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 著 《杨绛传》（追思纪念版）
书名：《杨绛传》（追思纪念版）
作者：罗银胜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华夏盛轩策划出品）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杨绛（1911—2016），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她是丈夫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尽管自己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做钱锺书背后的“灶下婢 ”。她是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影响所及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她一生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可谓生命正能量；她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依然保持着平静、淡然、知足，成为无数人的精神楷模。
作者罗银胜在阅览了大量杨绛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后，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她的百年人生，主要包括她童年的成长、家庭的变迁、求学历程、文学创作，以及她同钱锺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尽显其博学、睿智、宽容、淡定、坚强的才女贤妻风范。 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她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的叙写，仍将给生者以前行的指引和力量。
作者简介：
罗银胜（1962年—），著名传记作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现任教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名人的传记写作。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顾准的后半生》5种、《杨绛传》《才情人生乔冠华》《乔冠华全传》《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百年风华:杨绛传 》《贾樟柯传》《钱行健传》。编有《百年顾准丛书》《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珍藏增订本）、《顾准再思录》《钱谷融：闲斋忆旧》《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记忆的修复》等。
【试读连载】
第一章 故里家世
杨绛，1911年7月17日（阴历辛亥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杨绛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所以排行老四。
杨绛的童年时期，面临古老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她出生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也积极投身于一系列革命运动。杨绛出生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反动专制统治，也永远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其时，旧的王朝终于风吹雨打而去，而民主与科学的大纛所揭橥的救国救民的道理和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社会性的思潮，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乃至发展。这就是杨绛出生前后的社会现实。
民国初年，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住在杭州。他因坚持司法独立，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乘机诬告杨荫杭，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帮忙说了好话。这样，杨荫杭才没吃大亏。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
杨荫杭夫妇带了杨绛等人到了北京。杨绛是在五岁时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在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告诉人们：“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俯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
那时候的杨绛欢快活泼，充满童趣，惹人喜爱。女高师的学生时常带着已放学的杨绛到大学部去玩耍，她们陪小杨绛荡秋千，荡得老高，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嘴里却不敢讲出来。
有一次，女高师的学生聚在一起举办恳亲会，演三天戏，一天试演彩排，一天请男宾，一天请女宾，请小杨绛去做戏里的花神，把她的牛角辫子盘在头顶上，插了满满的花，衣裳也贴满了金花，杨绛既开心又得意。又有一次，学校举行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小杨绛钻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小杨绛天真无邪，机灵可爱，博得了大家的喜
爱。
当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公务倥偬，忙不及履，连张勋复辟时，全家也没有逃离北京，只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躲避了数天。导致杨荫杭被迫离开北京的是扣押交通部总长许世英事件。据杨绛回忆：……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6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总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这样，还在上初小三年级的杨绛，便跟着父母一家人一起启程回南了。
第二章 大学时代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锺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她母亲唐须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初到清华，天生丽质的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过多久，女同学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
当时清华大学里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后成为吴晗夫人）同屋，两人结下很深的友谊。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震原来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之椿给袁震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震正要与吴之椿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袁震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吴之椿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把橙子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绛说，她要让吴之椿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
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曾作旧体诗《溪水四章寄恩钿塞外》，送给好友蒋恩钿和未婚夫钱锺书。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之椿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谈论钱锺书。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吴晗、袁震夫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钱锺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锺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了文章，是清华有名的才子。杨绛与他相识在1932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
