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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走自己的路
作者：龚琳娜/老锣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5月
内容简介：
你真的喜欢千人一面的重复吗？
凭一首《忐忑》，龚琳娜在网络走红，其歌唱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边是网友调侃她为“神曲”制造者；另一边是音乐圈专业人士对她的高度评价。
她既能在电视上比拼不同类型的音乐，也能在长城脚下演唱高雅的古诗词；她潜心研究中国民乐、戏曲等各种不同发声方法，在欧洲演出十年，只唱中文歌。这些年来，坚持不假唱不参加文艺晚会类演出，与老锣一起创造自己的新艺术音乐。
二十多年前，德国作曲系毕业生老锣，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古琴，从此对中国音乐恋恋不舍。经过多年探索、研究，他决定专心作曲。老锣懂得运用西方的和声结构，丰富中国音乐肌理，并使其不失中国音乐特有的神韵；奏他的音乐，让乐手兴奋，令作曲家汗颜，令观众赞叹不已。
这对夫妇怎么理解所谓的“神曲”？他们追求的理想音乐是什么？他们做过什么尝试及坚持？神曲之后，是什么使得他们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本书以龚琳娜和老锣生命中不同的音乐会作为主线，龚琳娜与老锣共同记录他们这些年来的感受与成长，从中可见一段相知的关系如何诞生，以及两人不同的性情与人生故事，讲述十几年来不曾熄灭的梦想！
作者简介：
龚琳娜
中国新艺术音乐歌唱家、创立者。龚琳娜是一个十分有个性的歌唱家，她的音乐既前卫又典雅，她站在台上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完全在音乐艺术里。
龚琳娜潜心研究中国戏曲、民歌等各种不同发声方法，并独具匠心地将多种声乐技巧融汇在老锣为其创作的新艺术歌曲之中。她还致力古代诗词的演唱，以及传统声乐的挖掘和教育。龚琳娜还发起“声音行动”音乐教育项目，旨在传播独具中国特色的发音唱法及音乐理念。
龚琳娜的情绪、歌词、音乐会带领着你一直走到一个意境的地方，能直接打动到人们的心灵（刘嘉玲评）。
老锣（Robert Zollitsch）
1966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中国新艺术音乐的作曲家、创立者。
1992年获得德国国家奖学金，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中国音乐。二十多年来，他把中国和欧洲两种文化对自己产生的影响，融入到自身的音乐创作中，成就了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他的作品，破除音乐风格的界限，基于中国文化精髓之根，立于中国艺术音乐创新之上。
2012年，为香港中乐团和湖北编钟乐团创作作品《钟乐和鸣》；2015年，为屈原的楚辞《九歌》创作了大型清唱剧《中华安魂曲》。已创作中国民乐室内乐作品、中国新艺术歌曲近百余首。
【试读连载】
序
高文厚
与老锣相识20年了，当老锣（Robert Zollitsch）还是位年轻小伙儿时，我和妻子诗聂姐便与他一见如故。我们的友谊源自内心激情的共鸣与分享，当然，我们气场相互最合的那部分，是“音乐”和“中国”的交集区。老锣的音乐令我和诗聂姐着迷，尤其是他和中国音乐家合作的那些温暖的曲子。
我们与龚琳娜相识，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结交老锣多年之后，有一天，刚从中国回来的他兴冲冲找到我们，“听听这个”！那是他新录制的音乐。伴着老锣的巴伐利亚琴，一位年轻女孩儿的声音飘荡而出。老锣和他刚认识的女孩儿合作的这段音乐，竟然是即兴音乐，未经谱曲和排练，老锣不知道女孩儿在下一分钟将唱出什么，甚至女孩儿自己也不知道，旋律在琴声和歌声的相互交织中，自发地向前推进。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它听起来绝不肤浅，甚至其旋律有相当细腻和平衡的结构。我们品评道：对于抱着巴伐利亚琴寻找知音的琴手来说，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心有灵犀的歌者，纯属幸运，老锣对此欣然承认。
说到那位女歌手，她的声线柔和，甚至偶尔漾出些慵懒，但我们能感觉到，在貌似平静的表层下燃烧着激情之火。老锣毫不掩饰他被这女孩儿吸引，并且他认为吸引是相互的。或许这“吸引”并不局限于艺术吧。世上有一种男人，当他听到某类特质女孩儿的嗓音就会心摇旌荡、难以抗拒，老锣自我剖白就是这种人，他之前的伴侣是杰出的蒙古族女歌手乌仁娜·察哈图姬。现在录音中这陌生女孩儿或许不是大牌歌星，但她的声音清澈中透射出明媚，明媚中散发着感性，似乎隐约在渴望一份承诺。
如您所知，那就是龚琳娜的声音。我们和她本人见面则是一段时间之后了，那时她已是老锣的新女友，他俩一起来我们荷兰的家中做客。我和诗聂姐安家在莱顿古城中心傍着运河的静谧处，在我们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中，琳娜的活力四射和爽朗健谈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坐在我们中间，尤显她青春年少。我心下不由思忖：这对情侣会牵手多久呢？他们将会琴瑟合鸣出美好的艺术成就吗？老锣满脸写着幸福，显然他对于与琳娜的音乐合作充满憧憬。老锣嘴上并未吹嘘他和琳娜的合作计划，不过他褐色的眼睛里时而闪现出一丝俏皮的狡黠，像是自信地炫耀“等着瞧吧”！这正是相交多年来我们所熟识的老锣本色。
记得1995年我们在鹿特丹第一次见面前，老锣先是寄了一盘他和乌仁娜合作的音乐磁带到我们的办公室。当时我们正在筹备荷兰的东亚音乐研讨会和系列演出，并已经圈定了众多杰出音乐代表，包括苏州的道教音乐、刘索拉、琵琶演奏家吴蛮、古琴工作坊、日本梵呗音乐，等等。但我们希望寻到更大胆的作品，恰好这时听到老锣的磁带，诗聂姐和我都觉得这是天赐机缘：完美的音乐、精妙的编排、冲击力直达心灵。
我们毫不犹豫立即邀请老锣的三人乐队参会，那届会议冠名为“磬”，并在鹿特丹的多伦音乐厅举行了演出。那真是美好的一刻，从那时起，我们和老锣便成了一生的朋友，彼此分享我们的热爱：爱音乐、爱中国、爱美好的人们、爱美食、爱这世界上美丽的一切！
而现在，老锣的生活和音乐历程已进入“琳娜时间”。起初老锣的一些朋友对于龚琳娜的歌声不以为意，大概是各有所好的原因吧，他们觉得她的声音平淡无奇，缺乏摄人心魄的能量。诗聂姐和我则看好琳娜，或许她需要打磨，还需要找到能让她尽情挥洒嗓音和特质的曲子。不过，考虑到老锣对待音乐搭档的态度一向以严厉苛刻著称，所以至少在当时看，他与琳娜的合作能否持久和卓越尚待观察。
