐卧不安的李仙洲，也接到了王耀武发来的紧急电报。王耀武认为莱芜城乃是一弹丸之地，原本就没有储存什么弹药粮草，李仙洲的本事再大，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固守莱芜城极为不利，不如经吐丝口撤至明水及其以南地区，既可以保卫济南，又可以解吐丝口之围。他命令李仙洲着即率军北撤。
其实李仙洲这几天也在盘算。他认为，在华野重重包围之下，突围撤退前途未卜。而且眼下包围自己的如果全部是自南线北上的解放军，那南线的国民党重兵集团必然也会跟踪北来。届时与自己这边两面夹击，仍可达到“鲁南会战”原定的战略目的。然而，多数人员却都主张遵照命令撤退，并说如果不从令，胜利了没有功劳，失败了担当不起，说得李仙洲也没了主意。他与七十三军军长韩浚都认为，既然决心撤退，就应该连夜立即开始行动。如果他们的决策马上下达给部队执行，那极有可能会给还没有完全部署到位的华野造成很大的麻烦。
会上韩练成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说：“突围不能草率行动，欲速则不达。”并以他的部队已同解放军纠缠住了一时无法脱离为借口，提出突围最快也要在一天一夜后的23日才能行动，其实，当时四十六军并未与解放军有多少接触。见双方吵成一团，李仙洲便做起了和事佬，说：“过一天也不要紧。”会上决定于23日拂晓全军向吐丝口方向突围。
22日一天，东西长只有三四公里、南北宽不到两三公里的莱芜城中，聚集了国民党两个军的5万多官兵，把个小城挤得人满为患。
中午12时左右，王耀武又乘飞机到莱芜城上空，用无线电话与李仙洲通了话。他给李仙洲吃了个定心丸，说明天一定派飞机掩护大军突围行动。
得令的各路司令官在分头做突围的准备，而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此时心里却在做着另外的打算。他明白几个小时过后就将决定自己和部队最后的命运。他在紧张地思考如何迈出最后的一步。深夜孤灯下，始终跟随左右的刘贯一和杨斯德了解到因韩练成无法掌握全体部队、起义无望后，便提出让韩练成见机躲避起来，一来防止在即将开始的混战中发生危险，二来是使其部队失去指挥，以利消灭，这个主意得到了韩练成的赞同。华野联络员把他的一小队人马藏在城内的地堡里，同时派人出城找华野部队接应。一切安排妥当，韩练成立即回到前线指挥所与李仙洲一同出发。后面就出现了这位声称找人者自己失踪了的故事。
灰头土脸的李仙洲正率军奔波在突围路上的时候，韩练成已在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受到热情的接待。
1973年，周恩来对李仙洲提出的莱芜之战的疑问给了一个含蓄却又意味深长的答复：“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们可以相见。”终于释却谜团的李仙洲，却至死也没有去见韩练成。
22日中午，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被送到正在焦急地关注战况的陈毅、粟裕等人的手中。情报中说，李仙洲集团已经在做放弃莱芜城向吐丝口方向突围的打算，并命令正在那里的曹振铎全力固守保证撤退通道。
正在为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对手重兵麇集的莱芜城而冥思苦想的粟裕，不由得一惊又一喜。他惊的是吐丝口还没有被完全攻下，如果李仙洲集团真的与吐丝口守军会合后全身而退，那华野大军这场穿梭数百里的南征北战，就极有可能成为竹篮子打水。他喜的是由于李仙洲集团突围，困扰他的如何攻克有高大城墙的莱芜城的难题，已经不解自消了。
而难的是莱芜城距离吐丝口只有区区14公里，对拥有机械化运输手段的国民党军队来说，几乎迈腿就到。
一个“十面埋伏”的运动歼敌计划在粟裕的脑海中迅速形成，但此时一切的前提是吐丝口的大门绝不能敞开。粟裕接通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命令他既要坚决攻克吐丝口，又要堵住北窜之敌。随后他又向担任阻击任务的十八师师长饶守坤下令：“李仙洲集团的5个师能否全歼，就看你们能否堵住，这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啊！”饶守坤当即拍了胸脯：“决不让李仙洲跑出吐丝口！”时过境迁，恽前程看得一清二楚：“当时口镇非常重要，上面有一个命令给他，要他坚守，要死打坚守。如果说，敌人真突围到那个支点，我们就完了。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主力都在南边，到了吐丝口他会急着前进啊。你前面的部队不多，没有能拦住他的力量了。所以当时来讲，司令让他坚守。”
双重同样艰巨的任务，压在了已经血战了两天还没看到胜利的华野六纵官兵的肩上。战场上军令如山，在吐丝口战斗中窝了一肚子火的十八师迅即向阻击阵地开进。他们在经过连续战斗的极度疲劳与牺牲后，要迎头顶住一支超过自己力量五倍的亡命突围大军，就如同要堵住决口的滔滔洪水。更要命的是这一带地形基本上是平原，无险可守。
当时莱芜城到吐丝口之间有两条间隔二三公里的平行公路。公路之间地形低洼泥土松软，难以行车，也没法设置阵地。只有在张家洼一带有一条港里河横穿公路而过，河堤上可构筑阻击工事。然而从军事学上来说，在实力相差5倍的攻防战中，处于弱势的防守一方很难在这样的地形和如此宽大的正面上抗住对手潮水般的冲击。华野官兵们为此绞尽了脑汁。
最后制定的战术是必须迫使对手离开公路，利用公路之间松软的土地与河水，减缓对手冲击的力度。并尽全力在一线集中火力，顶住首轮冲击。
入夜，在零下十几度的凛冽寒风里，完成各项战斗准备的战士们紧伏在阻击阵地上，等待大战的到来。向粟裕立下军令状的师长饶守坤坐在指挥所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烟雾充满了整个房子。尽管已经制定了战斗计划，但毕竟战场情况是瞬息万变的。面对实力超强的对手，十八师能成功吗？饶守坤彻夜未眠。
在华野指挥部里，陈毅、粟裕等也没有合眼。在他们的紧急部署下，华野四、七、八纵已相继集结到莱芜城附近，向对手包围而来。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和军区已经把吐丝口以南的百姓全部疏散，战区内的村庄已空空如也。
在莱芜城中李仙洲的指挥部里也是灯火通明。在深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李仙洲最后决定，全军于清晨6时开始向吐丝口方向突围，与那里的新编三十六师汇合后，再向明水或博山方向突围。可见此时还硬挺在吐丝口的曹振铎，一直是李仙洲心头逃生的希望。而他手下的两位都姓韩的军长，也都在为几个小时后的命运抉择，做着各自不同的准备。
这一夜，城里城外，双方数十万人都在枕戈待旦；茫茫大地，只待惊天战鼓擂响！
23日清晨，李仙洲集团的两个军开出莱芜城，摆好即将杀出重围的阵势。突围计划是兵分两路，第七十三军为左路，四十六军为右路，采取并肩轮番攻击的方式，即第一批部队打出去占领阵地立稳脚后，第二批部队超越第一批部队再打出去。
6时许，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按照预定计划开始率部突围。走出一段路后由于遭到来自右侧方向的火力袭击，他才发现本应在他右侧齐头并进的四十六军，此时却连个影子都没有。经多次派联络人员到后方去找，才知道四十六军还集结在城东门外的出发地，根本就没有开拔。
感到奇怪的韩浚亲自策马回城询问，等在那里的李仙洲告诉他，进城找人的军长韩练成还没回来。
韩浚气愤地说：“这不是可以儿戏的，我已按照命令行事，部队早已通过了第一道控制线，由于受到意外的侧击，已经吃亏不小。如果不遵照命令行事，一方急进，一方迟迟不动，出了问题，应由谁负责？请你赶快设法解决。”
看到韩浚火冒三丈，李仙洲便下令让四十六军火速前进。前前后后发生的这些事情让李仙洲对自己指挥所所在的四十六军产生了怀疑，便下令将指挥所移到了七十三军军部。这时已经是上午8点，比原定的突围时间晚了两个小时。
在莱芜到吐丝口仅有14公里的道路上空，穿梭着由济南前来支援的几十架国民党军的战斗飞机。蒋介石批准突围计划后，急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集中全力掩护北撤。王叔铭是李仙洲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又是山东同乡，患难时刻还是肯帮忙的，他亲自驾驶飞机到战场上空指挥掩护行动。
天上地下，组成了一幅立体的战争图景。一条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成为李仙洲集团的生死关。地面上的五万多名国民党军，带着全部火炮、汽车和装备，按照作战梯队在拥挤的公路上开进。
