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作者：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内容简介：
本书系民国清流大师们的集体传记系列之二。
本书沿袭《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的风格，承接第一部的历史阶段（1917年至1927年），呈现出民国十六年至民国十九年（1927年至1930年）文化主战场的“战国”景观。
时值国内政局巨变，国共两党合作破裂，政治斗争激烈而严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举起大旗的文化主将们出现严重的分化，蔡元培、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柔石、胡适、沈从文、林语堂、郁达夫、梁实秋、包天笑、周瘦鹃等纷纷来到上海，一时间，民国文化思想界风起云涌，各文化流派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演绎出文化界的交锋论战与恩怨情仇。
作者不囿于故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真实地反映文化中心转向上海的这一时期，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的历史真相。那些特立独行的民国文化大师，用自己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铸就了民国文化史上的又一段风流。
作者简介：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中国作协会员。著有《往事流光》《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新近出版有《民国清流1：那些远去的大师们》《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轻与相重》，深受读者好评。
汪兆骞是文学界、出版界的老前辈，他的“朋友圈”全都是文学名家和文化精英，可以说是辐射了中国的当代文坛。汪老先生经手孵化的名作，大多让人如雷贯耳；汪兆骞做过嫁衣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大家，几乎占据了中国当代文坛的半壁江山。更可敬的是，汪兆骞是一位秉持道义与良知的知识分子型作家。可想而知，由汪兆骞以客观公正的史家视角讲述的民国时代的文坛，在剖析人物的性格与人格方面，自然是游刃有余，功力深厚。
【试读连载】
第一章 民国十六年（1927）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北伐大军，所向披靡，各地军阀，纷纷倾覆，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
就在上海民众翘首等待的北伐军刚刚开进黄浦江畔之时，国民党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被浸在血泊之中，震惊了全国。
翌日，上海创办最早发行最多的《申报》，如实报道了这场屠杀。为历史留下了证词。下午，宝山路上再次重演“空前之屠杀惨案”，国民党军队悍然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伤毙至百余人”。
4月14日，上海“万难苟安缄默”的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表示愤怒的抗议，并在次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说：
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从当时几乎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七位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周恩来与夏衍谈话）。
4月26日，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达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到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尘。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己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业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顾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学潮的关系。
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万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姜绍谟见厦门浙江同乡会赴会者不少，听完天下无人不识的蔡先生演讲，都用浙江乡音，热烈地交谈。令姜绍谟困惑的是，与先生同籍，先生多次给予提携、帮助的鲁迅，为何躲着不见他人生中的贵人呢？
姜绍谟听厦大的朋友说，鲁迅一到厦大，就与谦和正直的顾颉刚等同事闹矛盾，冷言冷语相向，而顾颉刚却蒙在鼓里。有人说，鲁迅素与陈源（陈西滢）交恶，顾颉刚与陈教授交谊很深，故迁怒于顾颉刚。
读鲁迅1月7日的日记，上有收到上月“薪水泉四百……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8日日记“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百万俱至，同至洞天夜饭”。9日“至鼓浪屿午餐”。10日“在别有天夜餐”。
蔡元培到访厦门期间，鲁迅并无要事缠身，而是天天会客、送别、宴饮，却有些悖于常理、不近人情地独不见给予自己重要帮助的同籍长辈，让人弄不明白。忠厚长者蔡元培至死也没有解开这个谜。
2月18日，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白崇禧所部也推进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
上海的共产党发动了旨在瓦解孙传芳后方以支持北伐，尽可能控制上海的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上海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与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联盟。
国民党的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坐镇上海，发动了这场政变，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发动这场政变，毕竟是着险棋，险象环生，只要走错一步，则全盘皆输。此事已牵涉中外舆论。蒋介石为蒙骗舆论，决定要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认为议案和通电，最好由在政界有很好口碑的“党国元老”出面。他最先想到的是蔡元培。他既是学界泰斗，且有道德文章。老谋深算的张静江，更知道蔡先生为人善良，易被人利用，他历来主张通过互助改良社会，天性反对暴力，他一生笃信教育可以救国而又苦于难以回到北京，大展宏图。以由他执掌全国教育和文化为诱饵，争取他出面参与“议案”和“通电”，可能性极大。
3月21日，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血战，终于掌控了这座大都会时，白崇禧的部队也逼近了上海郊野，两相对望，旌旗可见。
那天，从报纸得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蔡元培突然忆起1917年仲春，在天津南开中学见到的英气勃发的青年周恩来。那次，蔡元培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学校演讲。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之后，一位面若朗月的英俊少年，拿着一沓速记讲稿，向他鞠躬后仪态大方地说：
“蔡先生，我很早以前就拜读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今天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至理宏论，深受教育。我速记一份先生的讲稿，准备发在校刊上，现请先生审阅。”
那速记讲稿，字迹俊逸厚重，所记甚是准确。张伯苓介绍说，他叫周恩来，品学兼优，是校“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正是他们让我请你来演讲的呢。
自己记住了这位有着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有为青年。世事变化真快，这位文质彬彬的少年郎，如今却领导了上海轰轰烈烈的工人武装起义。他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呢，还是惋惜，毕竟，那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学界巨人啊。
就在这天晚上，大上海沉浸在武装起义胜利的狂欢之中，成了不眠之夜时，杭州西湖正是月色朦胧，水波不兴，远山诡谲。在湖畔的新新旅馆前，有一辆美国汽车，停在一株老树下。张静江单独约见了蔡元培。
张静江先拿出一份所谓各地共产党暴乱的情况通报，然后说：“孑民兄，国共分离，已成定局，兄弟是来向你交底的。”
蔡元培一怔，忙说：
“人杰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的遗训啊，北伐尚未成功，就同室相煎，这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
张静江面带悲痛地说：
“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先违背总理遗训，先向我们进攻，党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江西、两湖工农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蔡元培早在从闽回浙的路上，已感到北伐军将领有严重的反共情绪，各种关于工农革命的流言，也在军队和民间流传。现在听着张静江的喋喋不休，变得迷惘起来。
张静江见攻心已收到效果，便又加了把柴，说：
“孑民兄，蒋先生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止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民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总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的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全国教育呢。
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和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无视“鸳鸯蝴蝶派”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施蛰存进行了反击。他在《“文”而不“学”》中指出，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可亲、可感的。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说：“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施蛰存在这里肯定了张恨水的小说，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而对茅盾、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鸳鸯蝴蝶派”辩护，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他说，“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正如他在《现代》杂志《创刊宣言》上声明的：“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在施蛰存看来，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现在看来，施蛰存的文学观，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
民初以来，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
包天笑，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年轻时参加科考，得秀才功名。后受西方新学影响，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在苏州联合同道，组织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创办译载政治、法律及小说的月刊《励学译编》。又创办刊登国内外、本地新闻之旬刊《苏州白话报》。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只能木刻制版印刷，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
包天笑，类似鲁迅、周作人，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迦因小传》（即《迦茵小传》），发在《励学译编》上。后他又“翻译”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有的还被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包天笑略通日语，与早他几年因“译”《茶花女遗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再由他整理润色。因此，包天笑的“译”作，犯有与林纾一样的“都不甚信实”，“任意删节原文”的毛病。如包天笑翻“译”《迦茵小传》时，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包天笑自己说，乃出于“保守旧道德”。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阿英在《翻译史话》中写道：
那进步一些的，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自然是予以原谅。那守旧的呢？起初读了蟠溪子（杨紫）、天笑生（包天笑）的翻译，是极口称赞，到这时却态度一变，不齿迦茵之为人，把她打下了九渊。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并没交代清楚“酿成文坛一段公案”。鲁迅先生之《上海文艺之一瞥》，道明其究竟：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文坛公案的。他的笔锋一转：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不再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鲁迅文中，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不对呀，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因此说“一个大进步”是张冠李戴了。鲁迅的文章，有时也不够严谨。但鄙视“胡蝶”“鸳鸯”派，也很清楚。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他以“教育小说”闻名于时。1927年，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包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战遇记》《青灯回味录》……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