杨绛去看望老同学孙令衔，她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孙令衔也要去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孙令衔带钱锺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锺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锺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令人赞叹不已。杨绛先生还记得，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锺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一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等。这年夏天，她和钱锺书在苏州订婚。
这期间，钱锺书创作了不少富有李商隐风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年秋杪杂诗》：
缠绵悱恻好文章，
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
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
髾瓣多情一往深；
别后经时无只字，
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
猎猎风声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
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
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雨泼寒宵似水，
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杨绛的一首七言律诗中，钱锺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熔铸入诗：“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清新如画，却不落理障。
钱锺书曾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婚姻，常被世人誉为珠联璧合。这一点，在钱锺书的诗作中即有印证。《玉泉山同绛》诗云：
欲息人天籁，
都沉车马音。
风铃呶忽语，
午塔闲无阴。
久坐槛生暖，
忘言意转深。
明朝即长路，
惜取此时心。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不免使人想起钱锺书的《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他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锺书父亲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锺元嫁给
许景渊，钱老夫子便拿出这封信来教育侄女。
原来在1933年初秋，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还没有将自己与杨绛的恋爱告诉父亲钱基博，只是与杨绛频繁地通过书信谈情说爱。不料有一天杨绛的来信恰巧给钱基博看到了，他看过信后，大加赞赏。他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锺书的意见，便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豚翁的作风。
杨绛同时也把已与钱锺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说过：“锺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杨荫杭对钱锺书的印象极佳，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同年，杨绛便与钱锺书举行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或许不知‘订婚’为何事。他们‘谈恋爱’或‘搞对象’到双方同心同意，就是‘肯定了’。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因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我茫然全不记得‘订’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订过婚，钱锺书移居上海，在私立光华大学任外文系讲师，兼任国文系教员。杨绛则仍回北京，到清华念完研究生。恰巧钱锺书的族人钱穆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
杨绛未来的公公钱基博在订婚礼席散后，把她介绍给钱穆先生，约定同车北去，相互间好有个照应。
第二章 大学时代
1935年，钱锺书在光华大学任教已满两年，完成了国内服务期。他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早在1930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换文协定，英方归还中方庚子赔款。翌年4月，设立专门管理这批款项的董事会。管理方法是，先以基金借充兴办铁路及其他生产建设事业，然后以借款所得利息兴办教育文化事业，主要以举办留英公费生考试、资助国内优秀人才到英国学习为主要内容。
这一留英考试先后举行过八次，钱锺书参加的是第三次，考试时间在1935年的4月。当时报名人数总共290人，应考人数有262人，结果被录取的只有24人。在这24位被录取者当中，钱锺书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而且总成绩最高，达到87.95分。
钱锺书把已被录取、准备赴英留学的消息，告诉了杨绛，并希望她能陪同一起出国。杨绛知道钱锺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假如自己与他一起出国，可以照顾他。其时，杨绛即将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当时该院各部毕业生都送出留学，唯独外语部例外，毕业也不得出国，欲出国必须自费。
因此，杨绛打算不等毕业，先与钱锺书结婚，再一同出国。那时，她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于是和老师商量后用论文代替，未取得文凭便提前一个月回家。
匆忙之中，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马上收拾好行李就动身。
这天，杨绛所乘的火车到达苏州已过午时，她领取行李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她十分思念父母，回家把行李搬在门口，如飞似地直奔父亲屋里，连声喊道：
“爸爸！妈妈！”
父亲像是在等候，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欣喜地说：
“可不是来了！”
原来，杨荫杭午睡刚合眼，忽然觉得杨绛已到家了。他爬起来听听却没有声息，他以为人在夫人房里呢，跑去一看，阒然空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在母亲房里去了，忙跑到那里，只见母亲一人在做活。杨荫杭问道：
“阿季呢？”
“哪来阿季？”母亲说。
“她不是回来了吗？”父亲说。
母亲回答：“这会子怎么会回来？”
父亲只好又回房午睡，但左睡右睡还是睡不着。
这不看见杨绛回来，父亲高兴地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
大概杨绛在火车上想念父母，与父亲的“第六感觉”相呼应了吧！
杨绛笑道，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
父亲还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真是父女俩心心相印。
与杨绛心心相印的，当然还有钱锺书这位大才子，秀外慧中的杨绛与才高八斗的钱锺书的结合，又相濡以沫六十多个春秋，确实令人感叹。为了赶在出国前结婚，钱、杨两人决定于1935年夏天举行婚礼。他们的婚礼是在无锡七尺场进行的。这天到场的有很多客人，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的校长唐文治也前来祝贺。清华的同学当中有陈梦家、赵萝蕤夫妇。
有一位女士，因不会打扮，“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这便是赋闲在家的杨绛三姑母杨荫榆。
新郎新娘身穿礼服，仪表俨然。杨绛后来曾说过：“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此情此景，禁使人联想到钱锺书《围城》中描写的曹元朗与苏文纨的婚礼。