粟裕在指挥部里紧张地关注着对手每一步的举动。就在国民党军陆续出城的时候，有人急不可耐地提出切断对手的尾巴，被粟裕断然拒绝。因为那有可能引起李仙洲的警觉而杀个回马枪，再退回莱芜城。
在等到对手的后卫部队已经完全离开莱芜城后，粟裕一声令下，华野部队立即冲入城内，绝了突围大军的后路。从这一刻起，李仙洲只能在没遮没拦的荒野中拼命了。
临近中午，并列向北突进的七十三军和四十六军，逼近华野部队的阻击阵线。指挥所里，师长饶守坤紧伏在地图上，他知道，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了。
当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进至张家洼时，阻击部队各种枪炮一齐开火。严密的火力网将左右两路的国民党军逼得纷纷离开公路向中间的松土地带靠拢，这给他们的机械化行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国民党军很快组织起进攻，这支渴望逃生的军队，如同平地卷起的狂涛向十八师阵地一头撞来。此时距吐丝口仅有三四公里。
为扛住对手的亡命冲击，阻击部队在一线阵地上预置的200多挺轻重机枪，瞬间刮起一股弹雨的暴风，冲在前面的士兵被成片地刮倒。第一轮的冲击势头被挡住了。
突围的后续部队继续像潮水般的向这里涌来。李仙洲指挥天上以飞机掩护，地面以汽车开路，大股步兵紧紧跟随，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埋伏在沿途公路两侧的华野各参战部队则以密集的炮火猛烈射击，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围歼战。恽前程参与胜仗无数，这只是其中一仗：“把敌人堵住了，敌人没法逃跑啊。前面后面一夹，我们五个纵队，四纵队、一纵队、七纵队、八纵队、九纵队一起弄。那两边一夹他们哪顶得住嘛。一冲进去以后垮掉了。”
这时，天上的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指挥空军轮番轰炸扫射，希望能支援自己的同乡。粟裕则命令部队猛打猛冲，尽快和国民党军混战在一起是躲避空中袭击的最好方法。果不其然，那些空中的飞行员们很快就无法分清哪些人才是攻击的目标。王叔铭沮丧地对催促他的王耀武说，对手不怕死，他也没有办法。
空中的王叔铭用无线电话向李仙洲建议说，现在看下去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的部队，突围绝非易事，不如退回莱芜城或者在附近占据有利地势固守待援，他可以负责空投粮食弹药。
而李仙洲却觉得既然已经冲到这里，都能眼见到吐丝口了，不能前功尽弃。而且在目前的混乱状态下很难再退回城内，固守待援更无希望，不如一鼓作气，突出重围。与新编三十六师会合协同作战，待到达吐丝口以后，再作第二步计划。
吐丝口的曹振铎成为此时李仙洲全部的希望。
两军交手，重要的是要稳住阵脚。但此时突围心切的国民党部队，自己内部却先出了问题。
按照分为左右路并肩突围的计划，七十三军大队人马正在按照指挥序列开进和作战时，右路四十六军一个师由于受到攻击，忽然越过自己的前进路线，一头向左路的七十三军冲了过来，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队列中乱窜乱扰，气得七十三军的一个团长差点下令向他们开枪。但这仅仅是混乱的开始。不一会儿，四十六军的另外两个师也与前者一样，如同漫过了堤的大水，将左路的部队完全冲乱，几万人的前进部队顿时搅成一团，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团找不到营连排，营连排也掌握不住士兵，指挥系统完全被打乱。军长韩浚日后回忆，现场“杂以爆炸、喊叫、践踏，以及难民中呼儿唤女之声，惊心动魄，惨厉无比”。
宋登峰说起当时的混乱：“把敌人插断打散了，有往这跑的，有往那跑的，有往回跑的，乌烟瘴气。那时打得比较紧张。张家洼前面平原，还有河沟，国民党、新四军、解放军，还有老百姓，都扯了伙了，打到一块去了。国民党有穿黄衣服的，也有穿灰衣服的。我们八路军穿的是黄衣服，新四军穿的是灰衣服，但帽子不一样，他们是细布，我们都是粗布，一看就看出来了。”许多当地村民看出“乱的趣味”来。颜庄村的韩延禄说：“当时打乱了套，兵也不是兵，官也不是官，他找谁去？西打，他往东跑，东打，他往西跑。国民党捣鼓的白搭了，他自己把自己搞乱了。”小洼村的张恩国说：“国民党兵是跑也跑不动了，两边都埋伏好了，都是八路军，八路军哪里高占哪里，把他们弄到矮处，都把他打散了。”
华野各纵趁此机会从四面八方向前突击，包围圈越缩越紧。失去指挥的国民党军就像拖网中的鱼群，数万人稀里哗啦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向东，完全成了一群争相逃命的乌合之众，真正是兵败如山倒。由于对手队形密集混乱，华野的士兵甚至不用瞄准就能弹无虚发。
跑得疲劳不堪的国民党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一位连长干脆就地一躺说：“老子不走了，让共军打死我好了。”而一个营长被混乱情形气得大喊大叫道：“这是打的什么窝囊仗？不打了，缴枪！”
恽前程趁机抓俘虏“发洋财”：“兵败如山倒。他一突围上来，我们前面堵住他。堵住了以后，他没办法了，冲进去以后，有的冲到敌人阵地里、敌人队形里去了。切断了，这一块那一块。那时在叫‘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个军心已经涣散了。一直乱了以后，到处抓俘虏。但这时还是有小股突出来呀，这时要我们再上去，去堵那个缺口。因为敌人已溃败，趁机发洋财呀。”
出发时还踌躇满志的李仙洲和韩浚，此时却成了光杆儿司令，被裹挟在失控的乱军之中，拥来推去。看着眼前凄惨的景象，两人只剩下相对唏嘘，内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悲伤。同样心情的还有正乘坐飞机在上空观战的王耀武。眼看着自己的精锐主力被消灭，他心中的感觉可想而知。按照枣园村村民张继增的描述可见当时惨象：“唉，那人死的真不能言了，那河里都垫满了。啥也看不见，打得灰尘满天，看不见，什么也没有啊，那人死的……”
战斗进行到午后2点时，左右两侧高地的华野部队已把对手压迫到山下，并截成数段。又以小股力量插入敌阵中左冲右杀，战斗已经变为了勇气对决的面对面搏杀。
华野某部的连长吴必和，在部队进攻失利之际大喊着鼓励战士：“要立功的向前冲！”并率先冲入敌阵。因他的动作太快，别人还没跟上，他已在左冲右突中打倒了不少对手。混战中他身上接连被刺中三刀，浑身上下已如同血人一样，但他仍然大声呼喊着继续率部战斗，直至对手全部放下武器。吴必和因此在战后得到“铁人”称号。
眼看要遭遇灭顶之灾的对手也在拼命。战至下午3时，李仙洲左腿中弹，血流不止，仍挣扎着向北奔逃。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急红了眼，他向那些乱兵大喊：一定要突破这个包围！大家跟着我前进！随即亲率1000余人展开亡命冲锋，硬是在阻击线上冲开一个缺口，狂奔而去。下午5时许，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军被压缩在一片沙滩和开阔地上。面对周围解放军“缴枪”的高喊，战斗意志已经彻底崩溃的国民党士兵们一呼百应，成千上万只手挥动着军帽，顺从地放下了武器。
至此，除韩浚所率突围出去的人马外，李仙洲集团的数万人全军覆灭了。亓增玉觉得这一仗打得太轻松了：“打了一阵子以后，冲锋号一吹，就结束了。很容易，这仗打得很容易。头一仗啊，逮了这么多俘虏，把敌人丢的子弹装到布袋里就和宝贝似的。以后行军打仗太沉了，我这有子弹想交，人说你不早交，这时候交给谁啊？你背着吧。”
傍晚时分，清晨出发时还满怀希望的国民党官兵，最终绝望在离他们梦寐以求的吐丝口仅有两三公里的地方。这些离开战场的俘虏，此时却只求能喝上一口热水和吃上一顿饱饭。
冲破包围圈的七十三军军长韩浚跑到哪里去了呢？韩浚一行撞开防线后，一路向吐丝口急奔。沿途看到四处都是被打散的自己一方的士兵，他边跑边挥舞着手臂喊：“兄弟们，我是七十三军军长，你们都跟我来！”一时聚集了三四千人。然而待他跑到吐丝口时，才知那里的守将曹振铎已经趁着华野部队迎战李仙洲集团主力时，率领残部先行脱逃了，吐丝口已归了华野。失望的韩浚调转头来又向东跑。看到军长在此，国民党散兵游勇越聚越多，最多时达到万余人。韩浚在前面带头，一路向国民党军控制的博山方向冲去。
黑夜中，韩浚等人在山里蹒跚而行。跟随他的士兵由于沿途不断受到阻击，此时只剩下千余人。当听到部下说已经走到了青石关，很快就可到达博山脱险时，韩浚却犹豫了起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此时又冻又饿、疲惫已极的他思前想后、心乱如麻。为什么他这支在抗战中能征善战的部队，竟在解放军面前一败涂地？有何脸面再去见人？七十三军是深受蒋介石器重的美械装备军。这一下全军覆没，自己作为一军之长极有可能面临严惩。彷徨的韩浚甚至想到了自杀。这时，他身边有个叫黄炎勋的高参对他说：“军长，我们不能回去，国民党不失败没有天理。回去也是失业，我们去找解放军。”