在上海，包天笑出版了《上海春秋》，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醉生梦死的“社会情状”，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皆是勾栏柳巷、青楼妓馆，人物也多心理阴暗。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但多是表面罗列。包天笑自己说，盖此书之旨趣，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都市上海社会之状况，别无重大意义。可见他是清醒的。他的另一长篇是《留芳记》，以梅兰芳贯穿全书，写民国革命的史实。因内容多艳事逸闻，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上，具有某些真实性，有一定认识价值。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 ”，“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而且都是美食家，深谙饮食之道。陆文夫曾因小说《美食家》蜚声文坛。《美食家》里就有他的同乡和老师周瘦鹃的影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苏州文联的周瘦鹃和陆文夫诸人，就继承了沪上文人聚会的雅好，每月定期聚餐。馆子由周瘦鹃定，菜事先由周瘦鹃选好，连饭店的厨师也由他选定。聚餐那天，细细品尝之后，厨师在一旁恭听客人的点评。周瘦鹃只要说还可以，那厨师便像拿了红包一般欢天喜地。得到苏州城美食家的好评，那可是极荣誉的事。
周瘦鹃在“鸳鸯蝴蝶派”里，与包天笑旗鼓相当，在上海滩也负盛名。
周瘦鹃也是江苏人，生于上海。早年丧父，依靠寡母艰难度日，在私塾、小学、中学品学兼优而免费求学。十六岁在书摊购《浙江潮》杂志，见一讲法国将军恋爱的故事，深受感动，将之改编成五幕剧本《爱之花》，寄《小说月报》，竟很快发表。不久又被春柳剧社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那年，他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也刊于《妇女时报》创刊号。他的文学生涯就此开始，那是1911年。
接下来，和包天笑一样，开始集中精力翻译欧美名家小说，因他通晓英文，翻译基本忠于原著。数量也多于包天笑，到1936年，所译作品已逾百种。他的译本《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在北京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工作的鲁迅，见到此丛书，即与周作人一起，报请教育部以该会名义嘉奖。鲁迅还在《教育公报》上对此书赞曰：
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耳。
在翻译的同时，周瘦鹃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前创作了大量“哀情”小说。周瘦鹃出身贫寒，年轻时有过一段终生难忘的失恋史。原本由双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婚约，因对方嫌贫爱富而遭毁约，对他打击颇重。在译外国文学时，西方的“唯情说”，爱情至上，“芸芸众生皆情人”的观念，深入其心。这种失恋史，作为潜意识的一种积淀，会对周瘦鹃的创作产生心理暗示，故周瘦鹃在创作小说时，多是志坚情专而又结局不幸的恋情故事。与同时期的通俗小说相比，虽然周瘦鹃笔下的爱情，与他人创作皆有通病，极少触及社会本质，人物也多概念化而欠丰满鲜活，但周瘦鹃的小说极具个人的色彩。比如他在小说《断肠日记》结尾“附志”中说：
脱能入彼人之目，而酬吾以数行热泪者，则此惨淡之文字，当生色不少。
此乃为小说人物而写，也是作者心中的哀情倾诉。
又如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写主人公宗雄临终时，劝妻子纫芳另嫁人。而纫芳却曰：“阿郎休矣。侬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也！”将忠贞当作爱情圣殿上的祭品，将其“圣洁化”，不仅是这类“哀情”小说的俗套，还散发着封建的从一而终的陈腐气息。
受“五四”的影响，周瘦鹃的小说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十年守寡》等小说，情绪已不像过去那么低沉，已有对封建礼教的抨击，思想有了明丽色泽。而《血》写小铁匠惨死，《脚》反映跛脚劳动者苦难生活，已见周瘦鹃开始关注社会，同情劳工的境遇。
周瘦鹃还写了不少提倡孝道、赞誉节烈的小说，在文坛引起争议。他的《父子》，写父亲被撞，失血过多，品学兼优的儿子献血救父，父亲活了，儿子却死了。不想郑振铎在《思想的反抗》中批评道：“周瘦鹃脑筋里竟还盘踞着这种思想。”郭沫若在《致西谛（郑振铎）先生的信》中，则从医学角度，指出“周瘦鹃对于输血法也好像没有充分的知识”，“惹人笑话”。
这儿子舍命救父，原本是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当然又是个悖论。郑振铎、郭沫若批评周瘦鹃，他们自己却给后人留下足以玩味的可笑话题。作为文化名人，他们的人伦、孝道何在？“惹人笑话”者，又是谁呢？
周瘦鹃的“爱国小说”更值得一提。袁世凯宣布承认“二十一条”，引起国人愤慨的1915年，周瘦鹃充溢着激愤之情写《亡国奴之日记》，以日记体记录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怒斥当局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丑行，论述百姓在敌寇铁蹄下生灵涂炭，更反映百姓自发反抗敌寇的英勇壮举。抗日战争爆发，周瘦鹃连续写了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风雨中的国旗》《南京之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包天笑和周瘦鹃，是他们这个文学流派中许多期刊的创办者和主编。
周瘦鹃创办的《礼拜六》和他与包天笑创办的《小说画报》，是这个流派最具影响的两个期刊。还在小学教书的叶圣陶早期的小说创作，不少都投给并发表在《礼拜六》上。1921年，戴望舒、张天翼、施蛰存等都投稿《礼拜六》《半月》。施蛰存的第一篇小说《恢复名誉之梦》，署名青萍，发在《礼拜六》156期上，接着又有《老画师》登在《礼拜六》161期，十八岁写的《伯叔之间》发在《半月》上。戴望舒十七岁时写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署名戴鸥发在《半月》，两个多月后小说《债》又刊于《半月》。足见周瘦鹃办的《礼拜六》《半月》影响之大，且在培养青年作家这方面，也有贡献。
1920年周瘦鹃出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往后又创办极富个人色彩、内容形式活泼、封面版式新颖的《半月》《紫罗兰》《紫罗兰花片》等期刊，在上海乃至全国风行一时。1943年至日本投降，他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紫罗兰》，“是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创刊号发刊词）。在日寇铁蹄下的上海，这本期刊不可能有呐喊投枪式的文章出现，那时不与日寇同流合污，处极恶劣环境而无谄媚之状，已是冰清玉洁了。况《紫罗兰》仍有现实感强、坚持民族气节的作品出现，只能证明周瘦鹃是个爱国主义者。联系本章开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那段带有揶揄“鸳鸯蝴蝶都无妨”的话，真让人唏嘘、感慨。
包天笑、周瘦鹃都是爱国的进步作家。1936年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包天笑等七十一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九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抗议国民党剥夺言论自由。是年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二十一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
包天笑、周瘦鹃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为所谓的“鸳鸯蝴蝶派”赢得了尊重和荣誉。
西游东望十个月后，胡适回到上海
胡适在欧、美、日西游东望了整整十个月后，于1927年5月7日，从日本神户买舟归国，20日抵达他曾负笈读书六年的上海时，中国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
1926年7月17日，胡适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身份，离开北京，经哈尔滨换乘远东铁路列车，经西伯利亚去欧洲，参加8月在伦敦举行的“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7月29日，胡适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住了三天，参观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史展览、莫斯科的监狱，又接触苏联新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受感动。他在给国内研究政治制度史与政治理论专家张慰慈的信中写道：“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在后来给徐志摩的信中也说，他在莫斯科三天，被苏俄人民的认真与“发愤有为”的气象感动。
胡适对苏联的一派赞美之声，从友人那里传开去，经《晨报》编选摘登，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胡适，以致不少人认为胡适已被“赤化”。钱端生1926年11月4日在致胡适的信中说：
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真令吾侪欲行不得的人，望洋兴羡。
徐新六在1927年1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兄西游后，政治思想颇多变更，在各处通讯中所见兄之议论，弟赞成甚多”。又说“俄国革命对于旧式之社会虽有震撼摧拉之力，我辈亦不能见其力大而即以为是”。
徐志摩对胡适赞扬苏联颇不以为然，他在回胡适的信中，先调侃道：“你的相片瘦了，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然后驳斥胡适肯定苏联的观点。
需要提一笔，胡适在莫斯科时，遇到了一些身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听胡适对苏联颇有好感，都劝他在苏联多考察些时间，真正了解崭新的社会主义苏联。
胡适的老朋友李大钊，在北京得知胡适对苏联有好感后，对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希望胡适真正认识苏联。“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怕胡适往西去到美国，会把对苏联的好感和兴奋心情淡化、忘却，甚至发生思想倒退。足见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一直在争取胡适。但可惜，此刻胡适已经到了美国。
胡适在海外的十个月里，从各个渠道，已知国内“北伐”成功已成定局，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国民党利用军事手段建立了南京政府，而且政治上踌躇满志，军队兵强马壮，准备以武力攻占以平津为中心的北部中国。
离开美国已到日本的胡适，对去上海、南京，还是回仍在奉系军阀盘踞的北京，还拿不定主意，故在日本观察思量了二十多天。这期间，胡适收到高梦旦于4月25日给他写的信。信上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立。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我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劝他在日本研究哲学史或当教授讲课。
过了三天，胡适接到学生顾颉刚的信：“我以十年来追随先生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信中还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放在学术这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罢。”
胡适读罢，想起2月2日，这位弟子还曾在信中劝他“最好加入国民党”，以避祸远害，求得在学术方面大发展，不禁莞尔。他对弟子的苦心相劝，心里是十分感激的。胡适后来决定到上海发展，与顾颉刚肝胆相照的劝说不无关系。顾颉刚出身诗书世家，1916年到北京哲学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6年赴任国学院研究教授，曾受到也在此任教的鲁迅的猜忌和无端攻讦。抗日战争期间，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51年任上海学院（后改复旦大学）教授。1971年始，担任“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其实弟子所劝“政治方面就此截断”，显然并不真正了解老师的“才性”和襟抱，至于“加入国民党”，则是弟子完全不懂爱惜名节、视自由民主为生命的胡适的“政治”。顾颉刚或许还没读过老师通过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谈话的机会发表的讲话。胡适认为国民党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方转机，要使中国现代化，就必须打倒军阀割据，国民党能完成革命统一大业，他理所当然支持。胡适说：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一班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此外，胡适在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谈话，对日本媒体的谈话中，也明确表示：
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
胡适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现代化政府，只要它能真正实行革命救国，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支持的理由。
胡适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决定不回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而是到南京政府统辖的上海落脚。住进了沪西极司菲尔路四十九号甲宅第，与蔡元培为邻居。
此次重返上海，胡适已三十七岁。走在熟悉的旧城（华界）老西门里的蓬莱路，重游已有些破败相的文庙，他不禁回忆起少年时在上海的往事，脸上绽出有些怅然的微笑。
