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直言
副标题：1978—2012中国话语
作者：刘青松 编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是一本大众历史读物，却比普通的大众图书多一分思考与厚重。它以编年体的结构，选取了1978—2012年间反映当时社会变化及社会心理的各种话语，生动真实地呈现了这段历史，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侧影，是一份跨越三十余年、兼具人文思辨和知识趣味的历史档案。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当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鲜活的生活轨迹和社会心理历程。
作者简介：
刘青松，生于1975年，重庆万州人，有多年媒体、出版从业经历，现为自由写作者，已出版的图书作品有：《真话》、《天朝的天窗：晚清最后十年报刊风暴》等。
书摘正文：
不剪不流行，不卷不要钱
“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1978年，易中天在武汉大学读书。当时社会上流行喇叭裤，也流行老师拿着剪刀守在校门口剪学生的喇叭裤腿。在某些人眼里，喇叭裤代表没落、腐朽，是资产阶级的裤子，穿喇叭裤，是道德品质问题，更是政治立场问题。当“问题青年”的喇叭裤在武大校园里流行，校方高度警惕，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
很快，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请问：什么裤能吹响？”
2006年，作为学术明星的易中天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时说，“改革开放头十年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最先穿喇叭裤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
20世纪80年代，路透社曾针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着装变化感叹：在中国，服装也是政治。 如果换成中国特色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国，服装也是生产力。
轧马路
1978年，时年34岁的苏州市民褚崇禧得到了新生──曾因读了一位好友评点时政的文章而身陷囹圄的他，在这一年得到平反；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姑娘侯惠惠。
第一封情书让褚崇禧绞尽脑汁。为怎么称呼对方，他犹豫了好久。按照之前的惯例，就算是写情书，抬头也只能称呼尊敬的某某某同志。“文革”期间，情书上更是千篇一律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之类的话。
最终，褚崇禧写信时大胆以“惠惠”相称，甚至提出，等惠惠晚上10点下班后，相约在一座小桥旁见面。他心里忐忑不安——在当时，男女青年私下约会是一件被很多人看作堕落、无耻的事，谈恋爱像搞地下活动，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低头红脸。
褚崇禧和他的惠惠在公园里约会，手拉手轧马路。“轧马路”这个词在那一年里流行起来，马路上的恋人们像春草一样疯长……
电烫
“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女人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的是卷发和电烫发型，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这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8年6月8日对中国的报道。
1978年9月，北京著名的四联理发馆重新开业。开业那天，排队的人差点把理发馆挤爆。馆里最扎眼的就是四台电烫机。几家国外电视台的记者赶来采访拍摄。
此前，烫发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只有个别演员或参加外事活动的人员，才能持介绍信到理发店烫发。据说，允许四联恢复烫发，是经过特批的。当时，京城乃至全国仅此一家。
后来，烫发流行开来，有的理发店内贴了标语：不卷不要钱。
我有红心，不收情书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这是当年流行的口号。
1978年，曾经下乡插队做了三年农民，又在棉纺织厂当了七年的搬运工之后，28岁的张艺谋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他从自己拍摄的一大堆摄影作品中挑出60幅，奔赴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场。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但一问他的年龄，超出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6岁。老师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
后来，在爱惜人才的文化部部长黄镇的帮助下，事情有了转机。8月，陕西第八棉纺织厂革委会收到北影的致函：学院经过看张艺谋作品和面谈，为了让他有深造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破格录取；根据上级文件的规定，张艺谋工作已满5年，所以，上学期间请原单位照发工资；请厂里给张艺谋做一个政审，由张本人带回政审表。
“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
1978年，已插队9年、只读过6年小学的秦晖报考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的研究生。秦晖虽然成绩很好，但他“先天性青光眼，右眼失明，左眼视神经萎缩，裸视力0.2，矫正视力仅0.7”，不合体检标准。赵俪生为了录取秦晖，力排众议，说：“如不招秦晖，我就一个也不招了。”他还断言：“秦晖就是失明，也可以成为又一个陈寅恪。”
校方终于破例。现在，秦晖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其后，每个星期天，北京王府井书店都有新书开卖，书店一开门，等候的人群蜂拥而入，在柜台前排起长队。那个时候还是柜台售书，买书的人只能远远地看哪些是新书，练就了一副好眼神。
这一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信力建的想法是，“不每天都去泡图书馆的大学生算什么大学生？”那时，每天清晨，每所大学的图书馆外都有排队等着开门去占位的学生。
信力建的一位女同学，容貌俊美，身材苗条，成为很多男生的梦中情人。那年她已26岁，心思却完全放在学习上，为避免男生对她动心思，影响她学习，她有意不修饰自己，即便有件好衣服，也把它穿在旧衣服里边。她的作息绝对四点一线：教室—图书馆—宿舍—食堂。有天晚上，她说梦话：“我年龄不小了，我要把有限的青春，用在无限的学习当中！收起你的情书吧。”
“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
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二年。这一年全国高考共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语文试卷第一部分是给一段文字加上标点符号，第一题是：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1978年2月27日，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发出学生入学通知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共七条，前五条是：
1.自带马列、毛主席著作和学习用书。
2.凡党、团员应带党、团组织关系（一律经所在县的党、团组织部门，分别转至重庆市的党、团组织部门）。
3.带上户口、粮、油及付（副）食品关系。
4.自带生活用品，如蚊帐、被子等等。
5.自带讲义费5元。
“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当年的另一流行口号。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在秦皇岛第一瓷器厂，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66级毕业生王玮在日记里写道：“上午劳动，装车，下午学习，大家议论纷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不知内容是什么，但总觉得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国家改变了，我能为她做些什么呢？”她毕业后分到该厂当工人，因为要“接受再教育”，干体力劳动干了十年，表现好，终于当上厂校教师。课余时间，她除了听收音机就是看书、学英语。