尽管韩浚的心里已经活动，但要让这位行伍出身的中将军长亲口说出投降的决定却很难。就在此时，守候在周围的华野九纵发出了攻击信号，四起的枪声截断了这些逃兵的去路。1000余名国民党军拥挤在一条干涸的大沙河里，面面相觑，已完全无力抵抗。
当华野一个营教导员来到他们面前招呼放下武器时，马上得到异口同声的回答：“我们缴枪！”韩浚看到事已至此，反倒好像获得了解脱。他让手下人向对方喊话，说国民党七十三军军长在这里找解放军有事商量。被带到了华野一个营部的韩浚，多年之后还记得解放军在那天深夜里特地招待他的那顿很好的饭菜。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了23日的莱芜战况消息：“莱芜地区大战至今晚止已血战三昼夜，陈毅所部仍图最后挣扎。国军因粮弹充足，事先构筑坚强工事，故对来犯共军即以以逸待劳之势予以反击。共方死伤之重为前所未闻。”然而此时真正论得上“前所未闻”的却是国民党军自己。就在这一天的下午6时，一封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署名的报捷电报飞向陕北延安的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战役已经结束，此役共歼顽敌17个步兵团加24个直属营约五万余人。电报还提到正在清查李仙洲等高级将领。
电报发出时，华野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押送俘虏，但李仙洲还下落不明。战场上的部队都接到命令：“要在全部战俘中找到李仙洲，要捉活的，不要让他跑掉了。”
此时，一个身着士兵的棉军装，头戴一顶遮挡了大半张脸的棉帽的老兵，正骑马走在去吐丝口镇的山路上。在离目的地仅有两三里路的时候，这位老兵因失血头晕，一头摔倒在山沟里。后来华野士兵来到他的眼前，面对询问，那位老兵不紧不慢地回答：“我是李仙洲。”说完，便低下了头。
这是李仙洲本人在回忆文章中记录的被俘经过。但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流传，有说是他伙夫的干儿子把他指认了；有说是一个饿急了眼的国民党小兵为了一个馒头而告发了藏在俘虏堆里的总司令的。更多的是港里村的龙王庙一说，张家洼港里村村民冯玉美的版本是：“原来这后头有个庙，李仙洲打扮成伙夫，跑到这个庙里来了。据他们那些人说，败了以后共产党要清点，找李仙洲找不到。结果他的勤务兵看见他了，他就说这就是我们军长，这不共产党才知道，把打扮成伙夫的他逮住了。”
24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野全军，称对莱芜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终于享受到胜利喜悦的陈毅为此赋诗一首：“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堪笑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詈元凶。”
负伤的李仙洲并没有像诗中所形容的被用绳子捆起来，而是很快被送到野战医院进行救治。在治疗期间，陈毅曾专程前往探望。据在场的《大众日报》记者报道，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纵谈甚欢，李氏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也有来到他病床前的人，让李仙洲别有一番感触在心头。在华野部队里，有一人曾是李仙洲手下的一个团长，他就是时任华野炮兵司令的陈锐霆，当年因反内战而起义时还遭到暗杀，身负重伤。李仙洲没想到这位已成为冤家的老部下会来看望自己。陈锐霆对老上司仍然执礼谦恭，按照往日的称呼问候了“军座”，关心他的伤势并嘱咐医生精心治疗。由于李仙洲失血后感到有些寒冷，他轻声问道“能不能添点衣服”，陈锐霆不假思索，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双手送上。当李仙洲接过这件还带着体温的衣服时，眼睛里已闪出了泪花。
战役结束后的第22天，李仙洲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政府“使经济破产，生灵涂炭”，表示“李仙洲等有鉴于此，毅然放下武器，退出内战。今为促进国家和平民主之早日实现，特呼吁和平，发起反对内战运动”。
此时的蒋介石正被李仙洲指挥的战役结果气得火冒三丈，同时又担心解放军会乘胜进攻兵力一时空虚的济南。23日莱芜城北的围歼战还在尾声时，他就带着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和参谋次长刘斐飞赴济南，以图稳定防守济南的军心和督促防务部署。
蒋介石一到就把王耀武痛斥了一顿，指责他：“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零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这样的失败真是耻辱。”挨训的王耀武观察到，自己的这位校长肯定没有睡好觉，因为他一脸的青灰色。
听到后撤的十二军还没有到济南，蒋介石又气不打一处来，把李仙洲拣起来又骂了一顿。说他无用，在莱芜葬送了这么多部队，即使是五万头蠢猪放在莱芜，共军三天也逮不完，太不像话。这句话后来又有了新版本，电影《红日》里以张灵甫为原型的张军长就骂过“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这么快呀”。不论此话怎么说，本意都是对这场战役只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干净彻底抹掉了全副武装的6万人马而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如果不是王耀武作战老到，在战斗后期毫不犹豫地下令第十二军放弃了博山的大批弹药粮草，急速轻装撤退，使得华野的那一刀落了空，那莱芜战役最后被歼人数就不是现在的6万，而是将达到近10万人。当地村民张继增风趣地总结：“那时候经常说，八路军的嘴，国民党的腿。八路军会说，教育人死人能说活了；国民党的腿你追不上他，一个劲地蹿就是。”
事后粟裕确实有后悔之意：“如果了解到王耀武的性格大胆果断……那我们即可大胆地将部队插到济南附近，这样那第十二军也就无法逃跑了。”陈毅对自己这位精通战争艺术的战友是大加赞赏：“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记录，愈打愈奇，愈打愈妙！”
23日，莱芜战役还没有彻底结束时，延安已经走出了第二步、第三步棋。中央军委、毛译东主席向还在酣战的华野将领电示：“本战役胜利后，乘胜进攻胶济路。”从24日开始，华野以收复博山县城为开端，很快将这场乘胜进攻演变为泰山脚下横扫山东的滚滚进军洪流。一时间，大军席卷南北，纵横东西，先后顺利解放了淄川、章丘、邹平、益都（今青州市）等县城，以及周村张店等重要城镇数十处。至此，国民党当局精心策划的“鲁南会战”计划成为春梦一场。
莱芜战役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的经典战役，双方统帅都进行了精心的布局和策划，并投入了所有能集中的最大兵力，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实力和人心的较量。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总结说：“经过了莱芜战役这个大歼灭战，蒋介石南北会师侵占整个山东的狂妄计划变成了一场春梦。我渤海、鲁中、胶东、滨海4个军区完全打成了一片，不仅山东我军的胜利基础因此稳如磐石，影响所及，全国独立民主阵线上的斗士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