1904年，结束了九年的家乡教育，读完四书五经，还有《律诗六钞》《小学》《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文史经典，在文字和思想这方面都打下良好功底的胡适，又经双方母亲的包办，与江村的村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后，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上海求学。与他同行的三哥，是到沪上治肺病的。不久，胡适成了西门里蓬莱路的“梅溪学堂”的学生。因他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著文章，就被安排到最差的相当于初小的第五班。一个意外的机会，胡适突然连升三级，成了全校瞩目的人物。事出偶然，一天，教国文的沈先生，在上课时有一段浅显的引文：
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说，这是《左传》里的话。下课后，胡适走到讲台旁，用蹩脚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里的话，不是《左传》。”沈先生知道自己说错了，没作辩解，即出题《孝悌说》，让胡适回到座位上写一篇作文。等胡适交了卷，沈先生认真读了百十字的作文，便让胡适随他下楼，胡适惴惴不安地随老师来到二班教室，沈先生对二班的顾老师小声说了一番话，顾老师忙把胡适引进教室，坐在后排。胡适这才知道，自己从五班一跃跳上二班。
在梅溪学堂，胡适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读了最富激情的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上了革命的火种。曾与一同学合写痛骂上海道袁海观的匿名信，又拒不参加上海道衙门的考试，拂袖离开梅溪学堂。
1905年春，入澄衷学堂，读严复之《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之《新民说》等进步书籍，“开辟了一个新世界”。接受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次年，当了班长，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一文，成为第一篇正式文章。不久，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适为之不平，出面与校方交涉，竟然被悬牌记大过处分，愤然离校。
1906年夏，胡适考进中国公学，搬进虹口新靶子路中国公学校舍。私立的中国公学，创办伊始，经济窘迫。后得到两江总督端方的帮助，方站住脚跟。中国公学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中说：“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当时中国公学的革命党组织了一个公开外围组织，叫“竞业学会”，其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此，还创办会刊《竞业旬报》。胡适积极为之写《无鬼丛话》等破除迷信的文章，同时撰文批判社会政治，如《中国的政府》《爱国》等文，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崇洋媚外丑行。他还写了不少关于伦理家庭人格自治和关于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婚姻篇》《敬告中国的女子》等。把婚姻问题当作与中国社会兴衰攸关的大事，很有穿透力。
《竞业旬报》的主笔，前后有三位：傅君剑、张无为、胡适。胡适是最后一位主笔，任期最长、文章最多。到第四十期，胡适发表“铁儿启事”，辞职不干后，《竞业旬报》也就“寿终正寝”了。胡适多以铁儿为笔名，“启事”说：“鄙人今年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此布。”后来胡适回忆道：他作为主笔，是有了“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充分发挥我的思想”。《竞业旬报》培养了胡适独立思考、大胆说话、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和能力。
胡适在中国公学，还是一位“少年诗人”。所作的悠远吊古之情的诗《西湖钱王祠》，忧国忧民、存志高远的《送石蕴山归湘》，使他的诗名蜚声中国公学校园，也为少年胡适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他成为“新诗的老祖宗”打下了基础。
1909年深秋，中国公学解散。胡适清楚记得，那是一场悲壮的风流云散，他精神上陷入惶惑的同时，经济上也遭到危机，家业败落，连自己的糊口都成了问题，更无法赡养只有薄田几亩、半栋老屋的母亲。前途茫茫、忧思戚戚的游子胡适，“连日百无聊赖，仅有打牌以自遣……只得呼卢喝雉为解愁”（胡适1910年1月31日日记）。甚至“赌博到吃馆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胡适日记）。但有些论者就此坐实了胡适“嫖妓女”，就有些别有用心了。
但胡适在颓废中并未自甘堕落。他还在读书，作读书札记，还认真教书和修改学生的作业，他还与文人聚会谈诗论文，他还接受王云五的劝告，业余时间翻译外国小说，写些文章，有收入可以维持生计。是的，胡适因理想破灭与交友不慎，一度沉沦过，但他自幼培养起来的读书习惯、求知欲望与怀疑精神并未泯灭，自省与洗心革面意识的火苗不时在胸中升腾。
终于有一天，否极泰来。1910年春，一个叫唐国华的朋友，请胡适、林恕几位朋友，到四马路湖北路的迎春坊吃酒后，又到一处去“打茶围”。夜深时分，胡适因明天还要到华童公学教课，独自一人雇人力车先走了。众人不知，彼时胡适已经大醉，归途已不省人事。对此事，胡适在日记中有详述：等胡适醒来，已是“头面皆泥”地躲在租界的巡捕房监狱里。原来，车夫见其大醉，“遂相欺凌，推予堕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胡适“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左近，遇一巡捕”，问答几句，“予遽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巡捕与之相搏，力吹警笛。后巡警叫来一辆马车，与两车夫制服胡适，送到捕房。问清情况后，罚了五元钱，算作是给那个被打的巡警养伤治病的赔偿。
走出巡捕房，彻底觉醒的胡适，立即辞去华童公学的教职，“因为我觉得我的行为玷辱了那个学校的名誉”。后在《四十自述》说：“我没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做准备。
是年6月，在二哥胡绍之的陪同下，到北京应考。7月下旬，考试国文，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后来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然得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排名第十。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得意”，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时，“接近榜尾了”，但所幸被录取了。
8月16日，胡适从上海乘海轮远赴美国，穿越太平洋进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
此次再次到上海，胡适的重要工作，是重振新月社。1923年，新月社成立于北京松树胡同。它不是纯文艺社团，只是部分名流学者的俱乐部，主要人物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等。新月，是徐志摩袭用泰戈尔《新月集》而来。按徐志摩解释，“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稍后，闻一多、余上杭等也参加新月社活动。新月社成员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做出过贡献，产生过影响。
1926年后，随着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相继出国，新月社活动暂告停止。胡适此番到上海，新月社老骨干再次围簇在胡适周围。徐志摩、梁实秋办的新月书店开业，推胡适为董事。又办起《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准备筹办一个政治性《平论》周刊。
6月，胡适被选为管理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8月，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几乎与鲁迅收讫大学院聘书和当月三百大洋薪金同时，胡适于10月24日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酬金也很丰厚）之职，原因是，不能同意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此前，胡适曾向蔡元培院长“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致蔡元培》）。为胡适坚辞之事，“被吴稚晖先生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胡适来往书信选》）。但从此胡适不再列席有关会议，对吴稚晖等人“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坚决反对。并云：
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是非。
胡适到上海后，看到国民党治下的上海街头，贴满“国民政府是为全民谋幸福的政府”等标语，听到口号满天飞，针对其宣传过于泛滥，便写《名教》痛下针砭：“月月有纪念，周周做纪念周，墙上处处是标语，人人嘴上有的是口号，于是老祖宗几千年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文章告诫：“治国不在口号标语，顾力行何如耳！”
但胡适当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还存有幻想，这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时，他应邀前往观礼。这符合胡适当时的思想逻辑。
鲁迅与周建人都携情人同居景云里
鲁迅三弟周建人，在鲁迅到上海定居时，已在上海工作居住了四年。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1906年，鲁迅回绍兴娶了朱安之后，新婚第四天，重返日本。那时周作人已爱上了一个日本平民家庭出身的姑娘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原本是周家兄弟和另外三个留日学生聘的女佣。羽太信子对周作人的细心照顾，消弭了家庭出身、才学、容貌的羁绊。1909年3月18日，他们二人在当地注册结婚。周作人把羽太信子带回绍兴后不久，又应信子的要求，赶到上海将他的小姨子芳子和小舅子重久接到绍兴。
那年芳子十五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二十四岁。在一个院里住，一个锅里吃，日久生情，无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人就结成秦晋之好。绍兴城里，居然发生了一对绍兴亲兄弟娶了一对日本姐妹花这样的事情。
1919年，周家卖了绍兴祖宅在北京八道湾买房，修葺一新后，周家搬到北京，其乐融融地过起舒适、安逸、富足、体面的日子。
芳子与周建人的婚姻裂痕，始于周建人独自离开北京四合院去上海工作。开始芳子以身怀六甲为由，不随丈夫到上海。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前，周建人曾回京省亲，再次提出接芳子母子去上海，过自己的小日子。芳子不愿离开姐姐的细心照料，去人生地不熟的上海，过一切由自己操办的苦日子，仍不答应丈夫的请求。等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在西三条另购了小院，周建人又回京探亲。鲁迅搬出已显空落的八道湾，周建人不希望他的妻儿还寄人篱下，由二哥二嫂照顾。过丈夫出门工作，老婆在家侍候，女儿在膝前打闹，是他向往的生活。芳子想得倒也简单：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吗，只要两情相悦，又何必朝朝暮暮长相厮守。于是说，夫婿，我从日本搬到绍兴，又从绍兴换到北京，如今再让我去上海，我不愿折腾了，有婆婆照顾，有姐姐、姐夫帮助陪伴，这样的日子挺好。
周建人只好孤身一人登上经由天津去往上海的火车。望着车窗外夏日里无尽的绿色庄稼，他陷入无尽的烦恼。自己怀着万丈豪情和一腔自尊，到上海闯天地，开始是何等艰辛和孤独。自己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虽称心如意，但初到大上海，需要租房、吃饭，未上班，是领不到薪水的。兄长给的盘缠、母亲塞的私房钱，不足以支撑生活。在他已感拮据的时候，想起了章锡琛，是绍兴老乡，又是大哥在绍兴山会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他正在上海主编一本《妇女杂志》。
章锡琛见周建人来找，听到乡音，他很高兴，爽快地邀请师长的弟弟住到自己在宝山路宝山里的家里去，并一起编《妇女杂志》。这对周建人来讲，不啻雪中送炭。
商务印书馆的老板王云五，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是位深谙经营、善于管理的专家，上海最早引进外国考勤机的人，就是他。不分亲疏、不管级别，在考勤机面前，人人平等，奖金的发放扣除，一切凭记录。这也养成商务印书馆的好风气。
周建人比起二位兄长，原本就老实乖巧，工作时当然不敢懈怠。他在商务印书馆里是年轻后生，级别最低者之一。每到发薪水，拿到六十元钱，就很高兴，自己留下少许零花钱，大头寄给北京的家用，一小部分寄给芳子零用。自己生活工作苦点儿，没什么，但那漫漫长夜里，寂寞是怎样啃食着一个只身在外的孤独的灵魂啊……
回到上海，繁忙的工作淹没了周建人的烦躁心绪。
章锡琛办《妇女杂志》，广结上海各界朋友，浙江绍兴人居多，每天家里总有名流进进出出。当时的女界名人、作家如陈学昭、蒋光赤夫人吴似鸿等皆是章家的常客。
陈学昭与周建人很熟，是常往来的朋友。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说：“一九二五年八月间罢，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那是孙伏园先生领我去的。‘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他们这样说着。作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被招待着。”
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俏丽的女子，走进章家，见到周建人，唤了声“周老师”。见周老师怔在那里，她笑了，说：
“我是您在绍兴明道女校教书时的学生，俞芬的同学呀。”
周建人这才记起，从八道湾迁出的鲁迅，暂无处栖身，是俞芳姐妹把自家砖塔胡同的房子借给鲁迅居住，他去砖塔胡同见鲁迅时，似乎还见到过她。
让他惊奇的是，眼前昔日穿着女校服的豆蔻年华的女生，如今已成为风韵十足的女人。她叫王蕴如，在江苏靖江县小学当教员。这次邂逅，竟碰出了感情的火花，很快燃起恋爱的烈焰，然后是顺理成章地步哥哥鲁迅的后尘，以爱情的名义而非法律的名义同居，他们在上海景云里十号租了房。
鲁迅和周建人虽各自都有了外室，婚姻已名存实亡，但他们还必须在法律、传统和道义的约束下，继续供养他们的法定妻子朱安、芳子及孩子。
鲁迅是在周建人与王蕴如同居一年后才知道的。都有婚外情，都是师生恋，都是金屋藏娇，彼此自然有一种惺惺相惜。查《两地书》，鲁迅一次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
此番鲁迅携许广平到了上海，周建人与王蕴如的女儿已八个月大了。兄弟相见，自是分外高兴，与许广平相见，也感慨良多。
鲁迅来上海，是在此定居还是重返北京，他和许广平还没拿定主意，于是暂时下榻共和旅馆。周建人建议大哥，还是找个像样的房子住舒适，你每天写作也安静。鲁迅思量一番，觉得三弟的话有道理，就托周建人找房。