杨绛与钱锺书结为伉俪，恰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交相辉映。正如胡河清所说的：“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锋刃。”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可视作钱杨两人爱情的真实写照。他们从大学相识相恋，到成为终身伴侣，再到共赴患难，一直到钱锺书只身先归道山，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旅途上，不管惊涛骇浪，不管命运如何摆布，他们始终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第三章 负笈英法
结婚不久，杨绛随丈夫钱锺书远赴英国。此番出国，钱锺书系公费，而杨绛则是自费。
出国之前，他们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边，杨绛忽然泪如雨下，不能自制——她“感觉到，父母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预兆，因为从此杨绛没能再见到慈祥的母亲，也没能再见到一生坎坷、毁誉参半的三姑母……
杨绛与钱锺书结伴，是搭乘远洋轮的二等舱去英国的，他们在海上整整漂流了一月有余。新婚燕尔，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悄悄话、知心话要向对方倾诉，日子过得不怎么寂寞。另外在他们的行箧当中，还有几本碑帖、一巨册约翰逊博士的字典，可供浏览，钱锺书终身喜欢阅读字典，也许是从这儿开始的吧。
同船的旅客当中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钱锺书也注意到这位南洋佳丽，他后来就在《围城》中抟捏出“鲍小姐”这个角色。
到了英国，杨绛夫妇下船在伦敦观光小住。因为牛津大学的秋季始业于十月前后，所以当时还未开学。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早已留学的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韩、钱锺纬。钱氏三兄弟和嫂嫂杨绛在异国他乡重逢，都喜不自制。钱锺书在诗中曾描述了见面的情形：
伦敦晤文武二弟
见我自乡至，
欣如汝返乡。
看频疑梦寐，
语杂问家常。
既及尊亲辈，
不遗婢仆行。
青春堪结伴，
归计未须忙。
杨绛夫妇俩在堂弟钱锺韩的带领下，参观了著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
他们不等学期开始就到牛津了。钱锺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正在接洽入学事宜。她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
这显然不合杨绛的心愿。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当作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初来乍到，杨绛的丈夫钱锺书就遭遇“不幸”。据杨绛忆述：“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锺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锺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这难免使她想起钱锺书曾常自叹“拙手笨脚”。原来她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她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她成立于二世纪下半叶，这里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我国知名学者吴宓曾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在此进修，他在《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赞叹牛津大学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的地方：
牛津极静美，
尘世一乐园，
山辉水明秀，
天青云霞轩。
万里集群校，
嶙峋玉笋繁，
悠悠植尖塔，
赫赫并堞垣。
桥屋成环洞，
深院掩重门，
石壁千年古，
剥落黑且深。
真有辟雍日，
如见泮池存，
半载匆匆往，
终身系梦魂。
此“终身系梦魂”之地，是钱锺书与杨绛选择牛津作为自己留学的第一站，是否受吴宓这位师长的影响呢？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创立于1314年的埃克塞特学院，在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其在牛津学院的创建史上位居第四。两年的留学生涯，使钱锺书和杨绛体验到了牛津大学谨严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院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锺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的义务。它还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
钱锺书和杨绛在这里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有力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素养与外语水平。不过杨绛还有另一层想法，她
认为，在当时“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
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杨绛回忆所及，她只见钱锺书有一次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别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对这件事，多年以后钱锺书在牛津时的同窗好友Doald Stuart还记得呢。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他们借住的老金家供一日四餐：早餐、午餐、下午茶和晚餐。他们夫妇住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每日由老金的妻女收拾。杨绛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她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杨绛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第六章 艰难时刻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锺书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35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
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钱锺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锺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锺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围城》——锺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
第七章 定居京华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钱锺书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50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我们
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也要死在本国。”“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5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锺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这样，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京城（除“文革”于“五七干校”之外）。杨绛、钱锺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双双又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