整个莱芜战役，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前方指挥所，第四十六军军部及其新十九师、一七五师、一八八师，第七十三军军部及其新十五师、七十七师、一九三师，第十二军新编三十六师2个团，共56000余人。其中死伤1万人，俘虏46800人。连同阻击部队和地方武装所歼第九十六军暂十二师一部、第八军一〇三师一部、一六六师大部、交警15总队全部等，总共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以下将级军官21名，击毙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缴获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支，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击毁汽车15辆，毁铁桥6座，铁轨140余根。解放了莱芜、新泰、博山、淄川、长山、邹平、章丘、临淄、益都（今青州市）、掖县（今莱州市）、昌邑、高密、胶县等13座县城及张店、周村等重要市镇数十处，控制了胶济铁路500里。作为一级指挥官的恽前程清点战利品时更看重的是人员：“我们部队原来上战场800多人，下战场后1000多名俘虏补上去。俘虏被抓了以后，转变动员很简单：同志们不要害怕，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干什么的？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也都是穷人，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才出来当兵的……开忆苦会，要为阶级而战等。你们愿意不愿意参加解放军？都说愿意。这些俘虏就编在部队里面。一补入，这些兵，说句实在话，比我们农民兵要好。因为他有战斗经验，他一拿起兵器就能打仗，农民兵还要一个过程。部队原来2万多人，现在已经到了3.6万人了。因为兵员大量补充，战斗力有保证了。”
此次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共伤亡6500余人，其中团级以上干部3人。华野副参谋长张元寿在战斗结束后检查战利品收缴处理情况时，突遭敌机扫射，不幸中弹牺牲，是莱芜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解放军将领。
莱芜战役中脱离战场指挥的原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后伪装成“突出重围”经青岛辗转“逃回”南京，使蒋介石认为李仙洲集团并非全军覆灭，因而传令嘉奖，并委任他为“总统府”中将高级参军。直到1948年10月，因被收留改编的警卫排中有一人逃跑，得到通知的韩练成先是逃往香港，而后辗转来到北京，出席政协会议。会后陈毅代表党中央问他：想当民主人士还是当共产党？韩练成当即表示：要当共产党，从当兵开始也干！他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解放军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及甘肃省副省长等职。1984年2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在此之后，他的神秘经历才被公布于世。
七十三军军长韩浚被俘后被送入潍坊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学习。这位曾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并从苏联红军大学中国班毕业的军人，在大革命时期曾率部去参加南昌起义。因与起义军擦肩而过，他和战友转战江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他在一次去武汉接受中央精神的返回途中被捕，从此脱离了党组织。后被蒋介石招抚，转入国民党阵营。在战犯管理所里，他告别了军事生涯，开始思考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62年底他被特赦释放，定居武汉。任湖北省政协文史专员，武汉市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等。1989年9月7日在武汉以96岁的高龄去世。
人生如同一个多变的舞台，这两位都姓韩的军长，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个从旧军人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一个则从大革命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的主力战将。这充满人间悲喜的结局，让后人感慨万千。
李仙洲战后作为战犯被改造教育，1960年1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此后，历任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会顾问、监委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理事，任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关于李仙洲最有名的事情是，电影《南征北战》中那个大喊“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的李军长就是以莱芜战役中李仙洲为原型。后来拍摄电视剧《莱芜战役》，当有人询问他对电视剧中自己形象的看法时，李仙洲回答，经过是真实的，不过当时自己没有剧中演员表演的那么狼狈。
张家洼港里村村民冯玉美差不多每年都能看到李仙洲一次：“他活着的时候每年来一趟，就是被逮住的那一天，他就来到这里回忆回忆，就走了。他最后那一年来的时候，带了他的儿子。转了一圈他就回去了，不久就去世了。”李仙洲于1988年10月22日在济南逝世，终年94岁。李仙洲走时也带着遗憾，在他重返故地寻踪的过程中很难再寻找到当年那个困守他的小小的莱芜城，刻在他心里的那座古城变得陌生了。那些双方拼死争夺的山头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自古以来，莱芜多铁匠，如今莱芜出现许多“现代铁匠”，在战场旧址，一大批冶金企业陆续建立起来。一个已经脱胎换骨的新莱芜正在泰山之阳日新月异地成长。
60年前发生在此地的这场大战已经成为历史的回音，那些当年为新中国奠基的参与者都已经耗去了自己一生中最有活力的时光。然而，那场无数人拼着性命创造出的战争奇迹，却永远刻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之中。村民张继增对此无限感慨：“莱芜战役了不起呀，那时候全中国都知道。那年冷，二月二还上冻呢，冻得那些战士过河时把衣裳扒了，捆吧捆吧举到头顶上……三百六十里路，一天一宿来到口镇，没耽误参加战斗。哎，打这个江山，可是不容易啊！”莱芜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中华东野战军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引下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战果辉煌的运动歼灭战，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册上浓彩重抹的一笔。有关莱芜战役题材的文艺作品如长篇小说《红日》、电影《南征北战》和电视连续剧《莱芜大战》，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莱芜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的军事部署，迫使其暂时采取守势。华东野战军趁此时机进行了全军大休整。总部和下属各部队都召开了总结庆功大会。被粟裕评为打得“最吃力，缴获不多”、“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应算第一功”的一纵司令员叶飞，把庆功酒敬向了经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士兵们。
战后，国民党方面也进行了检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总结说：“吾人受此挫败，不仅损失重大，使党国蒙忧，而本部一年来在鲁省艰苦奋斗所开创之新局面亦悉告破产，每一回忆实有无限之沉痛与惭愧。”然而，他却没有多少时间沉浸在沉痛与惭愧中。在尴尬的棋局面前，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为此，蒋介石断然撤消了徐州绥靖公署，免去了山东主将薛岳的职务，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设立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45万大军再次掀起铺天盖地的进攻浪潮。目标直指莱芜、新泰、蒙阴。