周建人的住所景云里十号，离位于宝山路他工作的商务印书馆不远，街道整洁，房舍精致，是文化名流聚集而居的地方，像茅盾、叶圣陶等都住在这里。正巧，景云里二十三号的房子准备出租。
鲁迅携许广平去看，见楼房还算宽敞整洁，可作书房的那间，有扇很大的窗子，光线充足，便择日搬了进去。从此，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关系，也不再刻意隐瞒了。
消息不胫而走，自然传到北京西三条周宅。老太太鲁瑞心里窃喜，却不形于色。而老实的朱安，那颗一直惴惴不安的心，终于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她怅怅地说：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的。”
哀大莫如心死。可怜的小脚朱安，作为弃妇和周家的用人，从此沉默了。
倒是人们谁都不待见的周家二太太羽太信子，见事不公，很仗义为朱安鸣了不平：
这原本不关我的事，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合起伙来欺负可怜的大嫂朱安和妹妹芳子！
第二章 民国十七年（1928）
自由主义作家与国民党争自由；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联合与林语堂的“人性的艺术”进行论争。大师们拉开了文坛的“战国”时代。
随着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全国飘扬，蒋介石的国民党新握权柄。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王朝诞生。中国国内政局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后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严酷。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沈从文、丁玲、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施蛰存、戴望舒、张资平、叶圣陶、茅盾、冯雪峰、瞿秋白、包天笑、周瘦鹃、叶灵凤、柔石、叶紫、蒋光赤、胡也频等一众作家会聚上海。文化中心暂由北京转到上海。
创造社、太阳社、新月派、语丝派、新感觉派、“鸳鸯蝴蝶派”、唯美颓废派，旗帜鲜明，纷争不休。八方豪杰，英雄不问出处，“封建余孽”“革命战士”“同路人”纷纷亮相，演出文学江湖的恩怨情仇。开启了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国民党独裁专制，一方面宣传自己，过于淫滥，比如《蒋介石北伐》影片到处公演；另一方面限制别人言论自由，远胜过北洋军阀时期。只准州官放火，不允百姓点灯。
5月16日，胡适的日记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
郁达夫和钱杏邨合编的《白华》半月刊，有郁达夫写的《〈白华〉的出现》一文，文中说：“言论创作自由，被压缩得同针头那么纤细。”
9月28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一次就公布了十多家期刊为“反动刊物”，它们包括《创造月刊》《流沙》《奔流》《洪荒》《血潮》《太阳月刊》等；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店被指控为“共产党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郁达夫、蒋光赤被打成“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
接着，当局又发布《取缔种种匿名出版物令》，巧立名目，动辄以散布“共产党言论”为由取缔地下书刊。
由上海泰东书局、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老板发起成立的上海新书业公会，遭到当局的否决，不准成立。
对国民党限制言论自由、控制舆论的丑行，《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毅然挺身而出，掷地有声地指出：“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要具有‘刀锯鼎镬非所敢避’的决心，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有价值的期刊，就是敢说真话，说实话。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争言论自由的时候，创造社、太阳社一干自诩革命者，正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的偏激观点，“围剿”鲁迅、茅盾。一场自家人打自家人两败俱伤的缠斗，整整进行了一年之久。
而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发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不赞同“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坚持“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其实若读其《论思想统一》，应该知道梁实秋是向国民党要“自由”的文艺，反对“主义”的文艺。对梁实秋的偏见，使得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激烈对立，转为站在同一立场上，共同批判梁实秋的文艺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还没掌握在手，与梁实秋的论争，岂能弄清是非？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激烈论争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乘轮船途经汕头抵达并定居上海的。
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说：“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至极。”的确，初到上海，鲁迅忙于会客、到大学演说，应酬无聊活动，无端耗去一个作家的许多时光，遂发出无奈慨叹。但借此难得的闲散，鲁迅也尽兴享受了生活。天天宴请有佳肴，就着鲜美河蟹，饮得酩酊大醉，或惬意啜茗，时不时还携许广平“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往奥迪安大戏院观电影”。且无须劳作，竟有可观收入。查鲁迅11月18日记，有“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此乃曾不断受鲁迅冷落和讥讽的蔡元培，在就任国民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大学院院长之后，不计前嫌，聘鲁迅为特约著述员支付的薪金。纵观鲁迅前半生，经蔡元培举荐，竟也拿了各届政府十多年的官饷。
鲁迅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刚到上海不久，他已看到白色恐怖下的凋敝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景观：
10月10日，上海《中国青年》周刊，在出版第八卷第三号之后被国民党查禁停办。
10月24日，北新书局和《语丝》周刊被张作霖查封，此前，《语丝》周刊从第一百四十一期起，在南方遭禁止发行。
11月，有个年轻人叫章乃器，本来在银行界干得风生水起，前途无量，却独自创办了一个《新评论》半月刊。这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其宗旨是批评时政，扬清激浊。既无党派倾向也没政府背景。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都由章乃器一人利用业余时间操办。
其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不久，血腥味尚未散尽，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章乃器办《新评论》，正是基于对反动当局的义愤，完全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与郁达夫当年在《民众》创刊号写的发刊词相类。郁达夫写道：“我们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谀权贵，我们不想执政，所以没有党派……我们是被压迫，被绞榨的民众的一分子。”章乃器苦苦支撑一年多，遭到查禁。但从此他走上一条革命之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
也是这年岁尾，面对炼狱和鲜血，曾先后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的青年王云五，在天津报纸发布一则告别政治的启事后，选择了“文章报国”。
自1928年，由几个共产党员创办的《太阳月刊》一月号发表蒋光赤的文章《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触发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一场争论，两社成员，纷纷发表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很片面的意见。令鲁迅始料未及的是，因蒋光赤的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章，创造社、太阳社由对手变成同盟军，共同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鲁迅。到1928年春，演变成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间的一场激烈论争，一直到1929年年底太阳社解散，论战方偃旗息鼓。
这场论战，硝烟弥漫。双方都以握有真理自诩，以所谓“革命文学”观批判对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双方都未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这场缺乏真正革命理论支撑的论战自然演变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肆意残酷的恶意，百无禁忌的侮辱贯穿其间。严肃的讨论，不管多么苛刻，措辞多么严厉，都能够带来启迪，令人接受和反思，而胡搅蛮缠的“战斗”，无论赋予多么崇高的名义，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只能暴露狂妄丑陋和别有用心，且伤害了别人。
作家，特别是关注社会的作家，都会在自己作品的叙述中表现自己的政治情怀。但是这场论争，与文学创作是分裂的。创作者不知为何创作，批评者也没明白为何批评、用什么理论批评，于是这场争论以其昏昏，也使人昏昏。
创造社是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郭沫若是主要发起人。1923年，郭沫若从日本回国，继此前创刊的《创造》季刊，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合办了《创造周刊》和《创造日》。创造社当时受苏联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自居的彼烈威尔泽夫彻底否定高尔基的影响，同时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搞的“理论斗争”与“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运动的影响，再加上创造社一些人一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作祟，都狂妄自诩是真正的“革命文学家”。1928年1月，郭沫若以笔名麦克昂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英雄树》一文，首次提出要创作“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便是一例。这种错误的文学观，导致将鲁迅当作主要批判对象，以鲁迅为牺牲来祭“无产阶级”的帅旗。钱杏邨写《死去了的阿Q时代》，说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和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则认定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是“法西斯蒂”。
这年12月21日，刚到上海不久的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学与政治的歧途》。这次演讲是该校文学社团“秋野社”主办的。鲁迅演讲的内容，由章铁民记录，发表在次年1月的《秋野》第三期。而到鲁迅府上请他演讲的，是鲁迅在北京就认识的当时已是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的章衣萍。鲁迅日记中记载曰：“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演说中，鲁迅阐述了自己对“革命文学”的认识。这是这次文学论争的一部分。
1928年2月，创造社与鲁迅论战正酣时，在北伐战争开始后的1927年春主持北伐革命军政治部日常工作的郭沫若，因为写了一篇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举家再度赴日，开始了在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下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他的走，并未影响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批判的火力。因为他以麦克昂笔名写的《桌子的跳舞》中，留下“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判断，已将批判的战火，烧到大多数文学家的身上，这场批判“任重道远”啊。
1928年，共产党员蒋光赤与钱杏邨、孟超等人组织了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声称“提倡革命文艺，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太阳月刊》停刊号《停刊宣言》，1928年7月）。
1927年4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个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围剿”鲁迅的论战中，写《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主张要向鲁迅等“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
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写的上述战斗檄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些“战士”的思想是多么偏激、片面、幼稚，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大相径庭。