没过几年，揭晓答案的机会来了，我们决定听听琳娜在舞台现场一展歌喉的效果，于是邀请琳娜组合来荷兰参加系列音乐会。也许这在艺术同行们看来有些冒险，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邀请琳娜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等一流场馆里演出。荷兰观众的反响出乎意料地热烈，幕间休息时，摆在门厅里的CD也卖得很好，琳娜由此展开了她在荷兰的一系列演出。唯一的遗憾是，如果有欧洲大牌音乐公司为琳娜做包装和推广，会比我和诗聂姐干得更出色，从而制造出更轰动的效果。琳娜不仅在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和艾河音乐厅演唱，我们之后还安排她在德国和瑞士的舞台演出。
琳娜是在用生命歌唱，因此她的演出给人印象深刻，这与舞台风格无关，我通过反复观察发现，无论她身在台上还是台下，只要一唱起歌，就会投入深情。当然，如果是大型演出，尤其在高端场地举办的，会增加巨大的压力，因为演出失败的风险被无限放大，同时演出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巨大的，那种情形下的歌唱，对于琳娜而言如同至高无上的极限挑战。她每每落泪，无论演出成功与否，也无论是否达到她自我设定的最高专业水平。她的泪水，泉源在心，是因为她直面生命的挑战。
伴着老锣的音乐，琳娜走上艺术启示之路，但前路吉凶未卜，可能是深渊，也可能是天堂，而她就那么决绝地往前走，那恰是她招人喜欢之处。她全情投入的态度令我倾慕，那也是她受观众欢迎的原因，尤其当观众回馈情感时，她更加给予紧密而强烈的再回馈。只可惜观众无缘在演出结束后欣赏后台的她，那时她的语言表达功能已因兴奋而几致失效，甚至无法如常呼吸，但红润的面庞和挺拔的身姿更显魅力四射，仿佛那些余音绕梁的音符依然附在她周身闪耀光芒。每当这样的场合，我们便有幸分享她的兴奋，她向我们表达谢意的真诚令人难忘，甚至有时会让我们有点儿难为情。我们自豪地见证：这个初见面年少青涩的女孩儿，在她和老锣之间奇异化学反应的激发下，成长得如此迅速并注定有蓬勃前景。
老锣和龚琳娜的音乐是与一群出色的音乐家合作的结果，如王华（笛子）、熊俊杰（扬琴）、王瑶（筝）和许多其他音乐家，他们共同录制了一首又一首令人惊叹的美妙歌曲。2005年的阿姆斯特丹中国音乐节上，我们发行的一张双CD里收录了他们的《走西口》。其后，我们陆续邀请琳娜和她的乐队参演2007年德国的科隆艺术展、2009年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罗巴利亚艺术节、2010年瑞士的“文化风景线”艺术节。
我们曾多次观摩老锣彩排，他对音乐投入的情感丝毫不比琳娜少，且情绪紧张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常达可控范围的边缘，那似乎是他的天性。况且，作曲家指挥自己的作品，必定要求苛刻，因为对于表达完整性和阐释深度过于敏感。即使是乐团中细微的不平衡或微弱的杂音，都令他难以忍受。有时，老锣这个特点影响到他和音乐家的合作，搭档们毫不质疑老锣作为艺术家和组织者的才华，但老锣的挑剔苛求有时的确会伤害到搭档的艺术自尊，甚至导致合作终止。而且，多数情况是老锣主动退出合作。连一些出色的艺术家也抱怨老锣要求太高，我们见过类似情景，也有好朋友牵涉其中。我倾向于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此问题：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作为艺术家，老锣清楚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效果，除非音乐演绎已达到了表现力能够企及的足够高度，否则他决不放弃。做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音符的价值绝不含糊，这没有错！琳娜在这一点上和老锣完全一致。作为艺术家组合，1+1大于2是比较难得的，而老锣和琳娜做到了，虽然他们各自本已颇有能量，但他们结合所产生的价值，显然大于个体之和。
以我观之，老锣仿佛现代版舒伯特，是美妙旋律的天才发明家、当之无愧的和声大师。在西方音乐中，旋律与和声二者之关系不可分割，而老锣将二者的精妙关系移植到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借以凸显中国传统音乐在旋律和配器音色方面的精华。面对老锣谱下的华丽高音，琳娜是理想的歌者。她已锻造成为一流的职业音乐家，又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琳娜熟悉中国乡村民歌和中国戏剧演唱风格，从而帮助老锣加深了对中国音乐的理解。她知道如何调动身体和心灵的每个部分，因而其演唱充满感染性能量，以至于听者无法忽视她的声感，难以逃脱她的“捕获”。
岁月流逝，老锣和琳娜始终是我们的挚友。我们不仅携手参加音乐会和各种会议，还曾经共度悠闲时光。我们一同在荷兰的原野漫步，一同在德国度过难忘的圣诞节——远离新潮时尚，只以传统的方式，在树下，点着蜡烛。我们共同创作音乐，也一起跳舞（对我个人而言，只有在密友面前，我才有胆量跳舞）。在巴伐利亚东部他们的农庄，两家孩子们在雪地上嬉耍、堆雪人，乘雪橇从山上滑下来。
我们在德国境内阿尔卑斯山一同采浆果，直搞到大家手都是黑紫的，嘴也是黑紫的。我们对当地特产巨型蘑菇的味道品头论足，而琳娜和老锣对其中一种海贝情有独钟。我们一同登顶阿尔卑斯山脉的堪彭旺德峰，那座令人生畏的山峰一度让我气喘吁吁、精疲力竭，远远落在老锣后面，他大声拿我打趣，而我也欣然享受他的揶揄！
我们曾去老锣父母家做客，那是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麓一处农场，我们也曾邀请老锣的父母来荷兰参观传统渔村。我们非常喜欢老锣的父母，他父亲那无时不在的幽默，他母亲的热心肠和爱孩子，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们时时处处体现出的善良、他们关注世人的兴趣，这些使我们明白了老锣从何得来吸引人的魅力和了不起的智慧。
与老锣和琳娜的友谊对我和妻子而言很重要，尤其在妻子患癌之后。诗聂姐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老锣和琳娜克服工作繁忙、时间紧张，多次从中国来到荷兰探访我们，给我们以支持，令我深深感动。为了留下诗聂姐珍贵的影像数据，也是出于对诗聂姐本人的敬意，以及对我们建立的中国音乐国际学术平台“磬”的敬意，他们专门采访了诗聂姐并制成影片。