身在华野司令部的鞠开清楚地认识到莱芜这一仗还没完全解决问题：“蒋介石他不死心啊，回来他就组织40多万人，继续来进攻我们，而且包围我们。”蒋介石下令堵住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迫使黄河回归故道，不但彻底淹没破坏了山东解放区的大片土地村庄，断了陈粟大军的粮草供应之源，而且将他们向河北的退路也完全截断了。二十余万华野大军很快又陷入了对手的重重包围之中。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战——孟良崮战役，即将在泰山之阳、天之东方的齐鲁大地上奏响激昂的乐章！
游刃斩王牌·孟良崮战役
“叫声老大娘，细听我来讲，孟良崮战斗打得真漂亮。高的是大炮，矮的是机枪，不高不矮的是机关枪。大炮噔个噔，机枪轰个轰，机枪扫，大炮轰，我军齐冲锋。七十四师全都丧了命，我说老大娘哎……”这首歌60多年前在沂蒙山区流行传唱。歌词是没有修饰的大实话，向我们讲述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使沂蒙山区的一座原本普普通通名叫孟良崮的山头名扬天下。当地人称高而平的山叫“崮”，这是沂蒙山区特有的地貌，像这样的崮这里有72个之多。传说宋将孟良在此练兵习武、杀富济贫，孟良崮因此而得名。千余年之后，国民党中将师长张灵甫带着几万人马来此安营，与共产党陈毅、粟裕带领的队伍在此决战。一年前还趾高气昂大举进攻解放区的蒋介石在这场战役结束后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彻底检讨和反思。孟良崮战役是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重大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针尖麦芒
内战一开始，陈毅、粟裕和张灵甫就成为难解的冤家。
陈毅，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19岁到法国马赛勤工俭学，26岁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战争。他的最大爱好是写诗和下棋，被称作是上马可杀敌、下马可写诗的“两栖”元帅。
粟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1927年投笔从戎，在硝石战斗中身负重伤，左臂致残。粟裕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观看研究军事地图。
张灵甫，原名张宗灵，1903年出生于陕西省长安皇甫岗，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他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性格暴躁，刚愎自用。他因枪杀妻子而坐过国民党的“模范监狱”，抗战时被释放出狱，遂改名张灵甫。他善模仿于右任的字体，写得一手好字。张灵甫在抗战中打出了名气，腿部负伤致残，得了个“跛脚将军”的绰号。抗战时期蒋介石用美国的援助为七十四师装备了全套美式装备。就是这个七十四师，使得张灵甫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急先锋。
俗话说“冤家路窄”，1946年9月，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在泗县攻城失利后便率部退到淮阴休整。张灵甫借机对陈毅各部趁火打劫。淮阴大战历时9天，张灵甫率七十四师突破了淮阴城门，这是陈毅与张灵甫的第一次交手。在涟水，还是张灵甫和他的七十四师，共产党军队与之进行了十四昼夜的涟水保卫战，最终共产党一方被迫放弃涟水城，这是陈毅与张灵甫的第二次交手。这一阶段张灵甫占了上风，国民党陆军中将李延年得意地说：“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
陈毅、粟裕为战胜强敌开始联手作战。依照中央指示，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华东野战军诞生了。
陈粟联手的第一仗是宿北战役，大获全胜。但没和老对手七十四师交上手，不免有些遗憾。第二仗鲁南战役，打得应心得手，一次歼灭了敌人五个整旅。蒋介石发火了，为了挽回这两次战役中失掉的面子，派出了8个整编师要和陈粟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决战。其中就有被蒋介石指定为“国军典范”的第七十四师及被刚授予三等云麾勋章的中将师长张灵甫。
雄心勃勃的张灵甫和其他军队一起打下沭阳、新安镇，最后攻到了山东的南大门郯城，郯城距临沂不到100公里。蒋介石和张灵甫这对师生盘算得很好，他们都认为陈粟能与之决战，因为一年前陈毅在临沂同来访的驻青岛美军司令克莱门将军曾说过要坚决保卫临沂的话。然而他们忘记了陈粟“随机应变”的拿手好戏。
陈粟没有争一日短长，决定放弃临沂，北上求歼李仙洲兵团，这就是人们熟悉的电影《南征北战》所描述的史实。陈毅此时不打七十四师，日后他诙谐地解释：“当时七十四师张灵甫留在南面，我们没有动他，准备把猪养肥了再杀，油水会更多一些。”
全面进攻这步棋没有走好，蒋介石只好收拢车马炮，重新排兵布阵，精心策划了他的第二步棋——重点进攻。他把最大的赌注压在了陕北和山东。仅在山东战场就陈兵45万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就有三个集结于此。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告诉他的学生：“山东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全国的问题解决了十分之六。”
这次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改变了战略战术，下令每天只以平均六十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采取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这就是所谓“硬核桃”加“烂葡萄”战术。让蒋介石得意的是，这次部署从一开始就把陈毅、粟裕推入被动的境地。
从兵力上看，华野一方是27万人，国民党军是45万人，兵力对比几乎是一比二。
从装备上看，华野一方还基本是小米加步枪，国民党军基本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从人员构成和训练程度看，华野有一部分是刚放下锄头扛起枪的新兵，还有少部分是被收编的刚脱下国民党军服装的俘虏。就是原来的山东、华中的大部分官兵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陈毅曾是军校的落榜生，粟裕也是一天军校没有上过，纯属自学成才。而国民党七十四师中上级军官多是训练有素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全军上下接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特种训练。
摆在陈粟面前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与气势汹汹的蒋军决战，这是蒋介石和张灵甫梦寐以求的；第二条路就是让蒋军“集团滚动”过来，华野北渡黄河，夹着铺盖离开山东，这又正中蒋介石和张灵甫的下怀。陈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那就是打不过又不能跑。粟裕在地图前冥思苦想，他要为20多万华野官兵找到第三条路。
粟裕夫人楚青还记得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战机就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创造战机。这里面也有一个谋略的问题，谋略问题也属于主观能动性范围之内。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中间，打一打又撤了，又东边又西边……”原中国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室主任姚杰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他回忆说：“当时仗很难打，因为敌人集中那么多的兵力，采取了密集靠拢，一百公里正面集中了敌人那么多的部队。我们打哪一个部队，敌人都要很快来增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陈毅、粟裕同志就考虑如何打……”