鲁迅先生的思想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1927年10月到上海定居，1928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此时的鲁迅并没有如瞿秋白所说，“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瞿秋白文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直到1928年春，鲁迅挥矛舞戟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时，其思想基础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他从现实的斗争要求出发，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封建礼教，抨击国粹主义，激烈地批判种种扭曲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社会有深刻中肯的分析，并引导青年向美好的将来前进。
比起创造社、太阳社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单、笼统地怀疑一切，批判一切，向鲁迅宣战的幼稚和荒谬，鲁迅在论战时所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陌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与创造社、太阳社论战，鲁迅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时又介绍一些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认识。这实在是这场没有是非胜负的激烈混战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由对“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有一个年轻人针对“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于是年5月写了一篇理论文章《革命与智识阶级》。它之所以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敢于反抗潮流，在鲁迅受到众人“围剿”孤身一人奋战的情况下，毅然为鲁迅辩护的勇气，还因为它同时为“五四”以来的一段文学史辩诬。
《革命与智识阶级》谈的是如何确定现阶段文学的政治属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认为现阶段革命仍属民主革命，“五四”所实践的反封建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倡导“革命文学”而批评鲁迅，否定新文学传统是错误的。作者说：
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
认为鲁迅是理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
其实，在是年4月，他在为魏金枝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所作的序中，就说过，“五四以后，一般地说，国民是生活在与封建社会的斗争中”，“现在也仍激烈地继续着”。
他在这些文字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特点的论述，虽没有进行完整的理论阐述，但这种认识，在当时已非常有革命远见了。
《革命与智识阶级》的作者，叫冯雪峰，鲁迅记住了他。
被文学史遗忘的张静庐与《革命外史》
对张静庐先生的了解，始于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后又读陈青生先生的《张静庐的小说》（《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二期）等，零碎的东西，方变得完整。中国现代文学史，遗漏了不少优秀作家，上海的张静庐便是其一。
上海最早组建的新文学社团，叫“新潮社”（此“新潮社”非傅斯年、俞平伯之“新潮社”），成立于1920年3月。张静庐（1898—1969）是新潮社社刊《新的小说》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他的小说《我和她》就发表在《新的小说》上，写的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在人前举案齐眉，在私下无言相对，虽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却无真挚爱情。小说细腻地写出因没有爱而内心凄苦的貌合神离的婚姻状态。有评论家评曰：“静庐此作，尽写情的能事矣。”
新潮社成立两年后，停止活动，张静庐转到《商报》工作，1924年出版以小说为主的《单恋集》，反响不俗。次年又出版《薄幸集》，以简练委婉的笔致，描写女主人公英英的早恋经历，有苦涩哀凉的情绪。张静庐的小说揭示了当时年轻女性的爱情婚姻的悲剧，反映那时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
1926年岁末，张静庐有一次与好友沈松泉到南昌观光。那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革命已从广东开始，继而破武汉，进军浙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随总司令蒋介石迁驻南昌，张静庐在《弁文》一文中写道：“旅赣凡四阅月，从事记者二月，担任统税监察又二月。”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南昌的经历：
十五年（1926年）冬，总司令部驻在南昌，我和松泉同到南昌观光。后来又开办了一处光华书局的南昌分店……
这一回，我住在南昌有好几月，在南昌大旅社（应为江西大旅社，当时一度作为“总司令行营”）长期包定一间小房间，凡是上海来的朋友，很多住过我的小包房的。除兼管书店事务外，还承陈布雷先生的介绍在南昌财政委员会派驻市汊（离南昌八十里）统税局的监察委员。
监察工作是不会有成绩的，事实上贪污横行，贿赂公然也决不会容许你做出理想的或可能实现的成绩的——我曾经写过一个小册子《革命后的江西财政》。
革命军克复京沪后，急忙又回到上海。
张静庐在《商报》工作时，陈布雷任该报主笔，潘公展任该报电讯编辑。张静庐、沈松泉去南昌，陈布雷、潘公展也应蒋介石之邀到南昌，与张、沈二人同住江西大旅社。
1990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中，载有一篇沈松泉写的《怀念张静庐先生》，回忆二人在南昌的那段经历和见闻：“在南昌期间，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气象，工人开会，农民开会，妇女开会，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张静庐、沈松泉、陈布雷、潘公展“我们四人每天晚上总是同坐在一个房间里聊天”。还曾与张静庐拜会过时任“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
张静庐1927年4月返回上海。先出版了他在南昌编著的《革命后的江西财政》。10月，完成了中篇小说《革命外史》的创作。
《革命外史》1928年2月在上海出版，作者署翁仲，显然是一化名。翁仲，《辞海》曰：“传说秦代阮翁仲身长一丈三尺，异于常人，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就称铜像、石像为翁仲。”《史记·陈涉世家》有“铸以为金人十二”，司马贞索隐，“各重千石，坐高两丈，号曰仲翁”。作者寓辟邪、守护之义。因为张静庐在后来的《在出版界二十年》及一些回忆文章，均未提及《革命外史》及翁仲笔名，多年来外界无法破解作者之谜。直到沈松泉写《怀念张静庐先生》，人们才知道，这部以深邃的目光、犀利的笔触最早揭露国民党及其统辖的革命政权令人发指的腐败小说《革命外史》的作者，是当时并不显山露水的张静庐。
《革命外史》是继郭沫若1927年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罪行的檄文之后，最早形象地从国民党内部，揭露其党、其政权的巧取豪夺、贪污索贿、假公济私丑行的力作。
随着白色恐怖幽灵的徘徊，杀戮的血腥味弥漫，郭沫若逃到日本避难，《革命外史》的出现，在寂静沉默的文坛再次闪起一道电光。
《革命外史》有十二章，叙述的是1927年北伐革命期间，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国民党政权内部的人和事。作为小说，它不具有思想精妙、深刻，字里行间跳出让人拍掌叫绝的艺术，也不是细节赏心悦目的那类小说，抑或作者在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坚持自己非此即彼的立场，人物尚不丰满。但是小说一直将笔触深入到所经历的现实生活中，对准每个人物，透过其表象，洞穿和揭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从那些人物、那些事件中，或许还看不到人性的复杂性，但却看到一种极为腐败的精神现象，令人惊心动魄：
吴局长说：“本来吃烟也不是件什么大坏事，我在军队上混了这些年，见过的上级军官也不少，大部分是喜欢的；惟黄埔里出来的，新军官，才不吃这个的。”沈院长笑道：“人总是有个嗜好的，不吃烟，就爱色；他们年青的，都喜欢玩女人。听说从前在江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军官，总有一个女人。江西省党部的《民国日报》上，每天说这个‘皮带恋爱’的事情，听说据他们略略地调查一下，南昌一城，在革命军占领三个月里，皮带结婚已经有四五百起，那不结婚的还不算呢！”吴局长笑道：“这话倒是真的，那时兄弟还在政治部里，我们的报上便天天驳他们，那首最传诵一时的黄华女士的诗《我爱皮带，我不爱你这长袍马褂》，就是我们的黎秘书长做了，经葛主任修改过发表的……”
吃烟，个人嗜好，无可厚非。《革命外史》写革命军人玩女人，搞“皮带恋爱”，看似轻描淡写，但却让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中弥漫着醉生梦死的糜烂之风。
《革命外史》还巧妙地表现出革命政权内部以革命名义，任人唯亲、假公济私、拉帮结派的腐败现象。借小说中姜队长的话说：
说起谋事，这里从老总驻节以后，余伏虎又任了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总部和全省财政机关，阿拉同乡已挤了满坑满谷，而来者又多自田间，不懂政治，所以常常闹出笑话。大旅社住的候差人员，比那里更多，满屋乡音，简直变做宁波同乡会了；还有不知好歹的，在旅客名牌，特地标出“奉化”二字，以示阔绰，真是贻笑大方……
《革命外史》还有一节，写经姜队长介绍而谋得三江口统税局监察员一职的章煌竹，他的升迁，是得了即将卸任的江西财政委员会主任的恩典。这位旧主任并不买新上任主任的账，在下台的当天下午“他就委了一大批统税局的监察员”。小说暴露了政权内部，官员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明争暗斗的现象。革命政权里当官的买官卖官，巧取豪夺，贪污受贿，也是普遍存在：一位方姓的局长，在湖口局弄了个肥缺，“先后七个月，刮到八十多万（雪花银），他的儿子是湖口局里的检查，也弄到十万元，在皇城侧盖了一所洋房叫风庐，在上海也盖了一所洋房，花了十几万”。
《革命外史》，实际上是张静庐将自己在江西的所见所闻，在恪守生活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艺术加工，故带有很强的纪实性，如果说《革命外史》别具价值，那就是它写了一种严酷的真实，记录了一个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政党、政权，其机体、精神已开始腐烂的悲剧。
作为小说文本，《革命外史》也独具特色，它像文学性小品，又像新闻采访化的二人转，还有点像情景喜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背景下，为免遭“党国”和其控制的舆论加害，又要《革命外史》顺利出版，张静庐不得已而为之地赋予小说含蓄幽默的特质。他在《自序》中所说，“在革命的狂潮中，拾些有趣的故事，把它演成这样几卷通俗的小说，给人们做些茶余饭后的消闲品。这其间没含有诋毁吾党同志的恶意”云云，淡化小说揭露批判黑暗腐败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这不是胆怯，而是一种斗争智慧，甚或说，它意外地构成了小说的特殊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
张静庐在《革命外史》的《自序》中还说：
我总胆小，所以脱稿了两个多月，却没给它见过人面；一来怕好事之徒，捕风捉影，硬将这里面所记的不相干的事，派在自己的头上，说是有意的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清不白地赏赐你一个“反动”的罪名，于是乎“小说者流”变成反动分子，这本小说也就不免要中途夭殇了；二来，怕忠实的同志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清党以前的事，做书的没有加以说明，囫囵吞枣，怕看小说的人们误会到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身上，使对国民党的信仰低落，为保全党的威信，给你一个 “停止发卖”的命令。因此，我虽写成了这几卷无聊的小说，却不敢拿出来付印。
《革命外史》出版后，1929年6月，日文版也在日本以《支那革命外史》之名由“同文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翁仲，译者署名有点搞怪，为“东洋鬼”。
呜呼，连日本都发现了《革命外史》的价值，而在上海，在国内一直被忽略、被遗漏、被轻慢，直到当下，中国文学史仍不正眼相视，奈何！
茅盾创作小说《蚀》
鲁迅到上海后，租住景云里，与茅盾成了邻居，但此前彼此并未谋面。
茅盾在《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
虽与鲁迅相邻，但他们来往不多，茅盾也未曾到鲁迅的寓所去拜会。鲁迅与周建人也只到茅盾寓所“坐了一回”（茅盾语）。茅盾说，“那时我行动不自由”。
1928年秋天，刚从法国到上海暂住的陈学昭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第一次回国，留沪的二三个月间，我寓在沈雁冰夫人处。”茅盾家的后门，斜对着鲁迅家前门。那时，鲁迅与周建人同住一幢房子里。鲁迅家开饭比茅盾家早，有时鲁迅家已开饭了，常到鲁迅家玩的陈学昭，还在与鲁迅、周建人聊天，这时总会见到对门茅盾夫人德沚女士隔门朝这边打招呼，王蕴如见到就会在后门喊：“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这才回到茅盾家。
陈学昭看到，鲁迅每天吃晚饭，他总喝一小酒盅酒，偶尔留她吃饭，他会固执地劝她也喝酒，弄得陈学昭很窘。鲁迅说：“虽然你不喜欢喝酒，喝一点实在是很好的，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说着已有半盅下肚了。
在茅盾家，则不同了，因茅盾夫人德沚女士与陈学昭很熟，彼此无须客气。饭桌上摆一瓶洋酒白兰地给茅盾斟一高脚杯，给陈学昭斟一杯，也给自己斟一杯。并不劝酒，自己端起杯很惬意地品着。茅盾也拿起杯，朝夫人和陈学昭举一下，很享受地喝一小口。然后说着趣闻逸事。陈学昭很自然地与他们同饮，她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行动不自由”，是茅盾对自己当时从事的革命工作身份的一种别样表述。茅盾是1920年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这个小组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发起，于1920年7月在上海成立。
茅盾从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预科毕业，因家境困难，不得不辍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离开新文学运动的中心北京，并没影响他参加新文学运动的高涨热情。他在1920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一文中，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并鲜明地提出新文学“要注重思想”。