采访时间距离妻子离世只有几周，那时她已非常消瘦羸弱。我铭记于心，当诗聂姐被问到——她和我一起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察收集民歌期间，如何描述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时，她答：我俩之间的合作是“爱情生活”。这个回答令我怔在那里，随即意识到这是多么贴切，我俩的私生活和情感早已与音乐事业不可分割，这正是我俩过往一切之核心。
其实，诗聂姐这种描述也适用于老锣和琳娜。他们已经并继续以令人羡慕的方式共享工作和生活，相互激发各自的天赋和潜质，从而得到双倍的幸福。我想他俩和我俩是一类人，对其他人拼力攫取的那些东西，我们这类人轻易便放手随它去，无论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我们都容易与伴侣亲密协作。记忆中我和诗聂姐很少争吵，或许琳娜和老锣也一样吧。我们对自由有着一致的理解，我们不墨守成规，我们不把婚姻当作束缚伴侣的工具，我们认为这才是伴侣之间相互尊重之义。
老锣在诗聂姐的葬礼上演奏了音乐。当时琳娜有一场不能取消的音乐会，不然她一定也会出席葬礼。我深深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特别是在那个对我而言一生中困难的时刻。
在艺术上，老锣和琳娜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想要被广泛认可，也许只要等到一次时机。这一等就是很多年，终于时机来了：自从王菲在微博上推荐了龚琳娜的一支歌以后，她的突破就开始了，相对沉寂的过去顿成历史。那时诗聂姐还在，我们欣然看到他们的物质条件获得改善。当得知他们聘得起一位经纪人、一辆车连同司机，不但在北京购置了新居，还有私人助理照顾孩子和家庭事务时，我们非常替他们开心！在我们两家的交往中，彼此看着对方的孩子逐渐成长，步入美好的未来，那种感觉真的很温馨。
在我心里，每一次相会都令我们的友谊更深厚，而且这种友谊并不受艺术观点分歧的影响。我和诗聂姐并不总是赞同或欣赏他们所有的音乐选择，有时甚至持批判性观点。诗聂姐躺在病床上时，曾对着互联网上琳娜一些古怪装扮和品位可疑的歌曲直皱眉头。我们喜欢在小规模私人化艺术场景中的琳娜。那种大型演出以及电视出镜有时会令我们感觉浅薄。当然，即便某个浅薄的大型演出，仍有空间产生新的音乐惊喜和艺术瑰宝。
更重要的——或许最重要的——他们热爱并真诚地享受他们所做的，为了爱和享受而做，就艺术而言，我想不出有其他方式能比这能更好更持久地发掘生命的价值。那回在上海一家酒店见面，琳娜正在准备一场玛丽莲·梦露的模仿秀，从技术角度讲，那场模仿秀颇为完美，音乐也制作得很好，我和他们一起分享了操练这样一个模仿秀的快乐。
我认为琳娜最擅长的仍旧是中国民间风格音乐，外壳粗犷美丽，内涵精妙并拥有广阔的自由度——这些特质我很熟悉，这正是我和诗聂姐在江苏、甘肃、陕西以及其他地方从事田野考察时所录制的当地粗粝歌者的表演特征。这些歌曲，如果能被琳娜成功地再创作，就可将浓郁的中国乡土特色和老锣创新音乐的精美音色、和声及旋律结合在一起。在这些歌曲之中，琳娜的声音直抵我的内心，令我感到非常快乐，并为可以如此接近她而自豪。我知道她热衷于用她的歌声征服世界——她显然已经征服了我。记得有一天，她灿烂地笑言：我想拥有你的心——全部拥有。而我只能诚实回答：你已经拥有它了。
琳娜热切希望打动听者，而我认为她无须总是刻意追求听众效果。若说她代表了中国的声音，纯属不必要的夸大，反而遮蔽了她真正的独特之处。我真的感觉，在中国很少有歌者像琳娜这样，在艺术方面拥有如此强的感召力，技艺如此全面，并对歌唱艺术如此真诚投入。她在抒情方式的选择和不同音乐形式的探索上也是个多面手。她的音乐探险从中国古老的秦腔、古典诗歌直到民谣，从现代流行音乐、爵士乐直到著名作曲家如罗忠镕的艺术歌曲，多有涉猎。这一切都离不开老锣的音乐精神和音乐判断力。
琳娜的外表或许谈不上美丽，但是动人——黑色的眼睛闪着，当她卓尔不群的感性和能量被激发出来，足可征服一切。她是一个仅凭自然魅力便可倾倒众生的女人，无须依赖华丽服装或狂热粉丝的装扮。琳娜和老锣将永驻我心，我满怀好奇地关注他们未来生命中的每一步，无论天赋、命运、机遇把他们带到哪里！
第一章 《北京谈话》音乐会
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我，一直将民歌作为自己的梦想。5岁开始上台独唱，7岁考入少年宫，17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20岁被保送到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又怀着对中国民歌的热情，考入了中央民族乐团，第二年就在青歌赛中获奖。二十多年中，我走着与大多数民歌演唱者无异的道路：华服、盛典、赞美、光环……未来足以预见，繁华亦可期可求。但此时我心底响起另一种声音：你真的喜欢这样千人一面的重复吗？
我知道这绝非我想要的音乐，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迷茫中迫切寻找新方向的我，偶然参加了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遇到了老锣。在简陋的录音棚里，我和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即兴演唱一整天，直唱到泪流满面，旧的自我开始崩溃瓦解，而一个新的灵魂正等待我去开启。
龚琳娜
我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1993年，我就来中国学习古琴，把和中国人合作创作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从1994年到2001年，我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蒙古族音乐上，做了很多事情。我自己在欧洲的独奏音乐会也很成功，获得了很多奖项。但我觉得这样走下去没意思，因为在欧洲做中国音乐不好玩。所以我决定再次到中国重新找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
《北京谈话》是一个朋友组织的很小的音乐会，它本身对我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它让我认识了龚琳娜，让我发现了她钻石一样珍贵的声音。她就像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宝藏一样，等待我去挖掘，也让我有机会继续和中国的音乐家合作。
老 锣
龚琳娜
我认识老锣，是在2002年，一场名为“北京谈话”的音乐会上。我当时正在寻找新的音乐道路。
