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匆匆百年过去，胡适和鲁迅早已殂谢，但其流风余韵犹系纸墨之间，每每追念，感慨系之。关于他们的种种纷争，也意味深长。
1917年伊始，陈独秀将胡适从美国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编发在他主办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作为策应，陈独秀也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二人共同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翻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
陈独秀对胡适向旧文化“发难的口号”（郑振铎语）《文学改良刍议》，评价甚高，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声”。陈独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举义旗之急先锋则吾友胡适。”（《文学革命论》）
对此，胡适则很自谦，也很客观地说，自己“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并说如果没有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坚决态度，“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五十年来中国文学》）。
胡陈二位，虚怀若谷，毫无虚伪的客套，皆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胸襟已超出一介书生的高尚，而具有“人与文化”的历史内容。
鲁迅虽不是首举义旗者，却是遵“文化革命”、“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文学的乘势英雄。正是有了鲁迅白话文的文学实践，我们民族文学的面貌、气象、精神、灵魂，才从此焕然一新。
鲁迅对胡适和陈独秀是充满敬意的。他声称白话文以前的中国，因文言而僵死，中国人处于既聋且哑的文化状态下，是“无声的中国”，而有了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才使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他在《二十四孝图》中说，“只要对于白话文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表明了倾尽全力与胡适等捍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三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它造就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批文化巨人。这些巨人的文化人格丰富复杂，文化性格多姿多彩。研究并挖掘这些文化巨人们的精神遗产，关乎国民人格建设，关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弘扬，也关乎“立人”之本。
从胡适、陈独秀、鲁迅三人对文学革命的态度来看，尽管有个性、见识、气度的差异，但对新文化运动是齐心协力、精诚团结、坚决彻底的。是向旧文化攻击的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可是，时至今日，仍有些人（包括一些学者），未读懂或虽懂胡适与鲁迅者，却囿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思想资源、文化价值上，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简约化割裂，每每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抉择。特别是对胡适、鲁迅二人，进行平行比较，有着各种说法：什么胡适是渐行的自由主义者，鲁迅是激进的革命作家；胡适侧重制度建设，鲁迅重在国民批判；胡适作自由之梦，鲁迅发绝望之叹。甚或有人比喻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胡适养花，鲁迅种刺……不一而足。更有人简单地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称为“胡文化”与“鲁文化”云云，皆有“类非而是，类是而非”之嫌。这其间的个人好恶，让“是非乱其真”了。
前几天读了一篇关于评论胡适、鲁迅的文章，其中就有以骂与不骂来界定两位文化巨人的宏论。如引用鲁迅“我的杂感常不免骂人”（《意表之外》），对比胡适“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无益于事”（胡适致钱玄同信）。在“骂”与“不骂”上做文章，强说硬说，世事岂能洞明！
中国人常常喜欢对历史人物做二元对立的选择，忽略了文化人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化性格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胡适、鲁迅的文化人格中，都有儒家之大义和兼济天下之襟怀，都有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追求，但胡适对公平、公正、平等诸多理念的追求的那种达观、宽容、平静、深邃的风格，与鲁迅为真理不惜赴汤蹈火，自我牺牲并敢于自我剖析，直面人生痛苦，意气难平的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与抗争的精神，相互映衬，两人的精神魅力和人格魅力反而更加清晰。二人相辅而行又相辅相成，共同开创了新文化运动的生动局面，并构筑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
但胡适与鲁迅的新与旧、中与西、精神与物质、保守与激进、革命与反动，这些贯穿于中国现代化之命题，将继续困扰我们。呜呼，胡适、鲁迅其价值意义殊非言语能简单道断，其生命底蕴真谛亦非常人所可尽道，这是文化的悲剧，还是我们的悲剧……
（一）