创造和寻找战机时的东奔西跑，陈毅称作“耍龙灯”，这也许是被蒋介石逼出的第三条路。当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的汤恩伯把陈粟的这种战术叫“山大王战术”。陈粟带着部队在沂蒙山区或东或西，或南或北，诱使敌人在一个月内往返行军1000多公里，拖得敌人疲惫、惶惑。
陈毅面对蒙山沂水七十二崮，诗兴大发：“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贼进攻必败。”不知汤恩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陈毅这首词，气得直跺脚：“不消灭陈毅、粟裕，我就不是汤恩伯！”
华野部分官兵对粟裕的战术也有些费解，“光走不打”，官兵有些急躁。
粟裕站在那张军用地图前，大脑里在高速运转着作战的多种可能的方案。粟裕最初决定歼灭位于右翼且较暴露的敌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并下达了作战命令。粟裕在过去下达完命令后总是回过头来远眺前方，稍事休息，心里有一种兴奋和喜悦。细心的警卫人员发现，这时的粟裕依旧眉头紧锁，周围的人猜测，这一仗粟裕打得极不情愿，但事已至此，开弓不可能再有回头箭了。因为命令已下达，部队已开始行动，通往各纵队的电话线都已经撤完。然而，一个偶然的因素使粟裕决心大变。
参谋姚杰回忆说：“就在10号晚上下达命令，部队开始向沂水方向移动。11号的白天我们破译了敌人的情报，说敌人要发动全线进攻，全线推进。同时，我们布置在正面靠近敌人的九纵队也得到这样一个消息，我们已经跟七十四师接触了。粟裕同志分析了具体情况，感觉机会来了。”
粟裕临时更改了作战方案，全力包围国民党王牌主力七十四师，开弓后的箭硬是回了头。陈毅高兴地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说：“不走了，就打七十四师！”他把粟裕的这一打法叫“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从军事上讲，粟裕这一决策是犯了兵家大忌：按一般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恰恰相反，这在我军战史上是罕见的。
然而艺术上的夸张想象无限，军事上的实践却要冒极大的风险。
我军一方面要把七十四师从敌人第一线8个整编师中像剜眼珠一样剜出来，另一方面还要挡住外围30多万敌军的增援，援敌距孟良崮地区远者三五天，近者一两天就能到。
这无疑是一场大战，一场恶战，一场血战。双方统帅心里都清楚这是关系山东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大陆军事力量对比、一举扭转当时战局的关键一仗。陈毅给参战人员说：“打赢这一仗，我们就能在山东的石头上站住脚，就走上坡路，可以坐北朝南。打不赢，我们就得屁股朝南过黄河。”
张灵甫信心百倍：“七十四师没有攻不下守不住的，我的一个旅就可以打败共匪一个军。”就这样，踌躇满志的张灵甫披挂上阵了，他的王牌军让他飘飘然。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致命的错误。
十万火急
行动刚一开始，一个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差一点就让这次大规模战役泡了汤。
5月13日晚七点多，一纵开始在国民党七十四师与二十五师之间穿插。就在一纵向纵深前进时，与国民党的七十四师不期而遇。七十四师在山岗，一纵在山坡，两军相向而行，直线距离不足百米。
时任华野一纵副政治委员谭启龙回忆说：“这两边山上都是敌人，我们从底下过，晚上走。七十四师不知道，他们讲话我们听得见，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他们自己的部队。”
后人讲，当时假若七十四师喊一声“口令”，或者是引诱对方开两句玩笑，哪怕向对方照一下手电，那么孟良崮战役的结局恐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据说当时张灵甫认为这是他的友军国民党二十五军。
5月14日一大早，孟良崮战役的枪炮声就响起来。当参谋人员告诉张灵甫共军要对七十四师实施包围时，他仍满不在乎地说：“不要大惊小怪，共军想一口吃掉七十四师，他们不但不敢做，恐怕想也未必敢想。”在他看来，共军攻打七十四师不仅不是坏事，还是好事。他的理论是：“以我张灵甫为诱饵，吸引共军主力，有利四面夹击。”张灵甫看了看周围的地形，决定退守孟良崮。应该说，退守孟良崮是张灵甫在这次战役中所犯的指挥决策上的最大失误。张灵甫也给自己留了后手，一旦孟良崮上有什么不测，他可以退到垛庄。垛庄是七十四师设防要点，是进攻沂蒙山区的交通要道和后方补给点，这里有守备工事，还有强大的兵团。
然而，战场上的优秀指挥员高就高在能先敌一着，张灵甫想到的，华野指挥员也同样想到了。陈毅、粟裕、谭震林急电命令在鲁南隐蔽待机的华野六纵星夜飞兵，挥戈北上，抢占垛庄，并特地在电报上签上“十万火急”。
时任华野六纵十八师师长的饶守坤回忆说：“我们纵队出发到垛庄距离有120多公里，这个路还是山路。我们一个晚上加一个白天赶去，中间没有休息过，没有吃过饭。部队在山东打仗，就是那个地瓜干，装在米袋里背着，边走边吃……按时到达垛庄。”
七十四师被围困和垛庄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听后却是一惊一喜。史料记载当时由他口授、蒋经国记录的一份电报发给了顾祝同、汤恩伯和张灵甫：“今已得知灵甫之七十四师被围孟良崮，甚惊又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国军寻找了一个歼共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现命七十四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再调十个师之兵力增援七十四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
从军事上看，“里应外合，中心开花”这个战术不能说不对。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沂蒙山区里磨破了铁鞋，四处寻找共军主力，现在蓦然回首，共军主力就在眼前，张灵甫有点喜形于色，他向蒋介石立了军令状：“我七十四师坚守孟良崮固若金汤，望校长放心，灵甫决心固守孟良崮吸引共军。”
5月14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为抢占二五八高地，国共双方争夺有十四次之多。5月14日中午12时至下午6时许，敌我争夺三三〇高地，敌四个营的兵力对我一个营的兵力，敌我冲杀三十余次，山头易手达五六次之多……
5月15日上午，进攻的部队依旧没有大的进展，可国民党的援军已是越来越近。最近者赶来已不到10小时。战场上的形势对华野越来越不利，战局似乎在向“里应外合，中心开花”的结局发展。
陈毅离开沂水西王庄的指挥部，驱车来到了粟裕的前线指挥所——老君洞。在陕北，据说毛泽东在那几天里天天在地图前望着孟良崮方向沉思。在国民党方面，也有一个重要人物坐不住，那就是蒋介石，他亲自飞往徐州督战，并派白崇禧和陈诚到临沂指挥作战。
战斗进入第三天，七十四师开始拼命了。他们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整连整营整团的兵力向我反扑。这是敌人以攻为守，我军伤亡越来越大。
担任正面进攻的四纵队有干部向陶勇司令员叫苦：“伤亡太大，不能再战了。”陶勇斩钉截铁地命令：“不行！一定要打，剩一个人也要打！”
负责主攻孟良崮东北方向的九纵队也遇到了七十四师的猛烈进攻。陈毅向九纵司令员许世友下了一道命令：“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充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西面担任主攻的是一纵队，粟裕一字一句地告诉指挥员叶飞说：“纵队打光了也不要怕。只要拿下孟良崮，我给你们补充人马，恢复番号。”