这一天，原湖北《恩施日报》编辑胡则丘从劳动改造的地方跑回恩施城里，要求报社领导为他恢复工作。他的罪名是写诗攻击江青，诗云：“敢向女王争高下，不为奴才唱赞歌。”四天后，他从高音喇叭中听见三中全会公报，涕泪长流，去饭馆里喝了几两玉米酒，并赋诗：“春雷霹雳响寰中，顿散阴云现彩虹。亿万心花齐怒放，即开酒戒饮千盅。”
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
新闻联播
北京电视台1978年1月21日的全部电视节目如下：18：00少儿节目；18：35电视新闻专辑《抓纲治国初见成效》；18：50故事片《六号门》；20：30《新闻联播》；20：45《国际新闻》。这份节目预告表提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当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开播首张串联单是油印的，留下多处勾勾抹抹的痕迹，原本排在中间位置的新闻“邓副主席等出席国务院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招待会”被一个长长的箭头勾到了第一条的位置。
三十多年后的《新闻联播》仍然是政治风向标，只是遭遇了一些民间的调侃，比如：“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
“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休息时，邓小平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了上述这番话。
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今后所有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时，是否也一律不要再用黑体字？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次日，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宣部写报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领袖黑体字语录从此在中国书籍报刊上消失。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1978年春，获平反不久的习仲勋开始主政广东。其时，正是“逃港潮”的高峰，当年8月广东全省有6709人偷渡香港。当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万元港币）有天壤之别。
当时规定，被抓的偷渡者统统送到收容站。习仲勋去收容站视察时，看到那些被关押的农民，心情沉重：“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应该用一种敌我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他把偷渡外逃事件的性质定为“经济原因、生活动机”，并表态“责任由省委来负”。他认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边防哨卡的兵力、加固铁丝网，不是严刑峻法。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说：“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会场气氛顿时紧张。
习仲勋说：“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
会议间隙，邓小平对习仲勋说：“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邓鼓励习，“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8年9月，上海工人宗福先以两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上演连演40多场。每当全剧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响起，观众纷纷起立鼓掌，久久不愿退场。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当日，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于无声处》剧组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干部们专门演出一场。
宗福先在北京拜访了曹禺。曹禺对他说：“我生活在旧社会的时间很长，对旧社会的妖魔鬼怪是恨透了的，因此我写了《雷雨》。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林彪、‘四人帮’是恨透了的，因此你写了《于无声处》，我们都是在生活中有感而发的。”
“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署名“特约评论员”刊于头版，此为文末一段话。
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时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中共党员。后来他回忆称，当年他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小平就没有重新出来工作的希望。
胡耀邦审定了这篇文章。
此文经新华社、《人民日报》等转载，引起强烈反响，有人批评它“荒谬”“砍旗”，有人赞誉它是“东风第一枝”，是“一颗彻底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此开始。
当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一锤定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时如是说。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说：“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
多面的反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是北岛写于1976年的诗作《回答》的开头。1979年，《诗刊》3月号转载了《今天》创刊号上的这首诗，4月号又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在北京创建了《今天》。在发刊词中，北岛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
这一年，王家新刚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年初开学，他班上的北京同学都带着《今天》到校。“诗还能这么写？”大家惊呼着，这本刊物迅速风靡校园。
1979年4月8日，《今天》在玉渊潭公园组织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千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
到1981年，《今天》18个月共出了9期。
其时，一个诗歌时代已经拉开了序幕，《朦胧诗选》成为当年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床头书。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1979年，顾城写下了这首只有两句的名诗：《一代人》。
1979年新版《辞海》多了一个词条：张志新。
张志新原为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事。“文革”中，张志新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于1969年9月被捕。六年的牢狱生活中，她一直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虐待，但她不屈服，坚持批判极左路线，批判“文革”。她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
1975年4月4日，时年45岁的张志新被枪决。行刑之前，为了防止她喊口号，行刑人员把她按在地上，割断喉管。她呼喊挣扎，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1979年3月，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为烈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相继报道了张志新的事迹。人们为张志新而哭，传诵韩瀚为她写的诗：“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看望张志新的母亲时坦承：“我不如志新，我不如她敢想，更不如她敢说。”