胡适与鲁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发起时，走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过战友的情谊。
鲁迅应该感谢胡适，正是胡适与陈独秀共同开创了白话文运动，才成就了鲁迅成为乘时势的英雄。
早在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就翻译出版了一本《域外小说集》。胡适读后称赞其为“古文学末期”的“最高的作品”。但命运弄人，《域外小说集》十年之内竟仅卖出二十本，平均一年销两本。究其因，此小说集采用的是文言文译文，而且是硬译。与同时期林纾用一手漂亮桐城古文翻译的《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的畅销，形成鲜明的对照。
鲁迅在1932年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承认，他写白话小说，是为了响应“文学革命”的潮流，其步调是与“前驱者”胡适、陈独秀一致的。鲁迅称自己是遵“白话文运动前驱者”的命令而创作的。他高度评价说，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使“无声的中国”，成为“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临死境”的文化“复活”过来。
乘白话文运动时势，鲁迅创作的《呐喊》《彷徨》等，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正是白话文使周树人成了鲁迅。
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前后，鲁迅在北京南城的山会邑馆的补树书屋，苦苦地寻觅。常以抄古碑、辑金石消磨长夜。他是在同乡蔡元培的举荐下，一同来到北京，做了教育部的佥事。教育部派系林立，等级森严。鲁迅消沉，迷上佛经，玩起古董。但这位穿长衫，鼻下留着浓黑口髭的先生，那双清澄深邃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威严的浩然之气。
其实，消沉是对时局的一种无声反抗，并非沉沦。他说最高的轻蔑就是无言，他钻进故纸堆，几乎耗尽精力校勘《嵇康集》，还辑校了《志林》等五部书和谢承的《后汉书》，并四处搜集资料，打算开始《会稽禹庙窆石考》的写作。
面对体质和精神都已僵化的国民，他何尝不想站出来发点议论！
机会来自《新青年》和胡适、陈独秀共同鼓吹的新文化、新思潮。
1918年岁首，《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陆续加入的撰稿同人有已与胡适相识的周树人、周作人、张慰慈、刘半农等。在1月4日，周树人《致许寿裳》信中，就有“《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由此可见周树人已对《新青年》予以关注了。但真正支持《新青年》的举动，是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并于1918年5月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署名是鲁迅。
《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鲁迅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对“人吃人”的封建社会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刊出后，在北京大学争相传阅。鲁迅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熟知。胡适给予《狂人日记》的评价甚高。
鲁迅支持胡适、陈独秀办《新青年》，不仅给它撰稿，时不时提些建议，与胡适的关系处理得也很融洽。1918年11月4日，鲁迅在《渡河与引路》（刊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署名唐俟）一文中提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酌减”。对“见鬼、求仙、打脸之类，明明白白全是毫无常识的事情，《新青年》却还和他们反复辩论，对他们说‘二五得一十’的道理，这功夫岂不可惜，这事业岂不可怜”。胡适欣然接受并改进。
1920年《新青年》在上海，由陈独秀几乎办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时，胡适劝告陈独秀，办《新青年》应仍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不要搞得政治色彩太浓。对此，胡适提出三条办法：一、办一个哲学文学期刊；二、《新青年》从九卷起移回北京编辑，宣言不再谈政治；三、《新青年》停办。就在陈独秀和胡适发生分歧时，鲁迅站在了胡适一边，1921年1月3日，鲁迅致胡适的信中，他和周作人主张按胡适提议的第二条办，并建议“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就好了”。同时，李大钊也表示“我对于收归北京编辑之议，也不反对”。
在这之前，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争时，毛泽东、鲁迅都未予参与。鲁迅的态度，似可从鲁迅致胡适的这封信中，见支持胡适的端倪。
到了1924年，时局已发生变化，但我们从鲁迅与胡适的通信中，窥见二人的关系还很不错。鲁迅读到胡适作《水浒续集两种序》时，赞曰：“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解。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计了。”胡、鲁间的学术交流，映衬出彼此的文胆和见识。
鲁迅在1924年2月9日，致信胡适：有人有一部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板很清楚，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胡适购下，并向鲁迅致谢。但过了几日，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有位朋友告诉胡适：“此书是齐某人在黑市上用两元钱买的，你受冤了！”但胡适却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它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胡适《致王重民》）。