钱锺书主要是指导研究生。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清华的旧规定，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工资，工资很少。对此她就自称“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教授，她却只愿做“散工”。她自己认为，因为她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她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她也不参加，因为她还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杨绛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她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在他们夫妇的眼里，清华园变了，变得比以前更加热闹，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好在有不少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与他们在一起，如吴晗、金岳霖、浦江清、冯友兰、吴组缃、温德等人都在清华任教授，杨绛心忖，他们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砥砺，共创未来。
1949年10月1日，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大事，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杨绛也甚为高兴，与钱锺书一起展望祖国的美好未来。
这时，人们的思想在变，校园的建设也在变，从教育思想到课程设置都在变。变化是正常的，但也有令人费解的地方。钱氏夫妇对为什么现在开会特别多、学生们为什么对文学没有兴趣感到纳闷。原因很好理解：中央丝毫也没有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浦江清在他的《清华园日记》中就说：“清华各团体自解放后，盛行检讨之风，而检讨之习惯并未养
成，所以多意气和裂痕。冯公（友兰）说了一句旧话，说清华原有一句俗语：‘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人是狗。’校务会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希望不久新政府派校长来也！”
杨绛、钱锺书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应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对此，钱锺书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1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
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余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赵家璧君处乞为弟一促，谢谢。即上裳兄文几。徐、高二公均候。
弟钱锺书再拜
内人同叩。三十一日
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锺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
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1后来据钱锺书纠正说，当时客厅里椅子是没有的，其实那只不过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而杨绛则回忆，客厅里有白布垫子的沙发，他们养的“花花儿”猫就常睡在上面。这里虽然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小小的更正，但钱氏夫妇实事求是的细腻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杨绛、钱锺书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谓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青灯摊卷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
第十三章 抵抗不幸
杨绛的家庭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屡遭不幸。先是爱女先老人而去，钱锺书又一直在重病中。翌年，钱锺书也离开了杨绛。事属意料之中，但毕竟相濡以沫整整一辈子，杨绛的痛苦可想而知。
女儿钱瑗的病，是累出来的。钱瑗固然淡泊名利，但非常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学校人手不够，她作为博士生导师，除了研究生的课之外，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十分疲惫。但她的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钱瑗，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她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布鞋竟是两样颜色，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换上。乍看起来，这只是一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也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了。有人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人家好意地劝她赶紧“勒马”，她说：“我是骑在虎背上……”
据钱瑗的老同学章廷桦透露：“钱瑗的头衔确是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一个个头衔和职务就像套在身上的一条条绳索，勒得钱瑗动弹不得。再加上她是出名的‘死心眼’，办事认真得让人吃惊，也让人敬佩。拿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来说，钱瑗是校评审委员，外语学科评审组组长，事务繁忙，耗时费心，而且还有全国各地为提职称而寄来的一篇篇论文和一本本专著，请她评审。要评审，必须研读，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一次，外省某大学寄来一篇论文，钱瑗读后有似曾相识之感，再读则更觉得有抄袭之嫌，然此事干系重大，不可贸然下定论。于是根据回忆，翻遍书架，终于找到原书，再从头通读，列出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事后该校写来了感谢信，可他们并不知道钱瑗为此付出了多少精力。”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发生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钱瑗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她瞒着老母杨绛，悄悄地打电话到北师大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这一消息，对杨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的丈夫钱锺书已重病在身，在医院卧榻不起。这时女儿钱瑗又病倒了，她非常着急，分身照顾两个病人。但是，钱瑗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自己那副样子痛心。
钱瑗的病情发展很快，缠绵病榻无几，便告病危。1997年3月初，她提出想见母亲杨绛，大概已预感到最后的日子来临了。3月4日下午，钱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啊。但是，杨绛坚强地挺住了。她打起精神，全身心地照顾丈夫。
杨绛夫妇的挚友柯灵的夫人陈国容谈道，这几年来杨绛先生实在辛苦，女儿先走了，丈夫卧病在床，她每天都去医院，而外界围绕钱锺书的是非纷扰不断，她自己也是八十岁的老人了。陈国容说，她真的很坚强。1四年来，杨绛天天带着自己做的便于钱锺书食用的饭食到医院探望。他俩在一起时，有时用无锡话交流，有时讲英文。杨绛真诚地祈祷钱锺书能够战胜病魔。
1998年11月20日，钱锺书在北京医院度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
第二天，北京的天空瑞雪纷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在副院长王忍之的陪同下，冒雪来到北京医院，祝贺钱锺书八十八岁华诞。当李铁映来到病房门口时，杨绛热情地表示感谢。李铁映和王忍之举起两只花篮送给杨绛。花篮上分别写着：“祝钱锺书先生八十八华诞。李铁映贺。”“祝钱老八十八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敬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