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1日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的日子，为了把庆祝活动举办得隆重热烈又圆满，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两级政府（当时叫“革命委员会”）从1976年就开始积极做筹备工作了，决定1977年8月1日在新华广场召开庆祝大会。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举，更需要群策群力整顿市容，美化环境，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美化绿化赛马场。
1976年冬天，新城区教育局把上级分配的移植松树的任务下分到所属小学校，校领导又把任务分配给高年级的师生。那时候，全市的小学毕业生都在原校上初一，号称“戴帽小学”。那时候，我在新城区东门外小学任教，是一个戴帽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一天上午，我和其他4位戴帽班的女班主任，按照校领导的分配，各自带领学生，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东南角的苗圃，把高3米左右茶杯粗的松树苗刨出来，再运到赛马场栽好。每个班负责移植一棵。我是其中唯一的壮汉，用学校唯一的排子车推着铁锹、镐头、大铁锤和钢钎，与5个班的师生冒着严寒步行来到苗圃。一看才知道，每个班50多个学生虽说只移植一棵松树，然而绝不像事先想得那么简单。学生发牢骚：“为什么夏天不来，偏偏冬天来栽树？”我回答：“听说松树就得冬天栽才能成活。”我又建议说：“眼下地皮冻成了铁板一块，我们必需选择好刨的松树动手，不然要想刨出一棵松树是相当困难的。”有一个班的男生热情很高，选好了一棵高大茁壮的松树，抡起镐头刨了起来。他们的班主任也不讲究“战略战术”，任凭学生盲目动手。我提醒说：“你们要想刨出这棵松树，必须把树周围的冻土刨成将近1米的深坑，然后还得把树根底下的土掏空才行，这么大的任务别说一上午，恐怕两天你们也完不成，趁早到别处刨去吧。”学生们把我的话当成是给他们泼冷水，固执己见的继续蛮干。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只在松树周围刨出了一圈只有两寸深的小沟，终于望洋兴叹地放弃另选别树了。
我和学生选择的松树，是紧靠别的单位刨出松树的树坑边缘上的，这就省去了很多力气。然而刨起来也很艰难，一镐头下去，只刨出个鸡蛋大的坑，即使抡起大铁锤使劲往冻土里砸钢钎，收效也甚微。抡大锤我是理所当然的主力，但也不能连轴转，几次下来两手发麻，累得满口吐白气。好在有20多个男生轮番接替着干，大个子的女生偶尔也抡几下铁锤，人轮流着歇息，铁锤等工具连续作战，将近两个小时，我班终于把一棵根部带着洗衣盆那么大冻土块的松树刨出来了。直到这时我才觉得被汗水浸透了的衬衣变得冰凉了，感觉阵阵发冷。
其他4个班的师生虽然也像我班那样刨树坑边缘的松树，但是女老师毕竟不能像我那样发挥较大的作用，因而进度较慢。看着他们还没刨出松树，都很着急。我看到不远处有很多解放军也在刨松树，他们年轻力壮，工具也齐全，还有汽车，我便敦促女老师请他们帮忙。解放军真是爱民的军队，负责同志马上派来了10个战士帮忙，不到20分钟就把4棵同样带着大冻土块的松树刨出来了。当解放军的那位负责同志听说我们准备用排子车往赛马场运松树时，非常同情地说：“都是些小孩子，这天寒地冻的推着5棵树，走那么远的路太困难了，我们用汽车给你们拉去吧。”听到这句话，我们感动得真要热泪盈眶了。
解放军帮着我们把松树搬上大卡车，我让4位女老师和挑选好的10个大个子男生带上铁锹跟车走，让剩余的学生各自回家。我又推上排子车，拉着铁锤等不再用的工具回到学校，放下排子车进家喝了几口水（我家就住在学校里），连午饭也没顾上吃，立马骑着自行车直奔赛马场。到了目的地，看到女老师和男学生们坐在从汽车上卸下的松树旁边等着我，解放军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一问方知，此处距离划分给我们的栽树地还有100多米，每棵松树都带着200多斤的冻土块根本搬不动，还得想办法。
这时我想到，赛马场距离我曾经工作过的海拉尔路小学不算太远，我骑车带上一位女老师，来到海拉尔路小学借了一辆排子车，让女老师抓住排子车的一条车辕，再坐到我车子的后架上，我连人带车带到赛马场。然后把松树一棵一棵的运到指定的已经挖好的树坑，栽好又培上了土，浇水由园林处负责。经过验收完全合格，至此，我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虽说是40年前的事了，但那次移植松树的情景还记得真真切切，尤其是帮我们用汽车拉松树的解放军同志，我更是忘不了，只可惜他们早已转业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文/张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