这是一场非常新鲜的音乐会，在当时的北京并不多见。我自己本来也是做音乐的，尽管我现在因为唱《忐忑》被大家熟知，但其实我是民族歌曲科班出身的，当时已经有些名气。那时我对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陷入迷茫，所以就非常开放地去寻找所有新的东西。有次跟朋友吃饭，一个作曲家说晚上要去三里屯，问我要不要去。我从没去过三里屯，总觉得那种酒吧很乱。但他说是去见艺术家，我就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酒吧，到了地方才发现，那个酒吧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其实特别有品位，也很有文化氛围。长长的木桌子，围坐着一大群人。有陈丹青，也有“二手玫瑰”摇滚乐队的主唱梁龙，坐我旁边的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老师老焦。大家都在聊自己的新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都特别新鲜、特别好。这种环境突然给我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老焦告诉我，3月28日有个演出，是关于世界音乐的。有个歌手叫保罗，她十年没唱歌了，但她十年前出了个唱片叫《生命之花》。十年后要做这场演出，老焦问我：“来吗？”我说：“来！”
我叫上我的朋友常静去听了这场音乐会。常静是弹古筝的，我们曾经一起组成了“知音琴歌”组合。音乐会那天挤满了人，也没觉得演出怎么样，没给我什么信息，歌手也记不住。在乐队表演完后，一个老外登场，在台上弹着琴，唱着低音。他用很特殊的发声方法，有低有高，很幽默，眼睛圆圆的，表情特别丰富，很享受的样子 。
这个弹琴的老外就是老锣。他的节目很受欢迎，老焦说，今天的演出就这老外最好。演出结束后老锣在台侧拿着他的琴。常静拉着我去看他的琴。常静是个很主动的人，英文也好，问了他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老锣反而用中文，问我们是干吗的。常静说，我们也是做音乐的。老锣回话说，那留个电话吧，以后约出来玩音乐。
于是他们俩留了电话，就离开了。这次音乐会让我感觉自己跟那个环境特别格格不入，因为我平时演出穿的是礼服和12厘米的高跟鞋，人家却是很随意，我第一次觉得这不是我的环境。
老 锣
2002年的3月，我参加了一场音乐会的演出。那是我从德国再次到中国后，参加的第一次演出。在来中国之前，我在德国一直做自己的音乐，我的独唱音乐会很成功，得过好些奖。其实1993年我就到过上海，梦想就是和中国人合作音乐，这次到中国还想重新找中国音乐家一起合作。
来北京之前，我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在坐火车去机场时，火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很明显地知道我生命的这个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阶段会开始。
在中国我最初是和蒙古乐手合作的，他叫张全胜，是位马头琴演奏家，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张全胜当时正和另外三个中国人做音乐，其中歌手是保罗。他们的音乐风格中，也是融入了民族乐器。后来我也加入了他们，一起参加那场《北京谈话》音乐会。
我发现组织这场音乐会的人是我的老朋友Udo Hoffmann，他也是德国人，同样也是1993年到中国的。他为90年代的中国音乐做了很多事情，1992年包括崔健、“唐朝”、“眼镜蛇”在内的六支中国摇滚乐队，在柏林中国音乐节的演出，就是他安排的。1994年我离开中国后大部分时间在德国待着，偶尔会到中国来，所以跟他接触不多。这次我到中国，才发现我朋友要参加的音乐会是他安排的。那时候他想在各个不同的新酒吧里，组织一系列有特色的音乐会。
那场音乐会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时那样的音乐会在北京非常少见。我们原来以为来不了多少人，结果到了晚上，来了很多人，有的人都挤不进去了。我演奏的是我的一个作品，比较有特色，混合了家乡的Yodel唱法和蒙古族的呼麦来演唱，配上我的巴伐利亚琴伴奏，后来这首歌取名叫“老锣来了”。
演出完以后，我开始整理我的东西。有两个女孩儿来找我，前面的女孩儿用英文问了我一些问题，她的后面还站着一个女孩儿，不说话，就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用中文回答了问题，她们很诧异地说：“啊！你会中文？”后来我们就用中文聊了一下，知道了她们一个是弹古筝的，另一个是唱歌的。弹古筝的女孩儿是常静，她后面那个女孩儿就是龚琳娜。我告诉她们，最近我想找人合作做中国音乐，问她们是否愿意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她们也觉得很好玩，就给我留了名片。我对龚琳娜的名片印象很深，名片是她朋友为她设计的。名片上有她的头像，但没有印她的手机号，她就用笔给我留了手机号。这张名片我一直到现在都留着。
虽然这个音乐会的内容我是没什么印象了，不过它却对我的生命很重要，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龚琳娜。
龚琳娜
那场音乐会后，我去了江苏连云港演出。唱的是那座城市的市歌，很多老百姓都会唱。舞台很大，观众很多，我穿得也很漂亮。但我不记得唱的是什么，歌是两三天前录好的，也不需要记歌词，现场放，对口型就好。我只需要现场表现得很美，穿着高跟鞋和漂亮衣服，真的是个表演，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感觉特别长，仿佛那首歌老也唱不完，唱完后我跑回宾馆大哭。我觉得我再也不能这样了，非常痛苦。收入很好，接待也很好，宾馆也很好，一切都特别好，但我是“假”的。如果这么下去我肯定得抑郁症。
我非常痛苦地回到北京。一进家门，我妈告诉我常静打来了电话，说一个老外要跟我们做音乐。其实我心情非常不好，但是有新东西来了，我就马上放下包去常静那儿。到那时他们已经开始在做音乐了，三个人：常静、老锣和拉马头琴的张全胜。
老锣和张全胜合作过，他们比较熟，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比较有默契，可我不知道怎么做这样的音乐，完全加不进他们的即兴。即兴完后，老锣让我给他唱首歌。我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唱什么歌。总不能唱《好日子》那些歌吧。从音乐学院出来的人，总觉得唱歌是很正经的事情，不会轻易唱；民间的歌手张嘴就唱，因为唱歌就是他们的生活。我们不是，当时我大脑就空白了。后来，我选了半天，才选了首贵州民歌《摘菜调》，很简单的，像首儿歌 。