“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一九五九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79年9月2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他表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关于“文革”的教训，叶剑英说，第一，要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第二，对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求人民都用封建社会忠于皇帝的标准去对待无产阶级领袖，这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吗？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吗？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于共产党内，要求每个党员都忠于党的领袖，这符合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吗？显然，根本都不符合。”
1979年1月26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洪林在理论务虚会上作题为《领袖和人民》的长篇发言时说。
李洪林还说，从历史观来看，《国际歌》和《东方红》就是不一致的。“一个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一个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还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说：‘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歌颂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当然是好的，但是它把鱼水关系完全弄颠倒了。人民居然成了‘鱼’。其实人民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如果党是‘水’，那么1921年以前，几万万人民岂不是都变成干鱼了吗？”
这次理论务虚会的开放度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邓小平指示会议“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在开幕致辞中也号召大家“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从“文革”到毛泽东、华国锋，都成为会议探讨的话题。
学者丁东撰文称，李洪林的发言通过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发往各省。当时，辽宁省委在任仲夷主持下，正讨论张志新是否平反的问题，主张平反的人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最终，张志新获得平反。
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撤销了“公安六条”（1967年1月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1980年9月18日、19日，《人民日报》连载了《领袖和人民》。
2010年7月，学者展江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建议通过司法和立法改革，杜绝因言获罪，保护公民的言论表达权，从法律上废除对官员和对所有人的侮辱诽谤罪，避免一些官员利用目前刑法的某些条文，侵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正当权利。
读书无禁区
1979年初，李洪林接到了三联书店董秀玉的电话，邀请他为即将创刊的《读书》杂志写一篇文章。
1978年，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宣布35种图书开禁。王匡的女儿王晓吟后来回忆，王匡向上级请求动用印《毛泽东全集》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经批准后，每种开禁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
李洪林为《读书》写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他认为，“我们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他为文章取名“打破读书的禁区”。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读书》创始人范用改成了《读书无禁区》。
《读书无禁区》激起无数回响。反对声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未成年人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是放开书禁后，“封资修”将占领文化舞台。有人说，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
《读书》第2期发表了《图书馆应该四门大开》。这篇文章是《读书无禁区》的延续。作者署名范玉名，实际是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
1980年，沈昌文任《读书》主编，《读书无禁区》激起的波澜仍未平息，1981年，他两次代表《读书》就《读书无禁区》作检查。“主持批判检讨会的杜导正先生，是新闻出版署首任署长，很可爱的广东人。每次我去参加会议，看见他在会上言辞激烈，但是轮到《读书》检讨的时候，他都说时间不够了。最后一次都排到《读书》上台检查了，他突然又说，《新华文摘》犯了个错误，让它先作检查。等《新华文摘》检查完，他就说时间到了，会议结束。”沈昌文回忆说，“现在想起来，他是明罚暗保，算放了我一马。”
1981年4月，《读书》的《两周年告读者》说：“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在我们的当代史中，人人尽知，确实发生过史无前例的禁书狂飙。‘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对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
一声“同志”暖我心
摘帽
1979年4月26日，正在林场改造的温州市民苏虹收到温州地委宣传部寄来的挂号信，信的开头称他为“同志”。在信中，苏虹获知，自己的“反革命”问题已经通过复查，正在等待正式批复。苏虹“顿感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当晚，他失眠了，一口气写出一首打油诗：“一字一句细心读，一声同志暖我心。昔时冤屈一扫尽，心潮翻腾热泪滚……”
从1978年开始，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下，冤假错案大规模平反，一大批曾被戴上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右派帽子的人，先后“摘帽”。
富农分子×××由于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经县（市）革委会批准，从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起摘掉帽子，称为社员。特此通知。贵溪县革命委员会。
这是一张当年的《四类分子摘帽子通知书》，放在网上拍卖，起拍价15元。无人出价。
“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将军给大儿子许光写了一封信：“邮去现金伍拾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
1985年初，许世友交代秘书给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请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够，希望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
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辞世。下葬时，灵柩里放了几件物品：他生前戴的欧米茄手表，天天听的半导体收音机，一瓶茅台酒，一支猎枪及100元人民币。
“‘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头版文章《“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它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不能把‘人权’这个早已成为粉饰资产阶级反动专政的破烂武器，也搬来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良药。”作者质问，“在人民当家做主的今天，提出‘要人权’，究竟是向谁要‘人权’？”
“黄新文家庭副业的收入这么多，超过了集体劳动分配的收入，这算不算资本主义？他走的这条路子对不对呢？有些人对这样的问题直到现在还在脑子里打几个问号。”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中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