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大学发布的120周年校庆第一号公告火了，火的原因是这篇701字的文章通篇以文言文呈现。不少人称赞文笔了得，浙大副校长罗卫东更是在微信朋友圈评论道，此篇公告“体现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雄厚历史底蕴，集中展示了中文系古典文学学科的风采，让人耳目一新”。据悉，这篇公告由浙大人文学院中文系包括系主任在内的四位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授合力创作，历时数月，几易其稿，每个字眼都细细推敲，“不知道改了多少遍”。
但遗憾的是，这篇集中了浙大古典文学学科力量拿出来的骈体文言文，却被内行人看出了多处硬伤破绽：有不文的问题，有出韵的问题，有偏枯的问题，有赘词的问题……(参见“牛马”的微信公众号)看来，这篇被浙大寄予“改变人们对浙大有知识无文化的偏见”的厚望的“雄文”，不仅不能实现其美好的愿望，反倒有可能成为坐实“偏见”的又一力证。
其实，这篇文章暴露的问题绝不仅有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是其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学主流知之不深、把握不准。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体主要有散文和骈文两类。骈文起源于汉末，形成并盛行于南北朝。因其过于讲求对偶声律，堆砌词藻典故，意少词多，形式生硬，自中唐时代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后就开始衰微，等到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继起，“唐宋八大家”名世后，骈文就迅速衰落，沦为中国传统文章的支流，甚至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界鄙视讥笑的文体，重要的正式文章一般都不再采用这种文体。浙大这篇文告的起草者选择以骈文形式起草这样一篇意在“让大家了解浙大浓厚的人文学科底蕴”的重要文章，恰恰说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要领悟有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和支流把握不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和糟粕不能精切区分———质言之，起草者过于艳羡骈文，本身就足以证明其传统素养不足，于中国古典文学主流崇尚的“文质彬彬”(儒家的美学主张)和返璞归真、大巧若拙的“大美”(道家的美学主张)会心尚浅；或者至少是炫奇之心过甚，以致芜叶障目，不见繁英。
在当前传统复兴、“国学”虚热背景下，这次也让不少国人甚至一些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露了馅。这些人对传统过于迷恋，其实却又知之不多，既无意也无力辨析五颜六色的传统中哪些是“恶之花”、哪些是“善之果”，一知半解、囫囵吞枣，以泥尘瓦砾为琬琰珠玉，认《葵花宝典》作《九阳真经》。
必须强调，我这么讲，并不是认为我们的传统一无是处、没有价值。我只是主张，对传统，首先必须有切实可靠的认识，然后必须有准确客观的把握，最后才能有科学合理的扬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突破“我们的就是好的”的感情桎梏，打破“批评和反对传统就是文化殖民”的意识形态偏见，既能“入乎其内”，同情地理解传统，了解传统的多种面相；又能“出乎其外”，客观地看待传统，把握传统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作用；更能“允执厥中”，该继承的继承，该转化的转化，该否弃的否弃。而当前最关键、最糟糕的问题恰在于此：一方面，我们面临着传统复兴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传统似乎又有重蹈覆辙的危险———这种覆辙就是依附于权力以求独尊、借助于迷信以称价值、拒斥于批评以致僵化。
至于文体的盛衰与变迁，亦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先生的这个不易之论，相信浙大这篇文告的起草者必定知之甚稔。选择骈文这种早已式微的文体意图新人耳目、显示作者的浑厚文化底蕴，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认为文言文甚至这种在文言文中也属于非主流的骈文还有大的生命力，就未免过于天真了；如果以为凭一两篇古典美文就可以“挑战快餐文化”，就更加可爱可笑了；如果冀望借此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吹传统的价值，那甚至就可以说是有点不负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