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戏班子到邻村演出，称之为出台。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当了民办教师。由于对音乐表演很感兴趣，和同事高所堂一起参加了村里的戏班子，曾多次出台，到十里八乡演出。
村里的戏班子是业余的，只有四十多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班主、导演、乐队、生、旦、净、末、丑，跑龙套的、大衣箱……样样不差。并且冠以大名：井尔大队文艺宣传队，是生产大队的直属单位。
大家白天劳动，晚上排练节目。虽然报酬微薄，但是我们刻苦练功，专心排练，推出的一出出戏让观众看得水饭不思。主要剧目有《红灯记》《沙家浜》《卖女》《白毛女》，加上二人台小戏，唱三天不需要重复。
每到逢年过节或大队召开群众大会，都要搭台演出。那会儿人们家里没有电视，村里也没有文娱活动。最多一年来几次耍把戏卖艺的，都是单枪匹马，远不如我们演的戏有内容。所以消息一传出去，十里八村的人都从四面八方涌来。平静的街巷人流如潮，乡亲们摩肩接踵来到村里的戏台下，抢占适中的位置。整个戏场人声鼎沸，连走村串巷的货郎担也来凑热闹，拨浪鼓摇得震天响，“红枣核桃果丹皮，针线布头老虎帽……”满场的喊。
一通锣鼓响过后，整个戏场安静下来。幕布拉开，紧张的演出开始了。登台的演员使出浑身解数倾心表演，他们扮相入戏，唱白有板有眼。还费尽心思，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记得演《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时，要求扮演李奶奶的高金宝在说家史到了高潮时要声泪俱下。这说白由人，下些功夫还行，可眼泪怎么也流不出来。导演过来说情景：“上台时想想，假如你娘正咽气，泪还不夺眶而出？”高金宝说：“我妈还活得好好的，怎么能想她死呢！”导演也没了办法。最后高金宝竟把凡士林涂到眼里，用手揉了几下。这个办法还真管用，上台后泪流涟连，加之悲痛激昂的诉说，让台下观众潸然泪下，报之热烈的掌声。下台后，高金宝两眼酸涩，三天没能睁开。正因为演职人员个个用心，戏班子在十里八乡有了名声，接二连三收到邀请，我们隔三差五出台演出。
记得那年三月初，戏班子接到离我们村十五六里丰镇县九泉村的邀请，要演出三个晚上，可把大伙儿乐坏了。那会儿，出台演出没有补助，最好的待遇就是吃顿配饭。我们不在乎有没有报酬，也耐得住来回徒步三四十里的劳累，只要能站到外村的戏台上，风风光光表演一番就觉得值了。因为年轻人爱热闹，大都心里还打着个小算盘：或许亮相后让这个村的姑娘们看上眼，搞个对象可就赚大了。的确是这样，后来，我们戏班的小伙子大都由于出台演出，找到了如意的媳妇。当时，生产队正忙着备耕，大伙儿白天和社员一起在饲养院打滤粪，下午收工后，各自回家做好准备，到大队部集合，我和高锁堂放学后直接到了集合点。人汇齐后，分作两队，奔向九泉村。步行的二十多人，各带了自己的演出用具，由大衣箱杨七孩带队，走小路。杨七孩用船桨（演小戏《渡口》的道具）挑着两个戏装包裹走在前面，取捷径走荒地爬梁过沟直插九泉村。我们有自行车的十多个人，组成快速小分队，每人驮一个包裹走大路。骑车的大都是年轻人，大家排成两行，威风凛凛地蹬着车子，伴着耳边“嗖嗖”的风声骑出了村。那阵势别说大人，小孩子看了还嫉妒的抓耳挠腮。大家骑着车子飞跑，还互相比赛，那个爽劲啊，估计比现在飚车还高。可还没爽二十分钟，就出事了。我们骑的自行车大都是花三五十块钱从大同旧货市场买来的，土路上跌坑栽窝，没走三里路就坏了五辆车子。这个轮胎瘪了，那个脚蹬飞了，还有两人骑车张狂，撞在一起，人摔倒碰得头破血流，车把也扭了麻花。大家一时没了办法，班主生气地说：“这算哪号骑车人，你们抬着车子去九泉村吧！”高锁堂勤快手巧，随车带了全套修理工具。他忙跳下车，二话没说，拿上工具当起了修理工，忙得大汗淋漓，打足气、拧正把，没半个时辰全队又上了路。