从鲁迅5月2日致胡适的信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鲁迅和胡适走动得还很近。胡适为研究《西游记》，曾向鲁迅借《西游补》，鲁迅能将珍藏的书借给胡适，足见关系不一般。鲁迅还托胡适，请他将友人李秉中的小说书稿《边雪鸿泥记》卖给商务印书馆，也见彼此的信任。
鲁迅5月27日致胡适的信中，表达听了胡适1924年5月8日在协和礼堂的“大论”（致辞）的钦佩之情。胡适在协和礼堂为访华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庆祝六十岁生日的大会上，即席发表热情并深刻的讲话。鲁迅还介绍一位“久慕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的友人拜见胡适。
6月6日，鲁迅再致信胡适，内容是关于胡适赠书。“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鲁迅日记》1924年6月2日）。信中还说，“昨日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寓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鲁迅还说，友人出书，非他作序不可。“我没做过序，做起来一定很坏，有《水浒》《红楼》等新序（胡适、陈独秀等人之序）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鲁迅的谦逊，溢于纸上。
这一段时间，是鲁迅与胡适友谊的黄金时期，他们二人性情的真挚、文人磅礴的个性精神，文学表达的形态与价值，培植起高涨于时代的生气，使他们间的友谊，弥漫着一种人文精神。可惜，这一点，被一些人有意地掩盖，甚至歪曲了。硬把鲁迅和胡适政治化成神仙和妖魔，离真人太远了。
（二）
1925年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分别致信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他们三人正硝烟弥漫地进行笔战，当时，在旅馆里，胡适读鲁迅的《热风》中的《四十一》。此文最早发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署名唐俟。胡适曾读过，此刻再读，足见胡适的喜爱。特别是对其中“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胡适说“使我很感动”。且说：“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时半农同我说的话。今天再忍不住了，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三位朋友。”胡适进行调停，呼吁消除误解。
这“三位朋友”即鲁迅、周作人和陈源，曾有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论争的是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只因三方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结果原本的朋友间“变成了对骂的笔战”。更让知识较浅的人，对他们在论争中用的什么“典”，为什么笔战，弄不明白。
信中胡适对这三位朋友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最后，胡适引用了鲁迅《热风》里的一段话“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人们的大侮蔑”，来劝诫双方。胡适说：“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对三位朋友说：“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这封信，表现了胡适渴望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又喜欢调和，愿意在实践的层面提出建议的个性。
1929年8月末，周作人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有交浅言深之语，来信情谊殷厚。胡适很感动，即《致周作人》信。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离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甚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信中对鲁迅仍怀敬意。相较而言，鲁迅对胡适便有些轻慢。在文字间已有批评嫌恶之意。
胡适对鲁迅的讥讽抨击，从不使只字辩解；相反，对攻讦鲁迅的人，却愤然阻止，并为鲁迅辩诬。
1936年12月14日，胡适致信苏雪林，批评她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并劝她放开胸怀。信中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适还对“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诬蔑，深恶痛绝，不仅对放出此言的小人张凤举予以痛斥，还据理证实“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胡适还倡议“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篇短文”。
这封《致苏雪林》信，写于鲁迅病逝之后不久。不妨说这是胡适对曾经的战友的深深缅怀。从这封信中，可照见胡适的人格、灵魂。
在新文化运动勃起和发展过程中，胡适与鲁迅“名满天下，谤以随之”；反过来也一样，谤满天下，名亦随之。他们都遭到过新旧两个时代人的误解和曲解。但他们仍在文学之路上探索前进，同样表现出伟大作家学者在艺术上搴纛前驱的精神。
本文摘自 汪兆骞 著 《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现代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