匆忙唱完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老锣当时很想了解我们这样的音乐家，所以我们就又约了第二次即兴。这次我去了老锣住的地方，在左家庄附近的一个摄影棚。摄影棚没窗户，特别闷，但做音乐非常好。到时他已经准备好两个麦克，一个是我人声的麦克，一个是他的琴的麦克。我那时是在城市和尘世中特别焦躁的人，又很迷失，那摄影棚特别好，门一关，与世隔绝，特别安静。完全听不见汽车声，没有外面的光，觉得是另外的世界。前面坐着个老外，还是个陌生人，我也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弹琴的。
老锣微微一笑，说：“你开始唱吧。”我又空白了。我说：“我唱什么？”他说：“随便。”我就在“随便”当中放松了，突然有了胆量，反正老外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会戴有色眼镜看我，我的防范心就没了。
我张嘴就唱，先唱了一段贵州彝族的《阿西里西》。唱完一段后，老锣的琴开始变换节奏，我开始唱第二首歌。一切都自然地开始，自然地结束。我知道怎么展开，他知道怎么推动。后来我又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之前很少唱流行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唱了这首，就是很自然地唱了出来。
我们在音乐上完全合拍，但我没意识到音乐的相合会把我们的命运牵连在一起。我们俩所以相爱，也是源自音乐。
第一首是快乐的，第二首是感动和流泪，我哭了，我们特别和谐，第二个旋律完全是编的，自然地开始，自然地结束。我明白了为什么少数民族会用歌来谈恋爱。苗族的人或者像大理的白族，每年三月三的时候，那个节日所有人都会去，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我们对上眼了，我们就会约好在一个地方唱歌，完全是在唱歌里面寻找爱的交流。
不过，那时候我当然还没有爱上老锣。我其实有段爱情，几乎要结束了。很无奈、想不明白爱情是怎么样的，在前面经历的一些爱情中也有过谎言，那时候的我正好是爱情、事业上都处在一种迷茫期。我那天的即兴演唱，是我自己没有找到未来的一种状态，那种无奈、想不明白的心情，让我很压抑，包括在事业上，我不喜欢假唱，这让我很不快乐。但我没有办法向别人倾诉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真正理解。
是老锣用这次即兴告诉了我一点：真实，不要有欺骗，不要有谎言。有史以来我第一次觉得唱歌是为了自己。我原来唱歌总是放着唱，一开始就是打开朝向观众的，那天是收着唱，是向着自己内心的，或者先朝向自己，再向外打开，状态特别好。而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声音还有方向。那天我们俩一直唱了三个多小时，唱到天黑。在这三个小时里，我又哭又笑又唱又跳又叫，特别爽，还不累，就像经历了一次心理治疗。所以那次的即兴对我相当重要，我很感谢老锣录下来，可以让我辨析到当时的声音和心情，那次做完音乐后我的心已经向老锣敞开，只是我还没有意识到。
那后来我们又做了几次即兴，都录下音来。老锣回德国一个月后给我们寄了张CD，那CD里有半个多小时的音乐，不单是我的，也有常静的古筝、熊俊杰的扬琴、老锣的巴伐利亚琴，还有德国安德列的打击乐和马丁的键盘部分都录好了音，然后老锣剪辑出完整的歌曲。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之前我做了个唱片《孔雀飞来》，花了不少钱、时间和精力。这事让我明白自己做一个唱片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你主动，去行动，马上可以实现。老锣让我看到一个迅速的结果。我们跟他玩音乐的时候非常轻松，一个月后听到了中德音乐家共同合作的完整的音乐。
即兴完以后，老锣说：“哇，你的变化非常大。”他夸我的声音拐弯之处很有韵味，细腻的同时又有很强大的张力。其实，这是我声音的本质。只是遇见老锣，才能让我的真实展露出来。
“在全世界你这样的歌手都不多。”他当时说的。这句话很高抬，也道出了他的要求。他要我有一流的水平，比如柏林爱乐的水平。我不算美女，个头也不高，而且我这种嗓子在学校里多得很。老师们都觉得我嗓子条件很一般，我也把自己归类在一般的一类，所以我要很努力，但我觉得自己永远比不上条件好的学生，那时我在这方面是自卑的，我只是很会唱歌，也就是音乐感觉好。我对嗓子方面的能力没自信，但是老锣看到了，也跟我说出来了。
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我摸着自己的嗓子说：“这是真的吗？”是他把我这颗钻石挖出来，让我发光。没有他的帮助、雕琢，我还是会走我的路，但可能不会这么发光。我明白了我是什么，如果我是泥鳅，我就在泥里钻；如果我是小鱼，我要在池子里游。但我想我是条大鱼，我喜欢在大海里游，没有边际的，我想要自由。
老 锣
那时候我心里想的只有音乐，到处找哪儿有做音乐的人可以合作。我后来就给龚琳娜打了个电话，问她要不要见个面，一起做音乐。她说好，可她正在外地演出，我们约好回北京后找时间再见。
一天下午，我去了常静家，拉马头琴的张全胜也去了，后来龚琳娜也来了。屋子不大，可以说特别小，没有客厅，小小的卧室刚好有一个空地，放着古筝。龚琳娜坐在床上，我把我的琴放在小桌子上，小屋子刚好容得下我们。
我们开始即兴表演。龚琳娜先唱了一会儿，但我们都没有进入状态。我知道她们能力很强，但需要挖掘。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听出别人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和节奏发展。我们即兴音乐的时间并不长，可能不到一个小时。
即兴结束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张全胜和我开玩笑说：“你更喜欢和谁坐在一起？”他说他喜欢常静，我就说我喜欢龚琳娜，但那时候主要还是开玩笑吧。我们吃的韩国烧烤，吃得挺爽的，聊得也很好，但没喝酒。最后，我说我吃饱了，然后龚琳娜拿着最后一片土豆对我说：“给我点面子吧。”我知道她是说着玩的，但就在那一秒钟，我突然知道我会跟她有缘分，我们会有更深的交流，这是又一次神奇的感知，就像我离开柏林，火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不是感觉到，而是特别肯定地知道。对此我印象特别深，我跟龚琳娜的路从那时候就一直连在一起。
