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喜良
童年时，我在乡间上小学。放学后，村里孩子写完作业，除了帮家里做营生，就是玩。男孩子淘气，爬墙上树，逮麻雀，掏鸟蛋，惊扰得麻雀也不得安宁。
我不喜欢“野”，有时与村里孩子一起玩，有时在家里读课文。父亲是村里少有的识字人，父亲的识字是只会认不会写。大哥在城里上中学，给父亲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村里的人称这一类的书为“古书”。与我的课本不一样，书里的字是竖排的。父亲忙完一天的农活，闲时就倚着炕角的被窝垛看书，有时母亲喊他吃饭都听不见。什么书如此吸引人？我很好奇，趁书不在父亲手上拿起来翻，书里有不少生字，但顺着前后的意思也能看下去，看得明白。怪不得母亲喊他吃饭他听不见，书中的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每一章结束时都留有一个悬念，揪着我的心，让我看了几页就不想放下书，急切地想知道后面发生的故事。我觉得“古书”看点多，比逮麻雀、掏鸟蛋有趣，从此，看“古书”成了我的一个兴趣，窝在家里看书也成了我的常态。父亲看书速度慢，有时会轻轻念出声，是那种以前读私塾的声调，遇到不认识的字，就以“甚”来代替。一本书慢慢地看，看得书页卷了角。我看书速度快，一本书一个月就看完了。好在这些书是上下册，我和父亲各看一册，互不相扰。大哥每年也会买回新的书，我们闲时常有书看。
大人们称课本以外的书为“闲书”，觉得与学习无关，并不鼓励小孩子看课外书，甚至认为看课外书是不想做营生的偷懒行为，母亲常说我懒，是“锥扎不动”。我看“闲书”有偷懒的因素，但主要还是被书吸引，所以经常忘记母亲吩咐的营生，惹得母亲数落，甚至挨打。即便如此，也未改因为看“闲书”而“锥扎不动”的毛病。
我们村离陕坝镇有20里，镇上有家新华书店，书店临街，比我们上课的教室还大，平时总是空落落的，只有每年腊月卖年画的一段时间，空间突然变小，挤不下四乡八村来买年画的人。这里是我经常惦着想来的地方，村后有条乡村公路直通陕坝镇，星期天没事，我便顺着公路跑到书店来看书。我脚上穿的是母亲用麻线做得实纳帮子鞋，卡得脚后跟冒血，我一手提溜一只鞋，光着脚，用不了半晌就到了书店。我不是来买书，因为兜里没钱，只是想看看那些陈列在书架上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系列小人书，觉得看看封面也是一种满足。彩色的封面是书的一扇窗户，诱惑着小孩子想往里看。我经不住诱惑，站在柜台前，假装要买书，怯怯地让书店的人取下最想看的那一本。书店的人给我取了书，我担心手上有尘土，弄脏了人家的书，赶紧在衣襟上擦一擦，然后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快要看完了再还给人家。我不好意思全部看完，来一次也只看一本，生怕人家看出我是来蹭书看的。看完后匆匆离开书店，提溜着鞋，顺着来时的路，光着脚回家。
1959年，是我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乡间成立了人民公社，到处涌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人们兴奋地描绘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与此同时，乡间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产生了很多新民歌，并且广泛流传。一天，大哥带回一本《红旗歌谣》，这本书由郭沫若、周扬主编，是一本从当时各地的新民歌中选出的新民歌集。不少新民歌只有短短四句，念着顺口，看了明白，念几遍就记住了。有的歌唱“社员”创造的奇迹：“长坂桥头张飞吼，大吼三声水倒流。社员更比张飞猛，命令江水上山头。”有的歌唱“社员”丰收的浪漫：“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新民歌质朴，生动、活泼，与乡间的生产生活相关，歌唱的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社员，给我一种亲近感、新鲜感和自豪感，我很喜欢这本书，背会了书中的多首民歌。从此，我读书的范围开阔了，从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到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并喜欢上了诗歌。多年以后，学界有人批评这个时期的新民歌。社会在曲折中前进，历史很难完美。新民歌的功过由学者去讨论，我的感受是，新民歌让我童年的读书生活丰富多彩，给我带来了快乐。
小学五年级时，学校的语文老师讲课喜欢用成语，一堂课黑板上写满了成语，也鼓励学生适当阅读课外读物。当时，长篇小说《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正在社会上流行，我从班里的同学处借来看，为了在约定的时间归还，我延续以前的习惯，窝在家里看小说。冬天昼短夜长，天早早的黑了。有时晚上家里人睡了，我想看小说，又不能开灯影响家里人睡觉，就坐在生火取暖的火炉旁，借着炉膛里的火光看书。书看多了，写作文有了词汇，有的作文还成为老师作文课点评的范文。
我的童年经历了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饱尝了勒紧裤带过日子的滋味。裤带可以勒紧肚子，却勒不住饥饿。肚子闹饥荒的时候，我常以看小说来转移注意力。三年时间，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长篇小说，我差不多都看过，至今都有印象。物质食粮匮乏，我便从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生活。
书香伴我成长，我在各种情况下坚持读书，逐渐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的成长，很大程度得益于读书。