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津为黄河上游与中游分界线以下，百公里以内的一处古渡口。具体位置学界尚有争论，侧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喇嘛湾以南的榆树湾村附近。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汉桓帝出巡塞北，由此渡河北进。皇帝出行，随行带着一名商人。这个从洛阳随行而来的倒霉蛋跟着大队人马，可能是带的钱太多压身，走着走着就被落在后面迷了路。喇嘛渡口的津长开门将疲累至极的商人扶进了家。谁知道这个迷路的商人也不知道被夜里荒天远地的塞外寒风吓坏了，还是为没有鞍前马后伺候在皇帝身边而感到惶恐不安，急火攻心，津长第二天推门叫他起来赶路的时候，他已经直挺挺地死在了炕上。没有办法，津长只好将他就地掩埋。第二年，喇嘛湾古渡的津长又迎来了这个商人的儿子。他千里跋涉，一路打听，寻找父亲的下落。津长将他领到他父亲的坟前。当商人的儿子将父亲的尸骨起出来时发现，父亲贴身带的钱币银两居然完好无损地同父亲葬在一起。年轻商人大为感动，要将钱财全部赠送给这位高仁大义的津长，津长死活不接受这份厚礼。后来，商人之子将此事上奏皇帝，皇帝大为感动，赞其为“真君子”，于是将喇嘛湾渡口南侧的一处渡口命名为“君子津”。
从君子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津长之所以被皇帝赞叹为真君子，抛开其他因素不论，仅就这一事件本身而言，恐怕就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面对巨额钱财毫不动心，这不仅需要有极高的道德修养，还要具备尊重他人财物的观念。即：不属于我的东西，不能去随意占有。从某种角度讲，津长具备了某种现代物权或契约意识。当然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津长是讲诚信和有良心的人。
据称“君子”一词从西周时期便开始流行，但仅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儒、墨、道等学派的重新解释与阐述，“君子”的范围有所扩大，社会公认的贤者也被视为君子，譬如伯夷。但与儒家把“君子”绝对化（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同的是，庄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只是相对而言。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换，如“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
对“君子”的涵义，儒、墨、道等各学派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甚至对立，却都给予了足够关注。这也许并不奇怪。当时，群雄争霸。为吞并他国，除军事进攻外，各国还纷纷使出各种阴谋诡计以期克敌制胜。礼崩乐坏以及阴谋盛行于庙堂之时，其歪风想必会流布民间。古代思想家对“君子”的关注，除有矫正世风的意图外，还表明了其的稀缺性。
“君子”无疑是一种社会优质资源或曰“正能量”。造成其稀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窃以为，与其付出的社会成本较高不无关系。俗话说：“好人难做”“宁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做一个君子，意味着要放弃许多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属于利他型人格，凡事考虑他人和整个社会，唯独没有自己。世俗社会里的种种“好处”，自然也轮不到君子。
自从儒家思想在汉代被奉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后，“君子”的概念开始固化。君子俨然成为一种具有理想化人格的人。他不仅品德高尚，并且具备仁、义、礼、智、信等品德。在为人处事方面，奉行温良恭俭让和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谦谦君子、社会典范等等。然而诞生于“官本位”土壤里的传统君子文化，大约从一开始，便面临着诸多悖论。譬如，“君子”只讲义，固然卓然不群，却使俗众难以企及，同时为冒牌君子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环境；君子不争，对保持社会和谐具有一定意义，却使社会缺乏活力和创新能力；“君子”和封建统治者多为君臣关系，固然有时可以起到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虽然也许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却为自身发展带来严重束缚，同时阻碍了群体发展等。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堪称传统君子文化的另类范本。
事实上，许多年来，“君子”的身影已变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很少使用“君子”一词。有文章认为，传统“君子文化”可以对其进行时代性转化。既然传统“君子文化”呈现出僵化、程式化和偶像化之态，那么将其还原为有血有肉之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如，从唯讲义转化为义利兼顾，从“官本位”意识转化为公民意识，从道德诚信转化为制度诚信，从“君臣”关系转化为契约关系，等等。说到底，“君子”也是人，同样有物质需求。在“义”与“利”之间构建一种平衡关系，既使人容易接受，也符合人性。当然，对于“君子”本身，完全可以有更高的追求或目标。社会始终需要向上、向善的力量。从君子津这一古老的故事中，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力量。文/谢荣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