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想谈恋爱，当时是单纯觉得，如果我想要更深地了解她们的音乐，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交流。所以过了一两天，我又约了龚琳娜做即兴练习。
我弹琴，她唱歌。我望着她，觉得可爱极了，自然、朴实，也庄严，音准更是好极了。她唱了民歌，也唱了经典的流行曲，像邓丽君的歌。我觉得她的变化可以很大。她有些特别细腻的婉转的味道，有时又是甜甜蜜蜜的，有时也挺强烈的。她唱的很多旋律我都是第一次听到，但我能很快地记住并且跟上。如果她唱得活泼点，我也能跟着她变换节奏。她也感觉很意外，因为我能这么快地抓住她的音乐风格。
我们即兴的三个小时里，中间没聊什么，基本都是在唱。我对人特别敏感，发现龚琳娜非常不一般。有的歌手非常好，但唱歌时，你感觉到的还是这个人，而不是完全只有音乐。龚琳娜不一样，她完全是从内心唱出来的，很纯粹的，只有音乐，这样的歌手在全世界都不多。她像一颗很大的钻石，刚从泥土里挖出来。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根本认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你可能会觉得那只是块石头，就扔了。可我一下子就发现了她的独特，我当时就告诉她：你的音色非常好。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即兴，所以即兴以后，我们去了咖啡厅喝了点咖啡、吃了点东西，开始交流。我是个外国人，中文也不好，和别人第一次交流时会比较不顺。但那次我和她交流起来，一点障碍都没有。我们什么都说得通，我明白她要说什么，她也明白我要说什么。我知道自己和她很有缘分，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往恋爱方面想。龚琳娜那时候也没有把我当一回事。但我们有种共鸣，尤其在我们做完即兴表演以后，她可以完全把自己心里隐藏的东西释放出来了。事实上，那天她把自己几乎全部最隐秘的事都和我说了：她原来的痛苦、她的恋爱等，尽管我当时对她来说还是个陌生人。
我们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出去散步。我已经忘记是在什么地方散步，只记得她不断地诉说。我没说什么，但我的心特别安静。我意识到，前几年的那个生命阶段，对我来说真的过去了。
龚琳娜
我们即兴时是4月初，老锣说7月初在德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音乐节——TFF-Rudolstadt，他是这个音乐节的评委会主席。当时老锣就想邀请我去观摩这个音乐节。
我太想去看看了！可我单独去德国，我妈肯定担心又紧张——那个老外把我绑架了怎么办？而且我英语不好，德语，更不会。有一次去贵州演出，张全胜也去，坐飞机我刚好坐他旁边。我问他：“我一人去德国行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老锣是个好人，而且你去看看世界没坏处，反正你也不吃亏。”他们俩熟嘛，是很多年的朋友，他那么说，我心落地了。可我妈那关还得过啊。
那时候老锣住的地方条件不是很好，我就邀请老锣住我们家。我妈说不行。我后来就邀请他来我家吃饭，这个我妈是很欢迎的。那次是我妈和老锣的第一次见面，我妈也高兴，盛情款待，做了一桌贵州菜，两人也相谈甚欢。
吃完饭的老节目是，我妈放我演出的VCD给朋友看，不管是谁来。这是她的骄傲，她最大的自豪是她女儿，她所有的梦想都在她女儿身上。老锣没看过我以前的表演嘛，只和我即兴过。看完后老锣对我说：“我觉得好恶心，这不是你！”我不惊讶，因为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当然不反对。我妈听了就跳起来了：“谁说我女儿不好，你知道她现在在中国多有名吗？”老锣没有理我妈，而是跟我讲：“在这个电视里，我听不到我昨天跟你做即兴时那种最漂亮的声音。”凭他这几句话，我也想去德国，尽管我妈妈非常生气。我知道德国之行对我妈是件非常难接受的事情，但我父母有一点好，如果我特别坚持，他们不会怎么反对 。
老 锣
我发现龚琳娜在某些方面比我更像西方人。她会很开放地拥抱人，会邀请人到家里，相比之下我会更害羞些。她知道我住的地方比较破，而她当时已经有些知名度了，住的地方比较好，所以她邀请我说：“你可以来我家住。”
她回到家里，告诉她妈妈邀请我来住的事情。她妈妈觉得不行，怎么能带陌生人回家住，还是个老外！然后龚琳娜就只好跟我说，还是不行。其实这件事换作是德国父母的话就会很欢迎，但现在想来她的妈妈这样做在中国其实很正常，这是一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过了几天，龚琳娜还是邀请我到家里去吃饭。吃完饭，龚琳娜要给我看一段视频，她妈也从厨房出来站在旁边。那是一段龚琳娜在晚会演出的视频，她的头发完全炸开，穿着18～20厘米的高跟鞋，演出服是特别大的裙子，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穿成这样，我甚至没有认出她来。最重要的是，我听到龚琳娜的声音特别做作，我觉得这不是她，这跟和我即兴演唱的那个龚琳娜完全不是一个人。当时她问我觉得怎么样，我那时候的中文也不是很好，表达方式比较有限，结果我对她说了句：“对不起，我觉得很恶心。”当时她妈妈就站在旁边，马上脸色就变了。我知道自己说这话太重了，妈妈为女儿所取得的这一切那么自豪，突然来了个老外，对她最自豪的视频说“恶心”，这肯定让她很受打击，在心里排斥我也是很正常的。龚琳娜不一样，她自己也已经感觉到了这种音乐形式的奇怪，她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不会幸福的。
我已经忘记龚琳娜妈妈做饭的味道怎样，也没有太注意她妈妈的感受，更多的是在乎琳娜的情况。基本从这次做客，我就开始了和她妈妈的隔阂。我们大概用了十年的时间来磨合，把我们的问题扫除掉，我们现在的关系挺好的。我也想过，如果是现在，我会更理解琳娜妈妈。我不会说“好”或者“不好”，因为它是一个变化的阶段，那个时候做出来的东西就是那样，可能是不好的东西，但必须要过这个坎儿。每个人在他长大的路上，都会有这种拐弯。
龚琳娜
我妈妈之所以那么反感老锣用“恶心”来评价我的演出视频，是因为从小到大我的音乐都是妈妈的骄傲。
我小时候音乐感就很强，而且挺人来疯，特别愿意表演。幼儿园时朗诵《小水滴旅行记》，在幼儿园比赛拿了很好的成绩。有的小朋友背得很好，上了台紧张得不得了，我不是，我是没人看的话觉得无聊，越有人越高兴，总想感染别人。
刚开始有黑白电视的时候我就已经上电视了，当时贵州刚成立第一个电视台，我去录像，唱歌。在七岁上学前，我去考了少年宫，一考就考上了。那时刚开始有李谷一，还有港台邓丽君的歌……流行歌曲的信息很少，所以我们当时练的多半是贵州民歌：苗族的，侗族的……