这一年，在他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在其秘密刊物《共产党》上，发表《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宣言》等译文，宣传共产主义。次年茅盾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并任于1911年创刊的《小说月报》主编。有的文学史说，胡适推荐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王云五支持守旧派，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按此说，茅盾的重要作品《蚀》怎么偏偏在《小说月报》先后发表呢？事实是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十二人为发起人。文学研究会将沈雁冰接管的《小说月报》作为代用会刊，还陆续编印了《文学旬刊》和《诗》月刊等期刊。王云五主政商务印书馆后，只是加强了科学管理。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现明显的守旧派，而骨干力量一直是茅盾、叶圣陶等人。茅盾成为共产党人之后，利用商务印书馆职员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可能让自己陷入进步与守旧的斗争中。茅盾辞去《小说月报》主编工作，一是为了更好掩护自己，二是还要先后到共产党组织创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
1923年，茅盾接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广州，《民国日报》曾被粤军勒令停刊三天。1925年，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五卅惨案真相。
1926年，国民党左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出席。会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留茅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接编《政治周刊》。2月，在毛泽东到湖、粤视察农民运动时，由茅盾代理他的工作。3月，国民党利用“中山舰事件”，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茅盾奉共产党指示回上海，继恽代英任国民党上海交通局代主任，并编辑毛泽东计划的“国民运动丛书”。
这年，茅盾正式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秋天，北伐军攻克武汉，茅盾从上海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接管《汉口国民日报》。4月12日，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通缉共产党首要令”中，茅盾名列其中。茅盾面对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在他主编的《汉口国民日报》上，以“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为总标题，连续作了大篇幅报道。然后，茅盾按党中央指示到九江、庐山找党的关系，但未能找到党组织。只好潜回上海，住进景云里隐居。
用去了恁多的篇幅，权且当作为茅盾所说“行动不自由”的长注脚。
“行动不自由”的茅盾，1927年10月请鲁迅与周建人来家“坐了一回”时，双方只是说了些客套话。一位是新文学运动的乘势英雄，一位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重要文艺评论家，客气地走动一下，是当时文学圈子里的正常交往。况且周建人与茅盾都供职于商务印书馆，这样的登门晤面，更是情理之中。
彼时隐居的茅盾，暂时无党的工作，载戢干戈，正可专心从事小说写作。况且那些他在长期社会活动中结识的革命年轻人，特别那许多“新女性”的音容笑貌、思想意识、人生命运，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早就产生描写她们的冲动。
就在鲁迅、周建人来访前的9月下旬，茅盾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又三个月，《动摇》写毕，到1928年6月，又创作了《追求》。这三部中篇小说，带有连续性，表现的是大革命前后，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思想状态、生活经历和命运跌宕。
三个中篇都先后发表在王云五当家的《小说月报》。《幻灭》交送《小说月报》发表时，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以“矛盾”为笔名，似可窥到革命处于低潮时，茅盾内心存在着矛盾。《蚀》表现的正是这种矛盾。当然，我们从他1928年上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创造》中，已经看到他已从苦闷中振作起来。
1928年7月，在陈望道的帮助下，他秘密东渡日本。离开景云里时，他没有向鲁迅告别，那是为了保护鲁迅。王蕴如发现斜对门的沈家太太有几天没有碰面时，沈家已人去楼空。周建人、鲁迅得知消息，也未惊奇，他们知道，茅盾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他的天地很宽阔。
茅盾比郭沫若到日本避难晚五个月。茅盾赴日，也为了避开国民党的通缉，同时也为了“改变一下环境”，并且使“精神苏醒过来”。这两句话，是从他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摘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对自己内心存在的矛盾，作了审视和剖析。
茅盾在日本避难一年半。这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虹》（未完篇）。茅盾在《〈虹〉跋》中说，这部小说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但小说只写到1925年五卅运动为止。
《虹》的主人公依如《蚀》，乃知识女性梅行素。她是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的女性。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她追求新生活和自我价值，也产生彷徨和苦闷。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梅行素开始觉醒。
《虹》没能通过生活的表象并洞穿表象揭示出隐藏于生活背后的真相。虽然我们通过小说看到了严肃艺术对历史的延续和联系，但并未看到鲜活人物内心深处有人性的复杂存在。梁刚夫形象不够饱满，梅行素的思想变化缺少足够的依据。当然，梅行素的觉醒和发展道路，是合乎生活发展的逻辑的。
同时，《虹》反映了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一度产生的悲观彷徨情绪已明显消退。
茅盾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现在依然光芒四射。人性的弱点，茅盾也很难避免，我们要反省和克服这些弱点。
蔚为大观的武侠小说及侦探小说
通俗文学之武侠小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蔚为大观。
在现代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是渊源最深远、读者最广泛的一种文本。鉴于武侠小说能开拓人们的想象，从中传递出与现实性有关的社会图景和人生的况味，特别是侠客能作为具有超世本领的入世力量惩恶扬善，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就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1985年3月1日《光明日报》）。但多年来，武侠小说一直饱受雅文学的歧视，文学史家也对它持有偏见，视为不入流，排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韩非《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仗剑出游之武士侠客，周秦时即已出现在社会生活与政治、战争风云中。《史记·游侠列传》对侠客予以很高评价：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先秦西汉之《庄子》《列子》《左传》《汉书》诸典籍中，都记有游侠、勇士之行迹；魏晋之《列异传》《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书中，更多涉游侠。唐时之“传奇”故事，宋、元、明话本，演说武侠，更是绵延不绝，开武侠小说之先河。清时朝中重臣如纪昀都以文言笔记体写短篇武侠作品，至晚清，侠义小说日趋繁盛，《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等纷纷亮相，武侠小说占去文坛的半壁江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武侠小说以新的面孔姿态，充满活力地跃上文坛，在上海掀起足以让新小说望尘莫及的阅读潮流。其具有代表性的武侠小说作家有平江不肖生、顾明道、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等。
最早杀入武侠小说园地的是平江不肖生，其本名向恺然，湖南平江人。自幼习武，崇尚侠古之风，广交武术名家和民间侠义之士，怀有强烈民族意识。曾两度留学日本，返国后到上海落户，鬻文为生，以笔名“不肖生”自嘲。他的第一部作品，为《拳术讲义》，卖给《长沙日报》，筹得再赴日本的川资。
让他在文坛暴得大名的是《留东外史》，与武侠无涉。而是别出心裁地写一儇佻之徒留日学生的龌龊生活，在国内时“也不经商，也不求学，专一讲嫖经、谈食谱”，民国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过着“分赃起诉，或吃醋挥拳”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小说虽有一定的认识作用，而被猎奇者追捧，但其格调不高，难入大雅之堂。
平江不肖生一旦进入武侠小说疆域，他的才学、见识、心胸、灵魂，显露无遗。他的神怪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1923年起先在《红杂志》连载，后又在《红玫瑰》连载，大获好评。成书后，读者争相传阅，风靡全国，畅销东南亚。后被改为电影《火烧红莲寺》，大众争相观看，轰动各大城市。由于观众如云，电影《火烧红莲寺》不断续拍，一直续了十八集，创中国电影续拍数量之最，至今无与比肩者。
小说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地民众争夺地盘发生械斗为背景，勾连出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冲突、大动干戈的江湖恩怨情仇故事。小说刻画了昆仑派的红姑、笑道人，崆峒派的甘瘸子、常德庆等众多人物，演绎了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命运，谈不上个个鲜活，却各有奇特经历。然而作者并不专意呈现奇人怪事，而是通过奇特幻想，在世俗愿望与审美意象两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艺术魅力。
武侠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神怪，都意在表现最具普遍性的世俗愿望，即正义战胜邪恶，真善美制服假丑恶。武侠小说构筑的刀光剑影的剑侠江湖，实际是充满世俗价值观的现实世界。故事中的张汶祥刺马、火烧红莲寺，集中表达了丑恶可猖狂一时，最终还是要受到惩罚的世俗心理。而昆仑派开山鼻祖乃为明朝一皇子，此派侠客却抱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又是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
但是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评论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他称之“侠义小说”）时，说“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就有偏见。清末武侠小说多写侠士除暴安良，伸张社会正义。鲁迅的上述评价，如果针对俞万春写的《荡寇志》是剀切的，但以此概括清末以来的武侠小说就未免以偏概全，失之史家之识力和公允了。《江湖奇侠传》正是反“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的格局，而写正邪两种力量的较量，并以此构成内在冲突的波节线和审美的张力。此外，《江湖奇侠传》在表现神怪因素的同时，又以民间风俗、民间文化为背景，将侠客、术士、常人与飞剑、法宝糅合一起，使小说既有侠气、神气，又有市俗气；既有江湖恩怨的热闹，又有民俗民风的审美观照。所以才使《江湖奇侠传》成为武侠小说之奇葩，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团体，在什么是“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争得面红耳赤，甚或彼此动粗口谩骂讥讽，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革命文学”；而在“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上，左翼作家也争吵不休，莫衷一是。倒是已成为左翼作家一颗新星的丁玲，在谈到“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时，发表了真知灼见。她没有像左联一些作家那样，将《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置于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没有理论支撑的苍白无力的批判，而令人瞠目地提出：
借用《啼笑因缘》和《江湖奇侠传》之类作品底乃至俚俗的歌谣的形式，放入我们所要描写的东西。（《丁玲女士演讲之文艺大众化问题》）
我们可以视之为，在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之前，丁玲的借鉴通俗文学的发言是最为有见地的意见，实属难得。
较之《江湖奇侠传》，平江不肖生的另一部近百万字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表现侠义英雄爱国主义精神，洋溢着民族正气的杰作。平江不肖生在此书首回，就申明：“这部书本是为近二十年的侠义英雄写照。”主要人物有霍元甲、大刀王五、山西老董、赵玉堂、杨露蝉等一干英雄好汉。大刀王五与谭嗣同的生死之交，霍元甲武功盖世，侠烈英气，被日本医生秋野毒害身亡等江湖事迹，使小说成为回荡着凛凛正气的英雄悲歌，洋溢着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最为可贵的是小说反帝而不排外，把书中反映的近代中西文化冲突，提升到放眼世界和民族文化自省的高度上来，殊为高妙。
后来流行的以霍元甲、大刀王五等人事迹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美术作品，大都照搬或改编或受启示于《近代侠义英雄传》。而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新武侠小说，深受平江不肖生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
武侠小说，当时有“南向北赵”之说。“南向”，指湖南之向恺然即平江不肖生，而“北赵”，系说河北玉田武侠作家赵焕亭。1941年《万象》杂志上，有一篇徐文滢写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文中说：“赵焕亭与向恺然一起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的序幕。”并非过誉。但本书只关注在上海聚集的作家，赵焕亭及“北派四大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将在下部书介绍。