我和高锁堂并排走着，今晚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俩的双人快板《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们边蹬车子边对台词，说着说着，我的猴劲上来了，猛蹬几脚，超过高锁堂，走在全队前面。当我正双脚猛蹬，车子高速行驶时，觉得脖子被什么挂住了，大脑还没做出反应，“咚”的一声，身体重重摔在地上。后边骑车的人背着大鼓，随着惯性压到我身上，鼓从他背上直接砸到我的头上。车子飞出三丈多远。不知是心理因素还是大鼓砸头的原因，只觉得眼冒金花，满脑“嗡嗡”声，我闭上眼，心想，这一下完了。可等心静下来，摇摇头，伸伸手，觉得没有疼痛感，一轱辘就爬起来。看看周围，和我一样摔倒的还有三个人，他们都从地上爬起来，正拍打身上的土呢。这时其他人早已停下车，从地上捡起胡琴锣镲包袱，帮爬起的人揉胳膊捶背。高锁堂更忙，他扶起这辆车子拧拧，提住那辆车子打打，把四辆自行车收拾好。大家摔得并不重，只是划烂衣服擦破肉皮。我拍打干净身上的土，小跑几步低头捡起飞出的帽子。一抬头，觉得脖子下面隐隐作痛，用手摸去，湿湿的，一看满手鲜血。再往地上细看，一根电话线横在路当中。原来，我光顾骑车不看路，村里通往公社的电话线落地，我被电话线挂住了脖子，摔倒了。其他几个人同样被这根电话线挂住车把、缠了胳膊倒地。幸亏是脚踏自行车，要是摩托车，头和身子早分家了，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掏出手绢擦了擦血，喊起了背大鼓的人，又骑上车随大队而去。
快速小分队接连受挫，再没有出村时的那种感觉。大家专注地骑着自行车静悄悄地走着。这时，高锁堂车后驮着的张七斤打破了沉默。他自言自语说：“我娶媳妇就要娶李铁梅，大辫子，小红袄，看一眼就高兴。”那时张七斤三十多岁，在戏班里跑龙套。他虽然不眉秃眼瞎，可傻乎乎的，心里想啥嘴里就冒出来。他大概只在人们家墙上贴的年画《红灯记》见过李铁梅，就把要娶的话说出来。旁边用力蹬车的导演高德和接过话茬说：“你能娶上李铁梅，我这辆自行车送给你。”张七斤显得极不高兴，大声说：“我娶了李铁梅还要买电毛驴呢！”高锁堂听到后笑出声，忙问：“你买了电毛驴让我骑不？”这可难坏了张七斤，他认真考虑了一会儿说：“你最多能摸一摸，高德和看也不让他看。”此话一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路的不快一扫而光，大家放松心情，说笑着，向前驶去，不经意间九泉村出现在眼前。
在村头，我们停下车，重新整理一番，有的人还掏出手绢把褪了皮的车梁擦了又擦。大家振作精神，排成两行，从九泉当村驶过。村里人在路两边一字排开，拍手欢迎。我们像凯旋的战士，抬头挺胸，两眼直视，双脚蹬稳车子，向戏台方向骑去。可转过头向两边瞅瞅，发现步行走的那队人也在人群里，杨七孩正手捋胡子眯着眼睛笑呢！大伙儿见状，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猪水泡，什么快速小分队，两个轮子竟没跑过一双脚呀！大家再也没有了自得的感觉，低着头双手把稳车子，向前骑去。
文/宋福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