后来少年宫来了个新主任，叫钟德芳。她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对我特别有影响的老师，因为她非常有理想。钟德芳老师当上主任后，树立了一个目标，她说：“我一定要让我们少年宫小朋友唱的歌传遍全国。”然后她就开始联系演出。先是到乡下演出，排的节目很受欢迎。后来她跑到北京，找文化部少儿司的司长。她其实什么人都不认识，她只是想告诉那些管少年艺术的人，贵州有这么好的节目，但是贵州位置偏，机会少，希望能多给我们些机会。
在她的努力下，我们跟着少年宫到全国各地演出。1983年我们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的官园少年宫演出，就住在官园小学里。那时是夏天，这么多小朋友，洗澡成了问题。我们就脱光衣服排排站，这个老师给我们擦肥皂，另一个老师拿水龙头给我们喷，然后我们自己洗。演出非常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很有特色。
我一直过的是集体生活，一有假期，就跟着少年宫去演出，每个假期都安排得满满的：深圳、广州……跑了很多城市。
有一次去上海演出，参加民族杯小歌手邀请赛，全国的小朋友都去了。有些上海人笑话我们：“贵州来的，吃死老鼠肉。”因为贵州对他们来说是个偏远贫穷的地方，我觉得特受侮辱，而且我们不被重视。结果我们的成绩特别好，我们唱了侗族的琵琶歌，弹着琵琶没有伴奏，一下子得了一等奖。当时一等奖有好几个，上海是东道主嘛，第一名给了上海，第二名给了我们。成绩一好，大家也开始重视我们了。那时上海的市长好像是江泽民，他设了晚宴，专门接见全国来的小朋友，我们也很受尊重，这让我从小就有了充足的自信心。
到1988年，我们有机会去法国演出。这也是钟德芳老师争取来的，是去法国参加玛塔国际和平儿童节。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一年我刚好小学毕业，为了去法国，我们去参加集训队。集训队伍是在整个贵州挑选的，有跳舞的、武术表演的、弹古筝等乐器的，还有三个唱歌的，我是其中一个。15个孩子加3个老师，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我们每天6点起来跑步，然后练歌、学习各种各样的节目，还要学习一些礼节和怎样使用刀叉，因为我们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去法国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严肃、很神圣的事情。
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玛塔国际和平儿童节，有来自捷克、德国、波兰等国家的小朋友，跳、唱自己民族歌舞和民族音乐。国外搞这种音乐节很有意思，要游行，我们就拿着我们苗族的小板凳，穿我们的民族服装在街上游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别人的表演。
有一次我们在法国的城市昂热，我们演上半场，下半场是波兰的节目，台上出现的是一男一女的舞蹈，男孩穿一身蓝色衣服、帽子、靴子、都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非常帅，我们在台下一下就呆了。“哇！太帅了！”这种舞蹈太好了，这男孩儿太帅了！可能在那时候，我心里就埋下了对于西方文化好奇的种子 。
不过，欧洲的节目都比较像。我们的节目变化就很多了，我们穿着苗族的民族服装，头饰一戴，叮叮当当，所有人都看我们。我们三个人唱无伴奏的侗族歌，声音非常自然，然后有个八岁的小女孩儿把古筝一弹，西方人喜欢得不得了。我们每表演完一个节目下去就要换装扮，头饰要换，衣服要换，我们的舞蹈变化也很大，有时候在肚子上画脸谱，还带个箩筐，特别幽默，很有民族文化气息，我们每个节目都很不一样。我们也看别人的演出嘛，但发现还是我们的节目最独特。
那时中国物质还很贫乏，我到了法国后看到超市，那时中国没超市嘛，我觉得超市怎么这么丰富啊，里面还有矿泉水，想不明白为什么水要放在瓶子里卖，我们买不起，特别贵。但我们没有自卑，没有像在上海那样被看不起，在法国我们很受欢迎。
在法国的那段时间，我们吃不惯人家的饭，晚上吃方便面，没开水，我们专门请华侨给我们准备了热水壶。可袋装的方便面怎么泡呢？那时候哪有碗装的方便面啊。我们就把一个矿泉水瓶子剪掉一半，把方便面放里面泡。然后十几个人排队泡面。尽管那段时间比较艰苦，但那时候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世界和自己的文化，我变得特别自信，那时就有了一个理想：我就是要唱有民族的根的中国歌。
在法国有空时我就写日记，我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我从小就爱思考，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唱民歌会有世界性。有首歌叫《有首歌儿就是我》，歌词是：“天上的星星多呀，多呀多呀多，有颗星星就是我，我的歌儿要飞北京，我的歌儿要飞向全世界。”这大概就是我的梦想。
在法国昂热演出时，我还遇到了可能是我第一个心仪的男孩儿。我和两三个孩子，住在一对法国夫妇家里。我管他们叫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名字我也记不住。之前那两个特别帅的波兰男孩儿，也住别人家。有一次法国爸爸妈妈说，今天约了那两个波兰男孩儿过来玩。我们三个女孩儿乐坏了，正是那两个我们觉得最帅的男孩儿！他们一个叫西蒙，另一个叫Wildek（音译），我在日记本上把他的名字写作“唯有待客”。
西蒙特别喜欢我们三个里面的一个侗族女孩儿，她是原生态的侗族人，皮肤较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劲儿。西蒙特别喜欢她，什么时候都追着她。有一次，我推开他们小屋的门，发现他们四个人在那哼着《婚礼进行曲》的前奏玩游戏。我很难受，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不被看上的，就坐在我的房间里伤心地写日记。我永远也没有忘记这段浓浓的爱意，那时候的记忆太深了！我甚至怀疑今天我爱上老锣，是不是和那段青春的记忆有关 。
我们跟波兰团的关系一直很好，走到哪里都是一起。常常是我们的巴士在前面，他们的巴士在后面。有一次演出完，一出门，发现他们的巴士不见了，他们走了。所有的女孩儿都哭了，大哭。我们的领队是当时少儿司的司长刘浩民，是个可爱的老头，他说：“哎呀，这就是你们蒙蒙眬眬的一瞬间啊。”
那时我正处十一二岁之间，正好是个坎儿，要告别儿童时代进入少年时代。那次回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波兰男孩儿，但在我心里那个波兰男孩儿永远都那么帅。他们特别有男人味，帅得有骨气，他们在舞台上一仰头，一点都不阴柔。