张灵甫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顽强的对手，他到死也不明白陈毅、粟裕竟有胆量敢拿他和他的王牌军开刀。张灵甫有些心虚了，这是他从没有过的感觉。虽说目前战场上仍对他有利，但他受过军校的教育和实战的考验，他明白孟良崮上的七十四师已落入了与三国时马谡一模一样的境地。几天下来，弹药将尽，军队已断水断粮。特别是水，人一天不喝水可以，两天三天呢？没有了补给，军队将不战自乱。此时的张灵甫全然没有了傲气，他向李天霞和黄百韬求援——没想到这个电话也让对手监听到了。迟浩田回忆道：“他打电话说，拉兄弟一把吧。这个兄弟过不来，靠得最近的才一华里，他上不来……”
然而，最初李天霞、黄百韬向孟良崮的增援和张灵甫多少有点同床异梦的感觉。时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地下党郭汝瑰解释道：“我们把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围到了，黄百韬实际上是他的指挥官，当然晓得这个道理。黄百韬跟他是两个师走到一起肩并肩前进，结果这个黄百韬在南边桃墟留下主力，只来了一个团，跟着张灵甫这么上去。战斗打响后他就退回去了，就把这个张灵甫丢在那里被包围起来了。”这是蒋介石平时推行任人唯亲政策带来的恶果，每每让他在关键时刻捶胸顿脚。
蒋介石也是明眼人，清楚各路援军对张灵甫的态度。在这危急时刻他对增援部队接二连三地下了“畏敌不前者杀，作战不力者杀”等十道严令。这是把刀架在了那些还在缩头观望的人脖子上了。蒋介石的援军开始动真格的了，打阻击的华野部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华野三纵受命在大小方山阻敌增援，坚守山头5个多小时，连续打退敌人几十次冲锋。就这样敌人还是在16日上午突破阵地，此时离孟良崮战役结束还有7个小时。为了拖住敌人，三纵把最后的预备队第八师推上了战场，再次夺回了阵地。
界牌守卫战开始于15日晨。增援而来的整编二十五师以两个营的兵力猛攻华野阻击阵地，几百米的阵地上落下了对方1000余发炮弹。按每发炮弹杀伤50米距离算，这块土地上的任何生命已被炸死了100次。第二天下午，界牌失守，但此时距离孟良崮战役结束只有一个多小时。黄百韬举起望远镜，七十四师就在几公里外的孟良崮山上，这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看到七十四师的最后一眼。
5月15日这一天，攻方突破了张灵甫的部分山头，但孟良崮仍久攻不下。整个战场的形势令人难以置信。七十四师被我们包围，而敌人增援部队又快要包围了我们。
战役进展到分秒必争的阶段。里应的张灵甫多次中心开花，外合的增援敌军又轮番发起冲锋，险象环生。时时关注战局发展的毛泽东这时来电指出：不要贪多，尽快拿下孟良崮，歼灭七十四师。粟裕认为，这时如果整个战场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将很难取胜。在这最后的关头，他进行了一次也许是我军历史上时间最快的指挥程序上的改革。
叶飞回忆当时的情形：“5月15号总部下了命令，要我统一指挥攻击部队，一、四、六、九，四个纵队要我统一指挥，总部命令在16号拂晓以前攻上孟良崮，把七十四师消灭。”
叶飞于5月16日凌晨一点发出总攻命令。决战的时刻到了。
当年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迟浩田上将几十年后写过一首长诗，其中有一段描写了这一史实——“最后的血战惊天动地/孟良崮上/十万勇士/百倍勇敢/千倍忠诚/向那敌酋盘踞的残洞勇猛冲击/血染的战旗飞向那巍巍山顶”。
16日上午8时，蒋介石给汤恩伯发出了最后一道手令。12时汤恩伯也给增援部队发出了内容大同小异的电文，要他们拼死营救张灵甫，但为时已晚。张灵甫大势已去，他给第四任妻子王玉玲写了一封绝笔信：“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以最后之一弹饮决成仁……”
对张灵甫的死法，后来有许多传说。真实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并没有自杀成仁，而是被打死的。
时任华野六纵十八师师长饶守坤说：“是谁打死的，今天讲不出来。实际上，各个纵队都往里打枪甩手榴弹，我的想法就是乱枪打死的。”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张灵甫的尸体抬到小林庄时已有些异味了。经批准，六纵花高价买了一口上等棺木将张灵甫就地掩埋。那时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只好给他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六纵副司令员皮定均说：“战死疆场的将军，理应得到一份军人的荣誉。”
孟良崮战役大获全胜，粟裕看了看手表，时间是5月16日下午5点。响了三天三夜的枪炮声终于沉寂下来时，陈毅缓缓舒了一口气：“这三昼夜总算熬过来了，以后我的儿子，不会去叫他带兵打仗了。”望着还在冒烟的战场，陈毅诗兴来了：“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七十四师至此只剩下个空的番号，三个月后托物寄情的蒋介石重新组建七十四军。一年后，该军在淮海战役中再次被全歼，军长邱维达被俘。
孟良崮战役后，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受到处分，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押解徐州受审。
1948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胜利一周年之际，毛泽东和粟裕在西柏坡有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毛泽东：“去年也是5月，你们在山东打了一仗。”
粟裕：“在孟良崮全歼了七十四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
毛泽东：“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
粟裕：“一个是蒋介石，他大喊，我精锐之师遭此惨败，实在没想到。”
毛泽东：“还有一个呢？”
粟裕：“陈诚？”
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
毛泽东：“何足道哉。”
粟裕：“那是白崇禧？”
毛泽东：“离题千里了。”
粟裕：“那是谁呢？”
毛泽东：“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啊！”
沂蒙百姓
在孟良崮战役胜利40周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建了一个永久性纪念物，是一组雕塑，三把刺刀分别代表决定这次战役胜利的三股力量，即华野、地方武装和沂蒙百姓。
陈毅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沂蒙山区里发生的这场征战，普通百姓和子弟兵一同登上了战争的舞台。他们走向战场的“武器”是他们几世几代用过的独轮车，是他们家房前屋后的树木做成的担架，他们给子弟兵的援助就是给人以衣食，给马以草料。他们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和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换。
当年沂蒙山区的贫瘠是远近闻名的。当近30万华野官兵开赴这里的时候，最担心的恐怕是各部队专门负责筹集粮草的后勤军需官们。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就是一个三口之家的每日三餐也会让家庭主妇费尽了脑筋，而他们负责的是每天需要几十万斤粮食的野战大军。
然而，深明大义的沂蒙人民勒紧裤带做到了，而且这些维系军队战斗力的上百万斤的粮食在成千辆的独轮车上、在上万人的肩膀上紧随华野部队南征北战。这同当时缺水断粮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良崮战役打响后，战场上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冲在前面的是华野官兵，紧随其后的就是沂蒙百姓的担架队。
在大小方山阻击战中，担负转运伤员任务的是平邑一区以华野最高首长姓名命名的陈毅担架队。在激烈的炮火中每抬下一个伤员，他们都要付出和伤员一样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民政部门有一个不完全统计，仅孟良崮战役，受伤和立功的沂蒙百姓就达11.7万多人。时任九纵参谋长的聂凤智对沂蒙百姓无私援助感激不尽，他在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是“功勋和荣誉永远归于人民”。