在我国，比武侠小说略晚出现的通俗小说，还有唐宋、明清的“公案小说”。所谓“公案”，是指官府如何勘断各类案件，叙述这类故事的小说，谓之“公案小说”。随着“翻译文学”输入特别是外国侦探小说《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即《福尔摩斯探案》）经当时有影响的作家天虚我生、严独鹤、周瘦鹃、程小青、刘半农等十人用文言文翻译出版，相继又有《侠盗亚森·罗苹》《杜宾侦探案》《桑狄克侦探案》等上百种外国侦探小说的推出，在中国也出现了阅读侦探小说的热潮。
熟稔中国“公案小说”的一批作家林纾、包天笑、刘半农、陈蝶仙、秦瘦鸥等，在翻译过程中领悟外国侦探小说之道后，自己也仿效着写起侦探小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孙了红创作的《侠盗鲁平奇传》、陆澹安创作的《李飞探案》等也占去侦探小说的半壁江山。随之，专门刊载侦案小说的报刊，《侦探世界》杂志、《福尔摩斯》小报等也应运而生。上海侦探小说出现了全盛期。
侦探小说之所以受读者欢迎，是因为它为中国小说提供了一种新文本。其曲折故事、新型人物形象和新的知识火花的审美趣味，为众多文化消费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体验。
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在审美内蕴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都是为社会伸张正义，讨回公道，战胜邪恶。在社会精神气质上，都契合了读者的审美愿望，正如《侦探世界》创刊宣言所道：“本刊舍侦探小说之外，更丽以武侠冒险之作，以三者本于一源，合之可以相为发明也。”侦探小说受读者欢迎之处，还在于小说常常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的缜密推断与惊人发现，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这种超人的智慧与正义结合，拨开迷雾，拆穿阴谋，抓住元凶，昭雪受害者，既是侦探小说的艺术魅力与思想力量的体现，也是对读者对正义诉求的满足。
侦探小说先驱者程小青创作的《霍桑探案》丛书、《东方福尔摩斯案》等作品，在中国侦探小说中成就最高。但因他虽出生于上海，二十二岁出道之前，已随家迁苏州定居。故不能在此书详细介绍。
上海宝山人孙了红创作的侦探小说，可与程小青比肩。1923年发表的侦探小说《傀儡剧》，写的是侠盗鲁平盗古画、与侦探卢伦斗智斗勇的故事。孙了红创作的系列小说《侠盗鲁平奇传》，主角就是鲁平，他足智多谋、杀富济贫，却玩世不恭、诙谐幽默。其形象丰满，性格生动，深受读者喜爱。
新文学一开始，原本天生就带有平民性质，但新文学倡导者如鲁迅、胡适、周作人等过于专注严肃文学的创作，虽硕果累累，却忽略甚至卑视与雅文学共为文学两轮的通俗文学，结果另一轮也转动艰难，这是一大教训。
“厌世家”叶圣陶长篇小说《倪焕之》，茅盾誉之“扛鼎”之作
1928年，上海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之一《倪焕之》，它的作者是叶圣陶。
《倪焕之》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巍峨的里程碑。
《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1928年春，与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同室同组工作的茅盾，撰写了著名的评论文章《读〈倪焕之〉》，高度肯定该作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评论发表在1929年的《文学周刊》上。那时茅盾正在日本避难，同时创作《虹》（未完稿）。夏丏尊也誉“ 《倪焕之》不但在作者的文艺生活上是划时代的东西，在国内文坛上也可说是划时代的东西”。夏丏尊这篇题为“关于《倪焕之》 ”的评论，被开明书店出版的《倪焕之》放在卷首。
那时正在激烈开展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倪焕之》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为“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倪焕之》展现了中国20世纪初壮阔而鲜明的历史背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蒋介石的血腥“清党”，都在小说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同时，小说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较真实地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面貌。
小说的主人公倪焕之，同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是个热切追求新生活的青年。他坚信教育可以救国，期待以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涤荡污浊的社会，他也憧憬与自己思想志趣相投的女子金佩璋有美满的婚姻。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不切合实际的空想。教育事业屡屡碰壁，家庭生活也与初衷相违。金佩璋在婚后，只热衷于琐碎的家务，对理想前途全无兴趣。倪焕之深感痛苦，认为“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和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倪焕之参加了紧张的革命工作。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后，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杀戮，被吓得悲观失望，整日纵酒痛哭，同时，又渴望黑暗尽头会有光明降临。倪焕之就是这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中，含恨死于白色恐怖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追求。
因为时代的局限，加之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以及思想认识的不足，作品思想高度不免受影响。小说在倪焕之投入革命之后，正面描写乏善可陈，第二十章以后，人物、情节都显得疏落无力，特别是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相当苍白。小说的结尾，写金佩璋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力”，显得突兀，铺垫不够，有硬加长光明尾巴之嫌。尽管如此，《倪焕之》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这一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和启迪。正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壮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
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读〈倪焕之〉》，给正在开展的“革命文学”论争，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文学必须艺术地反映时代脉搏，作家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联系。
1928年初，叶圣陶正潜心酝酿《倪焕之》之时，创造社自诩革命家的冯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号（1928年1月）上，写了一篇题为“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评论。文中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作了这样的判断：叶圣陶“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
叶圣陶不以为然，也不与之争论，而是将自己的一本小说集取名“未厌集”，并为该集写了一篇短而精彩的题记。题记说：“有人说我是厌世家，自家检察过后，似乎尚未。不欲去自杀，这个世如何能厌？自家是作如是想的。”
确切地说，叶圣陶有些小说有某些忧郁的情调，甚或如《夜》流露压抑之感，但在这沉重背后，蕴含着内在力量，丝毫没有消沉悲观的意味，更无所谓厌世的情绪。忧郁是文学的天性，忧郁是民国时作家的共性，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周作人等人有些作品都弥漫着忧郁、沉重的气氛。
冯乃超，是创造社的成员。创造社一直站在推动文学变革的前列，试图率先在思想文化界掀起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无疑值得肯定。但鉴于他们并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是片面地接受了马列文艺思想，所以创造社只是在马列主义文艺旗帜下，聚集的一群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文学青年的组织。其文艺思想和创作表现出来的总倾向，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标志的。
其文学口号很激进，“划一个新纪元”（成仿吾），而同时又把“文艺是人生的表现”（郁达夫）奉为圭臬。把现实主义视为更高的境界，同时强调“殉情主义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当然价值为最高”（郁达夫）。一会儿说“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郭沫若），一会儿又说文学是“无产阶级前锋底一种意识行动”（李初梨）……文学思想混乱，口号自相矛盾，有的异常激进，有的相当偏激。就是这支文学思想混乱、文学理论苍白的队伍，竟然要对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历史和新文坛的状况进行清算，对“中国混沌的艺术界”开展“全面的批判”。于是，鲁迅、叶圣陶、茅盾等，都成了他们批判的对象。这真可笑且荒唐。
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是“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积极参与了对鲁迅、叶圣陶等作家的批判浪潮。
冯乃超出生于日本横滨，是早期参加创造社的一员。1928年出版象征诗集《红纱灯》。《红纱灯》收录了1926年创作的四十三首诗歌，冯乃超称为“过去的足迹，青春的古渡头”，并说自己已从思想上，把它们当作被“树梢振落”的羽毛和蝉蜕出的旧壳，准备扬弃了。
这些准备摒弃的诗，多是写青春的爱情，寄游子的乡愁，凭吊古物的幽思，却笼罩一种悲哀的情调、朦胧的意象和斑斓的色彩。作为象征主义的诗，自有它独特的艺术特性，还值得肯定的是，冯乃超的这些准备扬弃的诗，为我国新诗从自由体向格律体发展和转化，作出了认真的有益的尝试。朱自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导言》中对其诗歌艺术特色作过如下的评价：“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而参加革命活动之后，随着世界观转变而文艺观也转变之后，冯乃超的诗歌变得口号化。有人说革命后冯乃超“诗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增强了，艺术性却有所降低”。非也，这是一悖论。文学失去其文学性，哪里还有感染力量？没有感染力的文学，又岂有革命性和战斗性？事实是，今天，人们还在读他的《红纱灯》，而冷落了他那“可以燎原”“星星之火”的《红灯》。
叶圣陶出生于江苏省苏州。由于家境清寒，1911年中学毕业便在苏州甪直镇当了小学教师，养家糊口。任教期间，将所写小说投给《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等期刊，篇篇皆能刊出。《穷愁》《贫女泪》等多写平凡人生故事，同情下层百姓，揭露黑暗现实，虽题旨浅显，技巧幼稚，但初步显露了现实主义倾向，而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娱乐文学。据叶圣陶在《过去随谈》一文中回忆说，写这些小说，是因为读了较多的外国文学，特别是受到华盛顿·欧文《见闻录》影响的结果。那时发表的二十多篇小说，都是叶圣陶用文言文写的。在家乡读私塾时，打下深厚的古文功底，十一岁参加秀才科考，虽落榜，但在考场挥笔纵论，得到好评。
自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叶圣陶期期必购，篇篇皆读，受到新思潮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提倡新文学之不可缓”（《圣陶日记》）。于1917年始尝试白话文小说创作。其时叶圣陶的好友俞平伯、顾颉刚在北京读书，彼此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北京的《新潮》创刊后，叶圣陶的诗和小说常在上面发表，后由俞平伯介绍，加入新潮社。北京的报刊上，常有他的文章出现。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叶圣陶被邀为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他和俞平伯合编的文学研究会期刊《诗》，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诗诗刊。1921年他离开苏州甪直小学后，先后在上海公学中学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其间，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灾》出版。成为继鲁迅《呐喊》之后新文学的第四本短篇小说集。全国最早的四本短篇小说集中，叶圣陶占了半壁江山，足见他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
1923年，由朱经农介绍，叶圣陶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职业编辑，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巴金的《灭亡》、丁玲的《梦珂》，以及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的重要作品，都是经他的慧眼发现并经手编辑发表的，这些作家自此闻名于文坛，成为那时文学星空中闪亮的新星。
巨星是1988年陨落的，他除了给中国文学史留下《倪焕之》等一大批优秀文学遗产，还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材料。萧乾读了叶圣陶的日记，曾惊呼：
未来的史家将会由他的日记中寻觅到翔实可靠、不掩饰也不捏造的客观史料。
戴望舒的《雨巷》，给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坛带来别样风景
中国文学史常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作家群称为“京派”，将与之相对峙的上海文学称为“海派”。前者处新文学的中心，作家依托的几座堪称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已失去原先的思想锐气，但仍不失为全国思想的高地。后者由多种成分构成，包含的思想流派显得繁复而斑斓。“京派”以小说家沈从文为代表，“海派”代表人物则是现代诗人戴望舒。