从法国回来后，我成熟了很多，告别了儿童时代，进入了少年时代。可贵阳太小了，我不满足，我想见新的东西。于是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离开贵阳。
16岁时，我考上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在附中开始正式学习民族唱法。在音乐学院一学就是七年。
当20世纪70年代成立音乐学院时，因为音乐学院需要有它的标准，所以有批老师去苏联学，把西方的唱法带入中国。怎么考？考进来是什么标准？考进来后怎么教？毕业、期末考试怎么考？当时所有的标准基本都是按西方的音乐学院搬进来的。原来中国民歌更“扁”、更明亮，因为是在室外唱的，明亮的音色才能传得远。后来老师开始教真假声混声的唱法。它实际上是以西方声乐的歌唱技巧为审美标准，加上一些中国的音色和韵味。是中西结合的声音。
我进入音乐学院附中以后，学习的就是这种唱法。也是在这里，我幸运地遇到我人生的第二个导师或者说偶像——邹文琴老师。邹老师是非常有修养的大家闺秀，说话轻柔，皮肤白净，个子很适中，永远特别得体。
我记得上老师的第一节课，是在1992年9月14日。站的姿势老师有要求，做哼鸣练习，她还特别强调“气”，说一个人没有气，就死了，唱歌的根本是用气，做人也要有骨气。
我从跟她上第一节课开始记笔记，从未中断。从声乐练习到做人的道理，再到自己的感受，几乎什么都会记录。比如有一段记录了老师的话：“把练声当作一种唱歌，有内容，有情感。”还有我自己平时的感受，其中有这么一段：“钱钱钱，一切都是为了钱，它像是一个帅小伙，让每个女孩儿投入怀抱，像一条美女蛇勾引每一位男士。我没有钱，也不漂亮，只有靠双手去争取，但决不乞讨。”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正面临我妈妈“下岗”，我还有个弟弟，家里比较拮据，当时为钱的事情陷入苦恼……现在翻出这些来，我还是会感动。
中学毕业后，我被保送上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还是跟邹文琴老师学习。她从来不收贿赂。很多学生为了考上，给她钱，她都放信封里，让我寄回去。她还不准我们“傍大款”，宁愿我们没名气，也要做个好人。
我从邹文琴老师身上，学到了傲骨。但有傲骨的人，就容易受到排挤，因为不随大流，没有时间搞关系、拉帮结派。我看到了老师被整的过程：参加比赛时，她的学生分数就会低，有时连比赛名额都没有份儿。
邹文琴老师有一次甚至对考生说：“别当我的学生了，否则你容易考不上。”我幸运地从16岁开始跟她学，一学就是七年。学到了她干净的声音，也学到了干净的心。当时只恨自己没有一双翅膀去保护她，她却总对我说要我保护好自己。我一直都记得老师的话，所以我和老锣的路这么顺，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保护好，不受干扰，不怕权威。
大学毕业，我考进了中央民族乐团——以第一名的身份。中央民族乐团是很好的乐团，可以和大乐团合作，而不用伴奏带，这个机会是在别的歌舞团没有的。我不得不说，大学毕业时我做了场非常棒的音乐会。那时候要求大学毕业参加毕业音乐会就行，每个人唱几首。但我自己搞了场独唱音乐会，而且不是在学校教室，是在北京剧院，全部都是我策划的，包括整个音乐会上唱什么歌，请什么主持人，穿什么服装，怎么安排观众的票……因为北京剧院要几千元租金，我也没这么多钱。但是很多老乡都来买票，这样就能抵租金。我上半场唱贵州民歌，下半场演《窦娥冤》的“托梦”，女儿托梦给爸爸那一段，唱得观众都流泪了，我也落泪。
2000年，我去参加CCTV的青歌赛，获得银奖，第二名。那是我第三次参加比赛了，第一、二次比赛，都被人整了下来。现在想想所有的困难其实是一种机会，如果第一次参加比赛就获奖，我可能觉得这个路很简单，就不会珍惜。前两次失败了，让我明白我要选择怎么样的路。我明白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不妥协，不按潜规则走，不靠拉关系，我要向老师学，我想做一个像她一样受人尊敬的人——被人尊敬比获得名利更重要 。
青歌赛获奖后，我在圈内开始有名了，很多地方都邀请我演出。不过每次去哪演出，我都只能唱一首歌，我不满足，特别不过瘾。何况还假唱，声都没发，穿礼服上去展示一下就没了，这更不过瘾。更何况，唱的歌还没内涵，都是晚会歌，特别肤浅。我觉得我就像个极没内涵的傻瓜在那唱歌。这些都没法满足当初我对歌唱的热爱。
我父母和其他人倒挺享受的，他们觉得这样非常好。刚毕业在团里就有独唱，那么大的乐团给你伴奏，出去演一场还能收入几千块钱，团里什么歌队副队长、文化部青年委员等政治上的好处也都能拿到，这是多好的事儿。
但我不快乐，感受不到唱歌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从小时候到大学，我都是唱自己喜欢的歌。现在反而越唱越简单，唱歌成了赚钱的工具。我开始变得每天都发呆，眼睛无神，脸色蜡黄。我迷失了。
我一直觉得做艺术不是迎合观众，但是要有观众听才行。我没想过自己要当先锋，我必须要做得超前，但也要有观众，不能做得特别怪和不悦耳。我帮很多音乐学院的作曲系学生唱过歌，可我不知道怎么唱他们的现代派，所有听的人也不知道他们表达的是什么。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只是在技术上模仿西方的现代派做法。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我当时为自己写下的方向：“方向是艺术作品与商业作品的兼容性，一个全面的歌唱演员不限于某一类。”其实我现在也是这么走的。所以今天《忐忑》的成功从一个方面是时代的偶然，从我的路来说却是顺势的，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当时就明白，我需要好的作品。我常去录音棚，问录音师：“在你这录过音的，有谁作曲好？”然后马上给人家打电话。找了各种不同的作曲家，听他们的歌曲，有时候让他们给我写。我努力地在找，但也需要缘分。有个记者曾问我：“你想过自己会找个作曲的老公吗？”这问题挺有意思。我没刻意找作曲的当老公，但潜意识形成了，我太看重音乐了。
那时候我处于一种到处在寻找的状态。有一点我明白了，我不要走以前那样的音乐道路。最后没办法，我就开始给自己写歌。有首歌叫《云里雾里》，词是这样的：“云里雾里，看不清自己，伸手无力，说不出道理；云里雾里，爬不出自己，力不从心，春风吹去；云里雾里，立不起自己，心无志气，昏睡过去；云里雾里，照不了自己，气还尚在，魂已散去。”
这首歌，描述了当时我每天的生活，云里雾里，昏昏沉沉，找不到方向。从青歌赛完了后两年内我一直这样，直到认识老锣，这种寻找的状态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