鞋子、袜子和手推车一样普通，一旦和战争联系起来，就难以说清它的价值了。鞋子、袜子在战争年代是部队的急需物资，因为当年的子弟兵追南逐北、昼奔夜袭全凭铁脚生风。孟良崮战役参战官兵近30万人，每人一双不太可能，就是平均三人一双，也需十万双。
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回忆说：“那时一个叫郭云英的，是蒙阴的，她从16岁当闺女时就做军鞋，一直做到21岁出嫁，共做了300多双军鞋。做最后两双军鞋时开国的礼炮已经响了，没人去收了，她住在一个小山庄，很闭塞，不知道，一直等人来收。一直等到20世纪80年代，一个搞文史资料的人去了，已经60多岁的她从柜子里把那两双军鞋拿出来，这个搞文史资料的人非常感动，把这两双军鞋送到博物馆去了。”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摆满的飞机、大炮、坦克车中间多了这两双布鞋。郭云英的鞋之所以能够留到今天，是因为当年的沂蒙百姓认定这些东西只能交给共产党的八路军，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自己人”。这在当时攻守双方拉锯频繁的战争时期也是极其危险的。
范桂军大娘当年在一块大石头下藏了500多双鞋。她那时救过很多伤员，家里还曾经寄养了部队上的两个孩子，当时只有30来岁的她在孩子身上倾注了一个母亲的感情。当年两个孩子被领走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范桂军大娘每天都坐在门前为部队做鞋垫。
沂蒙山区自古以贫穷闻名，当年百姓身上蔽体的衣服也许就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按一双布鞋需三尺布计算，那十万双军鞋就要30万尺布，而这些布很多是老百姓撕了大襟、褂子才有的。
“我不忘本，我就沾了共产党的光，我就跟共产党走，我永远干到老。看看过去那个社会难过，看看现在社会过得就是高兴。旧社会人吃得不好，长得黑乎乎的，不像个人样。现在新社会人出来一个个很有出息多么好。不能忘本，年轻的你们好好干。咱走社会主义，俺还沾你们能干的光，富裕了俺不沾光吗？俺那工夫不就支援点饭给部队吃了，咱又没豁上牺牲性命……”当年六位年轻的姑娘媳妇，今天已是不能再普通的山村老太太，但就是她们在孟良崮战役中率领全村乡亲们烙煎饼10万斤，凑集军马草料2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掩护和抢救了大批伤员。
多年后迟浩田访问沂蒙，见到了六姐妹，深情地说：“没有你们，解放军不会打那么多胜仗；没有你们，我们的伤员不能救活这么多。我就是个老伤员，我负了伤以后，给我洗伤口，给我喂米饭，都是这些老大姐……”
新华社资深摄影记者邹建东回忆说：“老百姓本身吃的并不好，是高粱面，有的甚至吃野菜，却把难得的面条送给伤员吃……”
父送子，妻送郎，识字班送哥上战场，这是战争年代老区人民特有的参军热。这里每个村都是参军模范村，参加的都是解放军的队伍。当年任沂南县支前司令部政委的李子超，回忆起他和七十四师被俘将领的一段对话令人深思：“他们说，老百姓坚壁清野，什么都藏得光光的，我们吃也没的吃，喝也没的喝，我们找人连个鬼也找不到。你们呢，老百姓给你们抬担架，送给养，当向导，我们都逮着过。老百姓都是向你们的。”
时任华野一纵副政委谭启龙感慨道：“这个支前，山东人民贡献大了，可以说是倾家荡产。骡马没有草吃，他们到屋顶把麦秸子统统拆下来给马吃。”
原美国战地新闻记者西奥德·怀特一直跟随国民党军队行动，他在亲眼目睹了一件事后，就对当时中国的战局下了判断：“有一次和国民党军队在一起，年轻的士兵和我共四个人，夜里好容易才到了一个村庄，人困马乏。我们要村里人给马弄点草料，一个年轻的士兵说‘我们是八路军’。我感觉很惊讶，你们明明是国民党为什么要说是八路军。他小声对我解释：‘假如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会给弄了。’对此我感到很惊讶。”
战争年代沂蒙山区有多少民工支前至今也未有确切数字，仅孟良崮战役就有7.6万名随军常备民工，15.4万名二线民工，69万名临时民工，总人数超出我军参战部队三倍。沂蒙百姓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为了前线，毁家支前”。有人形容当时是“支前车队八百里，村村火火夜夜明”。纯朴的沂蒙百姓从切身感受的直觉中做出了最重要的选择。
提起沂蒙山、孟良崮，就不能不提到“红嫂”。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从这里了解了一位沂蒙大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感人故事，在有着千百年“男女授受不亲”的国度里此举尤其不易。
其中一个红嫂式的人物——明德英，据说舞剧《沂蒙颂》中的部分情节就是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她是一位耳聋口哑的看坟妇女，佝偻着身子，全然没有舞台上红嫂的娇美身姿，然而就是这位普通妇女在战争年代冒着生命危险曾两次掩护和抢救华野官兵。解放后她又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和孙子送到了部队。这位一辈子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沂蒙红嫂，对部队、对人民子弟兵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而在沂蒙山区像明德英这样红嫂式的人物每个村庄里都有：从一天宁肯失去两个女儿的性命也不泄密的唐洪玉到精心抚育革命后代的尹德美，从把四儿一女送上前线的王步荣到全身心侍候伤员的祖秀莲，从在敌人面前高喊“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的燕玉兰到当着众乡亲的面许下诺言“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的梁怀玉……
孟良崮战役刚刚打响，时任沂南县艾山乡妇救会长的李桂芳接到上级命令，要她组织群众在汶河上架起一座桥，部队要从这里通过。村里没有架桥的材料，青壮年男子都随部队当民工支援前线走了，只剩下几十个从未架过桥的女人。她们就把自家的门板用上了。李桂芳回忆道：“这时部队的人来了，一看，桥呢？我说桥在这里，架桥！哗的一下，每个人都固定好了，四个人一列门，担在肩头上，马上桥就出现了。部队喊口令那个人说，哟，人扛的桥？我说是。人在水里站着当桥墩？我说是。那怎么能行，都是什么人？我说是青年妇女，身体力壮。不行，不行，都是女同志，那还了得，顶上走人。我说不行，你们是执行任务，我们也是执行任务，目标都是一个，请同志们过桥。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保证，早一分钟打胜仗，晚一分钟吃败仗，请同志们过桥。那好，他说，同志们，前边是妇女同志当桥腿架起的桥板，请同志们小步、快跑、轻踏、走当中。为了体现桥上桥下心连心，减轻桥的压力。开始过了，开头那几个人知道，越往后越不知道，人越来越挤，走的速度越快……”30多个姐妹站在冰冷的河水中硬是支撑了下来。当最后一名战士过了人桥后，大家倒在了水里。一名军人跑过来知道实情后，他流泪了，询问架桥人的名字，姐妹们只说出了组织者的姓名：李桂芳、刘月梅。第二天，当朝霞映红了天边的时候，人们发现汶河通向孟良崮长达20多华里山路的土坎上、石岩峭壁上，刻下了很多李桂芳、刘月梅的名字……”
提起韩成山，不能不提起孟良崮战役时的一次阻击战——黄崖山阻击战。韩成山是八纵二十四师的卫生员。敌人向他们坚守的山头发起11次冲击。最后一次冲击他们是用石块把敌人打了下去，此时，他们只剩下六个人，且全部负伤，身边仅有一颗手榴弹。韩成山说起当时的情形：“排长命令‘把手榴弹给我’，我马上递给排长。排长把手榴弹投出去了。待一会儿敌人倒毙了，我们才一块跳的悬崖。我们和排长一起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起跳悬崖。”后来六位勇士的名字被写进了《烈士英名录》里。而韩成山并没有死，当地一位姓石的大爷把他救了下来，他伤好之后，多次寻找部队未能如愿，最后回到了他的家乡沂南县。此后，他利用在部队学过的医疗卫生知识办起诊所，解除乡亲们的疾病之苦。
还有号称“爆炸大王”的王兑一，当年他率领民兵队冲到孟良崮的半山腰时，一颗炮弹落在了他的前方，他被高高地抛了起来……后来他的命保住了，一只胳膊却永远留在了孟良崮上。
……
可以说，沂蒙山在国人心目中是唯一的一座不是以神奇风光取胜的名山。这是一座精神之山，以人民的名义刻在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