1928年8月，戴望舒在《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八期，发表《雨巷》《夕阳下》《静夜》等诗作六首，《雨巷》反响很大，遂使他以“雨巷诗人”闻名于诗坛。《雨巷》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朱湘的《采莲曲》被认为是新诗经典之作。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
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以愁怨的丁香姑娘意象，寄托现代寻梦者之诗人的缥缈忧伤。在艺术上，《雨巷》的现实情景中并没有诗人自己的情绪直接参与，其意蕴是遵循情景的自身发展逻辑，但它暗示了诗人的一种情绪、一种对人生的体验。以“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的这种表述方式，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甚或如韦勒克所说的那种“辩证关系”。杜衡在《〈望舒草〉序》中说，戴望舒或许不一定喜欢现实主义，但他坚持诗歌应以“真挚的感情做骨子”，“不把对形式的重视放在内容之上”。
叶圣陶读过《雨巷》后，说它“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称许《雨巷》“字的抑扬顿挫”与“情绪的抑扬顿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人称1925年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法语的同班者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刘呐鸥等，是后来的“现代”派的班底，是有道理的。《雨巷》就是具有印象画派风格的诗。美学家朱光潜在《诗论》中说，《雨巷》有情绪的涌动，诗人还有一个大体完整的构图，所以无论画面清晰还是朦胧，你都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构景空间。
戴望舒的现代派诗，固然以象征诗为主，但也包含旧有的浪漫主义成分和西方其他新进的现代派诗歌如意象派、玄学派、未来派等的成分。
戴望舒，是个处于边缘文化的歌者，一位一生都表达悲愤、倦怠、寂寞的诗人。
戴望舒1905年5月生于杭州，祖籍南京，原名戴朝寀（采之异体字）。四岁时，随在北宁铁路供职的父亲戴立诚到北戴河生活三年。新文学运动勃兴的1918年，十三岁的他就读杭州宗文中学（今杭州十中），同班同学有后来活泼在文坛的作家、诗人戴克崇（杜衡）、张元定（张天翼）、叶为耽（叶秋原）等。
宗文中学是一所守旧的学校，教育仍以文言文和传统诗文为主。课余接触的仅有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的世界小说和包天笑、周瘦鹃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把通俗小说冠以“鸳鸯蝴蝶派”庸俗小说，是一些文学史家的偏见，此处不再论。据张天翼在《我的幼年生活》（载《文学杂志》，1938年8月）中回忆说：“因为爱看小说之故，和几位同学写起来，都是些在林琴南和《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之下写的。”
戴望舒于1921年在杭州结识施蛰存，志趣相投，便与同学发起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四开旬刊《兰友》，以发表小说、旧体诗词为主。兰社的成员中，他和张天翼等向上海《礼拜六》《半月》等刊物投稿。
诗人戴望舒的第三篇作品却是香艳的文言文小说《美人名字》，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半月》第一卷第十八号。署名戴梦欧。十个月后，又在《半月》上发表小说《债》，又四个月，在《半月》刊小说《卖艺童子》。
《半月》《游戏世界》皆为江南才子周瘦鹃主编，与包天笑主编的《星期》，这三个杂志被称为“大东三大杂志”。与《礼拜六》、“二红（《红杂志》《红玫瑰》）一紫（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三大杂志，在畅销期刊中平分秋色。戴望舒能在半年多时间，有三篇小说问鼎，已引起关注。有趣的是，次年在《星期》上发表《母爱》四篇小说，这是戴望舒一生仅有的小说。那年他十八岁，极负盛名的周瘦鹃时二十八岁。
十八岁的戴望舒在那年秋天，与施蛰存进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兼修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高等学府。戴望舒在上海大学不仅可以比较深入地学习新文学，结识沈雁冰（1921年笔名茅盾）那样的新文学骁将，而且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大学被查封。
1925年夏，戴望舒改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其目的是为留学法国作准备。这期间，戴望舒系统学习法国文学，接触并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奠定了他的文学方向。施蛰存在《〈戴望舒译诗集〉序》中说：“望舒在震旦大学时，还译过一些法国象征派的诗。这些诗法国神父是禁止学生阅读的”，“望舒在神父的课堂里读拉马丁、缪塞，在枕头底下却埋藏着魏尔伦和波德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后来，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负担他去法国留学，遂改学法科。
1926年3月17日，震旦大学校园诞生了一本三十二开的同人刊物《璎珞》。是由戴望舒及在法文特别班学习的施蛰存、杜衡自费创办的。戴望舒在《璎珞》旬刊上，首次以望舒笔名发表诗歌《凝泪出门》。而最早用“戴望舒”笔名发表的诗是晚《凝泪出门》二十天刊于《璎珞》的《可知》。
此年暑假，由昔日上海大学同学陈钧介绍，戴望舒和施蛰存、杜衡一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戴望舒任团支部负责人。他们在卢家湾地区搞地下宣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传递简报，散发传单，他曾被租界巡捕房拘押。后来因思想激进，他还和杜衡一起被孙传芳军阀当局拘留，后获保释放。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夏天，戴望舒北去北京，通过昔日上海大学同学丁玲的介绍，与胡也频、沈从文、冯雪峰、魏金枝、姚蓬子等人结识。这是“京派”作家与“海派”诗人的第一次晤面。年轻的作家们不会想到，他们已逐渐以急进的步法，登上中国文坛的大舞台，并将搅掀起波澜。他们更未料到，作为“京派”和“海派”的代表人物，若干年后会被政治和文化边缘化。
巴金第一部中篇《灭亡》，经叶圣陶之手刊发在《小说月报》上
巴金是1928年结束近两年的法国之旅，回到上海的。
这年8月完成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于次年1月4日刊载于《小说月报》，开始用“巴金”笔名。
《灭亡》是巴金在旅法时构思并完成的。二十三岁的巴金，在1927年1月登上赴法邮轮，在途中写了《海行杂记》，2月19日在巴黎靠岸，住进拉丁区一家小旅馆。夏天，肺病复发，从巴黎东移居沙多·吉里镇，寄宿在拉封丹中学。
巴金是在“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法宣泄，好像落在无边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法安放”（《文学生活五十年》）的心境下，去往法国的。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旅馆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无论是深夜听着巴黎圣母院悲哀的钟声，还是在阳光照不到的小屋看书，他都感到孤独寂寞。
离小旅馆不远，是先贤祠，他每天都要经过。在阴雨的黄昏，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夜晚凭窗凝望夜空的寒星，往昔的许多经历、见闻便在记忆中复活，在心头萦绕：
五岁随母亲到父亲任知县的川北广元，在那里母亲教他读《白香词谱》。辛亥革命爆发前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几年后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五四运动爆发，同兄弟姐妹读《新青年》，受其影响，给陈独秀写信。十六岁，祖父作古，自家那个封建、腐朽、堕落、钩心斗角，以暴戾行径摧残年轻人的大家庭，随之瓦解。十九岁同三哥到上海，进南洋中学读书。不久，到南京，入东南大学附中。彼时，已发表论文、随笔、诗歌多篇。接着，他经历了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叛变革命、新军阀取代旧军阀将翘首以待革命胜利的广大民众推向痛苦深渊。不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拯救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工人樊塞蒂免受死刑的活动，最后樊塞蒂仍被处死……
沉重的回忆，特别是被巴金奉为“先生”的樊塞蒂之死，让巴金感到极度的震惊和愤懑，为了留下那些沉重的记忆，也为了发泄世事重大变故的激情，他决定并开始用小说来表达。他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
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1927年旅法期间，完成了《灭亡》的前四章。在美国旧金山《平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美李大钊的文章《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另发了三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理想是杀得死的吗？》《无政府主义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和《反共与反动》。该年8月，巴金积极参加营救樊塞蒂的斗争。他曾给关在死牢里的樊塞蒂写过一封长信。不久，樊塞蒂从死牢中给巴金回了信，这位意大利工人在信中劝他：“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读完信，巴金泪流满面却极兴奋地说，“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着生活的勇气了”（《巴金文集》第七卷269页）。意大利工人给了巴金如此深刻的印象。他在许多文章中曾提到樊塞蒂，而且自己把对黑暗社会的愤懑倾注在《灭亡》中。
自巴金小说处女作《灭亡》问世，文坛开始关注巴金，有评论他作品的文章出现。
从一开始，人们便以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位1928年出现的，后来成为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巴金，作了或褒或贬、时毁时誉、相互矛盾对立的评价。这在现代作家评论中，实为鲜见。
《灭亡》的背景是北洋军阀盘踞的上海。小说从军阀的汽车碾死行人，到结尾电线杆上挂着革命者的头颅示众，贯穿、弥漫着“腥红的血”和杀戮死亡的氛围。中间穿插着死亡与封建家庭的爱情悲剧。回荡在小说空间的呼声，也是小说的主题：“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小说的主人公杜大心，心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为了给被军阀杀害的战友复仇，他策划了暗杀戒严司令的行动，结果司令只受了轻伤，而自己却付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行动不免带有盲动性，他的死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把死当作自己的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长久不息的苦斗”。
作家赞美了为别人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表现了寻求社会解放道路而拼死抗争的年青一代的勇气和责任。同时，小说又表现这种个人冒险行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巴金在《〈灭亡〉作者底自白》中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杜大心是“病态的革命家”。今天重读，我们甚至发现巴金是反对恐怖斗争行动的。
《灭亡》在《小说月报》连载后，小说的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情节，吸引了很多读者，年轻读者对杜大心和李冷、李静淑之间展开的关于现实社会应该改良还是摧毁，对于人生应该是爱还是憎的争论，也深表关注。特别是杜大心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更是激起广大读者的争论。《灭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当时，孙沫萍《读〈灭亡〉》（载1930年《开明》）一文，对《灭亡》给予肯定，说《灭亡》“把这个残杀着的现实，如实的描写出来”，“还把那万重压榨下的苦痛者底反抗力表现了出来”，“从反抗压迫的叫苦中，我们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们有的是热血，一旦热血喷射的时候，哼！他们要报复了”。评论者与巴金之间，有了思想感情的交流融合。好的批评家，借着批评的文本说话，好的批评一定是主体性很强的批评，不仅是解读作品，还要传送出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八十多年前孙沫萍这篇文学批评，即使现在看来，依然有光彩。
当然，客观地看，《灭亡》在思想上是有弱点的，巴金前期的无政府主义还较明显地存在小说中，在艺术上也是粗糙的，杜大心的生和死，开头结尾，都有较明显的“做”的痕迹。话似乎可再说回来，《灭亡》甫一问世，即成为那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必有其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我们更不该对八十多年前的文学作品求全责备。
《灭亡》意外的轰动，改变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谈〈灭亡〉》中说：“ 《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灭亡》的续篇，是1931年8月写的中篇小说《新生》，叙述李冷、李静淑兄妹，受杜大心牺牲的激励，先后走上革命的故事。小说表现了群众麻木落后，革命者寂寞孤独。李冷沿着杜大心的路走，只靠信仰和意志坚持斗争和生活，而李冷在就义前，懂得了把个人的生命连在群众的生命上，即使还有个体的灭亡，生命还会连续广延。只有用先驱者的英勇业绩，唤醒更多的后继者，罪恶的旧社会，才能被推翻。较之《灭亡》，《新生》多了些现实的投影。
关于《灭亡》的发表经过，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有这样的表述：“1928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了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向我要文章。”《灭亡》就是经著名编辑家又是文学家的叶圣陶之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中国文坛冉冉升起了一颗未来的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